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和平：一种基于力量的社区发展方法，用于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促进和平建设

《Community Development》：Everyday peace: A strength-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peacebuilding in conflict-affected contexts

　　摘要
本文提出“日常和平”作为一种基于优势的个人发展框架，该框架具有显著的能力来增强地方和平建设机构的能力。大多数和平建设工作都集中在加强社会凝聚力上，因此首先寻找共同点，将那些能够迅速达成地方协商结果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然而，在严重的社区间或宗派暴力之后，这可能既不安全也不可行。相比之下，“日常和平”描述了普通人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管理日常互动的方法，以规避或减轻紧张局势和冲突的诱因。这一概念植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认识到那些权力受限的人们所采取的往往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本文认为这些原则高度兼容，而社区发展非常适合将“日常和平”付诸实践。因此，“日常和平”为自下而上的和平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强调了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识别和增强个人能动性的重要性。

关键词：日常和平；和平建设；冲突；公民社会；国际发展

引言
严重的、反复的或长期的暴力会引发对进一步攻击的深深恐惧。暴力的频率或强度越高，这种恐惧就越深刻。在社区层面，主流的和平建设策略侧重于促进或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及加强或改善个人、群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Conciliation Resources, Cox等人，2023；Global Peace Foundation, 2025；International Alert, 2025；Nesterova & Kim, 2024；Ramsbotham & Yousuf, 2016；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2025；UNICEF, 2025）。这种和平建设方法从根本上是通过将人们——在身体上、社会上和情感上——聚集在一起，来促进沟通和谈判，寻找共同点或互惠利益。它依赖于重新参与，以便使他人更具人性，培养同理心，并（重新）建立关系，包括政府当局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贫困、边缘化和欠发达的环境通常受到复杂的冲突动态的困扰，如果放任不管，这些冲突可能会迅速破坏其他方面优秀的社区发展成果。暴力之后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要威胁，除了可能发生更多暴力之外，即使是小小的对抗也可能引发额外的恐惧，而不信任则会使加剧现有分歧的社会行为持续下去。上述工作由提到的组织和其他许多组织专业地推动。然而，过快地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即使是在最小程度上，也可能引发一种尴尬感，甚至可能比促进社会凝聚力更引发恐惧。这样的方法可能是不安全的，甚至可能具有煽动性，有可能引发新的暴力。之前的暴力越严重，恐惧被引发的频率越高，过早地将人们（或太多人，或错误的人）聚集在一起就越有可能不会带来更多的同理心，反而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

鉴于这些敏感性，和平建设实践者通常从社区内部的工作开始，识别出一小部分和平活动家和具有和平导向的人，并谨慎地将他们聚集在受控制的互动中。这些旨在暴力后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努力通常是充满争议、敏感且谨慎的（Ware等人，2022a）。同样，有许多组织在这一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方法默认地是一种基于缺陷的和平建设方法，它从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还没有准备好参与的假设出发。并且这种做法主要由和平建设专家主导，他们往往是外部的，通常不是社区发展实践者，通常错过了自下而上、参与式进程所提供的机会。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日常和平”作为一种基于优势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很容易地适应社区发展实践，它认识到即使在最暴力的环境中，大多数人也渴望稳定和非暴力——并且已经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了步骤来使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实现（Mac Ginty, 2021）。这种方法围绕加强大多数社区成员已经在采用的社交实践展开，这与基本的社区发展原则紧密一致。这种方法依赖于基于优势的元素，并认识到大多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与和平相关的活动。

尽管社区中的许多人可能持有与那些推广暴力的人相同的担忧、恐惧和负面态度，但在最严重的暴力期间，大多数人更关心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伤害他人。我们在2017年缅甸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中所做的参与表明，即使在极端冲突中，也只有少数人实际参与暴力（参见Ware等人，2021, 2022b）。大多数人抵制鼓励极端暴力的言论，从这方面来看，他们已经在采取一些和平导向的行为。这一见解允许即使在极端暴力之后也采用基于优势的和平建设方法，这种方法假设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某种程度的和平，并且已经在采取行动——尽管这些行动通常是有限的，动机复杂，能力也有限，但仍在采取行动。这使得大多数人在社区发展和平建设中成为潜在的盟友。

本文提出“日常和平”作为社区发展的框架，以支持在高度分裂的环境中更广泛的和平形成。它首先阐述了“日常”和“日常和平”的理论，强调它们对社区发展实践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利用意识提升和欣赏性探究方法的实践（Bushe, 2011）。

