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Prevalence of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the working population in Thimphu, Bhuta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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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劳动人口对一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贡献。尽管劳动人口中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增加，但针对不丹劳动力心理健康的研究仍然缺乏。
目的 评估不丹廷布劳动人口中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并识别其相关因素。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收集政府部门和私营部
背景 劳动人口对一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贡献。尽管劳动人口中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增加，但针对不丹劳动力心理健康的研究仍然缺乏。
目的 评估不丹廷布劳动人口中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并识别其相关因素。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收集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雇员的信息。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技术选取参与者，年龄为18–60岁。采用经验证的自填式问卷收集资料。抑郁症状采用患者健康问卷（PHQ-9）进行评估。
结果 共纳入379名参与者。不丹廷布劳动人口中抑郁症状的总体患病率为45.9%。与无受教育经历者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高中或学士及以上者发生抑郁症状的比值比显著更低。同样，处于督导岗位和操作岗位者较高管岗位者发生抑郁症状的比值比较低。无肾脏疾病者、有严重精神疾病家族史者，以及其工作需求在有限程度或较大程度上能被理解者，抑郁症状发生的比值比亦较低。相反，中重度焦虑以及较高水平的人格解体（DP）与抑郁症状发生比值比升高呈强相关。
结论 抑郁症状在不丹廷布正规部门劳动者中高度流行，提示该特定城市劳动群体中存在显著的心理健康负担。研究发现提示，有必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工作场所心理健康干预，尤其应关注督导支持以及与健康和心理社会应激相关的个体脆弱性。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其所反映的是城市正规就业情境，因此对不丹更广泛劳动人口或非正规劳动群体的可推广性有限。这些结果凸显出将心理健康促进纳入工作场所政策的关键必要性，尤其是在城市就业环境中。此外，国家心理健康政策应正式承认职业场所在促进心理福祉和相应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该文发表于《PLOS One》，聚焦不丹首都廷布劳动人口的抑郁症状负担及其影响因素。在全球与区域范围内，抑郁已成为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并对工作能力、生产效率、缺勤、组织关系及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持续影响。不丹虽已报告抑郁问题上升趋势，并伴随自杀负担加重，但针对劳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长期缺乏，尤其缺少面向工作场所的流行病学证据。同时，不丹尚缺独立完善的国家心理健康政策，工作场所心理健康支持体系、服务衔接和专业人力资源亦相对不足。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以城市正规就业劳动者为对象，尝试量化抑郁症状流行水平，并从个体健康、心理社会压力与组织环境等维度识别相关因素，以为职业心理健康政策与干预设计提供依据。
现有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不丹劳动人口心理健康研究稀缺，难以判断职业人群中抑郁症状的实际负担；第二，工作场所中可能存在高工作要求、低支持、角色压力与职业倦怠等风险因素，但尚未得到系统评估；第三，慢性病、焦虑、家庭精神疾病史等个体层面因素如何与工作相关因素共同作用，也缺少本土数据支撑。因此，开展此项研究具有明确必要性，不仅可填补不丹职业心理健康研究空白，也可为城市正规部门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促进提供证据。
研究人员在不丹廷布开展横断面研究，纳入政府与私营部门18–60岁在职劳动者，分析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廷布劳动人口中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状患病率为45.9%，提示城市正规就业群体存在较重心理健康负担。多因素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岗位为督导/支持或操作岗位、无肾脏疾病、工作需求能够被主管理解等因素与较低抑郁症状风险相关；而中重度焦虑、较高水平人格解体（DP）则与抑郁症状风险升高显著相关。研究据此认为，工作场所心理健康干预应同时关注个体脆弱性与组织支持，尤其应强化主管理解与支持、焦虑识别及职业倦怠干预。其重要意义在于：该研究为不丹工作场所心理健康政策整合、职业卫生体系完善及城市劳动人群心理健康促进提供了基础证据。
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23年8月至9月在不丹廷布收集资料，样本来自政府与私营部门8类机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共纳入379人。数据来源于经专家审查并经预测试验证的英文自填式问卷。抑郁症状采用患者健康问卷（PHQ-9）评估，焦虑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评估，职业倦怠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MBI）评估，包括情绪耗竭（EE）、人格解体（DP）和个人成就感（PA）3个维度。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检验，以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并报告比值比（OR）、调整后比值比（AOR）和95%置信区间（CI）。
以下结合论文结果部分的小标题，对主体内容作进一步解读。
Study design and setting
研究在不丹首都廷布开展。廷布人口密集、发展程度较高，且聚集了较多政府与私营组织，因此能够较好反映不丹城市正规就业环境中的劳动人口状况。研究将该地区作为调查现场，目的在于获取具有现实政策意义的城市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数据。
Study population
研究对象为廷布地区政府及私营部门在职人员，年龄18–60岁。研究根据不丹劳动与就业法规确定纳入年龄下限，聚焦正式就业劳动者，从而使研究结果更贴近职业场景中的心理健康问题识别与干预需求。
Sample size calculation and sampling technique
