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农民对大豆（Glycine max）种植的认知——基于Q方法学（Q-methodology）的分析

《NJAS: Impact in Agricultural and Life Sciences》：German farmers’ perceptions of soybean cultivation – a Q-methodology analysis

　　

尽管国内植物蛋白生产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德国的大豆种植仍然有限。本研究采用Q方法学（Q-methodology）调查德国农民对大豆种植的认知。基于2024年对28位目的性抽样农民的Q分类数据，这些农民代表了多样的农场结构、生产系统和种植经验，研究人员识别出三种不同的观点视角：机遇导向型（Opportunity-Focused）、怀疑型（Skepticism）以及市场导向但风险规避型（Market-Oriented yet Risk-Averse）。机遇导向型视角强调农学收益和轮作改良，而怀疑型视角突出粪肥管理挑战和运营限制。市场导向型视角认可未来潜力，但对当前不确定性和风险保持谨慎。共识领域包括对特定气候限制（如凉爽潮湿的收获期以及日益增加的产量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具体的营销障碍，包括有限的区域买家、长距离运输和不足的加工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大豆种植潜力与实际面积之间的差距超越了农学限制，涵盖了农民的态度、经验和市场现实。基于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识别出需要区域加工设施和收集点以减少营销瓶颈，以及知识转移措施如实用农学咨询服务、同伴学习网络和示范农场以降低风险规避型农民的不确定性。这些策略可在增强国内蛋白生产的同时，为德国更可持续的农业系统做出贡献。

本研究旨在探究德国农民对大豆种植的认知并构建其观点类型学。研究背景源于欧洲农业政策日益强调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tein crops（国内生产的蛋白质作物）以保障粮食安全、减少进口依赖并支持更可持续的耕作系统。作为关键的植物蛋白战略，提升大豆及其他蛋白作物在欧洲的竞争力已成为政策目标。然而，尽管欧盟生产了75%的饲料蛋白需求，但在高质量蛋白投入方面仅达到29%的自给率。大豆（Glycine max (L.) Merr.）因其高蛋白含量、固氮能力及相关环境协同效益，具有 diversifying European cropping systems（使欧洲种植系统多样化）的潜力，但2024年欧盟大豆产量仅3.05百万吨，主要集中于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法国，而德国2023年进口大豆达320万吨。德国虽推出"蛋白转型"战略并设有针对性资助，但大豆种植面积仍然有限，2023年全国仅44,800公顷，而具有最高农学 potential for soybean expansion（大豆扩展潜力）的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1.39百万公顷适宜耕地中仅种植1,536公顷。这一潜力与实践之间的显著差距引发关键问题：超越农学适宜性的哪些因素影响农民的种植决策？

现有研究多聚焦技术层面，而农民对大豆种植的主观 perception（认知）研究明显不足。越来越多的行为研究表明，农民决策受 risk perceptions（风险感知）、innovation preferences（创新偏好）、subjective norms（主观规范）及 prior experiences（先前经验）等认知、特质和社会因素的系统影响。因此，农民主观认知的经验证据缺失构成大豆研究中的关键空白。基于此，研究人员于2024年对下萨克森州28位农民开展在线Q研究，该州因具有德国最高的大豆扩展农学潜力而被选为研究区域。Q方法学因其能系统识别 distinct subjective viewpoints（不同的主观观点）并结合定性与定量要素，特别适用于经验证据有限的议题。

该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采用Q方法学结合定性定量途径识别观点；通过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确保参与者在农场类型、生产系统、规模及大豆经验方面的异质性；开发包含40条陈述的Q样本（20条机遇、20条障碍），经专家评估和农民预测试优化；使用QMethod软件实施在线Q分类，参与者按-5（强烈反对）至+5（强烈同意）对陈述进行排序；数据采用R语言qmethod包进行主成分分析（PCA）配合Varimax旋转，结合平行分析（parallel analysis）确定因子数量；通过因子载荷识别关联Q分类，利用z分数和qdc函数区分定义性陈述与共识陈述。

