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由数学组合规则驱动的数字修复方法及其应用：以福州明代亭式石塔为例以及罗兴塔塔顶的修复工作 张圆益（Yuanyi Zhang）、 朱乐乐（Lele Zhu）、 李金宏（Jinhong Li）和 陈刚（Gang Chen）

《Buildings》：A Digital Restoration Method Driven by Mathematical Composition Ru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A Case Study of Ming Dynasty Pavilion-Style Stone Pagodas in Fuzhou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uoxing Pagoda’s Finial Yuanyi Zhang, Lele Zhu, Jinhong Li and Gang Chen

　　摘要

在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水资源管理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挑战。本文基于经合组织（OECD）提出的“水资源治理十二原则”，旨在阐明各维度与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相对重要性，为城市水资源治理的决策提供结构化的依据。研究采用了DANP方法，构建了一个涵盖三个主要维度（有效性、效率以及信任与参与）及十二个指标的分析框架。通过识别因果关系并计算局部与全局权重，该分析揭示了治理要素的驱动结构和评估重点。结果表明，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效率（D2）和有效性（D1）是治理系统的主要驱动力，而信任与参与（D3）则主要表现为结果维度。权重分析显示，信任与参与的权重最高（35.28%），这反映了在城市水资源治理评估中对透明度、公众参与和问责制的重视。

在指标层面，监测与评估（C12）的权重最高，为9.44%。总体而言，本研究为在气候适应背景下协调制度效率与治理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启示。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和广泛快速的城市化给城市水资源系统带来了多重挑战。其中，频繁的城市洪水、加剧的水资源短缺以及水资源治理体系的失效尤为突出，严重影响了人类安全和基本生活条件[1]。一方面，极端降雨和海平面上升分别加剧了城市地区的暴雨洪水和沿海内涝；这两种情况都严重污染了城市供水系统[2,3]。另一方面，由于人口集中导致的水需求激增给城市供水带来了更大的压力[4]。这些源于自然和社会结构问题的挑战可能因城市治理不善而加剧，从而导致水资源分配不公和治理设施不足等公平性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全球40%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稀缺的地区，预计到2050年，全球水需求还将增加55%，数亿人仍将面临无法安全饮用的问题[5]。在没有有效水资源治理的情况下，即便有足够的水资源保护项目和技术手段，城市水资源系统也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5]。因此，由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共同引发的水危机（如暴雨洪水、沿海内涝和水资源短缺）对构建城市水资源治理体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上述水危机，水资源治理在提高城市及基础设施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气候适应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先前的研究表明，水危机本质上是治理危机，而改善水资源治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方法之一[6,7]。水资源治理强调通过制度、政策和管理措施引导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被视为实现综合水资源管理（IWRM）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必要条件[8]。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的加剧，治理概念在学术界和政策实践中经历了多维度的演变[9]。早期的水资源政策改革倾向于采用简单的治理模式，如私有化和地方机构自我管理。然而，这种缺乏系统思维的方法已被更为全面的治理框架所取代[10]。当代水资源治理强调多利益相关者参与、跨部门协作和多层次协调，以提高城市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等多重挑战的适应能力[10]。例如，Pahl-Wostl和Knieper[11]将水资源治理定义为“政治、社会、经济和行政机构在不同社会层面的综合职能”，强调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多层次过程。这一演变反映了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向协作治理的转变，注重效率、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等多个目标。更新的水资源治理概念为应对当代水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新概念的不断扩展也导致了对其含义和定义的模糊性。不同研究人员和国际机构对水资源治理的含义、范围和原则持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可能因利益冲突而产生分歧。这些多样的理论和概念需要更系统的整合，以提供更清晰、更有效的水资源治理指导。

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水资源治理的共同目标和原则，旨在明确其核心要素，并作为各国政策制定和评估的参考。其中，经合组织于2015年发布的“水资源治理十二原则”已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石和指导框架[6,12]。这些原则涵盖了治理的多个维度，重点在于提高效率和效果，同时增强信任与参与。具体而言，这十二项原则可分为三个主要领域：首先，治理体系设计与发展能力（原则1、2、4、8），强调在适当层面明确责任、建立创新机构和提升治理能力；其次，政策连贯性与实施（原则3、5-7），侧重跨部门协调、稳定财政支持和法规执行；最后，民主与伦理诉求（原则9-12），强调透明度、诚信、问责制和广泛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些原则的提出将水资源治理从一个抽象概念推展为可操作的框架，为衡量和改进治理提供了方向。随后，经合组织基于这些原则提出了36个水资源治理指标，用于评估某一地区的治理系统在效率、效果和参与方面的表现。然而，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治理框架，这些原则和指标的实际影响和适用性仍存在争议。

水资源治理仍面临许多结构性困境和实际障碍。首先，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及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协调严重限制了应对水危机的效率[13]。传统上，水资源管理常常按行政边界或部门职能分别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决策方向过于分散，难以建立基于共识的 systematic 治理体系[11,14]。这导致了信息不对称和部门间政策协调不畅，无法及时有效应对跨区域和跨部门的水危机[11]。实证研究表明，缺乏协调的治理体系（如责任分散或过度集中）往往导致治理绩效低下[11]。相反，通过引入多中心治理模式，明确各级角色并加强纵向和横向协调，可以显著提升应对复杂水危机的能力。然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治理体系长期存在路径依赖性和制度惯性，阻碍了治理改革的进展[15]。例如，在发展中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建设滞后、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薄弱、政策执行和法规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普遍存在[5]。这些结构性弱点削弱了治理体系对水资源过度开发、污染和极端气候事件的抵御能力。无论是在全球北方还是南方，水资源治理实践普遍受到制度碎片化、系统思维缺失和问责制不足的阻碍。这些障碍使得旨在提升治理绩效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制约了治理创新和转型的实际效果。这也表明，孤立或碎片化的政策改革不足以有效解决水资源治理中的长期系统性问题；只有系统的改革方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15]。

