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父母和青少年报告的种族社会化的情况分析：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Profiles of Asian American parent- and adolescent-reported ethnic-racial socialization: A person-centered analysis

　　摘要

种族-族裔社会化（ERS），即父母向孩子传递关于种族和族裔的世界观，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多数研究仅孤立地考察了父母或青少年对这些社会化实践的报告，而很少有研究关注亚裔美国家庭。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些空白，结合了亚裔美国家庭中父母和青少年对种族-族裔社会化实践的报告。参与者包括466名亚裔美国父母（平均年龄46.52岁，标准差5.21岁），其中317人为华裔美国人，118人为韩裔美国人，31人为菲律宾裔美国人，以及他们的青少年子女（平均年龄14.72岁，标准差1.91岁）。大多数父母（94%）出生于美国以外，而大多数青少年（80%）出生在美国。父母中，377名为母亲（81%），89名为父亲（19%）。参与者分布在美国30个不同的州。研究使用了《亚裔美国父母种族-族裔社会化量表》（Cultural Diversity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016, 22, 417）来测量七个ERS维度。我们进行了潜在轮廓分析，以识别父母和子女关于父母ERS信息的报告模式，并利用Mplus软件中的BCH程序分析了这些轮廓成员身份与亚裔美国青少年适应能力（心理健康、学业成绩、社交能力、族裔认同发展）之间的关联。模型拟合指标支持四类轮廓的解决方案。属于“高积极/低消极ERS”和“中等积极/低消极ERS”轮廓的青少年表现出较低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水平，同时学业成绩也显著优于属于“父母高积极/青少年中等消极ERS”和“父母低积极/青少年中等消极ERS”轮廓的青少年。此外，“高积极/低消极ERS”轮廓的青少年在族裔认同发展方面也表现更好。本研究首次提供了实证证据，说明ERS内容（ERS信息的类型）和过程（父母与青少年在ERS上的共识）对亚裔美国青少年适应能力的影响。父母不仅需要促进积极的ERS实践来支持青少年，还需要确保这些实践能够被青少年有效理解和接受。

引言

文化信息从父母传递给子女是一个基本的发育过程，尤其是在应对多种文化环境的文化多元家庭中（García Coll等人，1996年）。这种传递通常通过种族-族裔社会化（ERS）实现，即在家庭中明确或隐含地传递关于种族和族裔的信息（Hughes等人，2006年），这会影响青少年的发展和适应（Green等人，2022年；Park等人，2021年）。ERS是一个多维结构，可以代表积极的行为（例如，维护文化遗产、文化多元性、促进平等）和消极的行为（例如，回避他者群体、淡化种族差异），这些行为会根据与青少年结果的关系而有所不同（Juang等人，2016年）。本研究基于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发展能力整合模型（García Coll等人，1996年）和《作为亚裔美国人的边缘化与隐形化的应对策略》理论（Mistry & Kiyama，2021年）进行。该模型将社会地位置于边缘化儿童发展的核心位置，而不是边缘，认为社会变量（如种族/族裔、社会阶层、ERS）在塑造发展能力（如应对种族主义的能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García Coll等人，1996年）。Mistry和Kiyama（2021年）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来描述亚裔美国青少年的种族-族裔认同发展：物理和社会环境的特点（承认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和社会分层）、主导叙事（如“模范少数族裔”和“永久的外国人”这样的普遍刻板印象）以及发展过程（种族-族裔认同的形成和应对边缘化）。该模型认识到青少年个人发展、社会环境（如分层）以及通过主导叙事进行协商和创造替代叙事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现有文献研究了ERS如何影响青少年发展，但研究者通常孤立地考察父母或青少年的ERS实践报告。然而，父母和青少年的报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父母与青少年在ERS上的分歧反映了文化信息在家庭内部的传递和接收方式的不同（Chen等人，2021年；Green等人，2022年）。青少年报告的父母ERS水平低于父母的情况可能表明他们误解或拒绝接受了父母的ERS信息，而青少年报告的父母ERS水平较高的情况可能表明他们理解和接受了这些信息。尽管ERS在文化多元家庭中的重要性已被充分记录（Hughes等人，2006年），但很少有研究探讨父母和青少年在对ERS实践的看法上的共识或分歧模式，尤其是在亚裔美国家庭中。本研究考察了ERS不同维度及其在塑造亚裔美国青少年发展中的联合影响。

