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边缘化群体的声音：关于促进正义参与的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式方法的快速证据综述

《Children & Society》：Amplifying Marginalised Voices: A Rapid Evidence Review of Participatory Methods Engaging Justice-Involved Youth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增强司法相关青少年声音的参与式方法，这些青少年在犯罪学研究中属于边缘化群体。通过使用SPIDER框架，这项快速证据审查研究了诸如照片之声（photovoice）和歌词创作（lyric writing）等参与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技术能够赋予青少年权力并促进自我表达，但受到以风险为中心的方法的主导性限制，后者更倾向于成人主导的决策过程。这引发了关于参与式方法与注重风险管理的司法系统是否兼容的关键问题。研究强调了需要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以克服系统制约，同时将青少年的有意义参与纳入司法改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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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青少年司法与参与权**

司法相关青少年是指那些与正式司法系统有接触的儿童和年轻人。在青少年司法的背景下，“青少年”通常指10至17岁的儿童，这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定定义相一致（Youth Justice Board 2021）。然而，为了涵盖更广泛的国际文献，本综述包括了涉及24岁以下参与者的研究，这与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分类相符（United Nations 1981; WHO 2014）。关于青少年司法中最合适的术语，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强调应将18岁以下的称为“儿童”，并将18至25岁的人称为“年轻人”（Case and Haines 2014; Smith and Gray 2019）。然而，出于研究目的，本文使用“青少年”这一术语作为涵盖性词汇。这反映了青少年司法系统中的法定用法，同时也与国际分类保持一致，即参与年龄可扩展至24岁。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政策讨论认识到，他们的声音应成为制定影响他们的政策、计划和干预措施的核心（Smithson and Jones 2021）。《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CRC）明确赋予儿童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过程的权利（第12条），并要求各国促进青少年的有意义参与（UNICEF 2023）。在青少年司法环境中，这意味着不仅要咨询青少年，还要让他们积极参与司法政策、研究和实践的制定。尽管有这些规定，但全球的青少年司法系统仍然主要由成人主导，关于青少年生活的决策往往是在没有他们实质性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Hart and Thompson 2009）。尽管近年来参与式方法在青少年司法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增多，但仍有人担心这些方法通常受制于体制机制的约束，这些机制更重视控制和管理风险而非真正赋予青少年权力（Cahill and Dadvand 2018; Smithson 2023）。因此，参与式方法在增强司法相关青少年声音和推动系统性改革方面的有效性仍然是一个关键且具有争议的问题。

**1.2 青少年司法中基于风险的方法的主导地位**

现有的青少年司法文献大多关注犯罪风险因素，将司法相关青少年视为需要控制和干预的对象，而非积极参与司法回应的主动主体（Creaney 2020a; Smithson and Jones 2021）。基于风险的范式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特别具有影响力，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预测和管理风险，而不是培养青少年的主体性（Vitopoulos et al. 2019）。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通过关注个体风险因素而简化了青少年犯罪的复杂现实，忽视了影响他们进入司法系统的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现象（Case and Haines 2015; Bateman 2020）。基于风险的方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它们将复杂的社会和个人情况简化为个体化的“风险因素”，如家庭不稳定、药物滥用或学校排斥。这样做主要将青少年视为需要管理的潜在风险，而非拥有权利、需求和能力的个体（Case 2007; Case and Haines 2015）。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青少年司法评估通常使用结构化的风险评估工具（如AssetPlus），根据儿童再犯的可能性对其进行分类。虽然这些工具旨在支持干预计划，但它们可能无意中通过将青少年标记为“高风险”而使他们受到污名化，强化了基于缺陷的观念，并限制了他们参与自己未来决策的机会（Day 2023; Smith and Gray 2019）。这说明了以风险为中心的做法如何通过优先考虑控制和预测而损害以儿童为中心和参与式的做法。尽管人们对参与式方法作为挑战风险中心模式的方式越来越感兴趣，但仍存在重大分歧。许多司法管辖区提出了“儿童优先”的口号，但这些框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实现青少年的参与仍不清楚（Case et al. 2020）。“儿童优先”原则体现了从基于缺陷和风险主导的框架向重视儿童权利、需求和潜力的框架的转变。它强调将儿童视为儿童而非罪犯，尽可能避免将他们纳入正式司法程序，并促进参与和基于优势的支持（Case and Haines 2014; Youth Justice Board 2021）。最近，“儿童优先”还被视为一种合作原则，要求儿童在有影响力的决策中得到有意义的参与。然而，在以成人为中心的青少年司法现实中，这仍然具有挑战性，因为 gatekeeping（权限控制）和权力不平衡可能限制真正的合作机会（Hampson et al. 2024）。这些讨论表明，虽然“儿童优先”在政策上得到了认可，但其实际实施需要结构性变革，以克服基于风险和成人主导的方法。这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仍然以基于风险的治理为基础的系统中，参与式方法能否真正赋予司法相关青少年权力？

