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molecules》:Extracellular Vesicles in the Gut–Vascular–Brain Axis: A Missing Mechanistic Link Between IBD and Stroke Risk
Harshal Sawant,
Erika L. Butcher,
Ji Chen Bihl and
Subha 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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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聚焦于探索炎症性肠病(IBD)患者卒中风险升高的潜在机制,创新性地提出了“肠道-血管-脑”轴的概念。文章指出,在慢性肠道炎症中,包括外泌体在内的细胞外囊泡(EVs)被大量释放进入循环。这些囊泡携带促炎性细胞因子、微RNA(miRNAs)和组织因子等生物活性物质,能够系统性地影响内皮功能、破坏血脑屏障(BBB)、促进免疫血栓形成和神经炎症,从而构成连接局部肠道炎症与远端脑血管损伤的、被长期忽略的机制纽带。尽管直接因果证据仍有限,但汇聚的机制数据支持其生物学合理性,并为未来的转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细胞外囊泡:连接炎症性肠病与卒中风险的潜在信使
1. 引言
流行病学证据一致表明,患有炎症性肠病(IBD),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的个体,与普通人群相比,卒中风险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升高,风险比(HR)约为1.13-1.3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额风险在缺乏传统血管风险因素的年轻患者中同样存在,这提示存在独立于传统风险因素之外的、与疾病本身相关的特定机制。尽管慢性系统性炎症、内皮功能障碍和高凝状态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关联,但将肠道炎症与脑血管损伤联系起来的精确生物学机制仍未完全阐明。近年来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细胞外囊泡(EVs),这是一类由上皮细胞、免疫细胞和血小板等释放的膜结合颗粒,是炎症状态下细胞间通讯的重要介质。这篇综述旨在整合流行病学、血管生物学和EV研究,提出一个机制框架,即EV介导的信号传导沿着“肠道-血管-脑”轴,将肠道炎症与脑血管脆弱性整合起来。
2. 卒中:IBD一种新兴的肠外并发症
卒中已成为IBD一种临床重要的肠外表现。大型队列研究证实,经活检确诊的IBD患者卒中发病率更高,且风险升高在诊断后可持续长达25年。这种风险增加主要归因于缺血性卒中,并且在CD和UC患者中均有观察到,且在年轻患者和女性中相对风险更高。IBD患者通常存在慢性免疫激活,这会促进内皮功能障碍、血小板异常和凝血途径改变,共同促成一种易于发生脑血管损伤的血栓前状态。然而,尽管有这些公认的关联,肠道炎症与卒中之间的机制联系仍然知之甚少,这促使研究者去寻找能够连接肠道炎症与远端血管网络的新型生物介质。
3. 连接IBD与脑血管风险的已知机制
多个生物学通路有助于解释肠道炎症如何影响脑血管健康。慢性系统性炎症是核心机制,循环中的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6 (IL-6)等细胞因子可损害内皮一氧化氮(NO)生物利用度,促进血管炎症。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风险,IBD相关的菌群失调导致微生物代谢物如氧化三甲胺(TMAO)和短链脂肪酸(SCFAs)发生变化,这些代谢物与血管炎症和血栓前信号有关。此外,遗传和凝血相关因素也扮演重要角色,IBD患者常表现出全身性的血栓前状态,包括血小板活性增强、纤维蛋白原和因子VIII水平升高等。这些过程共同描绘了一个多因素背景,而EV介导的信号通路可能放大这些既定通路,成为直接联系的桥梁。
