蓬勃发展中的组织成为新常态：利用技术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Flourishing organizations as the new normal: leveraging technology for character development

　　摘要：组织越来越多地被期望能够促进人类的繁荣发展，而不仅仅是关注效率和股东回报。我们认为，品格——包括诚信、勇气、谦逊和判断力等相互关联的美德——是一个可扩展的杠杆，可以用来培养繁荣的个人和组织。为了推进这一研究，我们探讨了两个核心问题：（1）哪些因素影响品格发展的有效性？（2）品格的实践和发展如何影响个人的繁荣。我们展示了一项多项目研究，该研究基于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将品格发展视为习惯的形成，而不仅仅是知识转移。该平台嵌入了七种基于证据的战略（语言、实践、反思、提醒、榜样、友谊和系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并收集有关参与度、品格和繁荣（表现、互动质量、情绪）的纵向数据。在14个项目中，结果显示，品格的成长能够可靠地预测繁荣程度的提高。每周的参与度，涵盖了整个品格发展过程，是预测繁荣程度的最强指标。只有当移动应用程序被用作主要的发展工具时，参与度才能预测品格的变化，这突显了结构化整合的重要性。我们的贡献包括：（1）将品格发展与统一的繁荣结果联系起来的实证证据；（2）一种可通过技术实现的基于习惯的品格变化过程模型；（3）将个人实践与组织系统相一致的设计建议，从而使品格成为可持续繁荣的基础设施。

关键词：品格；人类繁荣；基于习惯的发展；移动支持的发展；美德伦理；技术

随着社会对组织的期望不断演变，它们服务于谁以及为什么服务的问题变得尤为紧迫。传统上，组织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力、效率和股东价值，但当代思想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以人为本的方向——将组织视为促进人类繁荣的推动者（Fung等人，2024年；Hanson，2021年；VanderWeele等人，2019年）。在这种情况下，繁荣不仅指高绩效，还指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福祉，提供了多方面的综合体验（例如，Chen等人，2023年；Peterson & Seligman，2004年）。然而，尽管有这些愿望，组织常常未能达到预期：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工作场所实际上成为了压力、疏离甚至伤害的来源（美国心理协会，2023年；Gallup，2023年；Weziak-Bialowolska等人，2023年）。这种脱节凸显了我们需要理解组织如何更可靠地培养促进人们繁荣的条件。

我们认为，繁荣的组织应该是新常态，而不是例外。实现这一愿景的核心是品格的发展。与Crossan等人（2024年）的观点一致，我们将品格定义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体现出来的美德习惯。这些习惯之所以被称为美德，是因为它们共同影响了判断力和人类的繁荣。品格的各个维度是可以观察、评估和发展的。品格是普遍存在的，但又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当一个维度的高度发展没有得到其他维度的高度支持时，可能会导致缺陷或过度的行为”（第653页）。品格指的是诸如勇气、谦逊、诚信和判断力等美德的集合，它们决定了个人如何领导、合作和做决策（Crossan等人，2017年；Wright & Goodstein，2007年）。品格在组织生活中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美德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它强调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发展对能动性的重要性。与基于规则或基于结果的伦理学不同，美德伦理学关注的是一个人通过习惯性行动和反思性实践所成为的那种人，这对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尤为重要（Holt，2006年）。最近的研究开始证明，虽然品格是个体属性，但它也在不同层面上有所体现。Crossan等人（2023年）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框架，将品格与组织学习联系起来，揭示了组织会反映其内部个体的品格，同时也会塑造品格。

尽管管理研究中对品格的学术兴趣日益增加（例如，Alvesson & Spicer，2016年；Crossan等人，2017年），但在组织实践中品格的发展仍然不充分。许多发展努力都是零散的、不可扩展的，或者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举措（Day等人，2014年）。更糟糕的是，一些组织文化可能会通过奖励短期收益、速度或一致性来压制品格的发展，而牺牲反思、合作和关怀（Bialowolski等人，2020年；Sennett，1998年；Weziak-Bialowolska等人，2023年）。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品格能够支持组织的繁荣（Crossan等人，2023年），但关于如何系统性和大规模地培养品格的实证工作仍然有限。鉴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基于品格的繁荣需要持续的、基于习惯的实践，而不是偶尔的干预（例如，Lamb等人，2022年；Snow，2020年），这一差距尤为明显。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的研究探讨了两个核心问题：（1）哪些因素影响品格发展的有效性？（2）品格的实践和发展如何影响个人的繁荣。通过对基于研究的移动应用程序提供的品格发展的多项目调查，我们揭示了品格如何促进人类的繁荣。基于大量多样化的数据集，我们研究了如何大规模地培养品格，以及其培养如何预测个人在表现、关系和情绪方面的提升。这些依赖变量的组成部分一直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并且已经分别进行了探讨：例如，表现（Frederick & VanderWeele，2020年）；情绪（Fung等人，2024年）；关系（Weziak-Bialowolska等人，2020年）。然而，很少有人研究品格发展如何影响一个更统一的繁荣模型，从而提供关于品格在支持组织繁荣中作用的更全面的视角。

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使用技术将品格发展从基于知识的干预转变为基于习惯的过程。也就是说，这种过程支持持续的行为改变，同时能够在最大的组织中实现高度个性化的培养。这解决了文献中指出的一个关键实际障碍：品格发展在概念上是稳健的，但在操作上难以大规模实施。这种可扩展性是组织繁荣的关键推动因素。移动平台促进了日常的、有意图的实践、实时反馈和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这些路径能够适应每个人的发展需求。与传统方法不同，传统方法往往受到覆盖范围有限和标准化的限制，这项技术使组织能够在不同的角色、层级和地理位置提供深度定制的品格发展。因此，品格的成长变得连续、可访问，并且融入到日常工作的结构中。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能够培养繁荣的文化，而不仅仅是偶尔或局部地，而是持续且包容地。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首先将我们的工作置于关于繁荣组织的不断发展中的文献背景中。然后，我们通过借鉴道德哲学、美德伦理学、积极心理学、领导力发展和行为科学来扩展这一基础。接下来，我们概述了基于移动的应用程序在品格发展方面的设计、交付和理论基础。我们展示了在不同实施条件下品格发展的影响，表明品格的变化可以预测繁荣的持续提升。最后，我们反思了我们的发现对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强调组织如何将品格视为一个可扩展的战略发展资产——这种资产可以支持在表现、关系和福祉方面的持久繁荣。