**1.3 基于风险的方法的挑战**

在青少年司法中实施参与式方法的一个核心挑战是参与式理想与主导大多数司法系统的基于风险的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基于风险的框架假设青少年犯罪是可以预测和预防的，并通过结构化干预来防止，从而强化了自上而下的做法，将司法专业人员定位为决策者，同时限制了青少年的自主权（Bateman 2020）。相比之下，参与式方法强调权力共享和共同生产，旨在放大青少年的观点，并在司法改革中重视他们的实际经历（Creaney 2020a）。然而，在以风险为中心的系统中，这些方法常常因对责任、公共安全和机构控制的担忧而受到抵制（Smithson and Jones 2021）。这带来了几个关键挑战：

- **成人的权限控制**：在许多司法环境中，成人专业人员控制青少年参与相关活动的机会，规定了他们参与的条款（Cahill and Dadvand 2018）。这限制了参与的实质性，因为参与仍然受到机构优先事项的影响，而非青少年的主体性。
- **表面的权力共享 vs. 真正的权力共享**：虽然一些司法系统整合了参与式元素（如青少年咨询委员会、同伴辅导计划），但这些往往在成人定义的框架内运作，限制了青少年影响决策的能力（Schubotz 2020; Creaney 2020a）。
- **风险范式对研究的影响**：即使是参与式研究方法也常常受到关于风险和责任的主导性叙述的影响，这意味着青少年的观点可能通过成人中心的解读而被过滤，而非真实呈现（Smithson 2023）。这些挑战突显了参与式方法必须克服的结构性障碍，引发了关于如何将青少年参与纳入以控制为主而非赋权为导向的司法系统的重要问题。

**1.4 全球视角下的参与式青少年司法**

越来越多的国际研究表明，不同司法管辖区在青少年司法系统中实施了多样化的参与式方法。例如，加拿大的恢复性司法项目、澳大利亚的社区主导的司法举措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政策咨询都试图将青少年的声音纳入司法决策过程（Harris and Maruna 2006; Liebenberg et al. 2020）。然而，即使在这些背景下，确保青少年的参与转化为真正的决策权力而不仅仅是咨询仍然存在挑战（Smithson and Jones 2021）。在审查的研究中使用的创造性参与方法，如照片之声和歌词创作，反映了基于艺术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研究传统。照片之声最初由Wang和Burriss（1997）开发，此后被广泛应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中，以记录他们的实际经历，赋予边缘化群体权力，并促进变革对话（Liebenberg 2018; Foster-Fishman et al. 2005; Aman et al. 2025）。同样，歌词创作和其他基于音乐的方法也被用来帮助青少年表达身份、抵抗和主体性，通常比传统访谈更具吸引力和参与度（Travis and Deepak 2011; Tseliou et al. 2024）。在犯罪学背景下，创造性参与方法因其能够打破以成人为中心的权力动态并突出青少年的观点而受到日益重视（Deakin 2016）。同时，学者们也警告这些方法存在伦理和实际挑战，包括重新审视困难经历的情感需求、形式主义的风险以及确保青少年的贡献能够被有意义地纳入决策的需要（Ng et al. 2023; Liebenberg 2018）。将所审查的青少年司法研究置于这一更广泛的文献背景中，突显了创造性参与方法的潜力和复杂性。诸如照片之声、歌词创作、参与式行动研究（PAR）和共同生产等参与式方法已成为吸引司法相关青少年参与研究和政策讨论的替代方式（Schubotz 2020; Creaney 2020a）。这些方法旨在提升青少年的声音，捕捉他们的实际经历，并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塑造司法干预措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参与式方法并非没有挑战。一些学者警告说，不能简单地假设参与总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没有必要的条件，这些方法可能变得形式化、过度成人导向，甚至具有剥削性（Schubotz 2020; Armstrong and Ludlow 2020; Coyne and Carter 2024）。例如，参与可能会让儿童承受额外的情感负担，要求他们在没有足够支持的情况下重新面对困难经历，或者在机构结构抗拒改革的情况下，可能会让人们期望他们的意见能够带来系统性变革。此外，学者们还对参与式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权力从成人控制者手中转移以及它们是否真正挑战了青少年司法系统的层级结构表示担忧（Cahill and Dadvand 2018）。