研究结果部分，研究人员首先描述了P样本特征。28位农民平均年龄46.37岁，平均农场管理经验18.14年，大多数为全职经营，常规农业22人、有机农业6人，平均耕地面积100.07公顷，8人正种植大豆、1人曾有经验。样本相比德国平均水平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农场规模更大，这反映了最可能参与作物多样化决策的群体特征。因子提取中，平行分析强烈建议两因子解，但进一步检验发现Factor 1呈 bipolar structure（双极结构），正负载荷分别对应两种相反观点，故最终识别为三种视角：Perspective 1a（机遇导向型，12人）、Perspective 1b（怀疑型，2人）及Perspective 2（市场导向但风险规避型，9人），5人未强烈加载任何因子。

机遇导向型视角（Perspective 1a）的农民主要通过机遇 lens（镜头）审视大豆种植，强调农学收益、经济优势和轮作改良。他们尤为重视土壤结构改善（Soil structure improvement）（S7, z=+1.61）、大豆相对于其他豆类的多维优势（S17, z=+1.55）、生物固氮（Biological nitrogen fixation）减少肥料需求（S6, z=+1.49），以及风险分散带来的经济稳定性（S14, z=+1.47）。他们坚决否定 Lower Saxony（下萨克森州）气候不适宜种植的观点（S29, z=-1.65），重视现代 plant breeding（植物育种）（S5, z=+1.18）和气候变化适应（S4, z=+0.97），认为 precision planters（精量播种机）和 flex headers（挠性割台）等技术潜力巨大（S10, z=+0.86）。他们否认大豆缺乏经济竞争力（S26, z=-1.52）、肥料法规（S36, z=-1.80）和粪肥施用限制构成障碍（S35, z=-1.61），也反对大豆与畜牧生产竞争的观点（S39, z=-1.72）。该群体表现出 risk-seeking（风险寻求）行为和高创新取向。

怀疑型视角（Perspective 1b）与前者 diametrically opposed（截然相反），代表对大豆种植的深度怀疑。这两位农民平均年龄62岁，具有37年经验，经营61公顷低土壤质量农场，无灌溉设施，均涉足 livestock farming（畜牧业）。其核心障碍在于 manure management（粪肥管理）：大量粪肥无法施用于大豆需高价处置，German Fertiliser Regulation（德国肥料条例，DüV）阻止氮素再分配至其他高需求作物。直接负面经验强化了其怀疑态度——一农民因恶劣天气和土壤条件导致完全绝收。操作层面，玉米与大豆同时种植造成劳力高峰冲突，且无法减少玉米面积因其提供必需饲料。他们还指出区域收集网络不足、杂草竞争弱势（尤其 nutsedge/nutgrass 莎草）、大豆增加轮作杂草压力、对 digitalisation（数字化）潜力缺乏信心等多重挑战。尽管持怀疑态度，他们仍承认大豆用于 on-farm protein production（农场自产蛋白）的有限潜力，以及气候变化可能改善未来前景。