尽管尚未出现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繁荣组织的定义，学者们提出了互补的观点，这些观点共同塑造了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例如，Dutton等人（2008年）强调，积极组织研究考察了在个体、群体和组织层面促进繁荣的条件，强调繁荣本质上是一个多层次的构造。为了奠定这个多层次概念的基础，我们从最成熟的内容开始：个体层面的繁荣。

当代科学将个体繁荣概念化为一个多维度的状态，包括享乐（例如，情绪、满意度）和优德（例如，目标、意义）方面，以及社会、身体和与品格相关的维度（VanderWeele，2017年）。例如，“人类繁荣计划”将繁荣概念化为包括幸福和生活满意度、健康、目标、品格和亲密的社会关系（VanderWeele，2017年）。这些研究为理解个体如何繁荣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并为在组织环境中研究繁荣提供了概念上的构建块。重要的是，繁荣理论挑战了绩效、福祉和关系之间存在矛盾的假设。相反，新兴证据表明，这些领域是深度相互关联的。例如，Fung等人（2024年）发现，多维度的福祉可以预测较低的工作分心和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这说明了繁荣理论的核心主张：福祉和绩效不是独立的领域，而是相互促进的能力，共同构成了繁荣的含义。

在这个个体层面的基础上，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组织本身如何促进繁荣。例如，Aggarwal（2024年）发现，组织文化的某些维度显著影响员工满意度和绩效，心理资本成为连接文化和个体成果的关键机制。同样，Weziak-Bialowolska及其同事（2023年）表明，以心理关怀为特征的工作场所氛围可以预测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强的工作相关成果。这些发现共同表明，繁荣不仅仅是个人属性——它受到组织条件的塑造，这些条件要么支持要么限制人类的繁荣。重要的是，促进繁荣的案例不仅仅是在伦理方面有说服力，在经济方面也同样如此。较差的福祉与通过分心、缺勤和疏离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有关（Bialowolski等人，2020年）。相反，当员工感受到目标感、心理安全和个人成长时，他们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行为，如工作优化（Frederick & VanderWeele，2020年），从而增强绩效和满意度。

在哲学传统中，特别是美德伦理学中，长期以来一直认识到品格对于人类的卓越和繁荣至关重要（Aristotle，1999年；MacIntyre，1984年；Snow，2020年）。然而，在组织研究和实践中，品格历来受到的关注远少于能力、技能和行为表现。管理学术研究往往关注领导者做了什么——能力，而不是他们是谁——品格（Crossan等人，2013年）。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证和理论工作表明，品格并不是次要的，而是基础性的：它影响决策、道德行为、关系效率，以及最终决定组织中能否实现繁荣的条件（Crossan等人，2017年；Wright & Goodstein，2007年）。基于对品格基础角色的认识，学者们研究了组织环境如何塑造有时也会限制那些支持繁荣的能力。正如Sennett（1998年）所指出的，当代工作场所可能会通过奖励短期绩效、速度和交易性互动来侵蚀品格，而牺牲反思、关系深度和道德考量。作为回应，学者们开始重新引入品格作为理解个体在复杂环境中如何运作和繁荣的核心概念。基于品格的模型（例如，Crossan等人，2017年）强调，持久的能力如动力、合作、人性化、谦逊、诚信和勇气并不是次要的——它们塑造了个体感知、解释和应对组织挑战的过程。这些美德也正是支持繁荣的关键——使个体能够体验福祉，维持高质量的关系，并以有助于组织社区的方式行事。

鉴于这一新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品格在组织生活中应该占据更加中心的地位，作为一种战略性的、与绩效相关的繁荣需求。品格远非固定不变，而是动态的、可发展的（例如，Brant，2022年；Crossan等人，2021年），它使个体能够通过平衡竞争需求、行使最佳判断力并促进他人的福祉来繁荣。在组织层面上，品格体现在文化中：当许多人践行诚信、责任感、谦逊、动力和勇气等美德时，他们共同创造了繁荣成为可能的条件——更高质量的关系、道德决策和有弹性的绩效系统（Crossan等人，2025年）。然而，繁荣并非自动产生；它依赖于有意培养这些能力的环境。因此，品格既是一种发展路径，也是一种催化力量，它既塑造了人们应对复杂性的方式，也塑造了允许繁荣在规模上生根的文化规范。这些文献共同指向了一个以刻意培养品格为基础的繁荣组织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类发展和组织效率相互强化，而不是相互竞争。如果品格能够在个人和组织层面都得到发展，那么其培养方式也必须系统化且规模化地进行——这需要更加关注那些能够在实践中真正培养品格的方法、结构和发展架构。通过技术来设计品格发展项目，古典和当代美德伦理学所理解的品格并不仅仅是对道德理想的智力认同，而是一种深刻内化的向善取向（Snow, Citation2016）。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提醒我们的，目标不是了解美德，而是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仅有知识并不能带来改变。那些仅限于教授品格是什么、为什么重要以及如何培养品格的发展努力，往往无法使个人具备实际形成品格所需的实践和情境（Lamb et al., Citation2021）。然而，许多品格发展方法基于传统的学习范式，而不是习惯形成的范式。传统学习方法通常通过孤立的学习活动（如研讨会）来培养意识，然后依赖个人将这些意识付诸行动。Day 将这种方法称为培训——它是短期的、基于事件的，而发展则是长期的，常常通过持续的经历和支持在研讨会之外展开（Day, Citation2000）。虽然这类方法可以产生短期洞察，但长期发展影响往往仅限于 Crossan 及其同事（2023）所说的“临时提升”。这种“临时提升”与 Vongswadi（2023）的见解相呼应，即许多发展干预措施，甚至是设计精良的培训项目，也未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它们未能支持行为在实践中的持续嵌入。

我们认为，这些方法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在将品格发展从学习和/或培训转向基于习惯的取向方面存在挑战。尽管越来越多的文献承认习惯形成的必要性（例如，Lamb et al., Citation2021; Snow, Citation2016），但在对发展项目的实证评估中这一方面仍然被忽视。然而，最近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克服这些障碍。品格不是通过间歇性的接触来培养的，而是通过频繁、有意图的练习来培养的——Crossan 等人（Citation2024）称之为“去品格健身房”。这种观点需要关注选择性的微时刻以及身份的持续塑造，或者用 Crossan 和 Crossan（Citation2023）的话来说，就是关注“我们在忙碌中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第 210 页）。新兴证据表明，技术可以在各种领域有效支持习惯的形成，包括健康（Pagoto et al., Citation2018）、健身（Soulé et al., Citation2022）、学业表现（Filippou et al., Citation2015）和一般行为改变（Stawarz et al., Citation2015）。这些干预措施凸显了技术作为一种媒介的潜力，它可以捕捉和部署品格发展的战略架构，能够推动、跟踪、强化并个性化大规模的品格习惯形成过程。