由于关于COVID-19大流行的错误信息，反亚裔美国情绪的频率和严重性有所增加，这对亚裔美国青少年的适应产生了不利影响（Cheah等人，2020年，2023年），例如抑郁水平和自杀念头增加（Park等人，2021年）。通过适当的ERS实践，父母可以保护他们的亚裔美国子女免受歧视和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Cheah等人，2021年）。为了更好地理解亚裔美国家庭的ERS实践，研究人员开发了《亚裔美国父母种族-族裔社会化量表》（Juang等人，2016年），该量表确定了亚裔美国父母可能提倡的七个ERS领域。在本文中，我们根据Juang等人（2016年）的理论和实证数据，将以下ERS策略视为理论上的积极实践：维护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多元性、以及“成为美国人”。维护文化遗产（保护亚洲文化）和文化多元性（尊重多样性）与积极的青少年结果相关，如减少心理困扰（Atkin等人，2019年）、降低抑郁和焦虑（Liu & Lau，2013年）、减少自杀念头（Park等人，2021年）以及提高学术表现（Tran & Lee，2010年）。促进平等（相信人们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对儿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Juang等人，2016年），它与提高自我价值和学术承诺有关（Neblett等人，2009年），并且可以缓解歧视对青少年抑郁和自尊的影响（Jiménez & Glover，2023年）。尽管已有有限的研究探讨了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为美国人”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成为美国人”被定义为父母对美国文化的隐性示范（Atkin & Yoo，2021年；Juang等人，2016年）。从理论上讲，这些实践类似于整合性文化适应，强调将新的美国价值观与现有的文化遗产价值观相结合，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Choy等人，2020年；Nakash等人，2012年）。在Juang等人（2016年）针对亚裔美国大学生的研究中，父母“成为美国人”的实践与他们促进平等和文化多元性的实践以及孩子的族裔认同和多元取向显著正相关。因此，我们将“成为美国人”归类为一种积极的ERS实践，尽管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其影响。关于“成为美国人”与维护文化遗产的结合使用，Juang等人（2016年）对年轻成年人（79%出生于美国）的父母（81%为移民）RS实践的报告发现，父母的“成为美国人”实践与他们回避他者群体和维护文化遗产的实践呈负相关。然而，在另一项针对华裔美国父母（97%为第一代移民；Zhu等人，2024年）的研究以及我们的研究中（94%为移民父母），“成为美国人”和维护文化遗产显著正相关。尽管结果存在矛盾，但这些发现表明移民父母可能同时实践“成为美国人”和维护文化遗产。我们还认为以下三种ERS策略在理论上具有消极影响：回避他者群体、淡化种族差异以及意识到歧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实践（尤其是意识到歧视）的结果并不统一。回避他者群体（鼓励避免和不信任其他种族-族裔群体）和淡化种族差异（支持“种族盲”意识形态；Juang等人，2016年）与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Atkin等人，2019年；Cheah等人，2023年；Liu & Lau，2013年；Park等人，2021年；Zhu等人，2024年）、更多社会情感和行为问题（Ren等人，2022年）以及社交能力下降（Tran & Lee，2010年）有关。种族-族裔少数群体个体报告因害怕歧视和不适而避免多数群体环境（Kraus等人，2024年）。过去的歧视经历和预期的偏见可能导致群体互动中的困扰（Major等人，2013年），这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增加有关（Wang & Narcisse，2025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避免歧视可以提供保护，防止实际的或预期的不安全歧视体验。然而，从长远来看，回避他者群体的信息未能使青少年具备应对歧视、与多元化的同龄人和成年人交往或发展积极社会身份的技能（Cheah等人，2021年）。因此，当面临歧视时，青少年更可能远离可能提供支持的人，认为默默忍受和孤立是最安全的选择（Atkin等人，2019年；Kiang等人，2018年）。意识到歧视信息（知道他人可能因反亚裔情绪而试图限制他们的成功）的结果并不一致，例如移民青少年面临更高的压力（Saleem等人，2022年）、更严重的抑郁症状（Xie等人，2021年）以及更低的自尊（Hughes等人，2006年），但也能带来更好的学术表现（Wang, Smith等人，2020年）。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应对策略和解决这些预期歧视的方法，意识到歧视信息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焦虑（Ren等人，2022年）。

亚裔美国父母的ERS实践受到复杂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这些背景决定了他们向孩子传递的信息。在大多数领域，母亲比父亲更频繁地进行ERS对话（Atkin等人，2023年；Kiang等人，2022年），这反映了亚裔美国家庭中性别化的育儿责任模式。此外，集体主义和文化声誉的文化价值观与对歧视的更高关注度相关（Kim等人，2025年），而更强烈的文化适应则与更频繁地使用促进平等的信息和较少使用淡化种族差异和回避他者群体的信息相关（Kim等人，2024年；Wong等人，2024年）。内化的种族主义在亚裔美国人中可能表现为接受“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这也导致了更多的消极ERS实践（回避他者群体、淡化种族差异）和较少的积极ERS实践（成为美国人、文化多元性、促进平等；Kim等人，2024年，2025年）。这些复杂过程的相互作用强调了考察父母和青少年报告的ERS模式的重要性，因为父母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了他们选择传递的信息以及青少年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和认同。虽然这些社会文化因素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但我们的研究目标并非建模这些ERS的预测因素，而是关注自然发生的ERS实践模式及其与青少年结果之间的关联，而不控制人口统计或社会文化特征。通过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来考察ERS。