然而，现有研究在为水资源治理改革提供有效的绩效评估指导方面尚未取得突破。学术界尚未就如何衡量水资源治理的有效性达成共识。当前研究主要关注资源和服务的客观数据，或治理过程和参与的标准化，但不同评估框架之间的可比性不足[5]。尽管一些国家采用了国际化的水资源治理指标体系，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治理评估仍处于探索阶段[16]。传统的环境绩效指标主要关注最终结果（如水质和数量），未能直接反映治理过程的质量。此外，一些治理指标在实际应用中存在适用性有限、数据获取困难以及指标解释主观性等问题。例如，在跨境水资源治理评估中，不同地区的制度和背景差异使得统一指标难以普遍适用[15]。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评估框架往往未能全面涵盖公平与正义等关键治理维度以及协作治理，导致评估结果难以充分揭示治理体系中的深层缺陷[12]。此外，现有研究虽强调了水资源治理的重要性，但对治理体系内部结构、行动机制及其要素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仍较为有限，通常停留在概念性或描述性分析层面。特别是在水资源治理绩效评估中，相关理论框架和方法往往侧重于单维度指标或静态评估，未能充分反映治理原则之间的关联性和动态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指导实际政策制定和治理实践方面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引入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框架，从结构和因果角度深入描述水资源治理体系内的多层次关系，从而提升评估结果的科学严谨性和操作一致性，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理建议，以优化水资源治理决策。虽然结构决策模型（如DANP）已被应用于水资源管理以解决部分方法论问题，但最新研究表明，这些应用主要集中在评估局部运营挑战或特定技术替代方案上[17,18]，这本质上引入了区域性偏见。因此，仍存在一个关键的研究空白：缺乏一个综合的、不受特定情境限制的分析模型，能够量化全球水资源治理原则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基于这些研究不足，本文旨在解决以下研究问题：

- 水资源治理体系中不同治理原则之间的因果机制和影响网络是什么？
- 每个水资源治理原则在整个体系中有多重要？
- 如何构建具有解释力和实际意义的水资源治理绩效评估模型，以支持更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治理优化？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基于DEMATEL的ANP（DANP）方法构建了一个系统的评估模型，该模型同时反映了因果关系和权重结构，从而提供了对经合组织框架的更系统分析应用，并测量了整体治理体系中水资源治理原则的相对重要性和相互影响路径。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识别关键驱动因素和核心治理原则，还揭示了各原则之间的依赖关系和行动方向，为理解水资源治理体系的内部逻辑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视角。通过建立这一标准化参考框架，本研究为后续根据具体区域经济条件和资源能力调整指标权重、完善治理模型奠定了基础。

2. 文献综述

2.1. 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水资源治理的多重挑战

当前，城市水资源治理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干旱和洪水的频率增加，加剧了水资源供需不平衡[4]。多项研究表明，到2025年，全球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可能面临水资源压力[15]。作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不仅面临水资源短缺，还遭遇污染、基础设施老化以及多部门之间的水资源竞争[19]。这些挑战相互交织，进一步复杂化了城市水资源治理。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南欧最近频繁遭受严重干旱，这显著影响了城市水资源安全和水农业生产[20]。极端降雨导致的城市洪水风险也在增加，加之快速的城市化和大型城市的兴起，水资源管理需要流域与城市供水和排水服务之间的协调[4]。在这种背景下，有效的水资源治理被认为是提高气候适应能力的关键因素[12]。与主要基于工程和管理的传统适应措施相比，当代研究强调通过协调、参与和适应性治理来提高系统的韧性和协同作用[21]。例如，Johns和VanNijnatten[15]呼吁采取适应性治理来应对不确定性，这需要建立一个协调、相互连接且灵活的多级治理体系，并促进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知识共享。Pahl-Wostl和Knieper[11]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表明多中心治理结构能够很好地解决跨部门和跨尺度的水资源问题，并可以缓解单一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决策碎片化。然而，在实施和提高这些能力方面进展缓慢，许多国家的水资源治理仍然存在严重不足[11,22,23]。因此，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学术界和政策界逐渐达成共识，将水资源治理系统地纳入城市气候适应框架中[20]。

2.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水资源治理十二原则》
为了提供一个解决水资源治理挑战的通用框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5年提出了十二项水资源治理原则[6,16]。这套原则旨在定义“良好水资源治理”的关键要素，并为各国提供改进水资源治理的指导[12]。OECD原则的理论逻辑在于通过全面考虑制度、政策和参与方面，构建一个高效且被广泛接受的治理框架[12,24]。这些原则涵盖了从明确政府职能到公众参与的所有内容，有助于形成全球性的水资源治理方法。虽然这些原则不是强制性标准，但其全面的框架已促使许多国家和研究机构使用它们来评估和指导水资源治理改革[12]。
OECD的十二项原则分为三个主要目标：有效性、效率和信任与参与[12]。每个维度都包含具体原则，共同构成了水资源治理的框架。

有效性
有效性维度强调水资源治理能力是实现预定目标的条件。这包括明确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责任，在适当的规模上进行管理，确保各级之间的协调，并增强治理系统的人力、技术和财力能力。该维度的原则旨在确保水资源治理的有效和适当实施，要求决策者具备管理各个部门以解决水资源问题的能力。

效率
效率维度侧重于通过最佳资源配置来实现治理目标，强调充分利用数据和信息来支持决策制定，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机制，改进监管框架，并鼓励治理创新。这一维度反映了决策者需要从系统角度分配资源，持续监测水资源治理过程的成本效益和制度执行情况，避免政策碎片化和资源浪费。