习惯形成的范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品格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什么支持了这些变化。我们采用了 Crossan 和 Crossan（Citation2023）开发的模型（图 1），该模型确定了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品格变化的前提条件、变化过程本身以及变化的结果，这些结果被归类为繁荣。这个模型在移动应用程序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各个项目中提供了高度的一致性。

**图 1. 品格发展过程模型。**改编自 Crossan 和 Crossan（Citation2023）。

**品格变化的前提条件**
Lamb 等人（Citation2021）确定了七种促进品格发展的策略：语言、练习、反思、提醒、榜样、友谊和系统。这些策略有助于弥合意图与行为之间的差距，使品格成长成为可能、可衡量和可持续。在实证分析中包含的项目中，每种策略都基于习惯化的原则。虽然练习有时被称为习惯化，但它是一种设计原则，指导其他六种策略的实施方式——不是作为一次性干预，而是作为随着时间推移加深其发展影响的重复性实践。当这些策略嵌入到技术支持的发展平台中时，就可以大规模地实施，使个人能够将品格培养融入日常生活中，并使组织能够培养出通过共同规范和持续行为来强化品格的文化。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探讨每种策略是如何嵌入到所有项目中使用的移动应用程序中的，从语言开始。

**语言**
促进品格发展的第一个策略是语言——通过采用基于美德的术语来开启新的可能性（Lamb et al., Citation2021）。语言塑造感知、情绪和行为。基于语言相对性理论（Whorf, Citation2012）并得到心理学研究的支持（Barrett, Citation2017; Gross, Citation2002），给一个行为命名可以提高一个人识别和调节它的能力。在品格发展中，这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有意图的语言使用更好地解释自己的行为并完善反应（Bandura, Citation1986; Dweck, Citation2006）。有人担心品格框架的僵化，试图固定一个普遍的美德列表可能会过于简单化，并冒着教条主义的风险（例如，Snow, Citation2000）。然而，我们同意 Crossan 等人（Citation2024）的观点，即结构化的、基于研究的方法可以降低风险并提高严谨性。在没有强有力的、基于研究的框架的情况下，发展努力往往依赖于隐含的框架，这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如果只强调某些美德（如勇气），而不同时培养像谦逊这样的互补美德，可能会助长相应的过度行为——在勇气的情况下是鲁莽——最终损害健全判断力和良好决策的培养。移动应用程序整合了一套结构化的词汇表——《美德与恶习指数》（Crossan & Crossan, Citation2023），其中包括来自领导者品格框架（Crossan et al., Citation2017）的 62 种美德和 124 种相应的恶习，包括不足和过度的恶习。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够超越一般品质，专注于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例如将“有原则”定义为“无原则”和“教条主义”之间的平衡表达。通过提供这套词汇表，移动应用程序支持更准确的自我反思和有针对性的发展。语言策略融入了日常实践：个人被提示观察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选定美德和恶习。使用品格词汇表可以培养实时意识，并帮助将品格发展嵌入到日常情境中。同样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种共享的词汇表，促进了团队之间的对话，并为在整个组织中一致地进行品格发展提供了可扩展的基础。

**练习**
促进品格发展的第二个策略是练习——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我们是我们反复做的事情”（Lamb et al., Citation2021）。虽然简单的习惯可以通过重复形成，但复杂的习惯（如谦逊、勇气和责任感）需要更深层次、持续的参与，将思想、情感和行动结合起来（Bernacer & Murillo, Citation2014; Snow, Citation2016）。这些习惯不能通过一次性干预来建立，而是需要有意、迭代的练习才能根深蒂固。为了指导这一过程，我们使用了一个五阶段的品格发展模型：发现、激活、加强、连接和维持（Crossan et al., Citation2021），如图 1 所示。这种分阶段的方法确保个人根据他们的准备情况参与品格培养，逐渐增加复杂性和情境挑战。这一设计基于维果茨基（Citation1978）的最近发展区和认知负荷理论（Sweller, Citation1988），既防止了压力过载，又促进了有意义的成长。移动应用程序通过将练习融入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活动中实现了这一模型。品格提示被整合到日常活动中，使个人能够在例行任务中转变行为，例如在常规互动中使用“是的，而且”这样的语言来促进合作。技术通过根据用户进度调整内容并减少获取发展资源的阻力，使这种整合成为可能。最终，当练习超越正式环境成为生活体验时，它就变得具有 transformative 效果。应用程序基于习惯的结构支持用户培养既具有抱负又可持续的品格行为，确保品格成长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偶尔的行为。

**提醒**
促进品格发展的第三个策略是提醒的战略性使用——这些提示有助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有意的品格行为（Lamb et al., Citation2021）。习惯形成的研究表明，各种类型的提示（如基于时间的、环境的、情感的或社会的）可以作为强化因素，保持发展意图在日常生活中的活跃（Crossan et al., Citation2021; Lally & Gardner, Citation2013）。当战略性地应用这些提醒时，可以显著提高习惯的保持率（Wood & Neal, Citation2007）。一种特别有效的技术是习惯堆叠，即将新行为与现有行为配对（Clear, Citation2018）。例如，在喝晨咖啡时复习品格练习可以增强自动化和融入日常习惯。当个人从结构化的指导转向自我导向的发展时，这样的提示变得至关重要。自我决定理论表明，当个人创建自己的强化系统时，他们更有内在动机来维持行为（Deci & Ryan, Citation1985; Deci & Ryan, Citation2017）。移动应用程序通过可定制的通知和提示功能实现了这一策略。个人可以设置与个人节奏相匹配的提醒，例如早晨的意向和晚上的反思。除了数字警报之外，移动应用程序还鼓励个人将个性化的提示嵌入到他们的环境中，如激励性的壁纸、名言或音乐，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回忆力和行为一致性（Duhigg, Citation2012; Verplanken & Wood, Citation2006）。通过提供结构化和个性化的提醒，移动应用程序确保发展行为得到定期和自然的强化。这一策略有助于将品格发展从一次性学习体验转变为可持续的日常实践，支持长期的品格成长。

