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前与围产期神经发育障碍风险因素的国家队列研究:揭示共享与特异的早期生物社会决定因素

《Molecular Psychiatry》:Shared and disorder-specific prenatal and perinatal risk factors for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4月22日 来源:Molecular Psychiatry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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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阐明神经发育障碍(NDD)早期风险因素的共性与特异性,研究团队基于法国全国健康数据系统(SNDS)的EPI-MERES登记数据,对2010-2018年出生的680万儿童开展了大规模队列研究。结果揭示了极端早产、小于胎龄(SGA)、先天性畸形等因素是多种NDD的共同风险,而男性、极早早产、先天性畸形与智力障碍(ID)关联尤为突出。调整共病诊断后,部分关联减弱,提示多种风险因素通过共享通路影响神经发育。该研究强调了考虑共病对厘清病因及制定早期预防策略的重要性。

  
神经发育障碍(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NDDs),如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智力障碍(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D)等,是儿童期常见的慢性疾病,不仅给患儿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身心负担,也对公共卫生体系构成巨大挑战。这些障碍常常“结伴而行”,在同一个体中共存,提示它们可能共享某些早期的、影响大脑发育的生物学通路。尽管遗传学研究已揭示了NDDs之间存在高度的基因重叠,但科学家们对另一个关键问题仍知之甚少:在生命最初的孕育和出生阶段,有哪些来自外部的“风险因素”?这些因素——比如早产、母亲孕期吸烟饮酒、父母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是“雨露均沾”地增加所有NDDs的风险,还是对某一种障碍有着“特殊偏好”?更重要的是,当考虑到NDDs频繁共病这一现实时,这些风险因素与特定障碍的关联是否会发生变化?澄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NDDs的起源、实现早期精准识别和制定有效预防策略至关重要。
为回答这些科学问题,一支研究团队利用法国国家健康数据系统(Système National des Données de Santé, SNDS)衍生的EPI-MERES登记数据,开展了一项覆盖全国的超大规模队列研究。他们追踪了2010年至2018年间在法国出生的全部约680万名儿童,随访至2024年9月,深入探究了一系列产前和围产期风险因素与五种主要NDD(沟通障碍、特定学习障碍、ADHD、ASD、ID)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于近期发表在精神病学领域顶级期刊《Molecular Psychiatry》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NDD早期风险因素的精细图谱。
研究者们运用了多项关键技术方法来完成这项宏大的研究。首先,研究的核心数据来源于法国国家健康数据系统(SNDS)及其衍生的EPI-MERES出生登记队列,该队列覆盖了2010-2018年间法国超过96%的活产婴儿,构成了一个全国性、基于人群的巨型样本库。其次,对神经发育障碍结局的判定,研究者并未依赖单一诊断,而是采用了结合多源数据的改良算法:他们综合了医院出院诊断(来自医疗信息系统PMSI)、长期疾病登记状态、门诊言语治疗记录(通过NGAP编码识别密集治疗)以及哌甲酯处方信息,以提高病例识别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最后,在统计分析层面,研究采用了基于年龄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并创新性地构建了两套模型进行对比:一套模型不调整其他NDD的共病情况,另一套则进行调整,以此区分“粗”关联和独立于共病的“净”关联。此外,研究还使用了Kaplan-Meier法估计累积发病率,并利用UpSet图直观展示复杂的NDD共病模式。
研究结果
累积发病率与共病模式