总体而言，整合模型（García Coll等人，1996年）和《作为亚裔美国人的边缘化与隐形化的应对策略》框架（Mistry & Kiyama，2021年）为预期亚裔美国家庭中ERS的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García Coll等人（1996年）强调发展过程受到交叉社会地位和情境需求的塑造，表明家庭在优先考虑的文化信息类型和传递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同样，Mistry和Kiyama（2021年）指出，亚裔美国青少年和家庭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导航多种有时相互冲突的主导叙事，这意味着ERS反映了持续的家族层面协商和意义构建，而不是统一的过程。因此，这两个框架都推断存在不同的、自然发生的ERS模式，这些模式特征在于ERS信息内容和父母与青少年共识的不同组合。与这一预期一致，潜在轮廓分析（LPA）发现了自然发生的ERS模式，并能够捕捉青少年及其家庭的不同经历。通过识别可能由个体或家庭层面因素（如社会地位或种族-族裔认同形成）独特塑造的轮廓，这种方法承认了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假设统一的模式。此外，以个人为中心的方法能够更生动地反映家庭内部如何体验到 erwitt自反思（ERS）：实际上，青少年并不是孤立地接收 erwitt信息（Atkin等人，2022年）。通过以个人为中心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 erwitt信息在个体内部是如何聚集的，揭示出塑造发展的有意义的社会化模式（Christophe与Stein，2021年），并为特定亚群体提供量身定制的文化干预措施（Caughy等人，2023年；Chen等人，2021年）。使用以个人为中心的方法，针对亚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那些在文化社会化方面表现较高的青少年（类似于维护文化遗产的信息）通常表现出更好的幸福感以及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发展，尤其是在负面 erwitt信息较少的情况下（Kiang等人，2018年；Xie等人，2021年）。特别是Kiang等人（2018年）发现，那些在准备应对偏见、文化社会化以及促进不信任信息方面表现较高的青少年，其心理健康结果更为积极（Kiang等人，2018年）。然而，促进不信任信息的做法似乎有负面影响：那些在准备应对偏见和文化社会化信息方面表现较高，但在促进不信任信息方面表现较低的家庭，其青少年的结果最为积极。此外，那些在促进不信任信息方面表现较高的家庭，其青少年在探索种族身份方面的积极性较低。促进不信任信息会增加孩子们的恐惧和痛苦，使他们对外来者持谨慎态度（Kiang等人，2018年）。这种情绪可能会与身份探索相冲突，因为陌生的事物被视为威胁。同样，Xie等人（2021年）发现，在文化社会化方面表现较高，但在准备应对偏见方面表现较低的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学校参与度结果最为积极；而在文化社会化方面表现较低，但在准备应对偏见方面表现较高的青少年，其心理健康结果最为消极。这与Kiang等人（2018年）的研究结果相反，后者发现，准备应对偏见在没有促进不信任信息的情况下是有益的。由于先前的研究对于准备应对偏见信息对青少年社会情感健康和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不同的发现，因此准备应对偏见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可能取决于具体情境（Wang，Henry等人，2020年；Wang，Smith等人，2020年）。因此，父母在 erwitt信息方面的文化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在面对种族歧视和刻板印象时，有助于培养亚裔美国青少年的韧性。无论青少年遭遇歧视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如何，积极的 erwitt实践的好处都是可持续的（Kiang等人，2018年），这突显了积极 erwitt信息在支持亚裔美国青少年发展中的保护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Kiang等人（2018年；三个 erwitt子维度：文化社会化、准备应对偏见、促进不信任）和Xie等人（2021年；两个 erwitt子维度：文化社会化、准备应对偏见）并没有评估Juang等人（2016年）确定的七个理论基础 erwitt维度中的所有维度。此外，这两项研究使用青少年的报告来衡量父母的 erwitt行为和青少年的结果，引入了单方法和共同方法偏差。我们的研究通过采用更全面的 erwitt测量方法，并结合父母和青少年的 erwitt报告，解决了这些局限性。

尽管很少有研究考察过父母与青少年在 erwitt 报告上的差异，但现有研究表明，父母与青少年报告的 erwitt 之间存在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可能会对发展产生重要影响（Caughy等人，2023年；Chen等人，2021年；Peck等人，2014年）。这种父母意图与青少年感知之间的脱节可能源于父母表达信息的不清晰、青少年无法理解信息，以及更广泛的关系问题。社会化机制也可能是隐性的和非语言的，导致父母意图与青少年接收到的 erwitt 信息之间存在感知差异（Wang，Henry等人，2020年）。这些差异在发展上非常重要，因为青少年可能会错过本来可以支持他们应对歧视、社会情感健康或种族身份发展的积极 erwitt 信息。事实上，研究表明，当父母报告的积极 erwitt 水平高于青少年时，青少年的社会情感健康、学业成就和种族身份结果较差（Caughy等人，2023年；Chen等人，2021年）。相反，在父母与青少年都报告较高水平 erwitt 的情况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学业成就和种族身份结果更为积极（Caughy等人，2023年；Chen等人，2021年）。当存在差异时，准备应对偏见的信息差异比文化社会化信息的差异更为明显（Caughy等人，2023年；Peck等人，2014年）。这些研究表明，虽然父母认为他们在准备应对偏见，但青少年往往并未感知或内化这些信息。与文化社会化相比，准备应对偏见的差异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Caughy等人（2023年）使用潜变量差异得分和结构方程模型对黑人和拉丁裔家庭进行了研究，发现父母与青少年在文化社会化报告上的差异与青少年的种族身份发展无关，而准备应对偏见报告的差异与种族身份的所有方面呈负面影响。在同时包含父母和儿童报告的研究中，这两种报告对青少年发展的相对重要性仍不明确。当Caughy等人（2023年）单独考察父母报告的 erwitt 行为时，较高的文化社会化和准备应对偏见水平与青少年更强的种族身份发展呈正相关。然而，使用青少年报告的 erwitt 行为确定的非洲裔美国家庭与使用父母报告的 erwitt 行为确定的家庭相比，与青少年结果的关联更为直接（Peck等人，2014年），这表明青少年对 erwitt 信息的感知和内化对其发展结果至关重要。Peck等人（2014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青少年报告的文化社会化 erwitt 信息与青少年的种族身份发展直接相关。父母报告的 erwitt 信息通过青少年报告的 erwitt 信息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种族身份。这说明了父母与孩子在 erwitt 传递过程中的共识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当父母和青少年都报告较高的文化社会化水平时，文化社会化信息才能产生积极效果，而当父母报告较高水平而青少年报告较低水平时则不会。这突显了青少年对信息的感知和内化在有效传递 erwitt 中的核心作用，表明高水平的父母与孩子共识可能反映了高质量的父母与孩子关系，这种关系以有效的沟通为特征，可以鼓励青少年参与关于文化和歧视的敏感讨论。