**反思**
促进品格发展的第四个策略是反思——通过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经历来促进成长和品格精炼（Lamb et al., Citation2021）。反思使个人能够识别思维和行为中的模式，完善心理模型，并有意识地改变他们对挑战的解释和反应方式（Crossan et al., Citation2017; Kolb, Citation1984）。与沉思不同，生产性的反思是一种可以学习的美德，支持持续的品质发展。在我们的模型中，反思连接了发展过程的所有方面——通过精确的语言来定义行为，评估前提条件的影响，跟踪行为变化，并评估繁荣的结果。研究表明，定量和定性的反思方法都是有效的，并且可以通过及时的反馈循环得到加强（Taylor et al., Citation2013; Luckin & Holmes, Citation2016）。移动应用程序整合了与用户目标行为和结果相一致的每日、每周和定期反思。这些评估鼓励个人跟踪进度、识别障碍并调整意向。通过个性化的反馈报告提供洞察力，个人还可以从同伴或导师那里获得外部反馈，以增强自我意识（Ashford & DeRue, Citation2012; Eurich, Citation2017）。技术通过简化反思和反馈的过程来增强这一策略。它自动化数据收集，合成行为趋势，并提供实时洞察，从而帮助用户无需额外负担地进行有意义的反思。此外，匿名的反思数据为品格发展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基础，填补了纵向理解中的关键空白（Breevaart et al., Citation2016; Day et al., Citation2021）。通过将结构化的反思和反馈循环嵌入移动应用程序体验中，这一策略确保反思不是偶然的或被动的，而是可持续品格发展的一个持续、可操作且基于研究的支柱。

**榜样**
促进品格发展的第五个策略是使用榜样——通过观察体现所需行为的榜样来学习（Bandura, Citation1977; Lamb et al., Citation2021）。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人如何通过观察内化行为，使榜样成为塑造品格的强大工具（Bandura, Citation1986）。有效的榜样提供了在复杂情境中应用美德（如谦逊、勇气或公平性）的实际见解（Brown & Trevi?o, Citation2014）。品格文献中的一个关键见解是，美德很少单独运作。个人常常体现看似矛盾的美德，如大胆和善良，但当这些特质平衡时，它们会相互强化（Crossan et al., Citation2017; Smith & Lewis, Citation2011）。观察体现这些维度的榜样有助于个人扩展行为范围，并挑战关于“应该”是什么的局限假设（Hannah et al., Citation2009）。学习也从负面榜样中发生。观察不良的例子，如伦理失误或专制行为，有助于明确应避免什么（Day et al., Citation2021; Kaiser 和 Hogan, Citation2011），并加深对品格不平衡后果的理解。移动应用程序通过在早期“发现”阶段提示个人识别周围的人的美德和恶习来实施这一策略。它还提供了与用户发展目标相符的精选多媒体内容——故事、电影、音乐。这种基于叙事的方法（McAdams, Citation1993）激发情感和认知，强化行为洞察力和记忆保持。通过整合现实生活中的和精选的榜样，移动应用程序支持持续、个性化的成长。用户通过定期接触有效和无效行为的榜样来完善自己的品格。友谊是性格发展的第六个策略，即战略性地利用友谊——通过对话、共同反思和相互责任感来学习和成长（Lamb等人，引用2021）。社会学习理论表明，人们会模仿他们信任的人的行为，这使得同伴关系成为身份和道德发展的强大驱动力（Bandura，引用1977；Kristjánsson，引用2014）。因此，品格不是在孤立中培养的，而是通过有意义的社会互动来形成的（Lamb等人，引用2021）。参与同伴对话可以让个人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培养谦逊，并通过责任感加强行为的一致性（Lerner & Tetlock，引用1999）。可信赖的关系也为批判性反馈和洞察创造了空间，通过关系学习来强化品格发展。

这款移动应用程序通过嵌入的反馈循环和社会功能使这一策略得以实现。个人会定期收到同伴的反馈——每天、每周或定期——支持他们反思自我认知与他人观察之间的差距。这种反馈加深了自我意识，并促使进行重要的对话（Carreno引用2024），无论是在移动应用程序内部还是外部。为了支持持续的参与，该应用程序还提供了群聊功能和同伴配对功能，使用户能够根据他们的品格目标形成责任伙伴关系。这些同伴互动基于合作学习理论，强调结构化的群体对话能够增强理解和承诺（Gollwitzer，引用1999；Slavin，引用1996）。通过嵌入反馈系统和同伴学习机会，该移动应用程序确保友谊不仅仅是支持性的，而且是可扩展的现实世界中品格发展的核心。

性格发展的第七个策略是战略性地利用系统——识别并重塑影响性格的环境（Lamb等人，引用2021）。性格不是在孤立中发展的；它受到文化规范、制度结构和社会期望的影响（Ajzen，引用1991；Zimbardo，引用2011）。虽然Lamb等人（引用2021）将个人偏见视为一个关键方面，但我们通过结合性格行为意图（CBI）模型来扩展这一观点，如图1所示。CBI是计划行为理论的改编版本，它确定了五个塑造行为意图的关键系统因素：态度、同伴影响、文化影响、生活方式和感知能力（Crossan & Crossan，引用2023）。这五个系统认识到行为是多层次的，不仅受到个人选择的影响，还受到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影响。例如，一个人可能重视勇气，但受到风险规避文化的限制或缺乏同伴支持。

该移动应用程序通过每周的反思来实现这一策略，提示用户评估这五个系统是如何促进或阻碍发展的。用户被引导去识别和强化支持他们性格目标的系统，同时减轻障碍。应用程序内的资源库提供了工具，帮助用户积极构建更建设性的环境。在发展的第五阶段“维持”中，用户还可以选择关注一个通常使性格发展更具挑战性的具体环境，如时间压力。应用程序鼓励用户注意到影响他们性格发展的“逆风”和“顺风”，并考虑如何缓解逆风或利用顺风来支持更一致的实践。除了个人层面，该移动应用程序还生成了团队层面的系统洞察，揭示了跨团队和组织的模式。这有助于个人通过设计更好的支持性格成长的文化和结构变化来重新构想系统。正如Clear（引用2018）所描述的：“你不是达到你的目标水平，而是被你的系统所限制。”该移动应用程序就充当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帮助个人和组织以可扩展和可持续的方式将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中。

图1模型核心是性格变化。目标是通过培养随时间演变的持续习惯来加强美德倾向。性格变化受到与七种发展战略互动的影响，同时也影响这些发展策略。当某些性格行为（如谦逊）减弱时，个人可能会变得不那么自我意识，并脱离成长机会。相反，加强性格的行为增加了一个人从发展策略中获益的能力，并有意义地投资于成长。