**1.5 研究的目的和范围**

本文旨在通过快速证据审查不同司法管辖区使用的参与式方法来弥合这一差距。使用SPIDER（样本、感兴趣的现象、设计、评估、研究类型）框架，本综述系统地考察了用于放大青少年声音、让他们参与研究和政策开发的方法，并评估这些方法是否能够带来真正的系统性变革（Walsh et al. 2023）。SPIDER框架是构建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问题的宝贵工具，特别是在系统和快速证据审查中。它代表样本（Sample）、感兴趣的现象（Phenomenon of Interest）、设计（Design）、评估（Evaluation）和研究类型（Research type）。该框架帮助研究人员定义研究的各个关键要素，确保方法论的全面性（Methley et al. 2014）。通过汇编来自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参与式方法，本研究批判性地评估了这些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青少年的实质性主体性，或者它们是否仍然受到成人主导的研究和政策结构的限制。通过这种方式，本文旨在超越对参与的口头承诺，评估参与式框架在不同司法系统中的实际运作情况。

**1.6 理论基础**

本综述借鉴了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视角，这些视角构成了对青少年在司法系统中参与的分析。首先，Lundy（2007）的参与模型为评估参与式倡议是否不仅为青少年提供空间和声音，还提供听众和影响力提供了概念基础。这一框架建立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CRC 1989，第12条）的权利基础上，该公约规定儿童有权自由表达意见，并使这些意见在影响他们的决策中得到应有的重视。综述还探讨了“儿童优先”原则（Case and Haines 2015），该原则通过优先考虑儿童的权利、需求和潜力来挑战基于缺陷的模型。最近的研究将“儿童优先”定位为合作原则，强调儿童必须有意义的参与决策（Hampson et al. 2024）。相比之下，基于风险的范式主要将司法相关青少年视为犯罪风险的对象，这可能限制他们的主体性和参与（Case 2007; Day 2023）。最后，社会支持理论（Cullen 1994; Chouhy et al. 2020）为解释青少年在参与项目中强调家庭和社区联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该理论认识到，支持性的社会纽带可以防止犯罪，强调了将青少年的实际经历和关系纳入司法改革的重要性。综上所述，这些框架为这次快速证据审查提供了理论基础，指导分析了参与式方法如何增强青少年的声音，同时应对青少年司法系统中的结构性和文化障碍。

1.7 对领域的贡献

本综述为关于参与在青少年司法系统中作用的持续辩论做出了贡献。它挑战了参与式方法本质上具有变革性的假设，而是审视了继续限制青少年在司法决策中能动性的结构性障碍。研究结果将为参与式方法的潜在优势和局限性提供见解，为寻求发展更加包容、以青少年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实践和理论上的启示。本文对用于涉及司法的儿童和年轻人的参与式方法进行了快速证据审查，认为尽管创造性和参与式方法可以放大青少年的声音并支持个人赋权，但它们对正式决策的影响往往受到基于风险和成人主导的司法结构的限制。文章首先概述了以权利为基础的青少年参与理论和基础，以及以风险为导向的青少年司法范式的主导地位。然后详细介绍了用于识别和分析相关研究的快速证据审查方法和SPIDER框架。结果部分综合了跨司法管辖区的证据，重点关注参与式方法、有意义参与的障碍，以及参与对青少年和司法系统的影响。讨论批判性地审视了参与与风险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考虑了对政策、实践和未来研究的影响。文章最后认为，有意义的参与需要青少年司法系统内的结构性变革，而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变革。

2 方法论

2.1 系统性回顾的作用和快速证据审查的合理性

系统性回顾在基于证据的实践和政策制定中有着丰富的历史，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医学领域，随后扩展到社会科学、社会工作和教育领域（Garside 2013）。它们通过应用结构化的搜索、选择、评估和综合过程，提供了一种严格的数据综合方法（Petticrew和Roberts 2006；Dickson等人2017）。在青少年司法研究中，系统性回顾特别受到重视，因为它们使学者能够评估旨在改善弱势群体结果的干预措施和方法论的现有证据（Creaney 2020a）。然而，系统性回顾通常耗时较长，需要详尽的搜索、批判性评估和全面的数据提取。鉴于本研究的时效性要求以及对不同司法管辖区参与式方法的广泛综合需求，因此选择了快速证据审查（RER）。RER在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它们能够在保持方法论严谨性的同时高效地综合大量文献（Burton等人2007；Thomas等人2013）。与完整的系统性回顾不同，RER简化了选择过程，同时仍采用结构化的方法进行搜索、筛选和分析证据（Grant和Booth 2009）。这使它们非常适合需要在青少年司法、参与式研究和政策发展等领域及时评估现有研究的研究。