虽然越来越多的发展研究认识到 erwitt 对亚裔美国青少年的积极作用，但文献中仍然存在方法论和概念上的局限性。先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 erwitt 的有限维度，并依赖单一信息提供者的设计，未能从父母和青少年那里获取有意义的信息（Caughy等人，2023年；Chen等人，2021年；Peck等人，2014年）。父母的报告反映了他们意图传达的 erwitt 信息，而青少年的报告则反映了他们感知到或内化的 erwitt 信息（Peck等人，2014年）。提供者之间的差异提供了超出单一提供者信息的宝贵背景信息（De Los Reyes & Ohannessian，2016年）。使用线性混合模型（LPA）使我们能够识别父母与青少年在 erwitt 方面不同的报告模式，并将这些特定模式与关键发展结果联系起来。本研究通过考察亚裔美国家庭中 erwitt 行为的七个维度，解决了这些局限性（Juang等人，2016年）。我们使用 LPA 根据内容（七个积极和消极 erwitt 维度的绝对水平）和过程（父母与青少年的一致程度）来识别父母与青少年报告的模式。本研究有两个主要目标：（1）使用 LPA 识别不同的父母与青少年 erwitt 模式；（2）考察识别出的 erwitt 模式与青少年适应结果之间的关联，包括心理健康、学业表现、社交能力和种族身份。基于先前的研究，我们假设会出现几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以不同的积极和消极 erwitt 信息水平以及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一致程度为特征。我们还假设，那些具有较高水平积极 erwitt 和较低水平消极 erwitt，以及较高父母与青少年一致性的模式，将与最有利于青少年的适应结果相关，包括心理健康、学业、社交和种族身份方面。相反，我们预期那些表现出较低水平积极 erwitt、较高水平消极 erwitt 和较低程度一致性的模式，将与较差的适应结果相关。García Coll 等人（1996年）和 Mistry 与 Kiyama（2021年）的框架认为，家庭沟通和共同理解 erwitt 是文化信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机制（García Coll 等人，1996年；Mistry & Kiyama，2021年）。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一致性可能是有效沟通和理解的指标，反映了这些意义构建过程的质量。因此，不同的 erwitt 模式应该能够有意义地区分家庭，无论是传达的内容（积极与消极信息）还是传递的效果（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一致性）都可能影响亚裔美国青少年的发展能力。

分析样本包括466对亚裔美国父母与青少年，其中317对中国裔美国人、118对韩国裔美国人和31对菲律宾裔美国人。父母的年龄在30至65岁之间（平均年龄=46.52岁，标准差=5.21岁），他们的青少年年龄在9至19岁之间（平均年龄=14.72岁，标准差=1.91岁）。大多数父母（87%）拥有大学学位或更高学历。家庭收入中位数在100,000至149,999美元之间。大多数父母（94%）出生在美国以外，大多数青少年（80%）出生在美国（第二代）。大多数父母（81%）是母亲，大多数父母（89%）已婚。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参与者分布在30个美国州，其中马里兰州（35%）、加利福尼亚州（14%）和弗吉尼亚州（11%）的参与者人数最多。青少年中有232名男孩和232名女孩，还有2人的性别未公开。这三个种族亚组之间在人口统计数据上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一项纵向研究的第一波数据，该研究考察了亚裔美国移民家庭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适应情况。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或电话分发电子传单，在亚裔美国社区组织、语言和文化学校、宗教中心以及社交媒体群组中招募。感兴趣的家庭最初会收到 Qualtrics 平台提供的在线筛选链接，以确定他们的资格（例如，种族/民族、孩子的年龄）。参与者必须自我认同为华人/华裔美国人、菲律宾人/菲律宾裔美国人或韩国人/韩国裔美国人。父母首先在线同意自己和他们的青少年参与，随后青少年通过单独的链接在线同意。符合条件的父母和他们的青少年收到了各自的调查链接。数据收集在2022年至2023年之间进行。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我们在每对父母-儿童完成调查后都进行了审核。当发现大量数据缺失时，我们会联系这对父母以核实他们的回答，并邀请他们完成缺失的部分。对于显示重复回答模式的参与者，我们会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他们以确认他们的输入，成功联系到的人都给予了回应。根据试点数据和样本完成的总体情况，那些在异常短时间内完成调查或包含自相矛盾信息的调查被排除在最终数据集中。测量工具提供了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他加禄语和韩语版本，使用回译方法。家庭因参与研究而获得了35美元的电子礼品卡作为补偿。这项研究已获得马里兰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批准编号：Y16CC20229）。

父母提供了人口统计信息，包括每位父母和他们的青少年的年龄、性别、出生地、在美国的居住年限、教育水平以及2020年的家庭收入。种族和民族通过单选项目进行评估，要求参与者选择最能描述他们的类别（华人/韩国人/菲律宾人、亚洲人、华裔美国人/韩国裔美国人、美国人或其他，并提供可填写的选项）。该项目根据家庭收到的调查版本进行了定制。例如，完成中文版本调查的参与者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华人、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美国人或其他（可填写）。该项目用于捕捉参与者偏好的自我描述，但不用于确定研究资格。

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分别完成了《亚裔美国父母种族-民族社会化量表》（Juang等人，2016年），该量表测量父母使用七种 erwitt 行为的频率：维护文化遗产、成为美国人、意识到了解歧视、促进平等、文化多元主义、避免排斥群体以及最小化种族差异。每个 erwitt 子维度都使用1-5 的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1=从不到5=非常频繁）。每个子量表的平均得分都已被计算出来，分数越高表示父母更频繁地传递ESS（东亚社交技能）实践的观念。文化遗产维护子量表（8个项目；例如：“您多久会为孩子们常规性地烹饪亚洲食物？”）评估了父母教育孩子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传统和语言的努力。我们样本中的父母和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文化多元性子量表（4个项目；例如：“您多久会鼓励孩子们结交来自其他种族/族裔背景的朋友？”）评估了父母对多样性和跨文化关系的支持。我们样本中的父母和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平等促进子量表（3个项目；例如：“您多久会向孩子们展示无论种族或族裔如何，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衡量了父母强调平等对待所有人的程度。我们样本中的父母和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和0.83。成为美国人子量表（4个项目；例如：“您多久会告诉孩子们要结交（非亚裔的）美国人作为密友？”）衡量了父母鼓励孩子融入主流美国社会的程度。我们样本中的父母和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3和0.64。歧视意识子量表（3个项目；例如：“您多久会与孩子们讨论为什么有些人会因为他们的亚洲背景而不公平对待他们？”）评估了父母与孩子讨论他们可能因族裔而面临的歧视情况。我们样本中的父母和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和0.80。避免排斥群体子量表（4个项目；例如：“您多久会告诉孩子们要避免与另一个种族或族裔群体交往？”）衡量了父母关于避免与来自其他种族/族裔群体的人接触的信息传递。我们样本中的父母和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1和0.90。种族最小化子量表（3个项目；例如：“您多久会给孩子们留下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不重要的印象？”）评估了父母淡化和忽视种族或种族主义重要性的倾向。我们样本中的父母和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