加强性格的过程与身份转变密切相关，因为个人通常需要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才能开始改变（Clear，引用2018），而持续的性格变化反过来又可以重塑身份（Crossan等人，引用2021）。身份变化通常需要核心信念的转变——关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内部化观点（Ramos等人，引用2018）。例如，将“我没有能力”转变为“我有能力”支持性格变化，而采取成长心态（Dweck，引用2006）可以直接促进更具适应性和主动性的学习。因此，性格变化和信念变化是相互加强的。

该模型进一步强调了四个相互依存的系统的核心作用——生理学、情感、行为和认知（PABC），这与性格哲学家经常描述的思想、感受和行为习惯模式的整合相呼应（例如，Snow，引用2016）。性格行为源于生理学、情感、行为和认知的动态互动。虽然古典哲学侧重于对齐思想、感受和行动（Snow，引用2016），但该模型增加了生理学作为关键的第四个领域（Crossan等人，引用2021）。例如，培养耐心需要练习行为，同时调节生理反应（例如压力）、重新构架负面情绪（情感）和采纳建设性心态（认知）。每个系统都扮演着独特但相互关联的角色：（1）生理学——管理觉醒和压力（例如呼吸、正念）；（2）情感——情绪调节（Fredrickson，引用2001）；（3）行为——基本的身体运动表达；（4）认知：通过心理模型塑造解释（Dweck，引用2006）。持久的改变需要关注所有四个方面。

该移动应用程序通过每周的评估来实施这些原则，帮助个人追踪模式，反思核心信念和PABCs。这使得个人能够识别内部障碍——例如限制性的信念或生理压力，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发展方法。通过揭示趋势和增强洞察力，移动应用程序促进了全面的、可持续的成长。移动应用程序中的性格练习设计也嵌入了PABCs，促使用户参与每个系统以支持他们的性格发展。总体前提是，通过使用该应用程序，其中包含了性格和习惯发展的模型，个人将获得预期的益处。就像参与健身锻炼一样，移动应用程序起到了性格发展的中等效作用。

假设1. 个人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参与性格发展的程度越高，性格的变化就越大。

正如前面所建立的，繁荣是一种多维度的状态，而性格在支持这些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过程模型（图1）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性格发展过程（如反思、习惯化、语言、榜样和系统）如何塑造有助于在表现、关系和幸福感方面繁荣的行为模式。这些策略将潜在的信念和美德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创造了性格在实践中影响繁荣的发展路径。该模型还强调了繁荣在发展过程中的互惠性质。繁荣不仅源于性格成长；它也强化了性格成长。当个人体验到更高水平的繁荣时，他们更有能力维持支撑性格发展的习惯和反思实践。这种动态性与行为和动机理论一致，表明积极的情感和感知到的进步增强了对新行为的承诺，并增加了发展习惯随时间维持的可能性（Ajzen，引用1991；Clear，引用2018；Duhigg，引用2012）。相反，减少的繁荣可能会限制认知和情感资源，使发展实践更难以维持。

该移动应用程序通过每日和每周的结构化反思来实现这些前馈和反馈循环，涉及三个繁荣领域。通过提示用户注意他们的行为如何塑造表现、互动质量和情绪的模式，应用程序将繁荣直接嵌入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这些关系联系增强了动力：当个人看到与性格相关的行为对其生活经历有实质性影响时，他们更有可能持续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创造了一个强化循环——参与支持性格成长，性格成长增强繁荣，而增加的繁荣激励了持续的发展参与。

假设2a. 经历更大性格变化的个人将在繁荣方面经历更大的变化。

假设2b. 个人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参与性格发展的程度越高，他们在繁荣方面经历的变化就越大。

研究设计
我们使用定量分析来解决我们的研究问题：（1）哪些因素影响性格发展的有效性？（2）性格实践和发展如何影响繁荣？我们的数据是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在14个项目和686名参与者中收集的（表1）。首先，我们通过评估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参与性格发展实践所产生的性格变化来检验性格发展的有效性。其次，我们通过评估繁荣的变化以及性格的日常实践和性格分数的变化如何影响繁荣的变化来检验性格实践和发展的影响。

表1. 项目和设计变量。所有项目都在16个月内完成，从2023年9月开始，到2025年4月结束。尽管这些项目在设计参数上有所不同——包括促进者、参与者群体、环境和持续时间——但它们都通过标准化使用移动应用程序进行了比较，该应用程序嵌入了前面描述的性格发展理论，并作为本研究中所有分析的数据来源。参与者的纳入标准包括他们是项目的一部分，并完成了前后性格评估，以检查性格的变化，以及至少一次参与移动应用程序。移动应用程序的数据不限于工作时间，也不特定于某种工作模式（例如，现场、混合或远程）。这是因为并非所有参与者都属于正式的工作场所；一些项目涉及本科生或研究生，而不是雇员。虽然我们更广泛的兴趣是关注组织环境中的繁荣，但本研究重点是通过性格发展来建立增强个人繁荣的方法。通过首先展示性格实践如何影响不同参与者群体内的繁荣，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有效地考察这些个体层面的发展如何转化为并与组织系统相互作用。

表1中显示的14个项目中，总项目规模从12人到417人不等，中介分析的子样本范围从6人到387人不等。这些项目服务于不同的群体，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年轻人、成年人、管理者和执行者。项目的持续时间（6到64周）、评估次数（2到4次）和交付方式也各不相同，其中九个项目是在线进行的，五个是面对面的。会话频率（会话之间3-28天）和会话长度（60-400分钟）也因项目而异。尽管所有项目都采用了相同的性格评估协议，但它们在项目要求（强制性、自愿性或付费）、是否提供证书以及移动应用程序作为主要或可选发展工具的程度方面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这些样本反映了多样化的参与者群体和项目结构，使得能够在保持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开发工具的可比性的同时，广泛考察性格发展。我们提出，个体层面上的品格提升能够使组织成员更好地识别并影响组织繁荣所需的系统性条件——这是一个未来研究可以探索的课题。因此，本研究首先建立了个体繁荣的变化。人格变化是通过项目期间的品格得分差异来衡量的。正值表示人格随时间的改善，反之亦然。人格测评采用了一个经过验证的量表的改编版本（Monzani等人，2021年引用），该量表基于领导者品格框架（Crossan等人，2017年引用；见图2）。该量表包含62个基于可能性的行为陈述，分为11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一个得分。

图2. 领导者品格框架。改编自Crossan等人（2017年引用）。

该工具本身并不是为了直接测量发展变化而设计的；然而，它建立在一种理论模型基础上，这种模型认为品格（不同于个性）是可以随时间发展的。当在多个时间点进行评估时，可以通过比较这些时间点的得分来推断人格的变化。对于较短的项目，人格在项目前后各测量一次；而对于较长的项目，则在项目期间最多测量四次。因此，变化分数是通过从参与者的初始得分中减去最终得分来计算的，这使我们能够捕捉到项目期间人格的相对增减。