信任与参与
信任与参与维度强调增强水资源治理的可信度和包容性，包括确保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完整性，促进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平平衡不同水资源使用者之间、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并建立定期的监测、评估和适应机制。这一维度旨在通过参与和开放性加强公众对水资源治理的信任，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实施。
上述三个目标共同构成了OECD水资源治理原则的结构性体系，每个原则都为治理的关键方面设定了规范要求。这一系统框架体现了平衡的方法，确保了有效的治理结果，同时强调过程效率和公平参与[12]。因此，十二项OECD原则被誉为“一个健全且国际认可的水资源治理框架”，为各国提供了评估和改进水资源治理的共同语言[12]。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的水资源治理发展总体符合OECD原则，涵盖了水资源管理和供水服务两个方面[16]。这表明OECD原则作为分析工具的普世性。然而，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不同国家在实施这些原则时会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和问题，需要在具体情况下进行评估。

2.3. 对OECD原则的进一步改进
有必要对OECD原则进行进一步改进，许多研究基于这些原则开发了评估工具和分析模型[16,25]。例如，在评估法国水资源治理时，将十二项OECD原则分为三类：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和民主伦理，并系统地检查了每一类的实施情况[16]。该研究全面评估了法国水政策的成效，肯定了整体上的成功，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如跨部门协调不足和需要加强融资机制。这项研究强调了建立定量指标的重要性，以衡量治理变化的影响，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指标才能客观判断治理改进是否改善了水环境状况和服务表现。
此外，一些研究开发了具有本土化和情境化特色的治理评估工具，试图在遵循一般原则的同时纳入区域特征和新兴问题，以提高其实际指导作用。2024年，Nguyen等人[5]对亚洲国家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了主流水资源治理框架（包括OECD指南）中发现的共同挑战，并提出了一个包含13个要素的改进治理框架，以鼓励政策改革。该框架基本上涵盖了OECD原则强调的有效性、效率和信任与参与要素，但结合了亚洲地区的特点，如更加重视跨境合作和社区参与，从而使评估工具更具针对性。
除了指标系统外，水资源治理研究还引入了结构分析工具来研究治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绩效的影响。例如，定性比较分析（QCA）被用来识别不同治理条件组合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Pahl-Wostl和Knieper[11]对2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QCA研究，发现具有多中心结构和良好纵向及横向协调的治理系统往往表现更好。相反，单一中心化或碎片化的治理不足以有效解决多重水资源问题。该研究进一步指出，高水平的机构能力是有效协调的必要条件，并且纵向（不同层级）协调与横向（跨部门/区域）协调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一发现表明，治理绩效更多地取决于协调、机构能力和激励措施在实际中的相互作用方式，而不是单独要素的包含。同样，Santos[20]将信息经济学和复合治理理论整合到水资源治理研究中，基于OECD十二原则构建了一个多层次治理改革分析框架。通过情景模拟和机构比较，他确定了影响干旱治理绩效的三个关键结构参数：机构摩擦、信息成本和激励强度。他证明了单一政策干预措施的效果不佳，需要结合多种改革才能显著提高公平性和有效性。这项研究不仅提供了评估治理能力的定量工具，还强调了在适应性水资源治理中同时关注效率和公平性的重要性。

总之，OECD原则已被用于多个层面的水资源治理评估，从国家政策审查到流域管理和城市供水治理绩效的比较[15,24,26]。因此，最近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将治理框架（如OECD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评估工具和实证分析方法。这些工具为跨区域比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监测治理改进的效果，并支持机构改革计划的设计。然而，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或流域层面的机构诊断和横截面比较上，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水资源治理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尽管之前的研究已经成功应用了OECD原则，但它们主要将其作为静态合规性检查表或通过定性机构诊断来使用[16]。现有的评估在概念上将十二项原则视为平行的独立目标，未能量化它们之间的因果依赖关系。本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论进展在于将OECD框架从一个平面检查表转变为动态的关系网络。基于这一差距，本研究采用了OECD水资源治理原则（表1），并使用DANP开发了一个系统评估模型，同时捕捉因果关系和权重结构。

3. 方法论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择了DANP方法，而不是层次分析法（AHP）、解释结构建模（ISM）或QCA。AHP假设标准之间存在独立性，并具有严格的层次结构，这与治理因素的相互依赖性不符。ISM可以识别结构关系，但无法量化因素的相对重要性。QCA主要旨在识别导致特定结果的配置路径，但它没有明确衡量影响强度、反馈效应或标准之间的网络依赖性。通过整合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DEMATEL）和ANP，DANP能够同时捕捉因果依赖性和相对权重，更适合分析复杂的治理系统。
DANP的计算使用Microsoft Excel 2007进行，按照本研究中呈现的数学公式和程序逐步实施。这种实施方法便于在计算过程的每个步骤中透明地检查和验证结果，增强了分析的可追溯性和可重复性。
分析以OECD的十二项水资源治理原则为基础，使用DANP方法构建了城市水资源治理绩效评估系统。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基于文献回顾和专家意见，构建评估维度和指标，涵盖三个主要的OECD治理维度（有效性、效率和信任与参与）。接下来，使用DEMATEL方法构建直接影响矩阵，计算总影响矩阵，并绘制影响网络-关系图（INRM）以识别 influencing 和 influenced 维度（指标）。最后，引入ANP方法获得网络权重。通过结合权重和影响关系，生成了治理绩效评估网络和优化路径建议。该研究系统地整合了治理维度识别、因果分析和权重评估，提高了治理绩效评估的相关性。研究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OECD原则和DANP方法的三阶段分析框架

