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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批判性地考察David Hume以心理意象为核心的抽象观念理论。通过引入心盲症(aphantasia)的实证与哲学见解,作者指出严重心盲者虽无意象操作能力却具备抽象思维,从而揭示Humean抽象机制及广义意象认知模型存在显著局限。
闭上眼睛,试着在脑海中“看到”一个红苹果,或者“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甚至不经意的心理活动,学术界称之为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然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法在脑海中出现这些鲜活的画面或声音,尽管他们深知苹果长什么样、旋律是怎样的。这种现象在2015年由Zeman等人正式命名为“心盲症”(Aphantasia),意指“心眼(phantasia)”的缺失。
心盲症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心理学个案,它向长期以来占据西方哲学和认知科学主流地位的“意象论(imagistic)”思维观发起了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从早期的哲学家贝克莱(Berkeley)、休谟(Hume),到现代的认知科学家,都曾或多或少地假设:思考某种程度上就是“心里画图”或“心里成像”。如果思维依赖于心理意象,那么那些无法产生意象的心盲症患者,是否就无法进行抽象思考?显然,现实生活中的心盲症者可以是数学家、科学家或哲学家,他们毫无障碍地运用着“三角形”、“正义”、“友谊”等抽象概念。这一矛盾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出发点。
发表在《Neuropsychologia》的这篇论文,由Uku Tooming和Roomet Jakapi撰写,聚焦于18世纪苏格兰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抽象观念理论。休谟在?《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提出,所有的观念都源于感官印象(Copy Principle,复制原则),抽象观念并非真正“通用”的,而是特定的、带有感官细节的个体观念(如某个特定大小和颜色的三角形),通过想象的习惯,被用来代表同一类别下的所有其他个体观念。本文通过分析心盲症这一自然实验案例,论证休谟的这套抽象机制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果抽象思考必须依赖对个体心理意象的想象性操作(尤其是作者所说的“投射性想象”,projective imagination),那么严重心盲症患者应被判定为无法抽象思维,但这与事实相悖。因此,休谟的意象理论及更广泛的意象认知模型都需要重新审视。
为了开展此项研究,作者主要采用哲学概念分析与当代实证文献综述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对休谟?《人性论》中有关知觉、印象、观念、记忆、想象及抽象部分的文本细读与概念重构;将休谟的“个体观念”与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心理意象”进行理论等同和属性比对;系统回顾并引证了近年来关于心盲症(包括先天性及后天性)的流行病学数据(如VVIQ评分、患病率)、神经影像学发现(如fMRI研究的视觉皮层激活模式、BOLD信号解码、交叉解码分析)、行为实验(如双眼竞争范式、瞳孔反射、皮肤电反应、语义分类任务)以及相关的理论争论(如无意识意象、客体与空间意象分离等)。
1. Introduction(引言)
引言部分梳理了“思维即成像”这一意象论观念在西方哲学史(如晚期19世纪的“无意象思维之争”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意象辩论”)和心理学的兴衰。作者指出,休谟等早期现代经验主义者认为思维的基本元素是源自感官知觉的“观念(ideas)”,而这些观念在当代可被理解为“心理意象”。如果存在像心盲症患者这样缺乏心理意象的思维主体,那么休谟式的理论就必须解释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否则就要面临理论崩溃的风险。
2. Hume and abstraction(休谟与抽象)
2.1. Individual ideas and imagination(个体观念与想象)
本节阐释了休谟的知觉分类:印象(impressions)与观念(ideas)。观念是印象在思考和推理中的“微弱图像”,简单观念严格复制自简单印象(复制原则)。休谟的“个体观念”具有感官特征,在性质上可等同于当代的“心理意象”。而“想象(imagination)”在休谟那里是一种自由的、受主体控制的能力,允许对观念进行转换和重组,这与当代文献中的“意象想象(imagistic imagination)”功能相似。
2.2. Abstraction(抽象)
休谟认为,所有观念本质上都是个体的,所谓“抽象观念”其实是附属于一个通用名称上的个体观念。当听到“三角形”一词时,心灵会习惯性地唤起某一个特定三角形的个体观念(如一个直角三角形),并通过想象的习惯,准备好随时唤起其他形状、大小的三角形观念。作者将这种机制提炼为“投射性想象(projective imagination)”,即选择一个确定的心理意象,并用它来调用同一类别下的其他意象,同时过滤掉无关特征(如颜色)和无关意象(如正方形)。这需要一种特定的、受控的想象操作,而不仅仅是拥有心理意象。
3. Challenge from aphantasia(来自心盲症的挑战)
本节介绍了心盲症的定义与特征。心盲症者(尤其是严重心盲症者,VVIQ评分为最低的16分)自述无法生成视觉心理意象,这一现象已通过VVIQ问卷、fMRI(如视觉皮层激活、fusiform imagery node激活)、双眼竞争范式等行为与神经生理学手段得到部分印证。作者指出,如果休谟是对的,抽象思考需要“投射性想象”操作,那么严重心盲症者因缺乏这种想象操作能力,应当无法进行抽象思考。但事实证明他们完全可以。这种张力构成了对休谟抽象理论的直接挑战。