文献中“参与度”一词的使用方式各不相同。正如Yardley及其同事（2016年引用）所指出的，参与度可以指心理参与度，例如个人对项目的兴趣、动机或期望的变化，以及行为参与度，体现在个人与数字干预措施互动的程度。这些形式的参与度是相关的，但有所区别：心理参与度反映了一个人改变的意愿，而行为参与度则捕捉了他们实际使用旨在支持这种改变的数字工具的情况。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行为参与度，这是通过客观的应用程序活动日志来操作的，这些日志记录了参与者与数字干预措施互动的情况。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与度指标，因为它反映了实际的时间戳行为，而不是主观回忆。所有项目的评估都是数字化进行的，这确保了呈现的标准化，减少了数据缺失，并增强了项目间的一致性。我们采用这种方式来评估行为参与度，是因为嵌入在数字工具中的理论认为，与应用程序的一致互动是实现期望品格发展的主要机制。

参与度通过两种互补的方式来衡量。首先，基于每周提议的项目中完成的任务数量来收集每周参与度。在每周项目中，移动应用程序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完成七项日常练习、七项每日反思、一次周课程和一次周反思，这些共同涵盖了前面描述的过程模型的所有组成部分（见图1）。其次，基于一周内完成的任务数量来衡量每日参与度，总计七项日常练习（这是每周参与度的一个部分组成部分）。

人类繁荣项目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繁荣衡量标准，包括五个繁荣领域，每个领域有两个项目：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意义和目标、品格和美德以及亲密的社会关系（VanderWeele，2017年引用）。为了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将这一框架改编为一个简化版本，适用于日常反思。尽管这种改编没有捕捉到更全面评估中发现的繁荣的全部细微差别，但它通过参与者日常反思的一致性和深度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见解。我们的繁荣得分结合了自我报告的表现、互动质量和情绪，这些都是通过每日评估收集的。我们排除了“品格和美德”，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繁荣的前提；以及“意义和目标”，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领导者品格框架（见图2）中的超越维度的一个方面。

表现项目是根据Ribeiro等人（2018年引用）对表现的描述进行改编的：一组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个体行动和行为。互动质量项目是根据Susita等人（2020年引用）和Vertino（2014年引用）对有效人际沟通的描述进行改编的：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沟通，这种沟通可以根据个人所说的内容、表达方式以及他们所表达的含义而得到加强或削弱。表现和互动质量的得分使用了一个从-5到+5的量表。使用带有正负值的量表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品格发展实践的过程，这有助于意识到繁荣结果如何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反馈到品格发展的实践中。情绪得分是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Watson等人，1988年引用）的改编版本，该量表列出了20种情绪，每种情绪分别被赋予一个 negative 或 positive 值。由于繁荣指标不在同一量表上，繁荣得分是通过将自我报告的表现、互动质量和情绪得分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

我们的分析计划首先进行了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然后是品格变化的证据分析，最后是与假设相关的分析。

鉴于我们的数据集具有纵向、多项目结构，以及项目时长和评估安排的变化，我们采用了在现实世界中、技术支持的实施背景下平衡方法论严谨性和可行性的分析计划。我们采用了一个分阶段的分析方法。首先，计算了描述性统计量和可靠性估计值，然后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确定所有项目中参与度、品格和繁荣之间的基本关系（表2a），并且分别分析了移动应用程序是作为主要工具还是可选的发展工具时的关系（表2b）。其次，进行了均值比较分析，以评估人格是否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对于有多于两次人格评估的项目，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比较所有项目和每个项目内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人格评估。对于有多于两次人格评估的项目，进行了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ONE WAY REPEATED MEASURES ANOVAS）。

第三，为了检验连接参与度、人格变化和繁荣的核心假设，我们使用了PROCESS v4.3（模型6）和5000个自助样本以及95%置信区间（Hayes，2022年引用）的中介模型（见图3）。模型控制了关键的项目级协变量，包括评估次数、项目时长、会话时长和每周报告频率。选择这些协变量是为了捕捉项目间的有意义的结构变化，同时避免预测变量之间的单一性。中介模型首先在所有项目上进行（使用所有协变量），然后根据移动应用程序是作为主要工具还是可选的发展工具进行了区分（仅使用评估次数和/或项目时长作为协变量）。

表1报告了从初始注册到最终分析样本的项目特定流失情况。对于所有涉及人格变化的分析，只保留了完整案例，以确保可以可靠地计算变化分数。具体来说，对于基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人格评估的中介分析、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配对均值比较分析，只有在这两个时间点都有有效数据的参与者才被包括在内（见表1中的“SizeA”列）。这种做法在所有14个项目中一致应用，以保持人格变化的可比性。对于有多于两次人格评估的项目（项目3-5），仅使用所有可用时间点的完整案例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人类繁荣项目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繁荣衡量标准，包括五个繁荣领域，每个领域有两个项目：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意义和目标、品格和美德以及亲密的社会关系（VanderWeele，2017年引用）。为了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将这一框架改编为一个简化的版本，适用于日常反思。虽然这种改编没有捕捉到更全面评估中发现的繁荣的所有细微差别，但它通过参与者日常反思的一致性和深度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见解。我们的繁荣得分结合了自我报告的表现、互动质量和情绪，这些都是通过每日评估收集的。我们排除了“品格和美德”，我们认为这是繁荣的前提；以及“意义和目标”，我们认为这是领导者品格框架中超越维度的一个方面（见图2）。

表现项目是根据Ribeiro等人（2018年引用）对表现的描述进行改编的：一组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个体行动和行为。互动质量项目是根据Susita等人（2020年引用）和Vertino（2014年引用）对有效人际沟通的描述进行改编的：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沟通，这种沟通可以根据个人所说的话、表达方式以及他们所说内容的含义而得到加强或削弱。表现和互动质量的得分使用了一个从-5到+5的量表。使用带有正负值的量表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品格发展实践的过程，这有助于意识到繁荣结果如何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反馈到品格发展的实践中。情绪得分是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Watson等人，1988年引用）的改编版本，它提供了一份包含20种情绪的列表，其中10种是负面的，10种是正面的，为每种选定的情绪分配一个 negative 或 positive 值。由于繁荣指标不在同一量表上，繁荣得分是通过对自我报告的表现、互动质量和情绪得分的平均值进行计算得出的。