3.1. 研究方法和程序
3.1.1. DEMATEL
在实际决策环境中，涉及的因素往往表现出高度复杂和交织的关系，这使得传统分析方法难以揭示潜在的因果机制。为了解决这一挑战，Gabus和Fontela[27]引入了DEMATEL方法，该方法旨在帮助研究人员和决策者通过系统思维视角识别因素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从而阐明复杂问题背后的因果结构。
DEMATEL方法用于揭示水资源治理中的复杂因果关系和影响路径。DEMATEL有效地区分了驱动因素和受影响因素，并构建了清晰的相互依赖结构[28,29,31]。分析程序如下：
步骤1：计算初始平均矩阵A。邀请专家对因素进行成对比较，并根据0到4的评分标准分配分数，代表“无影响”、“低影响”、“中等影响”、“高影响”和“非常高影响”。然后使用公式（1）汇总评估结果，得到初始平均矩阵A，其中N表示参与评估的专家总数。
接着应用公式（2）来评估专家之间的共识程度。如果置信水平超过95%，则表明专家评估结果是稳定的。如果置信水平低于95%，必须重新计算公式（2），验证收集数据的可靠性，并评估是否需要引入额外的专家。在DEMATEL中，平均差距比率衡量了引入额外专家时平均直接影响力矩阵的相对变化。较小的值表示专家判断的收敛性更强，而低于5%的值通常被解释为意味着置信水平高于95%，表明专家小组足够稳定。

步骤2：构建直接影响力矩阵D的标准化。在此步骤中，使用公式（3）和（4）对初始平均矩阵A进行标准化，以构建直接影响力矩阵D，其中F是标准化因子。

步骤3：推导总影响力矩阵T。在马尔可夫过程收敛后，推导出总影响力矩阵T，其中I表示在无限次影响交互后获得的单位矩阵，如公式（5）所示。

步骤4：识别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相互关系涉及计算每个指标的四个关键指标：影响力r（总影响力矩阵T中行的总和）、接受度s（总影响力矩阵T中列的总和）、因果关系ri ? si以及中心性ri + si。具体来说，影响力得分量化了一个给定指标对其他指标的影响程度，并表示为一个向量，如公式（6）所示。接受度得分量化了一个给定指标受其他指标影响的程度。如公式（7）所示，它在本研究中以向量s的形式表示。因果关系得分定义为一个指标影响其他指标的程度与其被影响程度的差异。结果表示在公式（8）中，正结果表明该指标是一个驱动因素，而负结果则表明它是一个结果因素。中心性得分如公式（9）所示，计算为一个指标的影响得分和接受度得分之和，反映了该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步骤5：构建影响网络-关系图（INRM）。基于计算出的因果关系（ri ? si）和中心性（ri + si）得分，生成INRM以可视化指标之间的因果相互关系和相对重要性。

步骤6：构建标准和维度的总影响力矩阵。如公式（10）所示，建立了包含n个标准的标准总影响力矩阵。类似地，也构建了包含m个维度并在标准下聚类的维度总影响力矩阵。

3.1.2. DANP在做出决策时，决策者不仅考虑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重视对它们的优先级安排。确定此类优先级涉及评估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为了满足这一需求，Saaty [32] 提出了分析网络过程（ANP），这是一种系统的比较方法。ANP通过考虑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扩展了层次分析法（AHP），从而克服了AHP关于因素独立性的假设，为决策者提供了更现实的决策基础。迄今为止，ANP与DEMATEL的整合——通常称为DANP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智慧城市发展[33,34]、智能家居改进[35]、老年人绿色开放空间[36,37]、公共开放空间设计[31]以及健康老年人的住房[38]。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DANP方法来明确经合组织提出的12项水资源治理原则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确定每个原则的相对影响权重，优先考虑水资源治理指南，并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步骤1：对每个维度内的总影响力矩阵进行标准化。为了得出未加权的超级矩阵，使用公式（11）对每个维度内的总影响力矩阵进行标准化。按维度标准化的总影响力矩阵表示为M_d。如维度d所示，可以使用公式（12）和（13）得出该矩阵。

步骤2：构建未加权的超级矩阵。根据ANP的成对比较机制，使用公式（14）转置按维度标准化的总影响力矩阵，以构建未加权的超级矩阵M_w。

步骤3：计算按维度标准化的总影响力矩阵。使用公式（15）和（16），将总影响力矩阵M除以维度求和矩阵M_sum，得到按维度标准化的总影响力矩阵M_d及各维度。

步骤4：计算加权超级矩阵。使用公式（17），将按维度标准化的总影响力矩阵M_d乘以未加权的超级矩阵M_w，以得出加权超级矩阵M_w。

步骤5：计算极限加权超级矩阵W和权重的确定。根据公式（18），将加权超级矩阵M_w迭代提升到z次幂，直到收敛，得到极限加权超级矩阵W。通过汇总其所有相关标准的权重，可以获得每个维度的局部权重。随后，将每个标准的全球权重除以其对应维度的局部权重，以获得该标准的全球权重。

3.2. 数据收集为了确保专家输入的可靠性、多样性和专业相关性，本研究邀请了来自不同学科和机构背景的18位专家参与DANP问卷调查（见表2）。专家小组涵盖了与水资源治理评估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包括环境治理、城市设计、城乡规划、公共治理、决策评估、水资源政策和治理、环境工程以及水资源工程。这种跨学科的组成提供了评估标准之间复杂相互关系的广泛和平衡的知识基础。表2. 专家小组的背景特征。在机构隶属关系方面，受邀专家来自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公共政策机构、水资源治理机构和水务企业。这种机构多样性确保了小组结合了学术观点和实际决策经验，从而降低了与单一专业或组织背景相关的偏见风险。此外，大多数专家拥有博士学位，小组包括学术研究人员和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高级实践者。这种组合增强了专家判断的权威性、可信度和背景相关性。总体而言，多样化的专家小组提高了DANP分析中使用的数据的代表性 and 可靠性。跨学科专业知识和跨部门经验的整合为捕捉水资源治理评估中因素的因果相互依赖性和优先级结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该咨询是非侵入性的，并且所有专业评估数据都进行了完全匿名处理，因此无需正式的伦理批准。