2.2 搜索策略

在多个学术数据库中应用了结构化的搜索策略，包括Scopus、HeinOnline、ProQuest、USearch和EThOS，以及通过Google搜索灰色文献。搜索时间是从2023年4月到9月，确保包括了最新的研究。选择SPIDER方法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更高的特异性（Walsh等人2023），特别是在许多被审查的研究可能是定性性质的情况下。SPIDER框架允许进行严格和系统的审查，并提供了一种对放大涉及司法的青少年声音和生活经验的方法的全面理解（Cooke等人2012；Walsh等人2023）。使用SPIDER有助于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提高审查的透明度、可重复性和相关性。SPIDER框架在本审查中的具体应用在表1中概述。

2.2.1 搜索词和理由

结合了基于人群的、方法论的和与参与相关的搜索词来捕获相关研究（见表2）。研究范围是全球性的，没有地理限制。然而，由于可行性限制，研究仅限于英文出版物。

2.3 包含标准和排除标准

在制定这项研究的包含和排除标准时，仔细考虑了几个因素（见表3）。例如，只有全文文章才会被考虑纳入审查。这是因为与仅访问摘要相比，能够获取全文文章可以增加找到相关文章的机会（Lin 2009）。在日期和地理方面没有添加限制，但结果仅基于开放获取和全文文章进行筛选，且仅限于英文文章。

2.4 筛选

从数据库搜索中获得的文章被导入到Rayyan平台中，这是一个用于管理系统性回顾的网络平台（Ouzzani等人2016）。Rayyan被选用于协助研究选择和筛选过程。Rayyan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以简化必要的系统性回顾程序，包括参考管理、标题/摘要筛选、全文审查和数据提取（Johnson和Phillips 2018）。

2.5 质量评估

在这项研究中，没有进行系统的质量评估，因为主要目标是识别和绘制参与式方法，而不是批判性地评估单个研究（Tarzia等人2023）。与强调全面方法论筛选的完整系统性回顾不同，这次快速证据审查优先考虑的是高效综合现有研究（Thomas等人2013）。虽然系统的质量评估很有价值，但它们通常耗时较长，在RER中不太可行。然而，为了确保方法论的严谨性，选定的研究在相关性、透明性和对青少年司法参与式研究的贡献方面进行了评估。在将搜索字符串应用于选定的数据库后，共发现了1282条记录。在应用“全文”和“仅限英文”作为包含标准后，总数减少到562条记录。然后对剩余记录进行重复检查，最终剩下176条记录可用。其中114条记录因标题被排除，剩下62条记录。在阅读摘要后，又排除了22条记录，最终共有48篇全文文章进入资格评估阶段。被排除的最终文章共有34篇，原因要么是没有使用参与式方法，要么是受众或焦点不正确（见图1）。表4提供了最终样本中包含的研究的详细概览，包括样本特征、设计和参与式方法。

2.6 数据提取和主题分析

为了系统地综合所选研究的结果，数据提取集中在几个关键领域：

- 研究特征——作者、年份、地点和参与者的人口统计信息。
- 使用的参与式方法——如photovoice、歌词写作、PAR、共同制作和创造性方法等。
- 背景和地理区域——实施参与式方法的司法管辖区和司法系统框架。
- 青少年的参与程度——青少年的参与程度（例如，咨询、合作、共同制作、青少年主导的研究）。
- 关键发现和结果——赋权的证据、系统变革、参与障碍和伦理考虑。

2.6.1 主题分析方法

进行了主题分析，以识别包括研究中的模式和关键主题。本研究采用了Braun和Clarke（2022）的六阶段方法，该方法因灵活性、透明度和捕捉细微见解的能力而广泛用于定性数据分析：

- 熟悉数据——反复 active 阅读全文文章，以识别参与式方法中的初始模式。
- 生成初始代码——系统地编码提取的数据，以识别与青少年参与、决策权和机构障碍相关的重复概念。
- 寻找主题——将代码分组为总体主题，如权力不平衡、青少年能动性、机构抵抗和方法论创新。
- 审查主题——根据提取的数据 refining 和验证主题，以确保其与研究问题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定义和命名主题——明确界定核心主题及其与青少年司法中参与式方法论的关系。撰写研究结果——将主题整合到分析中。

2.6.2 主题分类与分析
从回顾的研究中共提炼出16个主题，涵盖方法论、实施挑战和系统影响等方面。这些主题被归类为三大领域：

- 参与式方法及其实施：光影之声（photovoice）、歌词创作和创造性参与式方法在放大边缘化群体声音方面的有效性；参与式咨询（PAR）和共创在司法环境中的作用；将参与式方法融入结构性青少年司法系统中的挑战；青少年参与的障碍；权力不平衡以及成年人在塑造参与体验中的作用；关于形式主义参与与实质性权力分享的伦理问题；基于风险的治理、机构抵制和政策限制等系统性障碍；参与对青少年和司法系统的影响；参与式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赋予青少年影响决策的能力；不同方法对个人发展、自我表达和政策参与度的贡献；参与式方法在改变青少年司法相关机构叙事中的有效性。该分析还考虑了跨司法管辖区的差异，比较了西方、欧洲和全球南方对参与式司法方法的看法，有助于将研究结果置于具体背景中，并突出不同法律和文化环境下的最佳实践。