青少年完成了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 Scale（GAD-7；Spitzer等人，2006年），该量表用于测量焦虑症状。青少年在过去的2周内经历症状的频率进行了评分，使用了诸如“感到紧张、焦虑或不安”和“感觉害怕好像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等样本项目。这些项目在4点量表上进行了测量（1=完全不肯定到4=几乎每天）。平均综合得分代表焦虑症状，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高。我们样本中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青少年还完成了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Kroenke等人，2001年），该量表用于测量抑郁症状。青少年报告了过去2周内他们经历各种症状的频率（例如“感到沮丧、抑郁或绝望”，“对做事几乎没有兴趣或乐趣”），使用了4点量表（0=完全不肯定到3=几乎每天）。平均综合得分代表抑郁症状，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我们样本中青少年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青少年报告了他们在包括英语或语言艺术、算术或数学、历史或社会研究以及科学在内的学科中的表现。他们在每个学科中的表现使用4点量表进行了测量（1=不及格到4=高于平均水平）。平均综合得分被计算出来以代表他们的整体学术表现。

青少年的社会能力使用Profiles of Student Life-Attitudes and Behaviors量表（Scales等人，2000年）中的六个项目进行了评估。青少年在5点量表上对他们关于自己社交能力的陈述的同意程度进行了评分（1=强烈不同意到5=强烈同意）。平均综合得分代表社会能力，分数越高表示社会能力越强。我们样本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

青少年完成了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Black Identity（MIBI；Sellers等人，1997年）的改编子量表，以评估四种不同的身份：族裔身份（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亚裔美国人身份、亚洲美国人身份和美国身份。青少年根据他们的自我认同获得了中国人、韩国人或菲律宾人版本的族裔身份和亚裔美国人身份测量。使用了两个子量表：中心性（5个项目；例如，“总的来说，成为____是我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私人认可（6个项目；例如，“我对____人感觉良好”）。项目在5点量表上进行了评分（1=强烈不同意到5=强烈同意）。分别计算了每个认同群体的中心性和私人认可的加权平均得分，分数越高表示认同感和对该群体的积极情感越强。Cronbach's α值的范围从0.80到0.85（中心性）和0.71到0.89（私人认可）。

使用Mplus 7.4（Muthén & Muthén，1998年）进行了潜变量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以基于父母和青少年的报告找到父母ESS的模式。包括了所有七个ESS指标：文化遗产维护、文化多元性、平等促进、成为美国人、歧视意识、避免排斥群体和种族最小化。在运行LPA之前，ESS指标被标准化为z分数。缺失数据在LPA指标中的比例从0.43%到2.36%不等，并使用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FIML）估计进行了处理。我们检查了从一到六个剖面的解决方案。模型拟合指数被用来确定最佳剖面数量，包括Akaike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样本大小调整的BIC（SABIC）和自助法似然比测试（BLRT）。决定标准包括较小的AIC、BIC和SABIC值，统计上显著的BLRT，以及剖面的可解释性改进。在添加更多剖面后，这些值开始趋于平稳的点被确定为最佳解决方案。模型熵也被检查，值高于0.80被认为是良好的分类（Muthén，2007年）。在确定最佳剖面解决方案后，我们使用了BCH命令（Nylund-Gibson等人，2019年）来检查不同剖面在亚裔美国人青少年适应方面的平均水平差异（社会能力、感知性格、学术成绩和族裔身份）。

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父母-青少年数据中，ESS的平均水平在1到5的范围内介于1.50到3.83之间。父母和青少年对每个ESS子量表的报告之间的相关性范围从r=0.18到r=0.45不等，其中平等促进表现出最低的父母-青少年一致性，而文化遗产维护表现出最高的一致性。文化遗产维护是父母和青少年都报告的最常见的社会化形式（Mparent=3.76，Madolescent=3.83），其次是平等促进（Mparent=3.58，Madolescent=3.27）、文化多元性（Mparent=3.27，Madolescent=2.95）、成为美国人（Mparent=2.89，Madolescent=2.65）、歧视意识（Mparent=2.61，Madolescent=2.59）、种族最小化（Mparent=1.57，Madolescent=1.69）和避免排斥群体（Mparent=1.50，Madolescent=1.72）。研究变量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在表1和表2中呈现。表1. ESS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1. 父亲：文化遗产维护
.45
.22
.04
.24
.14
.25
.07
.01
?.02
?.06
?.06
.19
.04

2. 青少年：文化遗产维护
?.04
.11
.03
.16
.10
.16
?.04
?.05
?.08
?.14
.08
.20

3. 父亲：成为美国人
.31
.39
.13
.48
.22
.31
.13
.27
.15
.25
.08

4. 青少年：成为美国人
.23
.35
.19
.49
.16
.20
.06
.25
.07

5. 父亲：歧视意识
.35
.35
.17
.41
.18
.24
.14
.18

6. 青少年：歧视意识
.14
.30
.20
.43
.08
.21
.01
.10

7. 父亲：文化多元性
.26
.06
?.04
?.05
?.02
.66
.17

8. 青少年：文化多元性
?.02
?.07
?.01
.04
.17
.67

9. 父亲：避免排斥群体
.35
.70
.29
?.10
?.15

10. 青少年：避免排斥群体
.23
.62
?.14
?.20

11. 父亲：种族最小化
.26
?.00
?.05

12. 青少年：种族最小化
.26
?.00
?.05

13. 父亲：平等促进
.18

14. 青少年：平等促进

注：值代表父母和青少年报告的族裔-种族社会化（ERS）指标之间的皮尔逊零阶相关性。分数越高表示对每种实践的认可度越高。

表2. ESS变量与青少年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注：值代表ESS指标与青少年适应结果之间的皮尔逊零阶相关性。分数越高表示对每种构建的认可度越高。相关性基于成对完整观察。