4. 结果与讨论通过应用DEMATEL方法，分析进一步阐明了经合组织水资源治理维度（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公式（2）进行了专家意见的共识测试，专家的共识指数为99.42%，超过95%，表明专家之间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一致性。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专家判断的可靠性，对每位专家与小组共识进行了留一法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相关系数均为正值且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范围从0.366到0.829，平均值为0.694。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相关系数超过0.65，表明专家之间的一致性水平始终很高（见附录A中的表A1）。这表明专家之间普遍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尽管少数专家的相关性值较低，但它们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专家小组内部不存在实质性偏差。结合高共识水平（99.42%）和敏感性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这些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专家判断是一致的、可靠的，并且不受个人偏见的影响。总影响力矩阵是根据专家评估得出的直接影响力矩阵计算得出的（见附录A中的表A2）。然后，将每个核心因素的总影响力和净影响力投影到坐标轴上，以获得整个系统的INRM，如图2所示。图中的实线表示两个因素之间的影响。图2. 基于DEMATEL的维度标准和准则层面的因果关系：(a) 维度之间的影响关系；(b) D1维度内指标之间的影响关系；(c) D2维度内指标之间的影响关系；(d) D3维度内指标之间的影响关系。在INRM中，横轴表示因果关系（r），其中正值表示净驱动因素，负值表示净效应因素；而纵轴表示中心性（c）。通过计算总影响矩阵中每个指标的行和列之和，可以构建四个指标来表征它们在影响关系网络中的角色（见附录A中的表A3）。影响得分r（行和）衡量一个指标对其他指标的整体影响强度；接受度得分s（列和）反映该指标受其他指标影响的程度。此外，将r和s相加得到中心性，这表征了指标在整个影响网络中的综合关联程度；而将r和s相减得到因果关系，这表征了指标在网络中的因果属性及其主导影响。当一个指标的影响大于它受到的影响（即r>0）时，意味着该指标对其他指标的影响大于其他指标对它的影响。该指标可以定义为影响网络中的驱动因素，属于“原因”类别。相反，当一个指标的影响超过它受到的影响（即r<0）时，该指标主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网络中处于更下游的位置，可以被认为是“效应”。这揭示了实证元素之间的互动结构，并有助于识别指标之间的多个潜在因果传输路径。根据DEMATEL分析结果（表3），系统地描述了水资源治理评估系统中每个评估指标的影响和因果属性。就整体影响力而言，C7具有最高的值，表明它在影响网络中起着最重要的主导作用，是塑造水资源治理绩效的关键驱动因素。相比之下，包括C3、C5、C6和C8在内的几个指标显示出负值，表明它们主要受其他指标的影响，因此在整体结构中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表3. 维度和标准之间的影响、中心性和因果关系的DEMATEL结果。基于这些指标绘制的影响网络图（见图2）进一步揭示了水资源治理评估框架中各个维度和社会标准之间的互动路径。全面分析表明，这些指标并不是孤立运作的，而是通过多层次、多方向的影响关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这个网络从制度和治理条件开始，经过资源分配和实施机制，最终旨在实现治理效果和公众信任。在这些指标中，治理能力、政策连贯性、明确的角色和责任以及监管框架（由C1、C2、C4和C7表示）处于上游位置，对其他指标具有强大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涉及透明度、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监测与评估的指标C9至C12主要反映了上述治理要素之间综合互动的反馈。根据经合组织的水资源治理框架，水资源治理评估包括三个维度：有效性、效率和信任与参与，每个维度都包含几个具体指标[6]。DEMATEL结果显示，效率（D2）是最具影响力的维度，与有效性（D1）一起推动信任和参与（D3）。这一发现表明，在经合组织原则框架内，以数据共享、可持续融资、健全的法规和创新实践为核心的效率要素（原则5-8）构成了整个治理系统的核心，促进了其他治理目标的实现[6]。相比之下，信任与参与（D3）主要作为一个结果维度发挥作用，该维度的变化对整个治理系统的影响较弱。这种因果关系与Nguyen等人的观点[5]一致，他们认为水资源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基本条件的完备性，包括框架的完整性、跨层级协调机制和治理能力。在每个维度中，指标之间也呈现出了清晰的因果路径结构：在有效性（D1）维度中，因果路径为：能力（C1）> 政策一致性（C2）> 明确的角色和责任（C4）> 流域尺度匹配（C3），这表明流域与行政层级之间的有效衔接取决于先前的能力建设、政策协调以及明确的角色和责任[39]。在效率（D2）维度中，因果路径为：监管框架（C7）> 数据和信息（C5）> 财务（C6）> 创新治理（C8），这表明制度规则是提高效率的起点，信息和融资机制起着支持作用，而治理创新则是成熟制度和资源条件的结果。例如，如果没有监管框架（C7）提供的法律授权，像水费这样的可持续融资（C6）就无法依法执行，从而导致制度能力建设无法实现[40,41]。这说明，当监管健全且有效实施时，数据监测和披露以及融资机制也会得到改善[5]。在信任与参与（D3）维度中，因果路径如下：利益相关者参与（C10）> 诚信和透明度（C9）> 跨群体、城乡和代际权衡（C11）> 监测和评估（C12）。这反映了基于信任的治理绩效通过参与和透明度逐渐积累，最终形成可以监测和评估的治理反馈。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指标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这一特点与维度层面的因果路径相呼应。具体来说，信任与参与维度在因果结构中处于下游位置，主要由前面的有效性和效率维度推动。这与Johns和VanNijnatten[15]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只有确保制度透明度和公平参与，才能更好地促进政策实施和监测的改进。这种结构模式表明，经合组织（OECD）的原则并不是作为平行的治理标准发挥作用，而是作为治理过程中具有不同作用的要素。有效性和效率主要构成了治理的制度和运营条件，而信任、参与和评估则反映了治理绩效是如何在实践中被显现、评判和调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因果结构中信任与参与更注重结果导向，尽管它在评估治理质量时仍然处于中心地位。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先前的研究结果，还阐明了制度安排如何转化为治理过程，再转化为治理成果，这一点也在近期关于协作式水资源治理和跨部门协调的研究中得到体现[42,43]。总体而言，这些结果阐明了经合组织水资源治理原则在整个系统中的互动方式，并揭示了不同治理要素如何塑造治理绩效的因果路径。

