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rning and Motivation》:Is changing your mind enough? Growth mindset intervention fails to translate to implici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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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成长型思维干预的效应评估困境。传统自我报告法或高估其效,研究者通过自评问卷、情境测试与反应时测验相结合的多方法设计,在两项实验研究中探究干预对不同思维侧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干预仅改善了自我报告的思维模式,而对更内隐的测量(如反应时测验)无显著影响。这提示,需开发更精细、直接的测量工具来捕捉学习者思维模式的不同侧面,以评估干预能否带来可持续的改变。
在教育心理学领域,“成长型思维”一直是个热门词汇。它指的是学习者相信智力或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实践来提升的信念。这种思维模式被认为与更高的学习动机、更好的抗挫折能力乃至学业成功密切相关。因此,开发能够培养成长型思维的干预项目,成为了众多研究者和教育者的目标。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尽管相关干预研究层出不穷,但其效果的证据却相当不一致。有些研究发现干预效果显著,有些则不然,甚至同一项元分析中,也只有约一半的研究报告了积极效果。这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用来衡量“思维模式是否改变”的尺子,本身可能就不够精准。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依赖自我报告问卷来测量思维模式。参与者被要求对一些诸如“智力是无法改变的”或“你可以显著提升自己的能力”等陈述进行同意程度打分。这种方法直接明了,但也存在明显局限。首先,它很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等反应倾向的影响——在刚刚听完一堂关于“大脑可塑性”的精彩讲座后,谁又会不愿意在问卷上表示自己更相信努力的作用呢?其次,这种“明面”上的追问,可能无法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甚至自己都未必完全意识到的“隐性”信念。毕竟,思维模式曾一度被称为“内隐智力理论”。如果我们的测量工具无法捕捉到这些内隐的、自动化的认知关联,那么我们宣称的“干预有效”,可能只是改变了人们愿意说出来的话,而非其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
为了更深入地探查成长型思维干预的真实效果,由Helene Zeeb、Tino Endres、Manuel Becker、Steffen Weyreter、Stephan Lengsfeld和Alexander Renkl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两项实验研究。他们的核心目标是:采用多方法测量,检验一个计算机化的成长型思维干预项目,是否能够影响学习者思维模式的不同侧面。为此,他们不仅使用了经典的《内隐智力理论量表》作为直接的自我报告测量,还创新性地开发了两种间接测量工具:一种是基于情境的测试,要求学习者在描述学业成功或失败的情景中,写下自己的感受、想法和行动意图,然后由评分者根据其内容编码出成长型或固定型思维的倾向;另一种是基于反应时的测验,在研究一中使用了词汇判断任务,在研究二中使用了单靶内隐联想测验,旨在测量“能力可改变”与“自我”概念之间的自动化联想强度。研究团队假设,如果干预真正有效,它应该不仅提升自我报告的成长型思维,也能在情境反应和自动化联想中体现出来。
两项研究均采用了混合实验设计,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成长型思维干预组或控制干预组。干预组接受了一个整合了神经可塑性科学证据、归因性反馈、同伴引言和反思任务等关键教学特征的计算机程序;控制组则进行结构相同、但主题为“工作记忆”的中性干预。研究测量了干预前、干预后立即以及一周后的追踪效果。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了多种测量工具的组合。核心思维模式测量包括:1)自我报告问卷,采用改编自Dweck的《内隐智力理论量表》,分别计算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子量表得分;2)基于情境的测试,研究人员开发了描述学业挑战场景的文本,要求参与者书面回答,并由经过培训的评分者根据既定编码方案对其回答进行评分,量化其思维模式倾向;3)基于反应时的测试,在研究一中采用了词汇判断任务测量语义启动效应,在研究二中采用了单靶内隐联想测验测量“自我”与“能力可改变/不可改变”维度之间的内隐关联。此外,还测量了学习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和学业自我概念等动机指标作为探索性结果。所有研究程序均在实验室(研究一)或在线(研究二)完成,参与者主要为德国大学学生,研究二中还包含了部分高中生。
研究结果:
自我报告的思维模式:
在两项研究中,干预对自我报告思维模式的影响最为明显,但模式略有不同。在研究一中,干预立即提升了自我报告的成长型思维,并降低了固定型思维,其中对固定型思维的降低效果持续了一周。在研究二中,干预并未显著提升自我报告的成长型思维,但显著降低了固定型思维,并缓冲了控制组中观察到的固定型思维随时间增强的不利趋势。
基于情境的思维模式:
干预对情境测试的影响较弱且不一致。在研究一中,无论是成长型还是固定型思维的情境得分,在两组中都出现了一周后的普遍下降,未发现显著的干预特异性效应。在研究二中,干预对情境测试中的固定型思维无影响,但对成长型思维有积极效果:它防止了控制组中出现的成长型思维得分下降,并在追踪测试中显示出相对于基线水平的提升。
基于反应时的思维模式:
在两项研究中,干预对基于反应时的测量均无显著影响。研究一中的词汇判断任务因有效试次过少导致统计效力不足;研究二中的内隐联想测验也未能检测到任何干预带来的变化。无论采用哪种反应时范式,学习者在“能力可改变”与“自我”之间的内隐关联强度并未因干预而改变。
动机指标:
在两项研究中,成长型思维干预对学习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或学业自我概念等更为“远端”的动机指标均未产生特异性影响。唯一观察到的是自我效能感随时间有轻微提升,但这在干预组和对照组中都存在,并非干预特有。
研究结论与讨论:
综合两项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模式:成长型思维干预的效果强度,似乎随着测量工具“间接性”或“内隐性”的增加而减弱。干预最稳定地影响了最直接、最容易被意识到的层面——自我报告问卷所测量的内容。它对基于情境的、更具反思性的反应产生了有限且不稳定的影响。而对最内隐的、基于反应时的自动化联想,则完全没有产生影响。
这一发现具有多重重要意义。首先,它强调了在思维模式研究中区分测量层面的重要性。自我报告问卷有效反映了学习者能够且愿意口头报告的信念变化,可以作为干预“被接收到”的操纵检查。但若将其作为衡量深层、持久信念转变的唯一标准,则可能高估干预的实际效果。本研究结果表明,一次性的、短暂的干预,可能难以撼动那些根植于潜意识中的、自动化的认知关联。
其次,研究支持了将成长型思维与固定型思维作为相对独立维度进行分析的做法。在两项研究中,这两个子量表虽呈负相关,但干预对它们的影响模式并不完全对称(例如在研究二中只影响了固定型思维),说明它们可能捕捉了信念结构的不同方面。未来的研究,包括开发内隐测量工具时,应考虑对此进行分别评估。
最后,本研究为成长型思维干预的评估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单纯依赖自我报告问卷可能不足以保证干预效果的生态效度和持久性。研究者需要开发和应用更多精细的、多层面的测量工具,包括更可靠、参与度更高的情境测试,以及信效度更优的内隐反应时测验,来全面捕捉思维模式的不同侧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干预究竟改变了什么,以及如何设计出能够触及更深层认知结构、从而带来可持续改变的干预方案。
本研究发表于《Learning and Motivation》,其多方法探究的路径,为理解和评估心理教育干预的效果设定了一个更严谨、更细致的框架,推动该领域超越“口头上的改变”,向探究“实质性的转变”迈出了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