作为一个起点定义，借鉴学术文献，“日常和平”可以定义为普通个人和群体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管理日常生活的策略。这些策略优先考虑避免或减少不愉快的情况和冲突诱因，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他们才会考虑与其他人进行积极的互动。正如Mac Ginty（2021）所解释的，在连续体的最基本层面上，“日常和平”可能仅仅涉及在冲突中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维持一种表面的正常状态，让人们能够继续他们的生活。在这个层面上，“日常和平”可能是暴力后的第一次互动，或者它是社会资本在完全崩溃前的最后一道桥梁。然而，“日常和平”可以从这一基础进一步发展。个人和群体的孤立行动有可能汇聚成更广泛的和平形成，特别是那些不仅仅是试图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继续生活的行动。寻求重建更深层次关系的孤立行动可以作为（重新）建立广泛、深刻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从而创造一种稳健的“积极和平”。日常和平关注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规实践。

本文的其余部分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定义并探讨了“日常和平”，介绍了“日常”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概念、“日常和平”的出现，以及学术界已经确定和讨论的“日常和平”的类型和原则。该部分最后概述并展示了我们的社会实践类型（Ware & Ware, 2021）。

第二部分强调了使“日常和平”特别适用于社区发展实践和理论的创新。这些创新包括重视普通人的能动性及其常规实践，认可许多权力受限的人的微小行为的潜在重要性，以及承认那些可能被负面看待的实践的潜在积极影响和意图。这使得即使在最具冲突性的环境中也能认识到绝大多数人的和平导向行为，从而在几乎任何背景下促进基于优势或欣赏性的探究方法。在第三部分，我们探讨了精英行为者和主导结构如何利用这种能动性，对“日常和平”方法提出了关键警告。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如何在社区发展实践中实施“日常和平”方法，并概述了一些指导原则。

**日常和平**
日常生活一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然而，直到最近，它才被明确地作为社会研究的独立焦点。Kalekin-Fishman（2013）观察到，“日常生活”一直是社会学分析中的一个基础性但经常被忽视的元素，直到最近才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这在罗素、亚当·斯密、涂尔干和马克思等著名早期社会学家的作品中显而易见，他们都在他们的理论中提到了日常生活，但并没有明确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罗素基于家庭作为日常生活基本组成部分的信念，提出了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和理想社会的形象，认为家庭代表了“自然”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样，马克思（1844/2007）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作条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导致异化，从而丧失自我。这种异化破坏了社区和家庭纽带，使个人专注于基本的生存问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对纯粹生存的降级减少了人类的潜力，贬低了个体，阻止他们体验到更完整、更真实的人类生活。

“日常”的概念通常被负面地描述为专门活动之后留下的平凡余地（Felski, 2000）。韦伯的工作将他理想的魅力描述为“超越日常”的，暗示日常事件和活动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在韦伯的著作中，社会变革是由魅力和具有魅力的个人驱动的（Weber, 1976, 1978）。在他的思考中，日常事件、人和行为的影响很小。因此，尽管这个术语很普遍，日常生活经常被贬低为被动、缺乏创造力或解放潜力的（Ring, 2006）。同样，像海德格尔和卢卡奇这样的哲学家将日常视为不真实的、美学上被贬低的生命，进一步边缘化了这一概念（Felski, 2000）。

来自更边缘化群体的人民，如妇女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往往与“日常”概念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尽管如此，即使是精英、享有特权的人或韦伯所说的“有魅力”的人也在日常活动中导航——只是这些个体有更多的机会超越平凡，发挥重要的影响或参与值得注意的事件。然而，直到最近，学术界仍然将日常描述为一个私人的、非政治的、女性化的领域，它维持着现状，远离创新和变革的引擎（Ring, 2006）。

当代学术界开始将日常生活视为一个充满微观政治活动的场所，一个不断斗争的空间：设计、挑战和修改将地方行动与更广泛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实践和叙事。例如，de Certeau（1984）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普通人使用“策略”来重新获得对强权施加的符号、意义和表现形式的自主权的空间。普通民众主要是通过重新掌握传统、语言、符号和艺术来做到这一点的。根据de Certeau的说法，人们不仅仅是精英强加的形式的被动消费者，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积极创造者，在这个领域中，他们不断适应、重新解释和重塑意义，尽管受到主导社会叙事和结构的压迫（de Certeau, 1984）。这是一个持续的创造空间，个人在其中调整和重塑社会及其精英强加的叙事、规则和意义。当然，这些行动是机会主义的和防御性的，也是有限和短暂的，发生在通常由更强大的个人和力量主导的心理和物理空间中。