研究依据横断面研究样本量公式估算，最终所需样本量为379人，并实际完成相同数量的样本纳入。抽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覆盖政府部门中的卫生、财政、教育、工程等领域，以及私营部门中的建筑、旅游、酒店及其他办公机构。该抽样策略增强了样本在城市正规部门内部的行业覆盖度。
Conceptual framework
研究理论上借鉴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与付出—回报失衡模型，将抑郁症状理解为高工作要求与低工作资源失衡下可能出现的心理应激结局。基于这一框架，研究同时纳入个体层面变量，如教育程度、岗位、焦虑、肾脏疾病，以及组织层面变量，如工作满意度、主管支持，同时考虑家庭严重精神健康问题等心理社会应激因素。该框架使分析具备较强职业健康理论基础。
Research instruments
研究采用经效度审核及预测试的自填式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抑郁症状测量工具PHQ-9与DSM-IV标准一致；焦虑采用GAD-7；职业倦怠采用MBI，并细分为EE、DP和PA。问卷内容覆盖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因素、躯体健康信息及工作相关因素，为识别抑郁症状的多维相关因素提供了系统数据基础。
Statistical analysis
研究首先对抑郁症状进行二分类，即无/轻度与中度至重度，再通过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识别相关因素。变量筛选结合概念框架与单因素分析结果，且通过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与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模型诊断。全部VIF均小于2.0，说明模型中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最终模型拟合可接受。
Results
结果部分显示，样本以男性居多，平均年龄32.29岁，多数40岁以下；教育程度以高中和学士及以上为主；半数来自政府部门；岗位以操作岗位最多，其次为督导/支持岗位。大多数每周工作50–69小时，近半数对工作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多数参与者认为主管对其工作问题和需求的理解仅达到“有限程度”。
在心理健康状态方面，55.4%的参与者情绪耗竭（EE）水平较低，44.3%的人格解体（DP）水平较低，89.7%的个人成就感（PA）水平较高；焦虑方面，26.6%为中度，6.1%为重度；抑郁症状方面，45.9%达到中度至重度水平。这一结果是全文核心发现，说明在廷布正规就业劳动者中，抑郁症状负担较为突出。
Multivariable analyse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the working population of Thimphu, Bhutan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了8项与抑郁症状相关的因素。首先，教育程度呈保护效应：与无受教育经历者相比，小学、高中及学士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该结果表明教育可能通过改善就业机会、经济稳定性和社会资本而对心理健康产生保护作用。
其次，岗位类型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与高管/专门岗位相比，督导岗位与操作岗位参与者发生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更低。研究据此指出，承担更高责任、决策压力与绩效要求的岗位可能暴露于更强的职业应激。
第三，肾脏疾病状态与抑郁症状有关。无肾脏疾病者抑郁症状发生几率更低，提示慢性躯体疾病负担可能加重劳动者心理健康风险。
第四，存在严重精神疾病家族史者反而表现出较低抑郁症状比值比。论文在讨论中对该结果持谨慎态度，指出这可能与心理健康识别能力更高、帮助寻求更积极有关，也可能与稀疏数据、报告偏倚或残余混杂有关，因此需要审慎解释。
第五，焦虑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极强关联。中重度焦虑者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大幅升高，说明焦虑与抑郁在劳动人口中高度共病，是工作场所筛查与干预的关键切入点。
第六，主管对员工工作问题和需求的理解具有保护作用。无论是“有限程度”还是“较大程度”的理解，均与较低抑郁症状风险相关。这一结果提示主管支持是组织层面可干预的重要因素。
第七，职业倦怠中的人格解体（DP）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中等和高水平DP均明显增加抑郁症状的发生可能，表明在劳动者与工作对象、工作内容之间形成疏离和冷漠时，心理健康风险随之上升。
第八，工作满意度在单因素分析中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表现为非常不满意当前工作者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但在多因素模型中，这一关联未保持显著，提示其效应可能受其他因素混杂影响。
Discussion
讨论部分指出，廷布劳动人口中抑郁症状患病率高于若干其他国家或地区劳动者研究结果，提示不丹城市正规就业群体可能承受较明显的心理健康负担。研究强调，抑郁症状并非单纯由个体因素决定，而是教育、慢性疾病、焦虑、职业倦怠与工作环境支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论文特别强调主管理解和支持在缓冲心理压力中的重要性，并指出领导行为、组织氛围及岗位压力管理对劳动者福祉具有现实影响。
论文同时结合不丹政策环境指出，该国缺乏专门的国家心理健康政策与职业场所系统性心理健康措施，且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短缺，这限制了服务供给与政策落实。研究因此建议，在劳动政策与职业卫生体系中纳入心理健康标准、筛查机制、反污名保护以及管理者心理健康素养培训，并推动教育体系中的心理健康素养建设。
对于局限性，论文明确提出部分变量存在稀疏数据和较宽置信区间，可能导致效应估计不稳定，尤其是焦虑和严重精神疾病家族史等变量需谨慎解读。此外，研究仅限于廷布城市正规就业人群，且职业类别覆盖有限，因此结果不能直接推广至不丹全国或非正规劳动群体。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不丹廷布正规部门劳动者中抑郁症状患病率较高，但该结果仅限于城市正规就业场景。多项因素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包括教育水平、工作岗位、肾脏疾病存在与否、焦虑症状、家庭中的严重精神健康问题、主管支持缺乏、职业倦怠（尤其是人格解体）以及较低工作满意度。这些发现凸显了个体健康、工作场所动态与心理福祉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更高教育水平可能通过改善就业机会、增强经济稳定性和拓展社会资本而发挥保护作用。支持性的工作环境，尤其是主管能够识别并回应员工心理社会需求的环境，对心理健康结局似乎至关重要。此外，处理工作不满意和职业倦怠不仅关系个体福祉，也关系组织绩效与可持续性。亟需在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实施有针对性的工作场所干预，以减轻抑郁症状负担。这类干预应将心理健康促进纳入职业卫生政策，并鼓励支持性领导实践。对于不丹而言，这些见解尤具现实意义，因为与工作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长期未被充分重视，但其重要性正日益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