ESS剖面分析得出了一个最佳的四剖面解决方案（表3）。BIC（16032.07）和SABIC（15816.25）显示，在四个剖面之后改进效果减弱。例如，从四个剖面模型到五个剖面模型的BIC略有下降（16032.07–15978.25），从五个剖面模型到六个剖面模型再次下降（15978.25–15882.47）。BLRT在统计上显著（p<.001），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解决方案。模型熵值在四个剖面时达到峰值，值为.86，表明分类准确性良好。关于剖面大小，最小的剖面包含24个案例（占样本的5%），表明剖面大小适合解释。随着剖面数量的增加，最小类别大小继续减少，导致更多剖面的模型样本量不足。因此，选择了四剖面解决方案。

分析表明，最佳剖面解决方案在增加更多剖面时这些值的下降开始趋于平稳。模型熵值也进行了检查，值高于.80被认为是良好的分类（Muthén，2007）。在确定最佳剖面解决方案后，我们使用了BCH命令（Nylund-Gibson等人，2019）来检查不同剖面在亚裔美国人青少年适应方面的平均水平差异（社会能力、感知性格、学术成绩和族裔身份）。

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父母-青少年数据中，ESS的平均水平在1到5的范围内介于1.50到3.83之间。父母和青少年对每个ESS子量表的报告之间的相关性范围从r=0.18到r=0.45不等，其中平等促进表现出最低的父母-青少年一致性，文化遗产维护表现出最高的一致性。文化遗产维护是父母和青少年都报告的最常见的社会化形式（Mparent=3.76，Madolescent=3.83），其次是平等促进（Mparent=3.58，Madolescent=3.27）、文化多元性（Mparent=3.27，Madolescent=2.95）、成为美国人（Mparent=2.89，Madolescent=2.65）、歧视意识（Mparent=2.61，Madolescent=2.59）、种族最小化（Mparent=1.57，Madolescent=1.69）和避免排斥群体（Mparent=1.50，Madolescent=1.72）。表1和表2展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

表2. ESS变量与青少年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家长报告的子女养育风格（ERS）实践有明显的轮廓；而青少年报告的ERS实践则没有轮廓。第二种类型是“高积极/低消极ERS”，这种类型的家长和青少年都报告了高程度的积极ERS和低程度的消极ERS。与其它类型相比，青少年对文化多元性和促进平等信息的报告尤为积极。这种类型的家长与青少年在所有ERS维度上的共识也最强。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消极青少年中度消极ERS”，其特征是青少年报告的消极ERS程度高于家长，尤其是在避免外群体和淡化种族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家长和青少年都报告了中等程度的积极ERS，但青少年对歧视的认知更高，对文化多元性和促进平等的认知则低于家长。最后一种类型是“家长积极青少年中度所有ERS”，其特点是家长和青少年在积极和消极ERS维度上的报告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成为美国人”、“对歧视的认知”和“避免外群体”这三个问题上。不同类型的ERS对青少年的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四种不同的种族-文化社会化类型中，青少年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在心理健康方面，处于“高积极/低消极ERS”和“中度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表现出更低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水平。具体来说，“家长消极青少年中度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在GAD-7量表上的得分（M=1.77）明显高于“中度积极/低消极ERS”（M=1.28）和“高积极/低消极ERS”（M=1.26）类型的青少年。这两组之间的平均分差为0.49-0.51分，相当于GAD-7总分相差约3.4-3.6分，这可能具有临床意义（例如，从轻微到中度的差异）。在抑郁症状方面，“家长消极青少年中度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在PHQ-9量表上的得分（M=1.57）也高于“中度积极/低消极ERS”（M=1.13）和“高积极/低消极ERS”（M=1.08）类型的青少年。这些差异反映了PHQ-9总分大约3.9-4.4分的差距，接近临床显著变化的阈值。

在学术表现方面，“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表现最佳，远优于“家长消极青少年中度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在社会能力方面，“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也优于其他类型。在对自己亚洲裔身份的看法上，“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表现更积极。在不同种族身份的私人看法上，“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对亚洲裔身份的私人看法也更积极。在对自己亚洲裔身份的私人看法上，“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表现优于“家长消极青少年中度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显示家长和青少年在多个方面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

讨论：
在亚裔美国家庭中，父母的养育风格（ERS）在塑造青少年的文化身份、心理适应能力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适应的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Cheah等人，2021；Park等人，2021）。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青少年可能会内化、误解或忽视父母的养育信息。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父母和青少年对父母养育实践的看法之间的差异。本研究通过调查父母和青少年对父母养育实践的感知频率以及他们在这些实践上的一致性，进一步扩展了先前的研究，并探讨了这些社会化模式与青少年适应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亚裔美国家长和青少年对家庭中父母养育实践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76%的样本中的亲子对在养育实践上表现出一致性。其中最常见的类型（42%）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积极ERS和低程度的消极ERS；第二常见的类型（34%）则表现出高程度的积极ERS和低程度的消极ERS，这两种类型的家长和青少年都有一致的看法。这种一致性表明大多数父母和青少年对养育实践的性质和频率有相似的认知。这种家长与青少年观点的共识可以反映家庭的 functioning，表明家庭内部有共同的理解和有效的沟通（De Los Reyes & Ohannessian，201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样本主要为高社会经济地位（SES）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因此高一致性的亲子对可能反映了有利于更积极亲子沟通的环境和支持。相反，24%的样本中的亲子对在养育实践上存在分歧。第三种类型（19%）的特点是青少年报告的父母实施的消极ERS程度高于家长所报告的，尤其是在避免外群体和淡化种族问题上。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沟通不畅、青少年根据自己的经历解读父母的养育信息，或者青少年误解了父母的养育信息。青少年也可能因为接触到多元文化的同龄人和有关种族动态的教育，对父母的养育信息有不同的理解（Patel等人，2023），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察觉到消极的养育信息。