我们的分析计划首先进行了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然后是品格变化的证据，最后是与假设相关的分析。

分析计划

鉴于我们数据集的纵向、多项目结构以及项目时长和评估安排的变化，我们采用了一种分析计划，这种计划在方法论严谨性和现实世界中技术支持的实施环境下的可行性之间取得了平衡。我们采取了分阶段的分析方法。首先计算了描述性统计量和可靠性估计值，然后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确定所有项目中的参与度、品格和繁荣之间的基本关系（表2a），以及分别根据移动应用程序是作为主要工具还是可选的发展工具的情况（表2b）。其次，进行了均值比较分析，以评估人格是否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对于有多于两次人格评估的项目，使用了配对样本t检验来比较所有项目以及每个项目内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人格评估。对于有多于两次人格评估的项目，进行了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ONE WAY REPEATED MEASURES ANOVAS）。

表2. 所有项目的主要测量值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性（a）以及比较移动应用程序是作为主要工具还是次要工具（b）。

第三，为了检验连接参与度、人格变化和繁荣的核心假设，我们使用了PROCESS v4.3（模型6）和5000个自助样本以及95%置信区间（Hayes，2022年引用）的中介模型（见图3）。模型控制了关键的项目级协变量，包括评估次数、项目时长、会话时长和每周报告频率。这些协变量被选中是为了捕捉项目间的有意义的结构变化，同时避免预测变量之间的单一性。中介模型首先在所有项目上进行（使用所有协变量），然后根据移动应用程序是作为主要工具还是可选的发展工具进行了区分（仅使用评估次数和/或项目时长作为协变量）。

表1报告了从初始注册到最终分析样本的项目特定流失情况。对于所有涉及人格变化的分析，只保留了完整案例，以确保可以可靠地计算变化分数。具体来说，对于我们的中介分析、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和基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人格评估的配对均值比较分析，只有在这两个时间点都有有效数据的参与者才被包括在内（见表1中的“SizeA”列）。这种方法在所有14个项目中一致应用，以保持人格变化的可比性。对于有多于两次人格评估的项目子集（项目3-5），仅使用所有可用时间点的完整案例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鉴于项目时长较长（6-64周），每日数据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这反映了自然发展环境的现实。重要的是，每日参与度的变化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不一致的使用表明参与度较低，而不是测量误差。为了解决数据缺失的问题，我们使用了排除缺失值后的所有可用观测值来计算个人层面的平均参与度和繁荣得分。

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

我们的主要测量值的均值、标准差、可靠性和相关性在表2中展示。关于我们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参与度（每周或每日）、人格变化和繁荣之间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所有项目中，人格变化与表现、互动质量和整体综合繁荣指标呈弱相关且显著，p < .01。繁荣得分与所有项目中的每周参与度呈显著且中等到强的相关，p < .05。表现、互动质量和情绪彼此之间以及与它们的综合得分呈中等到强相关，p < .001。

我们评估了是否在所有项目和每个项目中观察到显著的人格变化（见图4）。比较所有项目的初始和第二次人格评估的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从初始到第二次人格评估有显著的改善，t(587) = ?8.70，p < .001，d = ?0.36（MT0 = 7.79，SDT0 = 0.92；MT1 = 8.11，SDT1 = 1.02）。分解每个项目，七个项目（项目1、3、7-9、11、12）显示人格得分有显著改善，p < .04，d = ?0.36 至 d = ?0.96。对于有多于两次评估的项目（项目3-5），项目3的次数分析显示，只有项目3的人格得分随时间有显著差异，F(3, 24) = 7.28，p < .01，ηp2 = .48，其中人格在T3和所有其他时间点之间有所改善，p < .04。

图4. 所有项目的时间点综合人格。

主要分析：假设检验

我们根据它们所检验的假设来分解我们的中介模型。首先对所有项目进行了初步测试（见表3a），然后比较了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作为主要工具和可选发展工具的项目（见表3b和c）。

表3. 所有项目的中介模型总结（a）以及比较移动应用程序是作为主要工具（b）还是可选工具（c）。

H1：参与度和人格之间的关系

H1部分得到了支持，因为每周和每日的参与度并没有预测人格得分的变化，p > .07。相比之下，当比较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作为主要工具或可选发展工具的项目时，H1得到了支持：更多的每周参与度显著预测了人格变化，p < .01。对于其他项目，虽然没有显著的人格变化预测，p > .18，但项目时长与人格变化呈弱相关，但呈正相关，p < .03。因此，我们发现了一些支持H1的证据，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要使用移动应用程序进行品格发展的项目。

H2a：人格和繁荣之间的关系

H2a得到了支持，因为人格变化得分与繁荣有直接的预测关系，p < .01，但在所有项目中没有中介作用。当比较项目（主要使用与可选使用）时，我们发现H2a得到了部分支持：每日和每周的人格变化显著预测了使用移动应用程序的项目的繁荣，p < .01。

H2b：参与度和繁荣之间的关系

H2b部分得到了支持：更高的每周参与度显著预测了更高的繁荣，p < .01，而每日参与度在所有项目中没有这种关系。当我们在比较项目（主要使用与可选使用）时，这些初步发现得到了复制：无论控制人格如何，每周参与度显著预测了繁荣，p < .01。结果摘要见表4。

表4. 所有项目的结果总结（a）以及比较移动应用程序是作为主要工具（b）还是可选工具（c）。

讨论

本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见解，说明如何通过技术支持的、基于习惯的实践在不同的组织和发展环境中支持品格发展和繁荣。我们的发现突出了三个核心贡献。首先，我们证明了性格改变可以预测个人福祉的提升，这为多项目研究提供了罕见的证据，表明性格是提升绩效、人际关系和幸福感的重要杠杆。其次，我们发现每周的参与度——反映了数字化平台中嵌入的完整发展架构——是预测个人福祉最可靠和一致的指标，这不仅凸显了性格改变理论的可扩展性（如移动应用程序所体现的），也强调了按照设计要求参与干预措施的重要性。第三，我们发现只有当移动应用程序被定位为主要的发展工具时，参与度才能预测性格改变，这表明本研究中考察的发展结果既取决于技术接入，也取决于该技术如何融入项目设计。这些发现共同加深了对性格驱动的福祉发展的理论理解，并明确了技术支持的发展如何在特定条件下产生有意义且持续的变化。

