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使农村社区成为分散式能源转型的关键场所（Levenda等人，2021年）。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为电网基础设施不足的地区提供了实现能源公平的可行解决方案（Yang等人，2023年）。政府提供的慷慨财政激励和安装成本的下降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安装热潮，尤其是在屋顶空间丰富的农村和城郊地区。然而，这种快速增长也给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导致了显著的补贴负担。作为回应，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逐步取消对光伏发电的补贴。例如，中国的国家能源管理局（NEA）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从2019年开始逐步撤销国家补贴。这一过程最终在2021年的《关于光伏发电项目财政补贴政策的相关通知》中达到顶点，该通知正式终止了对新住宅太阳能安装的中央补贴。这一政策转变标志着中国太阳能发展的补贴后时代的开始，强调成本平价、电网平价和基于市场的机制，而非直接的财政支持。政府支持机制的缩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采用模式。这种补贴的退出产生了一个悖论：最需要能源接入的农村地区现在在采用看似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技术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补贴后的背景下，学术研究必须探讨农村社会结构如何调节能源转型。农村社区作为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运作，其中同伴影响常常取代了正式的制度指导（Rockenbauch和Sakdapolrak，2017年）。与市场驱动的城市环境不同，农村能源决策嵌入在De Groote和Verboven（2019年）、Flyvbjerg（2006年）所称的“关系基础设施”中——即亲属网络、地方领导力和集体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塑造了技术的传播。当正式的激励结构消失时，这种关系矩阵变得尤为重要，但在当前的能源转型文献中却鲜有研究。
关于太阳能光伏发电采用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影响和同伴效应在家庭决策中的重要性。早期在发达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了强烈的空间和邻里效应，表明太阳能安装的可见性常常会在当地社区引发模仿行为。Bollinger和Gillingham（2012年）发现，加利福尼亚州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新增安装的数量越多，采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表明可见性和社会学习都对传播动态有贡献。同样，Graziano和Gillingham（2015年）发现康涅狄格州的太阳能采用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这是由当地的示范效应驱动的。在欧洲，Müller和Rode（2013年）报告了德国威斯巴登类似的邻里溢出效应，其中社会接近性和交流频率增强了采用行为。美国最近的证据也证实了这些趋势：O'Shaughnessy等人（2023年）和Bollinger和Gillingham（2012年）发现跨县和时间的同伴效应持续存在，表明早期采用者在催化当地太阳能市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尽管有研究记录了城市太阳能采用中的邻里效应（Gillingham和Bollinger，2021年），但这些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型未能解释农村环境的独特社会结构，其中垂直等级制度（如村长）和水平联系（如亲属关系）以复杂且文化嵌入的方式相互作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补贴影响的经济分析（Zhang等人，2011年；Setyawati，2020年）和采用障碍的技术研究（Karakaya和Sriwannawit，2015年）之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农村权力结构在补贴后转型中的重新配置。正如Palm（2017年）和Pretty（1995年）所指出的，集体主义的农村社会表现出“嵌套决策”，其中个人选择取决于社区批准——这种动态在主流的个体主义模型中未能得到充分捕捉，这些模型通常忽略了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多层次权力关系。当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考察同伴影响如何运作时，这些理论局限性变得尤为显著，因为社会结构可能会补偿减少的经济激励。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中国的农村太阳能转型提供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市场，它提供了三个独特的分析机会：（1）2020年后快速的补贴取消创造了一个自然实验，其政策的突然性和规模在其他情况下很少见；（2）集体主义的村庄结构通过“光伏扶贫计划”等社区为基础的实施机制系统地放大了同伴影响，其中社会认可过程往往超过经济计算；（3）强大的地方领导力和密集的社会网络的共存为区分层次性和水平性同伴效应及其在技术采用决策中的相对权重提供了理想的实验室。
本研究从三个主要方面为同伴影响和农村能源转型的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扩展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同伴效应理论——这些理论强调可见性、空间接近性和城市邻居之间的模仿（Bollinger和Gillingham，2012年；Graziano和Gillingham，2015年；Palm，2017年）——通过将同伴影响重新概念化为农村社会等级结构中的现象。与社会联系是水平且制度化程度低的城市环境不同，我们发现村长作为规范创业者（Sikkink，1998年），他们的政治权威和道德合法性使他们能够塑造集体对太阳能采用的态度。这一发现挑战了同伴效应主要通过邻里之间的可见性发挥作用的普遍假设，表明在农村环境中，层次领导力可以是更强的传播驱动力。
其次，我们通过揭示农村邻居网络如何通过本地化的成本效益重新解释来影响采用，而不是简单的行为模仿，从而补充了现有的社会学习和邻里模仿模型（Rai和Robinson，2015年；Wolske等人，2020年）。在补贴后时代，当财政激励减少时，我们发现同伴通过非正式讨论和经验交流帮助家庭重新构建经济和风险认知。这扩展了同伴效应文献，指出了从基于可见性的模仿向变化政策体制下的审议性社会学习的机制转变。
第三，我们通过将分析置于中国独特的农村治理体系中，展示了政府政策如何通过非正式机构间接影响采用意图——特别是通过村干部的权威和同伴规范与政策信息的对齐（Liu等人，2019年）。这补充了先前强调补贴后市场中国家影响力下降的研究（O'Shaughnessy等人，2023年），并揭示了非正式治理如何在整个农村社区中维持政策效应。
通过对中国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13,860个农村家庭的混合方法分析，我们的研究打开了农村能源转型中社会影响的“黑箱”，并回答了两个关键研究问题：（1）不同的同伴角色——村长、邻居和亲戚——如何在补贴后的农村环境中差异性地影响太阳能的采用？（2）在财政激励消失后，这些同伴影响通过何种社会机制发挥作用？通过将同伴效应理论与地方治理的社会学相结合，我们在概念上和实证上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传播做出了贡献。这些发现挑战了财政激励的首要性假设，并强调了政策制定者需要从基于财政的工具转向利用农村社会资本和现有治理结构的社交嵌入干预策略——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农村社会系统类似于中国集体主义村庄的发展中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