基于此，使用DANP方法推导出每个治理维度及其指标的权重分布，包括全局权重（考虑维度间相互影响的综合权重）和局部权重（维度内的相对权重）（表4）。表4. 出自DANP的所有标准的局部和全局权重。为了检验DANP结果的稳健性，对标准权重进行了±3%和±5%的扰动分析，同时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然后使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评估原始排名与扰动排名之间的一致性。结果显示，在+3%、?3%、+5%和?5%的情景下，相关系数分别为0.916、0.916、0.783和0.759（表5）。总体而言，排名结构在小幅扰动下保持高度稳定，尽管在±5%的扰动下有些排名变化，但整体顺序仍保持了相对较高的一致性，表明模型的稳健性令人满意。表5. 基于Spearman等级相关的DANP排名敏感性分析。更具体地说，扰动情景并没有导致最高优先级标准的重大重组。排名波动主要发生在原始权重相对接近的中间和较低排名标准之间。这表明观察到的排名变化主要反映了相邻标准之间的微小调整，而不是整体优先级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因此，从DANP模型得出的主要发现在一个合理的扰动范围内仍然是稳定和可靠的。结果显示，信任与参与维度（D3）具有最高的全球权重，超过了有效性和效率维度（D1）和效率维度（D2）的权重。这意味着在城市水资源治理评估中，涉及透明度、诚信和公众参与的治理要素被赋予了最大的相对重要性。这一结果表明，治理质量的评估不仅取决于机构的运作情况，还取决于治理过程的合法性和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任与参与不仅仅是附加的维度，而是当代水资源治理的关键规范标准[44,45]。治理系统将更加重视增强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社会参与。这一趋势与近年来水资源治理研究的重点一致，许多研究认为公众参与是水资源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并强调提高治理包容性和可信度在应对复杂水资源危机中的重要性[5,19]。例如，参与和利益相关者合作是水资源治理研究中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之一，反映了学术界对提高信任和参与的普遍关注[19]。因此，作为本研究中权重结构中最重要的维度D3，揭示了治理评估对民主参与和透明问责制在城市环境中的高度重视[16]。在信任与参与维度内，监测和评估（指标C12）具有最高的全球权重，使其成为整个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评估要素之一。这表明建立健全的绩效监测和反馈机制对于改善水资源治理至关重要。这也表明，监测和评估不应仅仅被视为技术工具，而应被视为反馈、学习和适应性调整的制度机制[46]。持续监测和评估以跟踪政策实施和环境影响可以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强问责机制，并在必要时调整治理策略[47]。例如，在城市实践中，随着新的风险和绩效数据的出现，监测和评估可以为洪水控制计划、干旱应对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调整依据。这一发现呼应了经合组织水资源治理原则对定期评估和适应的强调，即良好的治理需要持续自我诊断和改进[6]。同时，多中心治理理论也指出，治理系统需要通过反馈学习不断调整以应对复杂挑战，监测和评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措施之一[11]。Barraqué等人的研究[16]支持了这一点：在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资源治理实践中，长期建立的监测系统显著提高了数据质量和决策透明度。除了C12之外，信任与参与维度内的其他指标，如诚信和透明度（C9）和利益相关者参与（C10），也具有较高的局部权重，反映了加强反腐败努力和增加参与度的重要性[15]。对于效率维度，监管和合规（C7）也是局部权重最高的指标之一，证实了其在推动数据共享和财务安全方面的核心作用。这与Nguyen等人的发现[5]一致，即法律体系的健全性决定了水资源治理的整体绩效。同样，在有效性维度中，机构能力建设（C4）和责任明确性（C1）等指标也具有相对较高的权重，表明加强管理者的能力和明确各方的责任对于提高政策实施效果至关重要。这一点也得到了Pahl-Wostl和Knieper[11]的实证证据的支持，即高级别的制度能力和协调机制是实现有效水资源治理的必要条件。总体而言，信任与参与维度强调通过加强监测、问责制和公众参与来提高治理绩效；效率维度侧重于提供数据、资金和制度保障的支持环境；有效性维度则侧重于在适当层面实施政策和能力建设[48]。从概念上讲，这种权重结构解释了为什么D3尽管具有结果导向性，但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城市水资源治理中，建立公众信任和协作参与是最终目标，而健全的制度和资源供应则是确保治理效果的辅助手段[6,24]。每个维度内的权重分布突出了经合组织原则系统在系统治理背景下的因果路径，为决策者提供了科学依据。权重结果进一步补充了因果分析，表明哪些治理维度和标准在整个评估框架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