**性格发展作为福祉发展的杠杆**
性格改变显著预测了个人福祉的提升，为“强化性格可以增强人们在绩效、人际关系和幸福感等多个领域的福祉”这一理论主张提供了实证支持。这一发现与当代将性格视为判断力、关系效能和有目的行动基础的观点一致（Crossan等人，Citation2017；Snow，Citation2020）。重要的是，本研究首次提供了多项目证据，证明性格发展不仅可测量，而且具有实际效果：随着个人性格的增强，他们的福祉也明显提高。这些结果通过提供实证证据，推动了关于性格发展如何促进福祉增长的研究，表明性格作为一种发展杠杆，可以增强个人的福祉。下一步的关键是研究如何在组织层面推广这种个人层面的发展模式。

**每周参与度作为福祉发展的全面预测指标**
第二个关键发现是，每周的参与度——涵盖了整个发展过程，而不仅仅是日常参与——是所有模型中预测福祉最一致和可靠的指标。这种模式反映了平台中嵌入的理论架构。尽管日常练习是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但它们只是性格改变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周的参与度包括了日常练习、每日反思、每周的学习内容以及每周的整合反思，从而体现了干预措施的全面设计。每周参与度在不同项目、参与者群体和模式下都能一致预测福祉的提升，这表明当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干预时，该发展模式既具有可扩展性，也具有稳定性。

**数字化是这种可扩展性的核心**
移动平台将复杂的理论模型（如美德伦理学、习惯理论和发展心理学）转化为结构化、可重复的日常活动，使其能够被广泛人群所采纳。没有技术，项目往往依赖于简化的面对面练习，这些练习低估了持续性格形成的复杂性。数字化环境允许标准化和个人化，使参与者能够每天接触发展理论，同时生成丰富的、带有时间戳的行为数据。然而，这些发现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组织意义：如果个人的福祉通过持续参与发展模式得到提升，组织可能需要调整结构、期望和文化惯例以支持并保持这些成果。个体与其组织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技术可以可靠地支持个人变革，但组织必须相应发展，才能充分利用广泛的性格发展带来的好处。

**只有当应用程序被作为主要发展工具时，参与度才能预测性格改变**
第三个发现关注的是参与度在何种条件下能预测可测量的性格改变。只有在将移动应用程序定位为主要发展工具的项目中，参与度才预示着性格的改善——即当参与者获得了结构化指导、责任机制、共享的日常活动以及基于应用程序的集体反思时。在这些情况下，参与度转化为有意义的发展成果，表明技术支持的做法可以产生持续的性格成长。相比之下，当移动应用程序仅作为可选或补充资源提供时，参与度就无法预测性格改变。这一区别强化了发展科学中的一个核心原则：成长需要结构化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可用性。包括明确日常活动、社会支持和项目整合在内的发展架构，创造了使重复行为成为习惯的条件，而习惯又塑造了性格。

**这些发现强调，单靠技术是不够的**
移动应用程序是实践的促进者，但不能替代持续性格发展所需的自觉努力、自律和情境支持。对于组织而言，采用发展技术时应配合深思熟虑的项目设计，将这一工具融入发展的整体框架中。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一个核心局限性在于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性格评估。随着参与者通过发展练习更多了解自己的性格，他们可能会重新调整评估标准。因此，评分上的稳定性或微小增长可能反映了自我评估标准的演变，而非静态的性格特征。虽然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了同伴评估的机会，但这并不总是可行的，因为参与者可能没有在同一项目中拥有能够可靠评估他们性格的同伴。未来的研究应探索扩大同伴评估和360度评估使用范围的方法，以增强性格评分的有效性。另一个有前景的方向是开发额外的指标来跟踪自我评估的校准过程，这将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并帮助参与者更好地理解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参与和解读自己的评估。

**第二个局限性涉及项目设计**
我们的分析显示，将移动应用程序作为主要功能的项目与将其视为可选资源的项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项目包含了每周报告等元素，这些元素可能提供了责任感和参与度的强化。借鉴Ajzen（Citation1991）的计划行为理论和Lamb等人（Citation2021）提出的“系统”策略，这些发现表明项目架构对于支持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例如，如果没有提醒机制、责任系统或文化支持等结构，鼓励个体培养新性格习惯的人在面临多种优先事项时可能难以持续这些习惯。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哪些具体设计要素（如报告频率、社会责任、组织协调）最能有效提升参与度和成果。

**这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议程，即要在组织层面研究性格发展**
正如Leroy等人（Citation2018）所指出的，如果个体层面的改变没有得到系统层面的支持，发展项目可能会遇到困难。例如，践行谦逊的员工可能会因为组织结构仍然奖励浮夸或短期利益而感到挫败。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探讨移动技术支持的性格发展如何与绩效管理、招聘和晋升系统等组织实践相互作用。通过将性格发展嵌入组织结构的实验设计（例如，用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共同榜样和认可系统来培养谦逊）将提供宝贵见解，了解系统层面的支持如何促进个体层面的成长。

**最后，尽管本研究在不同参与者群体中取得了有希望的结果，但大多数项目并非在单一组织内实施**
在整个组织系统中实施这一平台将有助于研究其对组织福祉的系统性影响，以及绩效、文化和员工留存等更广泛的组织结果。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滞后设计还能更清晰地观察性格巩固的缓慢过程及其随时间的相互作用。

**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技术支持的、基于习惯的性格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个人福祉。在多种项目中，性格成长被证明是预测福祉的可靠指标，为“性格作为发展机制可以增强福祉”这一主张提供了实证支持。通过日常实践将复杂的理论性格模型转化为实际操作，并将共享语言、微观实践和反馈融入工作流程，组织能够找到一种可扩展的方法来培养性格和福祉。每周参与度的稳定性反映了平台中嵌入的完整发展架构，进一步证明当个体积极参与结构化的、理论驱动的日常活动时，福祉会在不同情境中持续改善。

这些发现强化了引言中提出的愿景：福祉不应被视为一个边缘理想，而应是组织生活的新常态。重要的是，将技术融入性格发展不是取代个人的努力，而是提供一种支架，使这种努力更加容易实现和可持续。同时，结果表明，只有当发展工具被 intentional 地融入项目架构时，它们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当应用程序被定位为主要发展工具时，参与度才能预测性格改变。这强调了大规模福祉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字基础设施，还需要支持责任感、共享日常活动和持续实践的组织结构。

最终，福祉组织的潜力在于“和”——即绩效和幸福感相互促进，使机构在传统意义上取得成功，同时也成为培育人类潜力的社区。当个人感到幸福时，组织也会受益：幸福的员工更加投入、创新和有韧性，从而创造更健康的工作文化和更强的财务成果。因此，福祉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目标，也是组织成功的重要战略举措，可以通过技术支持的、可扩展的、基于理论的设计来有意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