市场导向但风险规避型视角（Perspective 2）代表谨慎务实的观点，平衡当前不确定性与未来机遇。9位农民平均管理91.56公顷高土壤质量耕地，无灌溉设施和大豆经验，略偏风险规避（5.98/5.44）和中等创新取向（6.89/6.22）。该视角的 defining feature（定义性特征）是强烈认可大豆种植相比熟悉作物的不确定性（S31, z=+1.97）：担忧湿冷收获条件导致绝收（S30, z=+1.14），他人负面经验抑制兴趣（S25, z=+0.90）。基础设施和营销挑战构成重要障碍：缺乏农场干燥储存设施且大豆收购商遥远（S23, z=+1.67），营销困难源于基础设施不足（S22, z=+1.39）。他们强烈否定当前市场条件使大豆种植有利可图（S2, z=-1.64）。然而，他们强烈认同气候变化增强大豆种植前景（S4, z=+1.98），预期植物育种进步带来机遇（S5, z=+1.11），重视现有机械的适用性（S9, z=+1.06）、固氮（S6, z=+1.04）和前作价值（S7, z=+1.17）等农学收益。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将三种视角置于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框架中：机遇导向型对应 early adopters（早期采用者），怀疑型对应 later-adopter profiles（后期采用者轮廓），市场导向但风险规避型对应 early-majority group（早期多数群体）。三种视角在核心创新属性评估上系统分化：机遇导向型感知强相对优势和兼容性，技术降低复杂性；怀疑型感知有限优势、系统不兼容和高复杂性；市场导向型通过不确定性和基础设施缺失评估低可观察性和有限可试性。

关于农学收益的分歧，机遇导向型和怀疑型呈现的 divergent views（分歧观点）典型体现于 Factor 1 的双极结构。前者重视 symbiotic nitrogen fixation（共生固氮）降低成本、前作价值提升后续作物盈利性、轮作多样化；后者因过量粪肥和肥料法规无法实现这些收益，反映了高养殖密度农场在 legume-based crop rotations（豆科作物轮作）中的经济约束。经济竞争力方面三者分化：机遇导向型认为大豆具有竞争力，怀疑型否认，市场导向型保持中立。

共识领域方面，所有视角均认可非转基因本地大豆需求增长（S1, +0.77/+0.76）和现代育种价值（S5, +1.18/+1.11）， moderately supported（中等支持）产量提升改善营销机会（S11, +0.61/+0.33）。共同反对其他国内豆类为更好替代（S24, -0.80/-0.58）、种子繁殖限制担忧（S28, -0.34/-0.42），以及粪肥施用机会成本（S35, -1.61/-1.45）和与畜牧生产竞争（S39, -1.72/-1.68）的说法。所有群体对杂草控制挑战持 neutral（中性）态度（S33, -0.03/+0.30）。

气候变化的共识性积极认知与 Ro?berg 和 Recknagel 研究发现一致。植物育种进展方面，机遇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农民认同早期成熟品种的 yield potential（产量潜力）改善经济可行性，包括适应更短生育期和更冷条件的品种，以及更高结荚点便于收获的 variety traits（品种性状）。生产不确定性共识方面，大豆产量波动性及 cool, humid regions（凉爽湿润地区）成熟风险被普遍认可。杂草控制挑战方面，大豆幼苗期 slow juvenile development（缓慢营养生长）和低竞争力直至封行、有限登记除草剂对 field bindweed（圆叶牵牛）、creeping thistle（匍匐蓟）和 black nightshade（龙葵）的控制困难，以及高杂草压力田块机械除草挑战均为共同关切。营销挑战方面，区域收集不足、单一收集商、小收获量推高检验、接收、储存和运输成本构成关键瓶颈。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潜力与实际种植面积之间的差距不能仅用自然 site factors（地点因素）解释，农民态度、经验、农场条件、市场现实和未来期望发挥决定性作用。基于 carrot–stick–sermon framework（胡萝卜-大棒-布道框架），研究人员提出：Carrot-type measures（经济激励措施）应优先改善经济和基础设施条件，投资区域 feed-grade（饲料级）和 food-grade（食品级）加工设施；Sermon-type instruments（信息型工具）应聚焦知识转移和针对性咨询服务，包括示范农场、同伴学习和顾问培训；Stick-type measures（规制措施）在当前扩散阶段较不适宜，但调整粪肥管理灵活性、豆科轮作规则或生态计划激励可降低结构性障碍。最终结论强调，研究通过整合行为理论与农学考量，展示了Q方法学揭示农民 reasoning heterogeneity（推理异质性）的效用，为科学界、政策制定者和顾问提供了关于认知如何塑造采纳决策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