此外，家长的养育态度也可能无意中传递出鼓励与其他种族/族群分离的态度，或者通过评论其他种族群体、对种族问题的反应或表现出对其他种族/族群的不适来贬低种族的重要性。亚裔美国家庭中的父母在培养青少年文化身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Cheah等人，2021；Park等人，2021）。研究发现，父母在以下方面的养育实践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家长和青少年对父母养育实践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其次，不同类型之间的家庭功能也存在差异。例如，“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在学术表现上明显优于其他类型；此外，不同类型的青少年在社会能力上也存在差异。家长在避免外群体和淡化种族问题上的态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对自身亚洲裔身份的私人看法比其他类型更积极。在对自身亚洲裔身份的私人看法上，“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表现优于“家长消极青少年中度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在对自身亚裔身份的私人看法上，“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也优于其他类型。在对自身亚洲裔身份的私人看法上，“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表现优于“家长消极青少年中度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在对自身亚洲裔身份的私人看法上，“高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表现优于“中度积极/低消极ERS”类型的青少年。

总的来说，这些结果揭示了亚裔美国家庭中父母的养育风格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影响，包括他们的心理健康、学术表现、社会能力和民族身份认同。不同的养育模式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学术表现、社会能力和民族身份认同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些关联支持了整合模型（García Coll等人，1996）的观点，即家庭过程是培养边缘化青少年发展能力的重要机制。此外，这些发现还强调了养育内容（ERS）和父母与青少年对养育实践认知的一致性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性。具体来说，表现出较高程度积极ERS的青少年在适应能力、学术成就和社会能力方面表现更好。与那些报告更多消极养育信息的父母相比，表现出较高程度积极ERS的青少年在心理健康、学术成就和社会能力方面也表现更好。这与整合模型（García Coll等人，1996）的观点一致，即家庭过程（如养育实践）可以促进青少年能力的发展。同时，这些发现也表明，父母在传递养育信息的方式可能与青少年的经历不符，或者父母报告的养育信息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鉴于亚裔美国家庭中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性（Atkin & Yoo，2021；Juang等人，2016；Ren等人，2022），维护传统文化的养育实践是最常被报告的养育形式。亚裔美国家庭的青少年更频繁地接收到这些信息，这可能与父母通过日常文化实践和文化活动持续传递这些信息有关。父母与青少年在养育实践上的一致性最高，尤其是在维护传统文化方面，这与Caughy等人（2023）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文化社会化是父母与青少年最共识的养育方面。相比之下，促进平等的养育实践在家长与青少年之间的共识最低，这可能反映了关于平等的沟通较为隐秘，青少年可能没有将其视为有意的养育信息。父母可能需要通过直接讨论、提供平等行为的榜样或积极引导青少年参与强调平等的活动来更明确地传达这些价值观。这些不同的养育模式进一步扩展了García Coll等人（1996）和Mistry与Kiyama（2021）的理论框架，表明亚裔美国家庭的养育实践具有多样性，反映了独特的社会背景、资源和适应策略。不同类型的养育结果可以通过Mistry与Kiyama（2021）的框架来解释：表现出较高程度积极ERS和较强家长与青少年共识的类型可能表明家庭在积极参与积极的意义构建，帮助青少年构建替代性叙事，对抗普遍存在的负面刻板印象。这些统一叙事的发展也有助于青少年理解自己的种族身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边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这些研究表明，父母参与更多积极的种族椭圆社交（ERS）实践可能会提高青少年的族群自豪感、文化知识以及跨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Atkin等人，2019年；Park等人，2021年）、学业表现（Wang等人，2020年）和社会能力（Tran和Lee，2010年；Wang和Henry等人，2020年）。相反，更频繁的负面ERS实践可能导致青少年回避外群体或产生身份困惑，这可能对他们的适应产生负面影响（Atkin等人，2019年；Park等人，2021年）。其次，那些父母与青少年在ERS实践上高度一致且同时具有较高积极行为和较低负面行为的家庭，其青少年适应情况更好。在父母与青少年一致度最高的家庭中（高积极/低负面ERS），青少年在心理健康、学业表现、社会能力和族群身份发展方面的适应性功能更强，相比之下，父母与青少年一致度较低的家庭（父母低/青少年中等负面ERS，父母高/青少年所有ERS）的表现较差。父母与青少年之间高度一致性可能反映了共同的理解和更有效的沟通，有助于创造一个支持积极适应的环境。大量研究已将有效的亲子沟通和支持性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适应联系起来（Ratliff等人，2023年）。积极的亲子沟通能够保护儿童的健康并减少行为问题（Guilamo-Ramos等人，2006年）。密切的亲子关系也与从青春期到年轻成年的良好长期结果相关（例如，较低的抑郁症状、压力、较少的药物滥用、更强的乐观情绪和更好的恋爱关系）（Ford等人，2023年）。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将父母与青少年在ERS实践上的一致性视为ERS信息在家庭系统中传播、解读和整合的效果的指标。相反，那些报告的父母负面ERS行为比青少年更多的青少年（父母低/青少年中等负面ERS），在心理健康、学业表现、社会能力和族群身份方面的结果显著较差。这表明，在父母与青少年一致性较低且青少年感知的负面ERS行为较多的家庭中，青少年经历的心理困扰更大，学业困难更多，并且可能由于族群归属感的较弱而更难以从同族群体中获得支持。