2.6.3 反思性与研究者考量
鉴于参与式研究本质上涉及权力动态，在整个主题分析过程中采用了反思性方法。这包括：
- 批判性地评估成年研究者在塑造参与式方法中的作用；
- 评估参与式方法是否真正以青少年为中心，还是受到机构结构的限制；
- 承认数据解读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参与式项目由成年研究者而非青少年参与者自身描述的情况下；
- 为了提高分析透明度，在编码过程中进行了代码间的可靠性检查，以确保主题发展的连贯性并减少主观偏见。
总体而言，本次回顾采用了Braun和Clarke（2022）提出的灵活、有机的编码方法，同时强调研究者的积极解释。多阶段分析提供了严谨的主题综合，适用于捕捉参与式青少年司法研究的共性（Clarke和Braun 2017；Nowell等人2017）。对六个阶段的精心执行促进了文本数据集的深入解读，以满足聚焦于司法系统中青少年的研究目标。

3. 研究成果
3.1 研究范围及地理分布概述
在各个司法管辖区，青少年的参与体验显示出一些相似之处。在所有情境中，成年人的控制力和机构等级制度都明显存在，限制了青少年声音转化为决策权的程度（Creaney 2020a；Smithson和Jones 2021）。这种模式在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中尤为明显，其中基于风险的治理方式决定了参与的框架。同时，也观察到了差异：在加拿大，参与式方法通常嵌入在恢复性司法模式中，更加强调社区参与和和解（Latimer等人2005；Penner等人2017）；澳大利亚的研究强调了社区驱动的倡议，使用光影之声等方法来收集青少年对服务需求的看法（Savuro等人2022）。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的背景更倾向于整合以儿童为中心的政策咨询，尽管仍有疑问这些是否真正转化为权力分享（Nolan等人2017；McGuire 2018）。这些跨国对比表明，尽管青少年参与的障碍相当一致，但参与的具体实施方式因司法管辖区和文化背景而异。在回顾的14项研究中，大量来自英国（50%），其余来自美国（14%）、加拿大（7%）、爱尔兰（7%）、德黑兰（7%）和澳大利亚（7%）。基于英国的研究经常强调以儿童为先的司法方法，反映了青少年司法委员会的政策方向（Creaney 2020a；Smithson和Jones 2021）；北美的研究则更侧重于恢复性司法模式和社区干预（Penner等人2017；Shepherd 2019）；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研究探索了基于权利的框架和青少年共创倡议（Nolan等人2017；McGuire 2018）。尽管研究具有全球性质，但在全球南方关于参与式方法的研究较为有限，这引发了关于青少年司法文献中地理偏见的问题（Mousavi和Ghayoomzadeh 2020；Savuro等人2022）。

3.2 研究主题概述
所确定的16个主题被分为四个主要类别：
- 参与式方法及其实施（例如，光影之声、歌词创作、共创）；
- 参与的障碍（例如，权力不平衡、基于风险的治理、形式主义）；
- 青少年确定的优先事项（例如，家庭联系、情感福祉、同伴支持）；
- 参与的影响（例如，个体赋权与系统影响）。

3.3 青少年参与中的核心主题
- 青少年声音：自我表达的重要性
在所有研究中，最突出的主题是青少年声音，研究表明参与式方法为参与司法的青少年提供了自我表达的平台（Osseck等人2010；Price等人2023；Savuro等人2022；Smithson和Jones 2021）。基于艺术的方法（例如，光影之声、歌词创作、参与式工作坊）特别有助于青少年表达个人经历和挫败感（Shannon和Hess 2018a；Smithson和Jones 2021）。参与司法的青少年重视在传统法律结构之外进行自我表达的机会，因为这些结构常常忽视他们的观点（Creaney 2020a；Price等人2023）。然而，尽管青少年的声音得到了放大，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表达很少转化为司法系统内的正式决策权（Creaney 2020a；Smithson和Jones 2021）。

- 家庭：参与司法青少年的核心关切
家庭关系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许多参与司法的青少年强调了家庭支持（或缺乏支持）在他们与司法系统的互动中的重要作用（Osseck等人2010；O'Shea 2020）。一些青少年强烈希望与家人团聚，尤其是在监禁环境中（Osseck等人2010；Mousavi和Ghayoomzadeh 2020）。其他人指出家庭不稳定是参与司法的关键因素，父母的药物滥用、失业或冲突可能导致再次犯罪（Day 2017；O'Shea 2020）。研究发现与Cullen（1994）的社会支持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积极的家庭参与可以减少再犯率，而家庭功能障碍往往会加剧犯罪轨迹（O'Shea 2020）。

