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社会情境中,努力会提升对反馈的期望,但会降低对反馈的实际评价:一项行为与ERP研究
《Biological Psychology》:Effort enhances feedback expectation but reduces feedback evaluation in prosocial contexts: A behavioral and ERP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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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4月16日
来源:Biological Psychology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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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兴涵|黄晓阳|吴宁欣|习琳|徐慧怡|张恩涛中国河南大学认知、大脑与健康研究所摘要以往研究显示,努力投入会影响亲社会行为中的反馈处理。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努力是会提升还是降低亲社会行为中的反馈预期与评价。因此,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和多元模式分析技术,通过改良的亲社会努力任务,探讨
季兴涵|黄晓阳|吴宁欣|习琳|徐慧怡|张恩涛中国河南大学认知、大脑与健康研究所摘要以往研究显示,努力投入会影响亲社会行为中的反馈处理。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努力是会提升还是降低亲社会行为中的反馈预期与评价。因此,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和多元模式分析技术,通过改良的亲社会努力任务,探讨努力如何分别影响亲社会行为中的反馈预期与评价。从行为层面来看,与低努力水平相比,高努力水平会降低参与者在帮助他人时的满意度,而当受益者为自身时则无此现象。在电生理层面,预期阶段中,高努力条件下的刺激前负波幅度更为负向;而在评价阶段,高努力后反馈P300波及晚正电位反应强度较低。此外,当受益者为他人时,N2波和θ波的功率更高。多元模式分析表明,无论受益者是自身还是他人,都能从脑电图信号中可靠地识别出努力差异。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努力投入会提升亲社会行为中的反馈预期,但会降低后续的反馈评价。
引言亲社会行为指的是那些虽对自己有成本却能惠及他人或群体的自愿行为,如帮助、分享、合作和安慰等,这类行为在促进社会凝聚力和集体福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Hay, 1994; Fehr and Fischbacher, 2003; Fehr and Camerer, 2007)。尽管人们对亲社会行为的机制已有大量研究,但通常认为其个人成本仅限于经济层面,比如是否捐款或分享金钱。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亲社会行为往往还涉及另一种成本——努力成本,例如是否为陌生人按电梯或帮助老人过马路(Lei et al., 2019; Lockwood et al., 2021; Mao et al., 2024)。然而,基于努力的亲社会行为背后的机制仍不明确。因此,研究努力投入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Forbes et al., 2024; Hartmann et al., 2022; Olivola and Shafir, 2013)。
成本收益框架为理解努力投入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提供了有力视角(Contreras-Huerta et al., 2020; Contreras-Huerta, 2023)。根据这一框架,努力通常被视为具有成本且令人反感,因而可能抑制人们从事亲社会行为的动机。与之相符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所需努力较大时,人们更不愿意采取有益于他人的行动(Lockwood et al., 2017; Lockwood et al., 2021)。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社会行为中的努力折现,无论是在体力付出还是认知努力情境下都会出现(Depow et al., 2022)。而且,当行为惠及他人而非自身时,这种努力折现现象更为明显(Lockwood et al., 2022)。同样,如果金钱是通过更多努力而非较少努力获得的,人们则更不愿捐款(Kameda et al., 2002; Mao et al., 2024)。虽然这些研究表明,在做出亲社会决策时,对努力成本的预期会降低人们的动机,但关于努力投入对决策后反馈处理的影响却鲜有研究。事实上,亲社会行为有时会产生积极结果,但并非总是如此。因此,研究亲社会决策后的反馈处理阶段中努力投入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努力投入是在亲社会决策后降低还是提升反馈处理,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成本收益框架所倡导的观点认为,对努力投入的预期本质上是负面的,这种负面性会降低反馈预期,进而减弱人们对后续反馈刺激的敏感度(Inzlicht et al., 2018)。相比之下,努力合理化理论则认为,由于努力本身具有负面性,为了减轻因付出努力而产生的心理不适,人们可能在努力之后更加重视结果或奖励(Harmon-Jones et al., 2024)。