4. EVs作为IBD中的系统性介质和调节因子
EVs是一个异质性膜结合颗粒家族,包括外泌体、微囊泡和凋亡小体等。在IBD的全身性炎症状态下,循环EVs水平升高,其内富含促炎和促血栓形成的“货物”。这些EVs可以源自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内皮细胞等多种活化细胞类型。然而,更具特异性的是肠道来源的EVs,它们携带能直接反映局部肠道病理的分子信息,例如由发炎的肠上皮细胞(IECs)释放的、富含miR-21和miR-155等微小RNA(miRNAs)的EVs。这些miRNAs能在受体免疫细胞或内皮细胞中放大炎症信号。此外,肠道来源的EVs还携带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和长链非编码RNA(lncRNAs),可能激活血管内皮细胞或促进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形成。更重要的是,发炎的肠道也是细菌来源EVs(bEVs)的来源,这些bEVs携带脂多糖(LPS)等成分,可能进入循环并影响脑血管。在IBD活动期,患者血清、唾液和粪便中的EVs水平显著升高,其携带的促炎性细胞因子、miRNAs和粘附分子含量也更高。当疾病缓解时,EVs水平及其炎症“货物”会下降。这些动态变化提示,EVs不仅是IBD相关全身性炎症的被动生物标志物,更可能是连接慢性肠道炎症与血管系统之间病理对话的主动贡献者。
5. IBD中致病性EVs的细胞来源
肠道炎症期间释放的EVs因其细胞来源和分子“货物”的不同而功能各异,它们代表了互补的多层肠道来源信息被传递到全身循环。
5.1. 肠上皮细胞来源的EVs
作为接触腔内应激原的第一道防线,IECs是IBD中循环EVs的一个重要且特征明确的来源。在炎症条件下,IECs释放富含DAMPs和促炎miRNAs(如miR-21, miR-155)的EVs,这些物质与内皮激活和血管损伤密切相关。IEC来源的EVs还携带与粘附和抗原呈递相关的分子,可放大全身性免疫激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研究发现,发炎肠道中分泌的含有长链非编码RNA LINC00668的EVs可以促进NETs形成,这直接将上皮来源的EVs与NET介导的血栓形成联系起来,而NET介导的免疫血栓是缺血性脑血管损伤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
5.2. 免疫细胞来源的EVs
免疫细胞是肠道炎症期间EVs的另一主要来源。在疾病活动期,肠道黏膜中的免疫细胞显著增加外泌体等EVs的释放。这些EVs富含促炎细胞因子、氧化酶、DAMPs以及促凝血脂质和蛋白质,使其能够作为血栓炎症的全身性介质。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来源的EVs在活动性IBD中尤为丰富,可以诱导血管粘附分子上调,增强白细胞-内皮细胞相互作用。树突状细胞来源的EVs则携带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分子和免疫刺激蛋白,可能持续驱动肠道外的免疫激活。
5.3. 血小板来源的EVs
血小板来源的EVs是连接肠道炎症与血栓形成的关键机制桥梁。IBD的特征是持续的血小板激活和血栓前状态的止血功能改变,这有利于血小板EVs的生成和全身性扩散。这些血小板EVs富含磷脂酰丝氨酸和组织因子,为加速凝血酶生成和纤维蛋白形成提供了催化表面。它们还表达P-选择素等粘附分子,支持血小板-白细胞聚集和内皮粘附。在非IBD人群中,血小板EVs已直接涉及动脉血栓形成和缺血性卒中的病理生理,这支持了其在肠道-血管-脑轴中的生物学合理性。
5.4. 肠道微生物组来源的EVs (bEVs)