总之，在社会理论中，“日常”已经从一个被动的、被贬低的、女性化的社会空间，发展成为一个充满微观政治行动和创造性抵抗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普通人从事有限但真实的创造性抵抗，尽可能从主导的文化力量中重新获得更多的能动性和自主权。这种理解上的转变对我们如何在当代社会看待和研究日常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日常和平”的出现**
与这种对“日常”的赋能理解相联系，“日常和平”概念代表了我们理解和平和冲突的方式的一种范式转变，强调了常规实践和互动在可持续和平形成中的重要性。我们借鉴了罗杰·麦克金蒂（Roger Mac Ginty）（引用2014，第500页）对“日常生活”的广泛而直白的描述，即将“日常生活”定义为“个人和群体的常态习惯”，即便在受冲突影响的社会中被视为‘常态’的行为在其他地方可能被视为异常。这包括平凡的日常行为，以及微观政治、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日常抵抗行为。对日常生活的研究突出了那些看似常规、或被忽视的日常行为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这些行为可能是由行动能力有限的人在受限环境中实施的，但若大量人共同参与，可能会产生累积效应。因此，对冲突情境下日常实践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冲突与和平研究也对其给予了更多关注。学术界出现了诸如“日常政治”、“日常冲突”、“日常民族主义”和“日常外交”等新术语（例如：Autesserre, 引用2014; Cheuk, 引用2016; Fredman, 引用2020; Henig, 引用2016; Hilhorst, 引用2013; Kleinman, 引用2000; Marsden等人, 引用2016; Morris, 引用2016; O’Driscoll, 引用2021）。在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领域，尤其是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该领域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是“日常和平”的概念。我们采用了麦克金蒂（引用2014，第549页）对日常和平的定义，这可能是该领域最常被引用的定义：“在深受种族或宗教分裂影响、容易发生偶发性暴力或长期结构性暴力的社会中，个人和集体所采取的常规化行为。”威廉姆斯（Williams, 引用2015）指出，学术界对暴力的关注往往会掩盖一个现实，即在高度冲突的环境中，日常生活通常并不以持续的暴力为特征。尽管面对极端或持续的暴力，和平的社会互动仍是常态（Kurlansky, 引用2006; Sponsel, 引用2017）。

已有大量的学术文献分析了普通人用来缓和或避免冲突，甚至有意加深与敌对方交往的社会实践（例如：Berents, 引用2015, 2018; Berents & McEvoy- Levy, 引用2015; Dutta等人, 引用2016; Firchow, 引用2018; Kelly等人, 引用2023; Lundqvist, 引用2019; Mac Ginty, 引用2013, 2017, 2021; Mac Ginty & Firchow, 引用2016; Marijan, 引用2017; O’Driscoll, 引用2021; Randazzo, 引用2016; Richmond, 引用2009; Ring, 引用2006; Visoka, 引用2020; Ware & Ware, 引用2021; Ware等人, 引用2021; Williams, 引用2013, 2015; Yoshizawa & Kusaka, 引用2020）。这些文献记录了这些实践及其影响，并强调了日常行动在带来重大变革、促进和平维持或和平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将个体能动性置于日常生活背景下的研究方法，使其非常适用于社区发展实践。劳拉·林格（Laura Ring, 引用2006）是最早研究“日常和平”概念的学者之一，她探讨了卡拉奇公寓区内不同族裔群体的日常和平实践。她记录了在普遍存在种族紧张、仇恨言论和冲突叙事的情况下，维护非暴力并促进社区间关系所需的巨大努力——这些挑战因间歇性的严重社区暴力而加剧。菲利帕·威廉姆斯（Philippa Williams, 引用2015）在印度瓦拉纳西（Varanasi）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背景下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强调了和平的政治性质及其与冲突和（不）正义的相互关联。她认为，和平叙事虽然表面上看似有益，但实际上常常隐性支持、掩盖并强化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边缘化现象，从而加剧了所谓的“和平中的暴力”。她指出，和平与暴力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与冲突和（不）正义以复杂的方式内在联系在一起。在介绍和探讨我们将日常和平作为社区发展方法的框架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罗杰·麦克金蒂（Roger Mac Ginty，引用2013, 2014, 2017, 2021）是该领域最活跃的研究者之一，他的工作对日常和平的概念化和定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社会实践分类体系（Mac Ginty, 引用2014），并在后续专著中对该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MacGinty, 引用2021）。在他看来，日常和平主要源于人们试图在分裂的社会中继续日常生活而不引发暴力。大多数人至少愿意容忍他人并追求非暴力共存，认识到暴力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破坏性影响。这通常从避免某些人、话题或场所开始。虽然这可能是最常见的日常和平实践方式，但它也可以发展为更深入的关系，从而在更广泛的和平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Ware等人, 引用2021, 2022b）。一个关键的观察是，日常和平并不一定源于利他动机；它涵盖了从自我保护到对人类共同性的深刻承诺等一系列动机（Brewer等人, 引用2018; Mac Ginty, 引用2014）。参与日常和平的人往往与那些倡导和参与暴力的人持有相同的怨恨、偏见和恐惧。人们选择不升级冲突、不使用暴力或和平共存，通常是出于降低个人风险的原因（Mac Ginty, 引用2014）。然而，要通过微妙、安静和常规的方式抵抗推动暴力和破坏稳定的力量，需要深思熟虑和刻意努力来降低风险、缓和紧张局势并促进和谐共存。这些都是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展现出的能动性。