根据这一理论,努力投入反而可能提升人们对反馈的预期,增强其对反馈刺激的敏感度。这一预测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实证支持(Lydall et al., 2010; Bruce et al., 2017)。然而,在亲社会决策领域,努力合理化理论并未得到支持。例如,郑和唐(2024)通过分析反馈相关成分(如奖励积极性),研究了为自己与他人付出努力后努力投入与反馈评价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为自己付出努力后会提升奖励积极性幅度,而为他人付出努力则会降低该幅度。这种为他人利益带来的折现效应与努力合理化理论的观点不符,因为该理论认为努力投入会提升反馈的主观价值。研究者们认为,当帮助他人的成本较高时,人们从事当前任务的动机会下降,从而导致他们对反馈刺激的预期降低。但对于为自己付出努力而言,则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人们为自己努力的动机通常高于为他人努力。
尽管郑和唐(2024)的研究为努力投入是否会在亲社会决策后降低或提升反馈处理提供了初步证据,但其研究存在一个可能削弱结果的缺陷:在研究中,参与者在付出努力之前就已经知晓受益者的身份(自身或他人),这可能会降低他们为他人努力的动机以及对其反馈的预期(Takahashi, 2007; Sharma and Khan, 2022)。因此,目前仍不清楚亲社会行为中的努力折现效应是由于努力前的动机下降所致,还是源于反馈处理阶段的预期降低(Filtenborg et al., 2017; Brod et al., 2022)。不过,先前的设计未能将人们努力付出的动机与对反馈的预期区分开来。为避免潜在混淆,参与者必须在反馈出现之前保持努力动机的恒定。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努力投入对亲社会行为中后续反馈处理的影响就更为清晰。
为解决努力投入是降低还是提升反馈处理的争议,我们在亲社会情境中采用了改良的亲社会努力任务(Treadway et al., 2009; Brandner et al., 2020; Brandner et al., 2021; Spaans et al., 2019; Zheng and Tang, 2024)。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我们的研究中,参与者在付出努力之前并不知晓受益者的身份(自身或他人),而是在任务完成后才被告知受益者身份。这样一来,就可以排除亲社会行为中努力动机下降的可能性,从而更清晰地探究努力是否会在反馈阶段降低反馈预期与评价。此外,我们的研究通过脑电图记录神经活动,并重点分析四种事件相关电位成分,以区分反馈预期与评价。此前该领域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大多集中在奖励积极性成分上(Zheng & Tang, 2024),其他具有功能意义的成分则很少被研究。
为探讨先前研究较少涉及的反馈预期与评价问题,本次脑电图研究聚焦于亲社会决策过程中反馈处理(预期与评价)的电生理关联。以往关于努力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表明,预期阶段与SPN有关,而评价阶段则与N2、Fb-P3和LPP有关(Jiang and Zheng, 2023; Harmon-Jones et al., 2024; Mao et al., 2024)。刺激前负波是一种在反馈出现前200毫秒左右最为明显的缓慢负向波,分布于额叶中部-中央区及中央-顶叶区域(Brunia, 1988; Kotani et al., 2009; Mühlberger et al., 2017; Glazer et al., 2018)。SPN对奖励预期和动机性反馈都很敏感,通常在预期获得收益或面临惩罚之前会出现增幅(Kotani et al., 2003; Poli et al., 2007; Deng et al., 2023)。
N2是一种在额叶中部区域达到峰值的负向事件相关电位成分,其峰值出现时间通常在250-350毫秒之间,反映了认知控制与冲突监测功能(Folstein and Van Petten, 2008; Xiao et al., 2015; Mao et al., 2024; Darriba et al., 2025)。具体而言,较大的N2幅值反映了当结果与预期不一致时所产生的更强认知控制作用(Cavanagh et al., 2012; Cui et al., 2018; Yan et al., 2023)。反馈P300是一种在反馈出现后300至600毫秒之间达峰的中央-顶叶正向偏移波,被认为反映了由动机显著性、工作记忆中的情境更新以及自上而下的认知评估所引发的更复杂的刺激处理过程(Nieuwenhuis et al., 2005; Polich, 2007; Donaldson et al., 2016; Schmidt et al., 2017)。与N2不同,较大的Fb-P3幅值与更高的评价水平和动机显著性相关(Watts et al., 2017; Glazer et al., 2018; Wei et al., 2021)。晚正电位是一种在刺激后约500毫秒开始出现的中央-顶叶正向事件相关电位成分,与复杂的评价编码和认知加工过程有关(Meadows et al., 2016; Glazer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5)。与Fb-P3类似,较大的LPP幅值也与更积极的评价和情感反应相关(Groen et al., 2013; Pornpattananangkul and Nusslock, 2015; Van Meel et al., 2011)。