3.4 青少年参与的障碍
- 权力不平衡与成年人控制
参与式方法的一个主要限制在于成年人对整个过程的控制程度（Creaney 2020a；Smithson和Jones 2021）。司法专业人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经常充当“把关人”，决定青少年何时以及如何参与（Nolan等人2017）。即使在共创模式下，最终决策权仍掌握在成年人手中，限制了青少年对司法政策的影响（Creaney 2020a；Smithson和Jones 2021）。基于风险的治理框架常常将参与司法的青少年视为不可预测或不可靠，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参与（Day 2017；O'Shea 2020）。虽然参与式方法声称能赋予青少年权力，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约束常常强化了传统的权力等级（Creaney 2020a；Smithson和Jones 2021）。

- 情感福祉与心理障碍
参与司法的青少年在讨论他们的经历时经常表达了沮丧、焦虑和无力的感受（Hopkins等人2016；Mousavi和Ghayoomzadeh 2020）。光影之声项目捕捉到了孤立和痛苦的图像，突显了监禁的情感代价（Osseck等人2010；Savuro等人2022）。歌词创作工作坊揭示了青少年对司法系统的深切愤怒和怨恨，反映了他们与社会污名的斗争（Price等人2023；Smithson和Jones 2021）。这些发现强调了基于创伤的参与式方法的重要性，因为许多参与司法的青少年都有不良童年经历、虐待和忽视的历史（Hopkins等人2016）。

3.5 参与对青少年和司法系统的影响
研究表明，参与式方法有两个主要影响层面：
- 个人赋权：许多青少年在参与项目时感到被倾听和认可（Shannon和Hess 2018a；Price等人2023）；参与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自我表达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尤其是那些在机构环境中曾被忽视的青少年（Creaney 2020a；Smithson和Jones 2021）；
- 系统影响有限：尽管青少年的经历经常被记录和分享，他们的贡献很少直接导致政策变化（Shepherd 2019；Smithson和Jones 2021）。一些例外情况包括与司法专业人士有长期互动的青少年咨询委员会和共创倡议（Creaney 2020a）。

3.6 主要研究结果总结
主要的研究结果及其意义在表5中进行了总结。

4. 讨论
4.1 参与式方法与传统青少年司法范式的挑战
本研究的结果突显了参与式方法在青少年司法中的潜力和局限性。尽管参与式方法（如光影之声、歌词创作和共创）为青少年自我表达提供了宝贵平台，但它们影响决策的能力受到机构权力结构、基于风险的治理和成人控制的限制。本节批判性地审视了这些挑战，探讨了参与与权力之间的理论辩论，并探索了将有意义的青少年参与嵌入司法系统的政策意义。

4.1.1 形式主义参与与实质性参与
研究结果加强了人们对参与是象征性而非实质性的担忧（O'Shea 2020；Savuro等人2022）。虽然参与光影之声和歌词创作项目的青少年获得了表达自己经历的平台，但他们的贡献很少影响政策（Osseck等人2010；Price等人2023）。这与Lundy（2007）的参与模型一致，该模型认为真正的参与不仅需要空间和声音，还需要影响力和能动性。在几项研究中，青少年的参与仅限于咨询，没有明确的机制将他们的观点纳入司法改革（O'Shea 2020；Nolan等人2017）。一些共创倡议显示出更高程度的参与，但成人专业人士仍保留了决策控制权，限制了青少年的影响（Penner等人2017；Shannon和Hess 2018a）。司法环境中的风险范式常常使专业人士通过风险评估的视角过滤青少年的意见，降低了青少年参与的真实性（Day 2017；Hopkins等人2016）。这些结果表明，为了让参与具有实质性而非形式主义，青少年应该拥有决策权，参与式方法必须制度化而非随意化（Savuro等人2022）。这进一步强调了学术界的警告，即参与虽然通常是出于好意，但如果不当引导可能会出现问题。正如引言中指出的，即使是有意的好举措也可能导致形式主义、剥削或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当系统性变革有限时（Armstrong和Ludlow 2020；Coyne和Carter 2024）。认识到这些挑战对于确保参与式方法带来实质性而非表面上的参与至关重要。同时，也应认识到系统性改革是一个复杂且通常拖延的过程，政策变革可能不总是参与式项目的直接结果。正如Harding（2020）在关于成年女性研究的讨论中指出的，当参与能够增强个人或社区层面的能动性、声音和影响力时，参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Pleysier和Kilkelly（2023）的观点也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参与青少年司法的研究不仅在于其对政策的影响，还在于它肯定了儿童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享有的被听取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系统性改革进展缓慢，与参与司法的儿童进行的实证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够放大儿童的声音，挑战排斥现象，并促进他们参与权利的实现。