与先前的研究一致，青少年报告的较高水平的负面ERS行为与他们更大的心理健康困扰相关（Atkin等人，2019年；Park等人，2021年）。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一致性较低可能表明家庭中存在误解或社会化的不一致，从而导致负面的心理社会适应结果（De Los Reyes和Ohannessian，2016年）。即使某些家庭在父母和青少年报告的积极ERS行为上得分较高，但如果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一致性较低，整体情况仍然较差。在父母报告的ERS行为高于青少年报告的ERS行为的情况下（父母高/青少年所有ERS），青少年在学业和族群身份方面的结果也较差。父母与青少年之间较高的一致性可能表明ERS信息的传递和理解更为有效，而差异可能表明理解上的不对齐或亲子关系较为薄弱。Caughy等人（2023年）的研究发现，报告的偏见准备程度低于父母的黑人和拉丁裔青少年在学业和身份发展方面的结果较差。当父母认为他们参与了更多的ERS实践，而青少年认为较少时，这些信息可能无法有效地传递或处理，从而无法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De Los Reyes和Ohannessian，2016年）。父母与青少年感知之间的不一致可能表明家庭中的沟通不佳，这已被证明与青少年较差的心理社会适应有关（Xiao等人，2011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在样本中占比非常小（仅5%），表明很少有亚裔美国父母与青少年组合同时采用高水平的正面和负面ERS实践。大多数亚裔美国父母与青少年的组合表现出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ERS模式。因此，不同组合之间的差异表明，ERS内容（正面和负面信息）和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一致性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适应。表现出最佳结果的组合结合了较高水平的积极ERS、较低水平的负面ERS以及高水平的父母与青少年一致性，这与针对墨西哥裔青少年的先前研究结果一致（Chen等人，2021年）。那些在积极ERS、负面ERS和父母与青少年一致性方面都较高的青少年可能更能理解自己的族群-种族身份，构建有力的叙事，并应对边缘化（Mistry和Kiyama，2021年）。研究结果还表明，除了ERS的频率之外，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可能是（a）青少年对家庭中ERS实践的不同感知/解读以及（b）强化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强有力指标，超出了任何一方感知的准确性。先前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对父母ERS实践的感知与他们的适应之间有着更强的关联（Caughy等人，2023年）。高一致性也可能表明对家庭价值观的共同理解，从而促进青少年的福祉。因此，我们采用以个人为中心的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要全面理解社会化过程，需要同时考虑具体社会化信息的频率以及双方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我们的发现还有助于澄清关于偏见准备或歧视意识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的复杂性。与Kiang等人（2018年）的研究一致，我们的结果表明，当歧视意识与较高水平的积极ERS和较低水平的负面ERS结合传达时，与青少年的积极适应相关。然而，在歧视意识与较高水平的负面ERS结合的家庭中（父母高/青少年所有ERS），青少年经历了较差的适应，包括较差的学业和族群身份结果。歧视意识的传递背景可能会影响这些信息的保护作用，例如当它们与肯定的文化信息一起传达时；或者在恐惧或孤立的方式下传达时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建立在Kiang等人（2018年）的研究基础上，即偏见准备信息与文化社会化信息结合对青少年有益，因为青少年可以将这些结合的ERS实践视为对其身份发展的支持（Atkin等人，2019年）。另一方面，当偏见准备在没有文化社会化信息的情况下传达，或者与负面ERS实践结合时，可能会过分强调威胁，而无法提供有助于适应和身份发展的文化资源，使青少年容易受到歧视相关压力的影响（Xie等人，2021年）。虽然我们的理论框架表明，歧视意识的了解对于青少年识别潜在障碍和边缘化很重要，但这些信息的情境依赖性表明，ERS实践不能孤立评估，而必须综合考虑。家长和青少年可以讨论他们认为这些历史事件如何影响了他们所在种族群体的成员在当今的生活。此外，家长应该鼓励青少年接受并欣赏其他种族群体和文化，强调多样性对个人和社区来说是种力量（Atkin等人，2019年；Hughes等人，2006年）。最后，这些发现强调了捕捉种族-社会化（ERS）多个维度的重要性，为针对不同发展需求的青少年提供更加合适的干预和评估方法。实践者可以使用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如《亚裔美国父母种族-社会化量表》（AAPRES；Juang等人，2016年）在临床环境中评估家长与青少年在ERS实践上的差异。他们还可以向家长和青少年询问关于家庭中的ERS实践的问题，以评估他们之间的共识。这将使他们能够识别出感知到的差异、负面ERS信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指导家长和青少年进行更加开放、双向和积极的关于种族和民族的对话。由于青少年往往接触更多多元文化问题，并且对种族动态有更清晰的认识（Patel等人，2023年），实践者还可以鼓励青少年与家长分享他们的多元文化知识。

**作者贡献**
本文的作者对本文的撰写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并已批准最终提交的版本。第一作者构思了研究目的和方法论，进行了数据分析，并解释了结果。第二位和第三位作者指导了整个研究过程，并参与了手稿的修订。第四位和第五位作者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参与了手稿的修订。

**致谢**
作者感谢亚裔美国社区组织和志愿者在参与者招募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协助数据收集的研究助理，以及参与这项研究的各个家庭。

**资金信息**
本研究由Russell Sage基金会（Y16CC20229）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没有需要披露的利益冲突。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马里兰大学IRB的批准（批准日期：2020年3月3日）。

**患者同意声明**
在数据收集之前，已获得了家长的知情同意。

**数据可用性声明**
支持本研究结果的数据可向相应作者提出合理请求后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