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后生殖的信息与咨询：一项针对辅助生殖技术（ART）专家的德尔菲研究

《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Information and counselling on post-mortem reproduction: a Delphi study with ART specialists

　　**摘要**

**目的**
探讨在信息提供、心理社会咨询以及为考虑进行死后辅助生殖技术（ART）/宫腔内人工授精（IUI）的个人制定未来指南方面，应当解决哪些问题。

**方法**
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期间，开展了一项三轮德尔菲（Delphi）研究，参与者为国际辅助生殖技术专家（包括胚胎学家、医生、护士和临床心理学家）。该研究通过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协会（ESHRE）和葡萄牙生殖医学协会（SPMR）的邮件列表进行传播，共有39名成员参与。在第一轮中，一个开放式问题收集了专家们对信息提供、心理社会咨询以及死后ART/IUI未来指导方面的关键观点。回答内容经过定性主题分析。在第二轮中，参与者使用五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对每个条目表示同意程度。如果≥70%的参与者同意某个陈述，则认为达到了共识。在第三轮中，对各个条目进行了优先级排序。

**结果**
最重要的观点包括：需要保障法律和程序方面的问题；需要确保逝去伴侣的事先书面同意；以及在整个死后ART/IUI过程中整合心理咨询服务。研究还发现了存在分歧的领域，涉及哀悼期、家庭参与和长期心理社会支持等方面。文献中较少提及的新主题还包括对医疗专业人员的心理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考量。

**结论**
这些发现强调了需要多学科、基于共识的指导来支持死后ART/IUI的临床实践。同时，该研究也指出了法律清晰度、心理支持以及以家庭和儿童为中心的考虑方面的关键差距。

---

**引言**
当夫妻中的一方去世后做出生殖决定时，会带来哪些伦理、临床和法律上的挑战？尽管历史上有关于父母去世后子女出生的记录，尤其是在战后冲突期间（例如[1]），但死后ART/IUI（辅助生殖技术/宫腔内人工授精）与这些情况不同，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选择，旨在延续夫妻之前共同制定的亲子计划[2]。这种做法代表着医学辅助生殖（MAR）的一个新兴且复杂的领域，让医疗专业人员、家庭，尤其是幸存伴侣面临着深刻复杂的伦理、情感和临床困境[3]。由于缺乏可靠的实证证据和标准的临床路径，专业判断和专家共识在这一领域的决策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与死后ART/IUI相关的动机多种多样，包括延续亲子计划、希望与逝去的伴侣保持象征性、身体和心理上的联系，以及处理悲伤的困难[4]。这些动机引发了重要的伦理和心理学问题，特别是关于尊重逝者的自主权、未来孩子的福祉以及潜在的家庭冲突[2]。

随着配子和胚胎冷冻保存技术的进步，死后ART/IUI在临床上变得可行，目前主要包括三种主要方式：（1）使用去世前冷冻保存的遗传物质（如精子、卵子或胚胎）；（2）死后提取配子；（3）移植去世前冷冻保存的胚胎[5]。国际上的监管措施差异很大，有些国家允许这种做法——通常以明确的书面同意为条件——而其他国家则禁止[6]。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一些关键的法制里程碑，特别是Parpalaix案（法国，1984年）和Blood案（英国，1997年），这些案件引发了关于同意、生殖自主权和死后使用配子的法律关注[7]。然而，由于缺乏关于通过死后ART/IUI出生的孩子心理社会发展的实证数据，以及对亲子计划的不同文化、伦理和法律解读，这些案例并未导致统一的监管规定[3]。这种监管多样性凸显了单靠立法难以解决死后ART/IUI的临床和心理社会层面的问题。决策过程常常超出法律资格的范围，需要结合伦理反思和心理社会评估。鉴于这种复杂性，ESHRE伦理与法律工作组[3]建议只有在逝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并且经过至少一年的等待期后，才能允许使用死后技术。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与死后ART/IUI相关的核心伦理原则，包括尊重逝者的自主权、关心未来孩子的福祉，以及认可哀悼期间的心理脆弱性[4]。然而，仍存在显著差距，例如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和临床指南，以及对于死后ART/IUI决策中心理咨询的强制性角色、时机和范围的共识。因此，医疗专业人员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关键位置。实证研究表明，专业人士对死后ART/IUI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异，但一致强调知情同意、心理咨询和谨慎的风险评估的重要性[2, 8, 9]。这些差异反映了隐性专业知识和不同规范框架的影响，这些因素虽然在现有指南中很少被正式化，但却强烈影响着临床实践。同时，关于信息提供和心理社会支持应在决策的不同阶段如何构建和提供的方法仍存在不确定性。咨询工作被认为可能包括生前心理支持、与配子提取相关的死后咨询、评估情感准备情况，以及探讨死后ART/IUI所固有的伦理和心理困境[4]，但对其实施的明确指导仍十分有限。