4.2 面向风险的青少年司法系统中的参与
- 参与与基于风险的治理的不兼容性：青少年司法系统的发展历史上在福利导向的关怀和康复目标与司法导向的惩罚和问责目标之间摇摆（Muncie 2006；Goldson 200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算司法和管理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地通过风险视角来构建青少年司法，优先考虑预测、控制和“危险性”的管理（Garland 2001；Case和Haines 2015）。这一时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现的“新青少年司法”体现了这种转变，将结构化的风险评估工具和标准化干预作为主导实践框架（Goldson 2002）。在这样的系统中，参与往往被边缘化，因为主要目的被视为管理公共安全风险，而非赋予儿童作为权利持有者的权力。这一历史轨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强调能动性和声音的参与式方法常常被视为与当代青少年司法的逻辑不兼容。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关键矛盾：参与式方法与基于风险的青少年司法框架之间存在不兼容性（Mousavi和Ghayoomzadeh 2020；Shepherd 2019）。基于风险的治理模式将涉法青少年视为需要管理的对象，更重视可预测性、控制和干预，而非赋权与自主性（Day 2017；O’Shea 2020）。本研究发现：

- 基于风险的框架限制了参与机会，因为涉法青少年常被视为不可靠或不可信任的决策者（Hopkins等人2016；Shepherd 2019）。参与式方法在预先定义的制度框架内运作，限制了年轻人挑战系统性不公平现象的能力（McGuire 2018；Price等人2023）。成人对参与度的把关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障碍，专业人士决定了青少年的参与范围和程度（Nolan等人2017；Mousavi和Ghayoomzadeh 2020）。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个旨在控制而非赋权涉法青少年的系统中，参与式方法真的能够存在吗？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参与式方法可以融入司法改革，但其他人则认为，有意义的参与需要彻底摆脱以风险为中心的治理模式（Penner等人2017；Day 2017）。

4.2.2 权力、把关与成人控制
研究发现，无论是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还是司法实践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青少年的参与条件（Hopkins等人2016；Nolan等人2017）。这与权力和治理理论相符，这些理论指出机构常常利用参与式过程来维护权威，而不是重新分配权力（Shannon和Hess 2018a；Price等人2023）。青少年虽然被邀请参与其中，但他们的意见往往通过成人设定的优先事项被过滤（Hopkins等人2016；O’Shea 2020）。结构性的限制，包括资金限制和制度阻力，阻碍了参与式方法的长期实施（Shepherd 2019；Mousavi和Ghayoomzadeh 2020）。这进一步强化了批判性青少年司法的观点，即司法系统声称重视青少年的参与，但实际上维持着成人的权威（Day 2017）。如果不改变权力分配的结构，参与可能会变成一种受控制的机制，而无法成为推动变革的工具（McGuire 2018）。在完成这项快速综述（2023年4月至9月）之后，出现了新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在青少年司法中实现有意义合作的重要性和困难。特别是Hampson等人（2024）的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合作实践落实“儿童优先”原则，同时指出了成人把关和权力不对称等持久存在的障碍。尽管这项研究是在我们的综述窗口之后发表的，因此没有包含在证据综合中，但它与我们的发现一致，并强调了支持合适结构、资源和文化变革的必要性。

4.3 将有意义的参与融入青少年司法

4.3.1 政策启示：如何加强参与？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研究人员具有多重启示，他们希望加强青少年司法中的参与式方法。首先，虽然参与应该贯穿整个系统的决策过程，包括案件规划、量刑和康复，但强制性的参与可能会使其沦为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有意义的参与依赖于真正的专业承诺、充足的资源以及建立确保儿童意见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机制。这反映了Lundy（2007）的参与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空间、发言权、听众和影响力的重要性，并与Smithson和Gray（2021）的观点一致，即需要在青少年司法实践中真正体现儿童的视角。从权利的角度来看，Pleysier和Kilkelly（2023）认为，参与不应只是形式上的要求，而应该被视为承认儿童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拥有权利的实践。其次，应扩大恢复性和共同生产性的司法模式，因为它们为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自主决策机会。研究表明，恢复性方法为青少年提供了行使权力的空间，并使他们成为解决冲突的积极参与者，而共同生产性做法则挑战了传统的成人主导结构，将儿童视为服务设计的合作伙伴（Creaney 2020b；Shannon和Hess 2018b）。Creaney和Case（2021）进一步指出，参与式权利方法提供了另一种替代风险主导话语的方式，促进了社会包容，并承认儿童对司法改革的贡献。这些方法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影响结果的平台，还展示了在司法背景下分享权力的实际可行性。最后，应该重新评估风险范式的主导地位。将儿童标记为“高风险”常常限制了他们有意义参与的机会，主要将他们视为需要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拥有宝贵见解的权利持有者（Case和Haines 2015；Day 2023）。这种排斥逻辑削弱了参与式权利，并加强了基于缺陷的司法模式。转向儿童优先的视角需要重新平衡这些话语，确保参与不是基于风险分类，而是被视为所有接触司法系统的青少年的权利。