除了宿主来源的EVs,细菌EVs(bEVs)也被视为肠道-血管-脑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可以穿越受损的肠道屏障,运输微生物配体(如LPS、脂蛋白、肽聚糖、核酸),并通过激活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和神经血管中的Toll样受体(TLRs)、NOD样受体家族pyrin域包含蛋白3 (NLRP3)和cGAS–STING等通路,来放大血栓炎症反应和血脑屏障(BBB)脆弱性。实验研究表明,来自肠道病原体的bEVs会加剧结肠炎和内皮损伤,而来自有益菌的bEVs则可能具有保护作用。
5.5. 与卒中相关的IBD-EVs“货物”
EVs对脑血管脆弱性的致病相关性最终取决于它们携带的分子“货物”。在IBD的EVs中,一些共有的“货物”特征可能通过协调内皮启动、凝血、白细胞粘附和神经炎症来塑造脑血管脆弱性。这些可优先关注的候选“货物”包括:在IBD肠道中产生并与卒中病理相关的miRNAs(如miR-155, miR-21);IBD中增加的组织因子和磷脂酰丝氨酸;促进血小板-白细胞聚集和免疫血栓形成的P-选择素;在IBD组织损伤时释放、可激活内皮细胞和微胶质细胞中TLR/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RAGE)通路的DAMPs(如钙卫蛋白);维持内皮启动和神经炎症放大的细胞因子;以及可触发NETosis、从而降低脑血管微血管闭塞性免疫血栓形成阈值的lncRNAs。
6. EV介导的连接IBD与脑血管损伤的机制
尽管直接证据有限,但在血管和神经炎症模型中的大量研究表明,EVs能深刻影响内皮功能、BBB完整性、神经免疫激活和血栓炎症信号,这些过程与卒中生物学高度相关。
6.1. EV介导的内皮功能障碍
内皮功能障碍是缺血性卒中发病的关键起始步骤,而EVs已成为这一过程的有效调节因子。炎症性EVs可以通过递送细胞因子、miRNAs和其他生物活性分子来直接激活内皮细胞,触发炎症信号级联反应,诱导细胞间粘附分子-1 (ICAM-1)和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 (VCAM-1)的表达,并损害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活性。在IBD的背景下,伴随疾病发作的促炎细胞因子和循环EVs激增,可能导致类似的囊泡介导的内皮启动发生在脑血管中,从而在缺乏传统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情况下,促进微血管功能障碍。
6.2. 血脑屏障脆弱性
血脑屏障在维持大脑稳态和限制神经炎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新出现的证据表明,EVs可以通过改变紧密连接蛋白(如occludin, claudin-5, zonula occludens-1 (ZO-1))的表达来调节BBB完整性。在实验性卒中模型中,促炎性EVs会加剧BBB通透性并扩大梗死体积。富含LPS、脂蛋白和肽聚糖的微生物EVs(bEVs)可通过TLR4和髓样分化初级反应蛋白88 (MyD88)依赖途径破坏紧密连接的完整性。因此,慢性的循环炎症EVs暴露,连同激活TLR/cGAS–STING通路的微生物bEVs,可能使IBD患者的BBB易于受损。
6.3. 神经炎症
除了血管效应,EVs还影响神经炎症通路。研究表明,EVs可以激活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促进白细胞介素-1β (IL-1β)、TNF-α和活性氧(ROS)的释放,从而加剧缺血后的神经元损伤。此外,菌群失调衍生的EVs可以通过TLR和cGAS–STING信号激活小胶质细胞,放大与卒中结局高度相关的神经炎症。鉴于IBD的全身性炎症负荷以及EVs穿过或跨越BBB传递信号的能力,EV介导的神经免疫激活是IBD患者脑血管易感性升高的一个合理贡献者。
6.4. 促血栓形成的EV信号与缺血性卒中的启动
富含组织因子和磷脂酰丝氨酸的循环EVs在静脉和动脉血栓模型中可协同作用,加速凝血酶生成和纤维蛋白形成。在IBD中,血小板激活和免疫细胞来源的囊泡释放促成了一个促凝血的全身环境。此外,最近的实验工作表明,肠道IEC来源的EVs可以促进NETs形成,从而将黏膜炎症与免疫血栓形成联系起来,而NETs通过血小板激活和纤维蛋白稳定,日益被认为是缺血性卒中发病机制的核心贡献者。