**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地收集和综合国际辅助生殖技术（ART）专家的意见，为死后ART/IUI的相关领域提供指导。采用结构化的专家共识方法，识别共识、分歧和优先事项，特别是在实证证据稀缺和临床实践多样化的领域。鉴于近期多个国家的立法进展[10]、对死后程序需求的增加[11]，以及缺乏明确和统一的临床指南的情况，这项研究尤为重要。通过提供跨国家的视角，本研究旨在为未来指南的制定、政策讨论以及构建一个更加透明、基于伦理和心理社会知识的死后ART/IUI决策框架提供依据。

**设计**
鉴于死后ART/IUI在伦理、法律和心理社会方面的复杂性，以及缺乏统一的临床指南，德尔菲方法被认为特别适合捕捉和综合这一领域的多学科专家意见。德尔菲研究是一种结构化的群体沟通过程，旨在系统地收集、完善和优先排序专家对特定问题的意见，尤其是在证据有限、伦理敏感性和实证证据有限的情境中[12]。德尔菲方法特别适用于实证证据有限的情境，因为它支持专家知识在连续几轮中的系统组织和优先排序[13]。计划进行三轮调查，通常三轮足以提供可用的信息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达成共识[12]。在第一轮中，分发了一份开放式问卷，收集专家对死后ART/IUI决策中信息提供和心理社会咨询关键问题的看法。由于该领域的文献较少，选择了一种探索性的开放式格式作为起点。在第一轮开始时，参与者填写了一份简短的人口统计问卷，包括职业背景和国籍信息。随后，他们被要求回答一个开放式问题：“请列出在信息提供、心理社会咨询以及为考虑进行死后ART/IUI的个人制定未来指南方面应解决的10个主要问题。”回答内容按照Braun和Clarke的协议[14]进行归纳性主题分析。陈述被编码并根据共同的主题意义分组，形成了一份用于后续轮次评估的整理清单。在第二轮中，参与者收到了包含第一轮生成的整理清单的问卷，并被要求使用五点李克特量表对每个条目表示同意程度。定量分析包括计算中位数和同意百分比，以评估条目是否达到预定义的同意标准。

第三轮仅包括在第二轮中获得同意（>70%）的条目。参与者被要求选择他们认为最相关的条目，并按重要性对其进行排序。对第二轮和第三轮收集的回答应用了定量数据分析方法。采用了倒序评分系统，可以计算每个条目的平均排名位置及其在最高优先级选择中的出现频率。在这个倒序评分系统中，较低的排名分数表示更高的优先级，因为排名靠前的条目会获得较低的数值。这一过程有助于识别出反映专家在心理社会咨询和指南制定优先事项上最强共识的陈述。

**共识**
共识和同意的定义和标准事先已经确定。共识被理解为集体同意[13]。同意则通过定量方式定义，要求70%的专家在五点李克特量表上将每个陈述评为“同意”或“强烈同意”，这与健康科学领域德尔菲研究的的方法学证据一致，其中共识通常以70%至80%之间的同意百分比来定义，低于70%的数值则被视为不常见[15]。共识和同意并不是终止德尔菲过程的充分条件，因为分歧领域也被认为有助于理解该议题的复杂性，并识别出死后ART/IUI决策中未解决或有争议的领域。共识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注：图1的替代文本可能是通过AI生成的。）