我们之前的研究分析了这些学者的贡献，并结合我们在缅甸十年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展出了一个包含八个社会实践领域的分类体系，我们认为这些实践构成了日常和平（Ware & Ware, 引用2021）。该分类体系如下表1所示。

**表1. 构成日常和平的社会实践类型（Ware & Ware, 引用2021, 第9页）。**

日常和平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将通常被视为消极的行为（如避免、含糊其辞或转移责任）重新定义为潜在的积极行为。为了说明这一点，在社区发展实践中，我们简要分享了一位和两位作者在2016-2021年间在缅甸若开邦（Rakhine State）开展的工作（第三位作者进行了评估）。我们在当地非政府组织的邀请下，帮助他们将“加强日常和平”的视角引入基于资产的社区发展项目中。这些志愿者接受了三年的定期培训后回到自己的社区领导相关流程。该项目在附近乡镇发生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暴力期间仍然持续进行。这项研究的详细内容在其他文献中有报告（Ware & Ware, 引用2021, 2024; Ware等人, 引用2021）。总之，村民们被鼓励反思自己的处境，以及许多社区成员已经直觉上采用的日常和平实践如何帮助他们更有能动性地规划和行动。例如，在规划本地发展活动时，他们会考虑需要避免的话题、人物和场所，并刻意审视和安排观察措施，以防止或缓解潜在的危险情况。这包括在讨论和实施村庄活动时刻意避免争议性话题和场所，用含糊的语言掩盖某些问题以便进行建设性的互动，以及在重要的社区交往中保持礼貌以避免任何冒犯，以及促进团结以识别共同利益。

例如，一位村庄协调员在附近发生种族清洗后，在一个穆斯林村庄和一个佛教村庄之间开展工作。他们在2018年6月接受了培训，同年10月报告称，在两个村庄中进行了积极的社区内互动和规划练习。所有空间都被划分为可能双方共享的区域或仅限一个村庄使用的区域，这体现了人们努力建立和维持和平的积极理念。例如，宗教建筑和村庄中心被标记为另一个村庄的成员不得进入的区域，但他们建议开放一个儿童游乐场并提供严格的晚上7点的宵禁。另一位来自同一培训小组的人报告称，在一个若开佛教村庄和一个穆斯林罗兴亚村庄之间，以类似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小型定期市场。起初这只是出于互利的礼貌行为，但后来发展成了进一步互动的机会，这对重新建立和平关系至关重要。这些案例很好地展示了如何将有计划的避免和必要观察及保护机制纳入基于优势的参与式社区发展实践中。

日常和平为和平建设提供了几种创新的方法，特别是在社区发展实践和理论中具有相关性。首先，正如麦克金蒂（Mac Ginty, 引用2013）所指出的，日常和平鼓励社区和个人接触在分裂社会中“隐藏的文本”，从而有助于冲突转化和和平建设。其次，日常和平将通常被视为消极的行为（如转移责任、含糊其辞或避免）重新定义为可能对和平有积极作用的行动。虽然长期将这些行为常态化只会加深歧视、固化教派身份并强化冲突叙事，但这些行为有可能带来积极影响。面对冲突时的第一反应通常是避免敏感话题、更仔细地阅读情况、选择抑制某些想法或情感，或用模糊的语言掩饰这些情绪。日常和平将这些行为视为人们在相对无力影响更大动态的情况下试图（重新）建立非暴力共存的能动性表现。因此，日常和平打破了传统上对和平与消极行为的二元划分。