7. EVs是IBD卒中风险的驱动因子、放大器还是生物标志物?
一个核心的未解问题是,EVs是IBD中脑血管损伤的因果驱动因子,还是全身性炎症的次级放大器,抑或仅仅是反映炎症负荷的生物标志物。阐明这一区别决定了EVs是代表治疗靶点、机制中间体还是风险指标。其因果作用的生物学合理性很强,EVs在免疫和上皮激活期间主动分泌,携带能够重编程受体细胞的特定分子“货物”,并且在动脉粥样硬化、败血症和急性缺血性卒中等血栓炎症疾病中具有明确的致病作用。然而,直接的因果证据仍然有限,目前尚无前瞻性研究证明EV负荷或“货物”改变先于IBD人群的脑血管事件发生。一个或许更直接可能的模型是,EVs作为系统性放大器而非主要启动因子发挥作用。慢性肠道炎症可能产生一个循环EV环境,对内皮细胞、血小板和天然免疫通路进行“启动”,从而在存在继发性血管应激源时,降低血栓形成或BBB破坏的阈值。第三种可能性是,EV特征主要作为全身性炎症的高分辨率生物标志物,而非血管损伤的直接介质。区分这些角色需要进行基于机制的深入研究。
8. 界定EV介导的IBD卒中风险的研究重点
该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不是EVs在IBD中是否升高,而是EV介导的信号传导是否构成肠道炎症与脑血管损伤之间的机制性必要链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描述性分析果断转向因果性探究。首要战略重点是确定时间先后顺序和预测有效性,这需要将标准化的EV分析整合到大型纵向IBD队列研究中。其次,需要在双重打击实验系统中进行机制充分性测试,例如开发组合的IBD-卒中动物模型。第三,需要利用技术进步解决囊泡异质性问题,通过单囊泡多组学、高分辨率流式细胞术等方法鉴别具有致病性的EV亚群。第四,应在系统生物学框架内概念化肠道-血管-脑轴,通过整合网络模型揭示相互关联通路中的关键脆弱节点。最后,必须明确临床相关性。转化成功需要证明基于EV的指标能提供超越现有炎症和凝血生物标志物的增量价值,并且能实质性地改善临床决策。
9. EVs在IBD相关卒中中的转化意义
EVs作为评估IBD相关血管和脑血管风险的临床可行生物标志物具有巨大潜力。其转化应用依赖于标准化的测量方法和严格的验证。临床可行的检测将依赖于对血浆或血清等常规生物体液中EVs的定量分析,并遵循细胞外囊泡研究最小信息指南(MISEV)进行严格的检测前控制。核心测量指标包括EVs丰度、细胞来源标志物(如血小板、内皮、免疫细胞来源的EVs)以及“货物”特征分析。与反映IBD引起的全身性炎症的C反应蛋白(CRP)相比,EVs“货物”谱可能提供关于内皮激活、凝血途径和血栓炎症信号未来风险的更具体信息。除了诊断,EVs也可能是IBD相关卒中的治疗靶点。选择包括通过抑制中性鞘磷脂酶2 (nSMase2)/神经酰胺途径或Rab27依赖性分泌来减少EVs释放;通过掩蔽促凝血的磷脂酰丝氨酸或组织因子来中和循环EVs;选择性清除血栓形成亚群(如P-选择素阳性血小板EVs);或中断内皮细胞对EVs的摄取/下游信号传导。
10. 结论
卒中日益被认为是IBD的一种具有临床意义的肠外并发症,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其缺血性风险持续升高,且无法完全用传统血管因素解释。尽管慢性全身性炎症、高凝状态和内皮功能障碍提供了部分机制框架,但新出现的证据表明,EVs可能作为整合性介质,连接肠道炎症与脑血管脆弱性。确定EVs是因果驱动因子、放大器还是全身性炎症的次级生物标志物,将需要纵向人类队列研究、功能性囊泡转移实验和整合的多组学方法。如果得到验证,EV特征不仅可以作为IBD患者脑血管风险的生物标志物,还可以作为减轻血栓炎症信号的新型治疗靶点。推进这项工作需要通过聚焦的转化研究,将胃肠病学与血管神经科学连接起来,以确定调节EV通路是否能有效降低该人群的卒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