4.4 研究局限性

尽管这项研究为参与式方法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也必须承认其局限性：

- 很少的证据基础——识别出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且许多研究的参与者样本非常有限。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因此必须谨慎对待结论。
- 出版偏见——存在出版偏见的风险，即不成功或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参与项目不太可能出现在学术或政策文献中。因此，该综述可能低估了参与式方法的困难与失败，而过度强调了成功的案例（Tarzia等人2023）。
- 地理范围——尽管研究涵盖了全球范围，但大多数研究来自英国和北美，限制了对全球南方参与式方法的了解。
- 缺乏纵向数据——许多综述的研究集中在短期参与性倡议上，因此它们对政策变化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
- 对系统性变革的研究有限——虽然发现参与式方法能够赋予个别青少年权力，但很少有研究探讨青少年参与对政策变化的影响。
- 时间限制的快速综述——搜索是在2023年4月至9月之间进行的，之后没有更新，符合快速综述的要求。在此时间窗口之后发表的相关出版物（如Hampson等人2024）没有包含在证据综合中，但我们在讨论中指出了它们作为补充的最新证据。

4.5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关于青少年参与的纵向研究，以及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下参与式司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特别是那些直接源自全球南方传统的研究将有助于平衡当前青少年司法文献中的地理偏见。像Freire（1972）和Fals-Borda（1987）所开创的参与式方法强调赋权、批判性对话和集体行动，可以为重新构想国际青少年司法实践提供宝贵见解。提高全球南方学术成果在国际期刊上的可见度，不仅将扩大证据基础，也将承认参与式研究的起源背景。

5 结论

这项研究强调了青少年在司法系统中的参与矛盾：尽管参与式方法为青少年参与提供了宝贵的平台，但它们的实施往往限制了青少年影响决策的能力。研究表明，为了使参与具有实际意义而不是走形式，司法系统必须超越咨询式方法，将参与式方法作为标准实践，而不是随意性的举措。确保青少年的声音不仅被听到，而且被切实纳入司法政策和实践中，对于促进真正的参与至关重要。许多研究显示，虽然参与式方法如照片语音、歌词写作和共同生产能够促进自我表达，但并不总是导致实质性的政策变化或增加决策权。未来需要建立制度机制，让青少年能够积极塑造管理他们的系统，确保他们的观点能够影响司法干预和更广泛的政策改革。除了在司法改革中的参与外，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关注青少年的生活经历。研究发现，涉法青少年经常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中感到沮丧、无力感和被排斥。许多人感到被专业人士忽视、被系统误解，并受到结构性不平等的限制。如果不解决这些更广泛的问题，参与式方法可能会变成表面的咨询活动，而无法成为推动变革的有效手段。让青少年参与司法过程应超越程序性包容，充分重视他们对自己生活经历的理解以及影响这些经历的因素。需要从以风险为导向的青少年司法模式转向，这种模式侧重于管理和控制行为，转向重视能动性、赋权和有意义的参与的模式。像照片语音和歌词写作这样的创造性方法已经展示了捕捉青少年视角的潜力，这是传统司法过程常常未能做到的。然而，这些见解必须付诸行动，而不仅仅是记录在案。司法系统不仅应该让青少年参与决策，还应该认可并回应他们对自己经历、挑战和愿望的看法。未来的工作应致力于确保青少年的参与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参与，而成为真正塑造政策、实践和制度变革的机制。如果没有结构和文化的变革，参与式方法可能会强化而不是挑战现有的权力层次。

作者贡献：
Kelly Razey：概念化、调查、写作——初稿撰写、方法论设计、正式分析。
Colm Walsh：写作——审稿和编辑、监督和指导。

伦理声明：
由于这项研究是基于对已发表文献的分析的快速证据综述，因此不需要伦理批准。
同意：
这项研究没有涉及人类参与者或原始数据的收集，因此不需要征得参与者的同意。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数据可用性声明：
这项研究基于对已发表资源的分析，没有创建或分析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