日常和平框架内的第三个关键创新是认识到，即使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也拒绝极端冲突叙事中的暴力主张。通过采取避免触发因素和敏感点的做法，拒绝参与伤害他人的行为，大多数普通人已经在抵抗冲突叙事并表现出对非暴力反应的偏好。我们之前对缅甸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极端的冲突情况下，几乎所有人也拒绝直接参与暴力，至少采取避免冲突的立场，这与许多精英的劝说相反（Ware等人, 引用2021）。尽管这种行为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而非利他主义，但日常和平认为这些反应是人们在无力影响宏观冲突时的抵抗行为。

这些来自日常和平视角的见解与欣赏性探究（Appreciative Inquiry, Bushe, 引用2011）的原则高度契合，这是一种基于优势的社区发展方法。它们鼓励社区发展工作者和当地人认识到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中的积极意义，使他们能够进一步为和平建设做出贡献。这种认识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普通人已经做出的抵抗性反应，这些反应抵抗了许多精英传播的全面化和同质化的冲突叙事。当地人自行采用的日常和平社会实践有可能为更广泛的和平建设努力做出贡献。如果这些行动得到认可，它们将为社区发展工作者规划下一步行动提供坚实的基础。这些行动往往具有勇气、创新性和创造性，为和平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认可并放大了受冲突影响社区中普通人的能动性。通过认识到大多数人已经倾向于共存并抵制少数人煽动的暴力，社区发展工作者可以在现有实践的基础上开展和平建设项目的规划，并让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在概念化“日常和平”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这一概念涵盖了多种多样的实践和经验。日常和平可以包括从简单的合作和善行到有组织的社区参与等各种活动。理解这种复杂性对于制定与冲突影响地区人们的现实生活相呼应的有效和平建设策略至关重要。日常和平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强调日常经验和实践在建立可持续和平中的重要性。通过关注普通个体的能动性和那些促进和平的日常行为，社区发展工作者可以开发出更加包容和全面的和平建设方法，从而可能促进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显然，“日常和平”在加强和平建设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它也存在一些严重的局限性。当地的日常和平行为并不能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或支撑这些冲突的体系。实际上，如果日常和平将忽视不公正的行为正常化或制度化，反而可能加剧导致冲突的道德分歧（Chatterjee, Citation2003）。因此，日常和平不能是静态的。它必须培养出一种对他人日益增长的善意（Bourhrous & O’Driscoll, Citation2023），从而提高文明程度、加深互惠关系，甚至形成团结一致——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不满和不公正的问题。否则，如果这些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仅仅追求日常和平可能会加深歧视并强化分裂力量，从而可能引发未来的暴力循环。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有权势的个人和群体往往会因为意识到其他人会付出努力来维持非暴力而变得更加大胆，采取更为极端的挑衅行为。日常和平更多地是由社会权力较弱的人群主动实践的。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在地方社区层面维持非暴力并建设日常和平，往往只是掩盖而不是直接解决潜在的权力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惹是生非的人并不是为了破坏和平，而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力（Williams, Citation2015）。Williams在其关于瓦拉纳西市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关系的研究中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情况：每年都有一个特定的印度教团体坚持要求宗教游行必须穿过穆斯林区域，然后人们就会发表激烈的反穆斯林言论并采取威胁行为。由于经历了数十年的种族宗教暴力，穆斯林相对无力，为了保持稳定和实现非暴力共存，他们常常选择忍受歧视，放弃要求停止这些行为的权利。结果是对穆斯林的压迫加剧，而印度教团体成员的权力感则得到了增强。

仅靠“日常和平”本身，就容易被有权势者和试图扩大影响力的人利用——这是社区发展工作者必须认识到、理解并在项目设计中加以解决的。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谨慎和深思熟虑的支持下，日常和平可以为持续的非暴力努力奠定重要基础，以解决不公正问题并推动改革。