为区分相互重叠的事件相关电位信号,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采用时频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够捕捉信号随频率变化的动态特性,包括功率变化和相位锁定特征(Song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25)。此外,人们还研究了θ频段(大约4-8赫兹)的作用,尤其是在反馈后200-400毫秒间的额叶中部区域(Rawls and Lamm, 2021; Kim et al., 2025)。θ频段常被用来验证N2的研究结果(Cavanagh et al., 2012; Harper et al., 2014),在负面条件下,额叶中部的θ波功率会升高,反映出人们对负面或次优结果的敏感度(Kamarajan et al., 2008; Hajihosseini and Holroyd, 2013; Glazer et al., 2018; Gul et al., 2023)。
与传统的事件相关电位平均分析相比,多元模式分析对细微的条件差异更具敏感性,能够捕捉神经激活的动态时间结构(Grootswagers et al., 2017)。多元模式分析最初是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开发的,近年来也被应用于脑电图数据,用于追踪决策过程中的动态神经表征(Lanfranco et al., 2022; Schulreich et al., 2023)。将事件相关电位分析与多元模式分析相结合,有助于更深入地探究在受益者身份不确定的条件下,努力投入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改良的亲社会努力任务,仅在反馈阶段才告知参与者受益者的身份(自身或他人),从而确保参与者努力付出的动机保持恒定。这种设计具有两大优势:首先,它便于更精确地研究努力投入如何影响反馈处理;其次,它为解决基于努力的亲社会行为中的理论争议提供了契机,尤其是成本收益框架与努力合理化理论之间的争论。基于上述两种理论,我们在行为和神经层面提出了两个相反的预测(Contreras-Huerta et al., 2020; Contreras-Huerta, 2023; Harmon-Jones et al., 2024)。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关于努力的多元模式分析研究较少,因此本次的多元模式分析属于探索性研究,没有预先设定明确的假设:
H1a在行为层面,如果努力会导致反馈预期与评价的折现(即成本收益框架),那么高努力水平下的主观满意度会低于低努力水平。此外,当受益者为他人而非自身时,这种折现效应会更明显。
H1b相反,如果努力会提升反馈预期与评价(即努力合理化理论),那么高努力水平下的主观满意度会高于低努力水平。
H2a在神经层面,如果成本收益框架更为适用,那么努力会降低反馈预期与评价(Contreras-Huerta et al., 2020; Contreras-Huerta, 2023)。我们预计,高努力条件下的SPN幅度会小于低努力条件下的幅度。在高努力程度条件下,Fb-P3和LPP波幅会较小,而N2和theta波的功率则会增大。相比之下,如果努力合理化理论更为适用,那么努力会提升人们对反馈的预期与评价(Harmon-Jones等人,2024年)。我们预测,在高努力程度条件下,SPN波幅会较大。此外,Fb-P3和LPP波幅也会更大,而N2和theta波的功率则会降低。
参与者方面,样本量的确定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根据以往关于努力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本研究会呈现中等效应大小(Zheng等人,2020年;Zhang和Zheng,2022年)。其次,我们还使用R语言的“Superpower”包进行了额外的基于模拟的效力分析(Wiswede & Rüsseler,2021年)。通过1,000次模拟,该分析表明,对于具有中等效应大小的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来说,这样的样本量是足够的。
为了验证实验操作的有效性,我们以5作为理论中点,对参与者填写的自编问卷评分进行了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参与者能够正确理解红色三角形和绿色圆圈的含义(平均值=8.39,标准误差=1.03),t(35)=19.37,p<.001,Cohen’s d=3.229。此外,参与者也意识到低努力程度条件与高努力程度条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平均值=7.78)。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改良后的亲社会努力任务,旨在探讨在亲社会情境中,努力付出是会降低还是提升人们对反馈的预期与评价这一争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参与者付出努力的过程中保持受益者身份的不确定性,从而排除了与努力相关的动机所带来的潜在干扰(Brandner等人,2020年;Brandner等人,2021年;Spaans等人,2019年)。研究结果表明,努力确实提升了人们对反馈的预期。
总之,本研究利用脑电图技术探讨了在亲社会情境中努力付出是会降低还是提升人们对反馈的预期与评价这一问题。从行为层面来看,当受益者为他人时,努力会降低参与者的满意度;而当受益者为自身时,则没有出现此类效应。从神经层面来看,在预期阶段,高努力程度相比低努力程度会引发更大的SPN波幅,这表明人们的反馈预期更为强烈。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项目编号:31700952)。
作者贡献说明:林曦:研究设计、数据整理;徐慧怡:写作与编辑、结果验证、数据整理;张恩涛:写作与编辑、项目管理、资金筹集、概念设计;黄晓阳:写作与编辑、结果验证、统计分析;吴宁欣:研究设计、数据整理;韩继兴:初稿撰写、可视化处理、方法设计、研究设计、统计分析、数据整理。
关于写作过程中是否使用生成式AI及AI辅助技术:作者们并未使用任何生成式AI技术来完成此项工作。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