**程序**
本研究获得了波尔图大学心理学与教育科学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参考编号2024-10-05）。参与者收到了关于研究的书面信息，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主要研究者。在完成第一轮问卷之前获得了他们的同意。所有问卷均通过电子邮件分发，并使用Qualtrics软件进行收集和存储。问卷是匿名的，旨在确保在整个数据处理过程中保护参与者的身份隐私。

**参与者**
在招募参与者之前，定义了资格标准，重点关注在辅助生殖技术（ART）领域具有公认专业知识的专家。符合条件的专家包括以下类型的专业人士：胚胎学家、医学专家、心理学家或其他具有咨询培训的专业人员（如社会工作者），或护士。特意选择了一个国际专家小组，以涵盖不同法律框架、文化背景和临床实践带来的广泛观点。鉴于缺乏统一的国际法规，组建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被认为对于加强共识过程的稳健性和相关性至关重要。本研究寻求了多个专业组织的国际合作：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SMR）、巴西辅助生殖协会（SBRA）、巴西人类生殖学会（SBRH）、英国生育学会（BFS）、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生育学会（FSANZ）、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ESHRE）以及葡萄牙生殖医学协会（SPMR）。其中只有ESHRE和SPMR同意发送电子邮件邀请。问卷分别用葡萄牙语（针对SPMR成员，n=232）和英语（针对ESHRE成员，n=9445）提供，以确保所有人都能方便地参与。在德尔菲方法的每一轮中，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被联系了三次，其中包括两次提醒信息，以尽可能提高回复率。第一轮调查于2025年1月进行，第二轮在5月，第三轮在7月。这种分阶段的数据收集方式使得有足够的时间在轮次之间分析和改进调查内容，符合德尔菲方法的推荐程序。

**第一轮**
在第一轮调查中，问卷被打开168次，其中有129次没有对核心问题作出任何回答。因此，只有39份回答被认为是完整的。专家小组由18名胚胎学家（46.2%）、16名医学专家（41%）、3名心理学家（7.7%）和2名护士（5.1%）组成。在39名专家中，13名（33.3%）是葡萄牙人，3名（11.5%）是印度人，2名（7.7%）是希腊人，2名（7.7%）是英国人，2名（7.7%）是荷兰人，2名（7.7%）是美国人，还有来自罗马尼亚、土耳其、瑞士、法国、黑山、哈萨克斯坦、意大利、挪威、比利时、以色列、德国、西班牙和巴巴多斯的各1名代表。所有来自第一轮的回答都经过了主题分析，将各个条目归类到更广泛的议题中。共生成了17个与死后辅助生殖/宫腔内人工授精（post-mortem ART/IUI）过程中的信息提供和心理咨询相关的定性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法律法规要求；关于死后ART/IUI申请的必要信息，包括技术细节说明；逝者家属对使用遗传材料的书面同意；逝者家属在授权使用材料及可能参与孩子生活方面的作用；在开始手术前的哀悼期；在哀悼过程中提供的心理支持和咨询；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内疚感；授精前的心理评估需求；对于单亲父母的心理支持；与死后ART/IUI相关的社会影响；对通过此方法出生的孩子的长期心理影响；关于死后ART/IUI的专业培训和教育；出于良心原因的反对权；以及对医疗专业人员的心理支持。这些议题共产生了37条陈述，随后在第二轮中呈现给专家们。