在社区发展实践中实施旨在加强日常和平的方法也面临实际挑战。日常和平的分类本质上是将冲突环境中展现的各种能动性、个人的行为和实践进行归类。围绕这些设计外部干预措施可能会与这些自然过程相矛盾，甚至削弱它们（Higgins et al., Citation2024）。基于我们之前的研究（Ware et al., Citation2021），我们认为起点应当是对当地采用的日常和平社会实践进行基于资产或优势的评估，最佳的实施方式是提高人们对自身处境、能动性范围以及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的认识。这种方法植根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 Citation1972）的“意识提升”概念，通过陪伴人们发现造成压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衡，并帮助他们采取行动来赋予他们力量。

通过与致力于和平的群体合作分析他们的处境、行为和选择，并运用欣赏性探究来强调他们自然而然采纳的积极实践，社区发展可以将日常和平作为其活动的框架。这一过程包括提高人们对促进和平行为的认识，并鼓励他们反思如何推进这些想法。这样做为人们提供了增强自我能动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基于充分的信息做出与他人互动的决策（Adeosun, Citation2024）。因此，我们强烈反对“日常和平建设”的概念，因为日常和平本身就是人们自发做的事情，不需要外部干预或指导。我们认为，作为社区发展-和平建设实践者的角色是提供框架，帮助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有可能加强日常和平的形成。我们发现，在基于优势或资产的社区发展框架内应用这些理念来加强日常和平最为有效（Kretzmann & McKnight, Citation1993; Mathie & Cunningham, Citation2003）。这种方法基于欣赏性探究（Bushe, Citation2011），使得和平主要成为其他社区驱动活动的副产品。

社区发展实践者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建立或创建替代机制，以追究施虐者和破坏者的责任，对抗权力不平衡，并在适当的时候安全地提出和解决潜在的冲突根源和不满（Khan & Eversole, Citation2024）。这通常需要与其他机构、组织和政府层面的联系。

下图（图1）总结了将社区发展与加强日常和平实践相结合的潜在益处。正如我们所论述的，精英进程确实有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然而，如果他们没有将这一点与日常和平行为联系起来，反而可能无意中引发恐惧或攻击性，导致协议失败。相反，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的自下而上的进程可以在日常层面鼓励具体行动，这些行动可以汇聚起来带来有限的积极变化。虽然理想情况下这两种进程应同时进行（Higgins et al., Citation2024），但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需要进一步探索。图1显示了精英和平谈判、社区发展与日常和平实践之间的联系。

如图1所示，它从“与精英接触”开始，最终可能导致“协议达成”或“协议失败”。如果协议未能与日常行为相结合，可能会引发恐惧或攻击性，从而导致协议失败。相反，自下而上的进程可以通过社区发展的条件创造变革机会，包括辅助性、地方驱动的积极参与、意识提升、赋权和知识传播。这一路径包括追究施虐者的责任，重新掌握空间和符号以构建和平。这一过程会导致微观政治层面的创造性行动，在有限的范围内带来变化，或与精英进程建立联系。理想情况下，精英进程和自下而上的进程应该是相互联系的。

如前所述，“日常和平”的概念框架在动机方面是中立的。个人可能仍然对他人持有负面情绪——甚至是极端的负面态度——但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实践日常和平，认识到避免暴力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与其消极看待这一点，旨在加强日常和平的干预措施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建设性和可行的初步步骤，为进一步的和平建设努力奠定基础。

总之，“日常和平”为冲突影响地区的社区发展实践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框架。鉴于在基层层面启动日常和平最为有效，社区发展的原则——强调地方驱动的努力、辅助性和积极参与——提供了促进日常和平实践所需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工具。本文认为，社区发展为深受贫困和冲突影响的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空间和途径，以大幅加强日常和平实践。其中一个主要意义是，社区发展实践者需要更加意识到如何将和平建设融入他们的工作中，通过促进批判性意识提升和鼓励加强日常和平实践。将社区发展与日常和平相结合，为生活在严重分裂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实用且可应用的策略，以解决冲突并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努力。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它利用了大多数人的现有社会实践，并通过提高意识的努力，使普通人能够通过日常活动积极为和平做出贡献。通过日常和平的视角来看待冲突影响的环境，可以提高人们的能动性，并认识到个人为促进和平所做出的微小日常行动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团结的行为可以累积起来，有可能在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实现非暴力共存，促进功能性和社会性的邻里关系，甚至友谊。

本文的讨论范围不包括全面探索加强日常和平实践与精英和平建设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有效的和可持续的和平建设需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付出努力。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这些相互关系，以及社区发展如何在日常之外提供额外的流程和空间，与正式结构和外部要求相连接（Higgins et al., Citation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