4. Possible responses(可能的回应)
4.1. Unconscious imagery in aphantasia?(心盲症中的无意识意象?)
有人可能辩称心盲症者虽有意识意象缺失,但拥有无意识意象,从而完成抽象。作者反驳道:一方面,有行为学证据(如Purkart等的启动实验)和生理证据(如Chang等的fMRI交叉解码失败、瞳孔反应缺失)表明,部分心盲症者可能完全无任何意象(包括无意识);另一方面,即便存在某些无意识的类意象神经表征,也无证据显示这些表征能被用于休谟式所需的“投射性想象”(即主动选择、代表、过滤和准备唤起其他意象),因此无法挽救休谟的理论。
4.2. Spatial imagery(空间意象)
另一种辩护是心盲症者虽无客体意象(object imagery),但保留了空间意象(spatial imagery),或许能用后者进行抽象。作者认为,首先,空间意象是非感官的、表征关系的,而休谟的个体观念必须是具有模态特定感官特征(如颜色、形状)的;其次,存在“空间心盲症(spatial aphantasia)”的证据,若抽象依赖空间意象,则这类人又将成为新的反例。
4.3. Abstraction by using words as proxies(使用词语作为代用的抽象)
有人提议心盲症者可能完全脱离意象,仅靠语言操作来模拟抽象。但在休谟的理论框架下,语言必须依附于观念(哪怕是个体的),完全无观念的词句对他而言是无意义的噪音。因此这不能作为休谟理论内的合理解释。
4.4. Aphantasia as mere exception(心盲症仅是例外)
最后一种尝试是将心盲症视为少数例外,不影响理论的大局(类比于休谟自己对“缺失的蓝色色度”例外的处理)。作者反驳道:复制原则是休谟理论的普遍基石,若允许一种不操作个体意象的抽象机制存在,就违背了该原则对所有简单观念源于印象的界定。此外,抽象思维是人类认知的普遍基础,不像“填补蓝色色度”那样边缘;为心盲症单独设立一套非意象的抽象机制,意味着他们的整个认知架构可能与常人完全不同,这在理论上难以被休谟接纳。若坚持原理论,则只能荒谬地推论心盲症者“缺乏理性”。
5. Conclusion(结论)
论文总结认为,严重心盲症对休谟基于心理意象操作的抽象理论构成了实质性挑战,且试图修补这一理论的各种路径(无意识意象、空间意象、纯语言代理、视为例外)均不成功。这一论证不仅对休谟哲学有意义,也波及到当代基于心理意象的概念理论(如Barsalou的知觉符号系统、Prinz的“近型/proxytypes”理论)。它提示认知科学家,在讨论意象的作用时,需精细区分“拥有意象”、“想象性操作意象”以及特定的“投射性想象”,心盲症不仅是某个理论的反例,更是未来抽象与高级认知理论的建构约束。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巧妙地将哲学经典文本与新兴的实证心理学现象(心盲症)相对接,揭示了人类抽象思维可能比经典的“意象操作”模型更为复杂和多元。它强调了在认知模型中不能想当然地把心理意象当作思维的必要条件,也提醒研究者在探讨意象相关理论时需更加严谨地界定“意象的使用方式”。对于哲学史研究者,它重新激活了对休谟抽象理论局限性的讨论;对于认知科学家与神经科学家,它为理解心盲症者的正常高阶认知功能提供了理论参照,并指出未来的实验应更多关注“投射性想象”这类特定的意象操作能力,而非仅仅测量意象的有无或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