**第二轮**
第二轮调查共有27名专家参与，回答率为69.2%。第二轮参与者的专业构成和地理分布与第一轮相似，不过心理学家和非欧洲地区的参与者数量略有减少。在第二轮中，所有37条陈述都被提交给专家进行一致性评估。表1总结了每条陈述的一致性水平、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范围，以及超过预设共识门槛（>70%）的陈述。其中，3条陈述获得了高度一致性（>90%），18条表示中度一致性（>70%且<90%），而14条没有达到一致性（<70%），其中9条表示低度一致性（>50%且<70%）。一致性最高的三条陈述是：“心理咨询有助于确保决策是基于理智和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必须依法保障孩子的继承权和后续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培训可能会影响为申请者提供的护理质量”。一致性最低的陈述是“应评估受益伴侣的家庭支持和社会经济状况”。这条陈述获得的一致性最低（33.3%），表明专家意见存在较大分歧。

**第三轮**
第三轮调查共有20名专家参与，回答率为51.3%。尽管样本量进一步减少可能会影响代表性，但参与者构成基本保持不变。专家们首先被要求从第二轮中达成共识的21条陈述中选出最重要的15条。表2展示了这些优先条目的频率和排名。所有专家都认为“应为医疗专业人员制定指南，以支持死后ART/IUI情况下的决策和咨询”这条陈述非常重要。在优先级排名中，这条陈述也获得了最高的得分和平均排名，表明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核心地位。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专家共识来确定并优先考虑ART专家认为在死后ART/IUI中必须解决的关键要素，从而在实证证据有限的背景下推动临床指南的制定。通过三轮德尔菲调查，专家们一致强调法律和程序的明晰性、明确的同意以及心理咨询是负责任的后死ART/IUI实践的基础组成部分。这些结果通过对专家共识和分歧领域的综合，为这一领域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临床实践提供了清晰的优先顺序。开放性回答的定性分析揭示了广泛的主题，涵盖了法律和立法问题以及心理、家庭和社会方面，突显了死后ART/IUI的跨学科性质。这种多样性表明，这项技术涉及复杂的生殖决策，与哀悼、自主权、 parental身份及孩子的未来身份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多学科和综合性的护理框架。第一轮德尔菲调查中产生的广泛议题强调了在处理死后ART/IUI决策时系统地纳入专家意见的重要性。专家们的贡献不仅确认了先前确定的领域（如出于良心原因的反对权），还扩展了讨论范围，涵盖了文献中较少涉及的话题，例如医疗专业人员所需的心理支持。尽管在文献中较少提及，但这些话题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死后ART/IUI的影响，不仅包括对患者和家庭的影响，还包括对医疗专业人员的心理社会影响。

一个核心发现是专家们强烈同意需要逝者伴侣的书面同意，这与现有的法律和伦理框架一致（例如[3, 16]）。书面同意不仅被视为法律保障，也是合法化生殖决策的重要伦理基石，有助于缓解潜在的家庭或机构冲突[2]。这一强调表明，在死后ART/IUI这一高度敏感的背景下，无论专业背景和司法管辖区如何，自主权和意图的明晰性都被视为最稳定的因素。专家们还确认了在开始手术前需要一定的哀悼期，尽管对于这段时间的长短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全球范围内，相关立法差异很大，立法规定从非常短的等待期（例如爱沙尼亚的一个月）到较长或未定义的期限（例如比利时长达60个月，或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17]。这种多样性表明，时间限制往往基于法律、文化或道德考量，而非基于悲伤过程的实证证据。从心理社会角度来看，六个月的时间可能不足以帮助人们在失去亲密伴侣后实现情感稳定，尤其是考虑到早期悲伤反应的强烈程度和通常在失去后的第一年内观察到的脆弱性[18, 19]。同时，过长的等待期或未定义的等待期可能会给个人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面临生育决策的育龄女性。专家们的贡献不仅确认了先前确定的领域，还扩展了讨论范围，例如医疗专业人员所需的心理支持。

在信息提供、心理社会咨询和死后ART/IUI后的指导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有必要提供明确的信息。关于专业培训，专家们强调为医疗人员提供相关培训的重要性，以确保他们在处理这一复杂议题时具备必要的技能，并保留出于良心原因的反对权。专家们就书面同意的必要性达成共识，认为这是法律和伦理上的重要保障。此外，专家们还关注了对医疗专业人员的心理支持问题，尽管在文献中较少讨论，但这些话题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项技术的心理社会影响。