在近680万儿童中,中位随访9.6年后,共有506,505名(7.5%)被识别出至少患有一种NDD。其中,ASD患病率为0.9%(男女性别比3.5),ADHD为1.48%(性别比3.4),ID为0.3%(性别比1.7),沟通障碍为4.0%(性别比1.7),特定学习障碍为2.0%(性别比1.1)。从时间趋势看,2014-2018年出生队列的ASD和ADHD累积发病率高于2010-2013年队列,而ID的发病率则有所下降。共病现象非常普遍,尤其在ID(54.5%)、ASD(52.2%)和ADHD(34.9%)患者中,单纯患一种障碍的比例不足一半。相比之下,沟通障碍和特定学习障碍更多以孤立形式存在(分别占79.9%和78.9%)。最常见的共病组合是沟通障碍与特定学习障碍,其次是ASD与沟通障碍、ADHD与沟通障碍。
跨NDD的共享风险因素
分析揭示了一系列普遍增加所有NDD发病风险的因素。男性性别是显著的风险因素,尤其与ASD和ADHD的关联最强。早产,特别是极端早产(胎龄22-27周),与所有NDD风险升高相关,并呈现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出生越早,风险越高。小于胎龄、先天性畸形、母亲肥胖、产前酒精和烟草暴露以及母亲年龄小于25岁,也都与所有类型的NDD风险增加有关。
与特定NDD相关的风险因素
尽管存在共享风险,但某些因素与特定NDD的关联强度显著更高,显示出一定的特异性。极端早产与ID的关联最强,也与ADHD和ASD风险大幅增加相关。先天性畸形与ID的关联极其强烈,同时也中度增加ASD、ADHD和沟通障碍的风险。新生儿缺氧主要增加ID的风险。小于胎龄也主要与ID风险升高相关。高龄父母(≥35岁)主要与ASD、ID和特定学习障碍风险增加相关。母亲酒精和烟草暴露与ADHD的关联最为突出,其中吸烟的关联强度尤其高。母亲肥胖与所有障碍相关,其中与ADHD的关联最强。
ID严重程度分层分析
在可获得严重程度信息的ID患儿亚组中分析发现,风险因素的作用存在梯度差异。先天性畸形表现出最清晰的严重程度梯度,其风险比从轻度ID到中度ID,再到重度ID急剧上升。小于胎龄和新生儿缺氧也表现出随ID严重程度增加而风险升高的 modest 梯度。而极端早产与各严重程度ID的强关联则相对恒定。在未调整模型中,男性性别与ID的关联随着严重程度增加而减弱,在调整了共病的其他NDD后,男性性别不再与重度ID相关,提示ID中观察到的男性优势可能部分归因于其与ASD、ADHD等其他男性高发NDD的共病。
社会经济梯度与NDD风险
社会经济劣势(以母亲低收入和居住区高剥夺指数为指标)与ASD和ID的风险增加呈正相关,即越贫困,风险越高。然而,ADHD和特定学习障碍却呈现出反向的社会经济梯度:来自最 disadvantaged 背景的儿童,被诊断出这两种障碍的风险反而更低。即使在调整了医疗可及性差异后,这种反向梯度依然存在,提示可能存在 underdiagnosis(诊断不足)的问题。
NDD共病对风险关联的影响
在统计模型中调整其他NDD的共病状态后,多个风险因素的关联强度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男性性别与ID的关联被大幅削弱,表明先前观察到的ID男性优势很大程度上可由其与ASD、ADHD等男性高发NDD的共病来解释。极端早产与ASD的关联也有所减弱,但其与ID的强关联则基本保持不变。社会经济梯度模式在调整共病后基本保持稳定。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全国性队列研究系统描绘了NDD的共享与特异性产前及围产期风险图谱。研究发现,极端早产、小于胎龄、先天性畸形和新生儿缺氧是ID的突出风险因素,且先天性畸形的作用随ID严重程度加剧而增强。男性性别是ASD和ADHD的强力风险因子,但其与ID的关联在考虑共病后被大幅削弱。产前酒精和烟草暴露、母亲肥胖与ADHD关联紧密。研究还揭示了NDD风险复杂的社会经济模式:ASD和ID的风险随劣势程度增加而升高,而ADHD和特定学习障碍则呈现“诊断不足”的反向梯度,这提示了医疗识别体系可能存在的不平等。
研究的核心洞见在于,通过调整NDD共病状态进行分析,能够帮助区分那些直接作用于特定障碍的风险因素,与那些通过增加广泛神经发育脆弱性而起作用的共享风险因素。例如,男性优势和极端早产对某些NDD(如ID)的部分影响,可通过其引发或伴随其他NDD的倾向来解释。这强调了在NDD病因学研究中,将共病纳入分析框架对于厘清特异性病因通路至关重要。
从公共卫生视角,这些发现强调了强化孕产期保健、预防早产和胎儿生长受限、减少孕期有害物质暴露的重要性。同时,研究指出的社会经济梯度与可能的诊断不平等,呼吁建立更公平、及时的神经发育评估与干预体系,确保所有儿童,无论其出身背景,都能获得早期的关注与支持,从而改善其长期发展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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