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炭是一种在生物质热解和气化过程中产生的富碳固体。在以能源生产为目标的系统中,它通常被视为副产品[1],但在以生物炭生产为导向的系统中(尤其是在中小型窑炉中)[2],它可以是主要产品。生物炭的应用范围广泛,体现了其在生物能源集成景观管理中的作用。生物炭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土壤改良剂,能够提高多种植物的耐旱性和土壤健康[3],[4],[5],[6],[7]。除了在农业中的作用外,生物炭还越来越被认为是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农业用地、城市公园、重新造林项目、生物工程斜坡、垃圾填埋场覆盖物和径流过滤系统[8],[9],[10],[11],[12],[13]。生物炭的多方面益处包括:改善粗质地土壤的保水能力和水力特性[14],[15],[16],[17],[18],[19],[20],[21],[22],[23],[24];增强微生物活性[25,26];调节土壤pH值[27],[28],[29];碳封存[30];以及促进植物生长[31,32]等。
虽然生物炭作为土壤改良剂带来了许多积极效果,如提高土壤肥力、持续增加作物产量和改善土壤保水能力,但在长期的田间研究中[33],[34],[35],[36],仍存在对其过度或不当使用的担忧,特别是在没有适当的微生物和养分接种或考虑土壤条件的情况下[37]。诸如欧洲生物炭证书[38]之类的指南旨在确保其安全有效的应用。当前的生物炭标准(例如参考文献[38,39])通常强调Brunauer–Emmett–Teller(BET)比表面积(SSA)和孔隙率,而不是完整的保水曲线。然而,通过氮吸附得到的BET SSA可能无法充分代表保水行为。因此,对不同类型生物炭的保水特性进行更全面的表征对于预测生物炭-土壤相互作用和植物-土壤水分动态非常重要。尽管如此,在选择生物炭用于土壤改良时,这些性质往往被忽视。除了土壤外,生物炭还用于建筑材料,如混凝土、沥青和砂浆[40],[41],[42],[43],其中其水势和含水量通过水分和蒸汽梯度影响内部固化过程,从而影响强度发展[44,45]。
热解条件(包括生物质类型和结构、生产温度、加热速率和停留时间)对生物炭的保水特性有显著影响[45,46]。存在多种适合不同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的生产技术。传统方法,如Kon-Tiki窑或火焰帘式热解[2,47,48],为生物质资源分散的农村地区提供了低成本、分散式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工业热解系统生产的生物炭具有更均匀和可控的性质,并能够实现能源回收,但需要更高的资本投资和稳定的大量原料供应。因此,这些方法的经济可行性取决于地区的生物质可用性和生产成本结构[47]。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生物炭改良土壤的保水性能,但关于不同类型生物炭内在保水行为的研究仍然有限。Suliman等人[49]研究了低于1500 kPa吸力下的生物炭-土壤保水行为,而Nakhli和Imhoff[50]提出了基于单一生物炭的基质吸力大于1 MPa的机制模型。Adhikari等人[51]强调了颗粒间孔隙率和表面特性在持水能力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最近的机器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预测生物炭产量、表面积或吸附能力[7,52,53],而不是保水曲线的非线性行为。
本研究重点关注热带地区常见的七种生物炭类型,包括由玉米芯、玉米秸秆、竹子残余物、木薯、龙眼和桉树枝制成的生物炭。这些生物炭是通过多种技术生产的,包括传统和工业热解方法。在较高吸力范围(1至100 MPa)内测量了它们的保水曲线。本研究假设电导率(EC)和有机碳(OC%)在低吸力下控制保水能力,而BET比表面积(SSA)在高吸力下决定保水曲线的斜率,并且人工神经网络(ANN)可以根据这些性质预测保水行为。鉴于生物炭物理化学性质对保水行为的非线性和相互作用效应,采用了ANN作为灵活的数据驱动建模方法。本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i)表征了与热带干旱韧性相关的广泛吸力范围内的保水特性;(ii)基于常规性质开发了一个实用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与Suliman等人[49]和Adhikari等人[51]不同,本研究涵盖了更多种类的生物炭,并且与Nakhli和Imhoff[50]不同,它强调使用易于测量的参数进行预测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