关于信息提供，专家们重视关于死后ART/IUI的法律和技术方面的透明沟通，但也对公开传播持保留态度。这种矛盾可能反映了社会对相关污名化的担忧或对儿童福利的考虑。专家们一致认为，为医疗人员提供必要培训至关重要，使他们能够在道德复杂的情境中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法律方面，专家们强调了逝者伴侣书面同意的必要性，并认为这是合法化和 legitimize 生殖决策的关键伦理支柱。他们还确认了在开始手术后需要一定的哀悼期，尽管对这一时长的具体规定尚未达成一致。这种立法多样性表明，时间限制往往受到法律、文化或道德因素的影响，而非基于悲伤过程的实证证据。从心理社会角度来看，六个月的等待期可能不足以帮助人们在失去亲密伴侣后实现情感稳定，特别是在失去后的第一年内，悲伤反应通常较为强烈[18, 19]。同时，过长的等待期可能会给医疗专业人员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和不确定性。专家们的贡献不仅确认了先前确定的领域，还扩展了讨论范围，例如医疗专业人员所需的心理支持。

在立法协调方面的差异引发了人们对“生殖旅游”（例如[7]）的担忧，即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限制较少的国家接受治疗，从而加剧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缺乏明确立法的情境下，决策主要依赖于专业伦理准则和临床判断，这可能引发关于一致性和法律确定性的问题[20]。专家们表示，当法律指南不明确时，医疗人员必须依赖个人伦理判断，可能会导致实践的不一致性和不公平性。专家们还强调了制定超越固定时间框架的共识指南的必要性，这些指南应结合结构化的心理社会咨询和个体化的情绪准备评估。在信息提供方面，专家们重视关于死后ART/IUI的法律和技术方面的透明沟通，但对公开传播持保留态度。这种矛盾可能反映了社会对相关污名化的担忧或对儿童福利的关切。关于专业培训的共识表明，必须为医疗人员提供必要的技能，使他们能够在道德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关于出于良心原因的反对权及其监管，专家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一致认为其具有伦理合法性。生殖医疗专业人员面临着个人信仰与专业职责之间的伦理矛盾，例如在提供或便利堕胎等法律允许的医疗服务时的困难[22]。虽然各国对出于良心原因的反对权的处理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从法律保护较为宽松的体系（例如意大利和波兰）到严格限制的体系（例如英国、挪威和葡萄牙），或者在医疗实践中不予认可的体系（例如瑞典和芬兰）[23, 24]，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死后ART/IUI的实践。监管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护理连续性的问题，因为监管不严格的体系可能会影响护理的连续性，而限制较多的体系则可能给医疗专业人员带来伦理上的压力。

专家们还强调了心理支持的重要性，认为咨询应包括在悲伤情境中的决策支持、风险澄清以及评估个体对死后ART/IUI社会和家庭影响的情绪准备。心理支持对于帮助个体应对与伴侣失去相关的情绪困扰和内疚感至关重要。这种支持应在整个过程中持续提供，包括为捐赠生殖细胞的伴侣提供支持。专家们普遍认为，将强制性的心理评估和支持纳入死后ART/IUI流程将促进更安全、更符合伦理的实践。然而，尽管ESHRE伦理与法律工作组[3]建议在决策期间为幸存伴侣提供咨询，但现行法律框架通常更侧重于书面同意和时间限制，可能会在情绪脆弱时限制心理支持的获取。关于对孩子的影响，专家们一致认为必须确保法律上的保护，如继承权和后续权利。专家们还强调了为父母未来与孩子讨论其出生情况的必要性。由于缺乏关于心理支持需求范围和时机的共识，这表明了对此领域进行纵向研究的重要性[26]。家庭和社会维度也是存在分歧的领域，尤其是在已故伴侣的家庭作用以及对现有兄弟姐妹可能产生的影响方面——这些话题在相关文献中仍然未能得到充分讨论。然而，通过死后辅助生殖技术（ART）或宫腔内人工授精（IUI）来决定怀孕可能会对家庭关系产生影响[27]。专家们认识到，死后ART/IUI可能会以复杂的方式影响家庭动态，包括来自大家庭的期望[4]。关于兄弟姐妹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这一因素可能会影响决定死后生育的决定，但对于这种影响的具体评估却尚未达成共识。对于新的恋爱关系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这表明需要进一步研究死后技术的家庭和社会方面，因为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被探讨，并且缺乏实证依据来指导临床实践。总体而言，家庭和社会领域中的分歧反映了现有的实证基础较为薄弱，突显了这些领域成为未来研究和临床反思的重点。