4.2. 维度和指标的权重
基于此，使用DANP方法推导出每个治理维度及其指标的权重分布，包括全局权重（考虑维度间相互影响的综合权重）和局部权重（维度内的相对权重）（表4）。表4. 来自DANP的所有标准的局部和全局权重。为了检验DANP结果的稳健性，通过对标准权重施加±3%和±5%的扰动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同时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然后使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评估原始排名与扰动排名之间的一致性。结果显示，在+3%、?3%、+5%和?5%的情景下，相关系数分别为0.916、0.916、0.783和0.759（表5）。总体而言，排名结构在小幅扰动下保持高度稳定，尽管在±5%的扰动下有些排名变化，但整体排序仍保持了相对较高的一致性，表明模型的稳健性令人满意。表5. 基于Spearman等级相关的DANP排名敏感性分析。更具体地说，扰动情景并没有导致最高优先级标准的重大重组。排名波动主要发生在原始权重相对接近的中等和较低排名标准之间。这表明观察到的排名变化主要反映了相邻标准之间的微小调整，而不是整体优先级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因此，从DANP模型得出的主要发现在一个合理的扰动范围内仍然稳定和可靠。结果显示，信任与参与维度（D3）具有最高的全球权重，超过了有效性和效率维度（D1）和效率维度（D2）的权重。这意味着在城市水资源治理评估中，涉及透明度、诚信和公众参与的治理要素被认为具有最大的相对重要性。这一结果表明，治理质量的评估不仅取决于机构的运作情况，还取决于治理过程的合法性和包容性。在这方面，信任与参与不仅仅是附加的维度，而是当代水资源治理的关键规范标准[44,45]。治理系统将更加重视提高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社会参与。这一趋势与近年来水资源治理研究的关注点一致，许多研究认为公众参与是水资源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并强调提高治理包容性和可信度在应对复杂水资源危机中的重要性[5,19]。例如，参与和利益相关者合作是水资源治理研究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反映了学术界对提高信任和参与的普遍关注[19]。因此，作为本研究中权重结构中最重要的维度D3，揭示了治理评估对民主参与和透明问责制在城市环境中的高度重视[16]。在信任与参与维度内，监测和评估（指标C12）具有最高的全球权重，使其成为整个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评估要素之一。这表明建立健全的绩效监测和反馈机制对于改善水资源治理至关重要。这也表明，监测和评估不应仅仅被视为技术工具，而应被视为反馈、学习和适应性调整的制度机制[46]。持续监测和评估以跟踪政策实施和环境影响可以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强问责机制，并在必要时调整治理策略[47]。例如，在城市实践中，监测和评估可以为洪水控制规划、干旱应对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调整提供依据。这一发现呼应了经合组织水资源治理原则对定期评估和适应的强调，即良好的治理需要持续的自诊断和改进[6]。同时，多中心治理理论也指出，治理系统需要通过反馈学习不断调整以应对复杂挑战，监测和评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措施之一[11]。Barraqué等人的研究[16]支持了这一点：在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资源治理实践中，长期建立的监测系统显著提高了数据质量和决策透明度。除了C12之外，信任与参与维度内的其他指标，如诚信和透明度（C9）和利益相关者参与（C10），也具有相对较高的局部权重，反映了加强反腐败努力和增加参与度的重要性[15]。对于效率维度，监管和合规（C7）也是局部权重最高的指标之一，证实了其在推动数据共享和财务安全方面的核心作用。这与Nguyen等人的发现一致，即法律体系的健全性决定了水资源治理的整体绩效。同样，在有效性维度中，机构能力建设（C4）和责任明确性（C1）等指标也具有相对较高的权重，表明加强管理者的能力和明确各方的责任对于提高政策实施效果至关重要。这一点也得到了Pahl-Wostl和Knieper[11]的实证证据的支持，即高级别的制度能力和协调机制是实现有效水资源治理的必要条件。总体而言，信任与参与维度强调通过增强监测、问责制和公众参与来提高治理绩效；效率维度侧重于提供数据、资金和制度保障的支持环境；有效性维度侧重于在适当层面实施政策和能力建设[48]。从概念上讲，这种权重结构解释了为什么D3尽管具有结果导向性，但仍占主导地位：在城市水资源治理中，建立公众信任和协作参与是最终目标，而健全的制度和资源供应则是确保治理效果的辅助手段[6,24]。每个维度内的权重分布突出了经合组织原则系统在系统治理背景下的因果路径，为决策者提供了科学依据。权重结果进一步补充了因果分析，表明哪些治理维度和标准在整体评估框架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

