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forum》：Five Finlands: A mixed-method climate attitude segmentation from a housing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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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气候变化应对中公众态度与实际行动的差距，研究人员从住房视角切入，对芬兰公众气候态度进行混合方法分型研究。通过潜在类别分析（LCA）与定性材料（访谈、在线讨论）相结合，识别出“积极参与型”、“认知型”、“谨慎型”、“不确定型”和“分歧型”五个群体，并揭示了其与住房行为、社会经济和地理因素的关联。该研究强调了理解中间沉默群体的重要性，为制定更具包容性和实效性的气候政策提供了关键洞察。
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们的世界，但全社会的紧迫感似乎总是慢了一拍。面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我们赖以庇护的家园——房屋，正成为气候变化影响的前线，同时也贡献了全球约17%的燃料燃烧1二氧化碳（CO2）排放。在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冬季严寒、夏季日益炎热的独特气候，更使得家庭的供暖与制冷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气候议题的思考与讨论。然而，人们对于气候危机及其应对的看法千差万别，有的视之为技术挑战，有的则归为社会议题；一些家庭可以轻松调低室内温度，而彻底的脱碳则可能需要能源基础设施的转型。这些认知、情感和道德立场的差异，共同构成了个体的气候变化态度，它们是任何行动的基础，决定了人们对于减缓和适应的效能感与紧迫感。但现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静态的、简化的公众分类上，缺乏对复杂话语景观的深入探究。为了弥合这一鸿沟，并为更有效的气候政策寻找关键突破口，一个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学者领衔的研究团队，从“家”这个最贴近日常生活的空间出发，开启了一项别开生面的探索。
这项发表在《Geoforum》上的研究，核心采用了“解释性序贯设计”的混合研究方法。首先，研究人员对2022年春季收集的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数据（n=1446）进行了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这是一种用于识别数据中具有相似特征的潜在分组（分型）的统计方法。他们基于13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情感和道德立场问题，确定了最优的公众分型方案。随后，研究团队“编织”了访谈和在线讨论等定性材料，以深化和情境化对定量分型的理解。这些定性材料包括2021-2022年间进行的30个深度访谈，以及从芬兰生活方式博客和匿名在线论坛（Vauva.fi, Ylilauta）收集的公开讨论文本。通过将量化分型作为分析定性话语的框架，研究旨在揭示不同群体如何在其住房实践中讨论和应对气候变化。
研究结果
1. 五个芬兰：居民气候态度的分型
潜在类别分析的结果指向一个包含五个类别的模型。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对气候相关问题的回答模式、相关消费行为和意图，以及开放性问题，将这五个群体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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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型：约占25%。这是对气候变化最为担忧和投入的群体。他们坚信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认为个人行动至关重要，并认为决策者和高生活水平国家负有更多道德责任。他们多居住在城市公寓，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政治倾向偏左，并展现出最高的气候行动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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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型：约占31%，是最大的群体。他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与“积极参与型”相似，但态度上不那么坚决。他们意识到问题，但较少谈论，行动意愿也相对较弱。这个群体通常更为富有，多是城市周边的自住房主，是气候智慧型住房解决方案最具潜力的投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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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型：约占28%。他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更为分化，大多数人相信人为因素，但认为气候变化主要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这是三个主要群体中唯一男性略占多数的群体，年龄最大，通常居住在依赖汽车的郊区或乡村的独栋住宅中，政治倾向偏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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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型：约占5%。这个群体频繁使用“无法回答”的选项，对气候变化普遍表现出认知不足和无力感。他们是经济状况最差的群体，气候讨论似乎被其他福利问题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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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型：约占11%。这个群体的态度与其他群体显著不同。他们大多不认为气候变化是媒体描述的那般严重，许多人将原因归咎于自然现象。他们主要是男性，居住在农村或小城镇，拥有强烈的个人自由意识，政治立场上强烈支持右翼或极右翼政党。
2. 分型的社会人口学与住房背景差异
五个群体在社会人口学和住房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是影响气候态度的最强因素，“积极参与型”拥有硕士学位的比例最高，且生活在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地理上，“积极参与型”和“认知型”更多地居住在城市地区，而“谨慎型”和“分歧型”则更偏向乡村。政治意识形态是区分态度群体的关键驱动力，自由-保守的分野十分明显。在住房方面，“积极参与型”租房比例最高，搬家也最频繁；而“认知型”和“谨慎型”则更可能是长期居住的自住房主。有趣的是，尽管态度迥异，但所有群体中都有人安装了空气源热泵等辅助供暖设备，这表明经济或舒适性动机（而非气候关切）也可能驱动一些环保行为。
3. 定性材料对分型的话语印证与深化
对访谈和在线讨论材料的分析，为这五种分型提供了生动的话语印证和深度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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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型的话语充满气候焦虑，但也强调通过个人生活方式选择和实际解决方案（如使用热泵、太阳能板）来承担责任，并呼吁更严格的政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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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常将责任外化，或为自身的高消费行为（如乘飞机）寻找平衡理由，表现出一种“有意识但未完全投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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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型质疑个人行动的有效性，认为减排的主要责任应归于产业和能源生产部门，并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碳足迹已经足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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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型感觉气候变化被“强加”于己，信息资源过多难以应对，或认为自己的行动（如节俭生活）已在无意中符合了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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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型则常使用讽刺和“转移焦点”的策略，质疑气候科学的可信度，认为气候政策不切实际，并将议题与其他政治议题（如移民）捆绑，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立场。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创新的混合方法，从住房视角成功绘制了芬兰公众气候态度的精细图谱——“五个芬兰”。这不仅回答了如何对公众进行分型，也揭示了这些分型如何与具体的住房实践、社会经济背景和地理空间紧密交织。
研究的核心结论在于，它成功地用“五个芬兰”的分型框架，超越了美国“六类美国人”等经典模型，更贴合芬兰本国共识性较强、极化相对较弱的语境。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态度存在明显的代际、性别、教育和地理分异：年轻、高学历的城市女性更为积极，而教育程度较低、流动性较弱的男性则更可能持怀疑或分歧态度。尤为重要的是，研究指出，住房作为一种对地点的长期承诺，其类型（公寓或独栋住宅）、地理位置（城市或乡村）和居住稳定性，确实在形塑着居民的气候态度和行动效能感。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对气候政策与实践的深刻启示。首先，它挑战了仅依赖量化调查进行静态分类的局限性，通过融入定性话语分析，展现了公众态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避免了对立观点的极化放大。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声音最大的“分歧型”群体，在实际人口中仅占11%，而占多数的其实是不同程度关注气候但声音被掩盖的中间群体（“认知型”和“谨慎型”合计近60%）。因此，理解并赋能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是推动有效社会变革的关键。他们认识到气候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无力践行气候智慧型生活，他们的政治能动性（无论表现为行动或惰性）亟待被理解。
其次，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精准化的气候沟通与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例如，可以预期“积极参与型”会对低碳转型最感兴趣并积极倡导；“认知型”最具投资潜力，可能是推广气候智慧型住房解决方案的主要目标；“谨慎型”可能会在后期跟随；而“分歧型”可能更多出于经济原因而非环境原因进行适应。政策制定必须为“不确定型”和经济能力不足的群体提供平等的转型机会。
总之，这项研究为富有同理心地讨论气候变化搭建了一个平台。它表明，只有深入理解不同人群的动机、日常障碍、空间特性、恐惧与希望，任何社会才有可能成功过渡到脱碳的未来。气候行动需要持续的审议与对话，而这项研究正是这场重要对话中一个坚实而深入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