在优先级排序中，法律和程序层面被视为最重要的事项，这表明专家们非常关心确保规范性和统一性的实践。强调制定明确的机构指南以及获取已故者的书面同意书，表明专业人员希望通过统一的准则来减少法律上的模糊性，从而降低不同机构间解读差异的风险。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受到重视，突显了在悲伤时刻和面临复杂生殖决策时提供结构化心理支持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推进对死后ART/IUI的认识，通过系统地收集跨学科和司法管辖区专家们的共识与分歧，明确了制定指南和临床实践的优先事项。优先级排序显示了法律和程序层面的重要性，同时也突显了心理支持的相关性和必要性，为制定公共政策、创建未来指南以及开发更符合受益者、家庭和孩子需求的干预措施奠定了基础。除了对临床实践的直接影响外，这些结果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因为它们引发了关于污名化和家庭影响的议题，促进了社会的理性讨论。本研究的样本多样性也很突出，包括了来自ART领域不同专业领域（医疗专家、胚胎学家、心理学家和护士）以及不同国家和法律背景的专家，从而丰富了研究视角。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基于德尔菲法的三个严格步骤，增强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然而，也有一些需要指出的局限性。参与者数量的最终确定受到了各轮调查之间流失率的影响，因为小组规模的减少可能放大了个别意见的权重，从而限制了统计分析的稳健性。尽管如此，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的保留率约为70%，第二轮和第三轮之间的保留率约为75%，表明大部分参与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了参与性。但由于无法确定完成后续轮次调查的参与者与中途退出的参与者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不能排除流失偏见，尤其是在优先级排序阶段。此外，样本量较小使得结果难以完全推广，可能导致某些主题上的共识被高估或低估。第一轮调查中初始未回答的比例较高（168份调查问卷中有129份未完成），可能是由于参与者的参与度不足或回答负担过重造成的，这可能引入了回答偏差。专业背景分布不均（医疗专家和胚胎学家占多数，心理学家代表性较低）可能使得临床和医学方面的考虑在优先级排序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某些具体主题的相对权重。此外，来自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参与者较少，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全球文化多样性。尽管本研究试图招募国际专家团队，但由于主要依赖ESHRE和SPMR的邮件列表进行招募，这可能导致欧洲视角的过度代表，其他地区和法律背景的代表性不足，从而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由于对死后ART/IUI的态度受到当地法律、伦理和文化框架的强烈影响，未来的研究应优先考虑更广泛的地理范围，以提高共识结果的跨文化适用性。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无法评估某些选择背后的动机，例如出于良心原因的反对，尽管存在分歧，但缺乏对这些立场背后的伦理或实际原则的充分解释。

最后，第三轮调查仅纳入达到预设同意阈值的条目，目的是将优先级排序过程集中在共识较高的领域，并减少参与者的负担，这是德尔菲研究中常见的做法（通过逐步缩短问卷内容来维持参与者的参与度）。然而，这种方法可能会限制对判断稳定性的评估以及对争议较大领域的进一步探索。这些局限性在德尔菲研究中很常见，在解释研究结果时应予以考虑。未来的研究应扩展到不同的文化和法律背景，了解地方特殊性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实践。同时，探索专家的个人动机、过往经验或宗教信仰等额外变量也将有助于解释观察到的分歧，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死后ART/IUI的相关问题，并帮助制定更加完善和基于伦理、心理和社会复杂性的指导方针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