4.3. 因果关系和优先级
DEMATEL和DANP的综合分析表明，经合组织水资源治理原则在城市背景下表现出明显但并非线性一致的结构特征；也就是说，因果驱动因素和评估优先级并不完全重叠。从因果结构的角度来看，效率维度（D2）和有效性维度（D1）位于治理系统的上游，构成了治理运作的关键驱动因素。基本要素，包括法律框架、制度能力和政策协调，决定了治理系统是否能够有效运作并产生相应的治理成果。这一结果表明，城市水资源治理的改进主要取决于机构设计、组织能力和政策协调等前提条件的改善，而不是单一结果要素的优化[39,41]。这种区别意味着，使治理运作的因素与使治理看起来合法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制度能力和协调决定了运营绩效，而透明度和参与则更直接地影响了治理成果的规范性评估[42,45]。相比之下，信任与参与维度（D3）在权重结构中具有最高的整体优先级，表明透明度、公众参与和问责机制被认为是治理绩效评估中最重要的指标。这种差异揭示了城市水资源治理的理想运作模式。治理运作依赖于有效性和效率，而治理价值和绩效评判则强调信任、参与和合法性[49,50]。换句话说，信任与参与更多地体现在有效治理应产生的结果中，而D1和D2是有效治理的决定性维度。进一步的指标层面分析表明，这种紧张关系也存在于每个维度内部。虽然基本指标如机构能力（C1）和监管框架（C7）的权重不是最高的，但它们在因果网络中起到了最强大的催化剂作用。相反，如监测和评估（C12）、利益相关者参与（C10）以及用户之间的权衡（C11）等指标虽然在评估中占据重要位置，但高度依赖于稳健制度实践的持续积累。正如先前的研究所指出的，正式的法律渠道和制度授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就无法实施，公众参与也缺乏有序的结构[39,40]。这种结构表明，如果没有有效性和效率维度的支持，仅仅强调参与或透明度不太可能对整个治理系统产生实质性改进[49]。这种表面上的不一致性并不是真正的矛盾，而是反映了DEMATEL和ANP的不同分析目的。DEMATEL识别了一个标准在其他标准中驱动变化的程度，而ANP的全球权重代表了其在治理评估和改进努力中的相对重要性。因此，C7可能作为治理系统的强大制度驱动因素，但由于治理评估更重视以结果为导向的维度（如透明度、参与和监测）而获得较低的全球权重[6,24]。因此，从全面的角度来看，城市水资源治理改革应优先加强制度能力、法律基础和跨层级协调机制。在治理目标和评估方向方面，增强信任、参与和问责制应该是核心目标。因果影响与评估优先级之间的不匹配并不揭示治理系统的矛盾，而是反映了一种治理逻辑，即有效的改革依赖于运营能力和规范合法性。这也突显了基于专家的DANP评估框架在城市水资源治理中识别改革优先事项和评估重点的解释价值。5. 结论本文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水资源治理12项原则》从一个规范框架扩展为用于城市水资源治理评估的因果-优先级分析模型。通过DANP方法，研究表明驱动治理绩效的维度与被赋予最高评估优先级的维度并不完全相同。有效性和效率作为上游的促进条件，而信任和参与被视为最受重视的结果导向维度。在指标层面，监测和评估排在首位，这突显了适应性反馈在气候适应性城市水资源治理中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本研究阐明了OECD框架内治理促进因素与治理结果之间的结构关系，为城市水资源治理的治理评估、改革排序和政策优先级确定提供了更具解释性和普遍适用性的基础。5.1. 理论意义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通过表明OECD原则不应被理解为孤立的评估标准，而应被视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治理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促进条件和治理结果紧密相关但又具有分析上的区别，从而为水资源治理研究做出了贡献。DANP方法为OECD框架增加了解释价值，显示出有效性和效率主要起到上游治理促进作用，而信任和参与则更应被视为治理质量的结果导向维度。这一发现强化了水资源治理的系统性，并支持了通过制度、程序和参与要素之间的互动来理解治理绩效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单维度的改进。此外，维度权重结构揭示了水资源治理决策优先级的转变。从理论上讲，这表明城市水资源治理不仅仅应该从制度效率的角度来看待，还应从治理合法性和包容性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转变呼应了水资源治理文献中最近对公平性和合法性的关注[51]。例如，关于南欧干旱管理的研究表明，水资源治理不仅涉及效率，还涉及权力分配、公众代表以及风险和利益的公平共享[20]。最后，《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也明确指出，实现公平、参与性和负责任的水资源治理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包括健全的法律体系、有效的机构和透明的问责机制[52]。因此，本研究支持了一种新兴观点，即水资源治理不仅应通过工具性绩效来评估，还应通过程序质量来评估。良好的水资源治理不仅关乎实现水资源安全目标，还关乎确保决策过程的透明、参与性和问责性。这种治理焦点的演变为水资源治理理论增添了新的意义，强调了韧性城市需要在“硬治理”和“软治理”之间找到平衡：高效的机构和基础设施，以及高水平的信任、合作和社会资本[53]。总之，本研究从理论角度展示了OECD水资源治理原则作为评估工具的学术价值，通过DANP方法加深了对治理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并揭示了当代水资源治理焦点的变化。5.2. 管理意义从实践角度来看，这项分析的主要价值在于明确了气候适应性城市水资源治理的治理排序。基于DANP结果和OECD原则框架，研究提出了以下管理建议：多层次的协作治理框架至关重要。由气候变化引发的水资源问题超越了行政边界和层级，需要一个高度协调的多中心治理系统，无论是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单一权威或碎片化的治理方式不适合解决复杂的水资源问题。研究表明，碎片化或孤立的系统表现较差，而协调良好的多中心治理（在各级政府之间以及不同部门和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能够实现高性能[54]。因此，城市管理者应设计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如建立流域-城市综合治理平台或跨部门的气候和水务事务协调委员会，以确保在流域层面和城市社区内部实现无缝决策。同时，培养足够的机构执行能力和技术人员以支持这些协作机制的有效运作也是必要的。只有当各级机构都具备高水平的能力（原则4）并明确界定其职责（原则1）时，多层次协作才能真正落地，防止协调成为形式主义。应重点关注关键治理领域的改革优先事项。本研究的结果为城市实践提供了战略路线图。缺乏优先级的综合治理往往会导致公共资金的浪费。城市管理者应利用这些加权排名来科学安排改革，而不是将所有治理原则都视为同等紧迫[55]。首先关注核心驱动因素有助于避免盲目分配资源的错误，从而优化社会资本的分配并提高治理效率[56]。根据先前的研究结果，当前制约城市水资源治理绩效的瓶颈通常集中在制度和参与层面。管理者应优先考虑以下领域的改革：（1）改进法律和制度框架。完善与水资源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各部门和各层级的职责（符合原则1），并解决制度漏洞。许多亚洲国家的水资源治理问题源于不完善的法律体系。明确的规则和执行机制将减少职能重叠和责任推卸，提高政策实施效果。（2）加强信息披露和数据共享。建立统一的水资源信息平台，并及时披露水资源和风险信息（符合原则5）。信息不对称已被证明会削弱协调、响应和监管效果。通过降低部门和公众获取水数据的成本，可以加强预测、预警和科学决策，促进部门间的协作。（3）深化利益相关者参与。建立规范的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符合原则10），如流域委员会和社区水务对话，以确保决策充分纳入公众意见和专业知识。研究表明，即使在跨界水资源治理中，引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也有助于发现治理盲点并提高适应性。（4）增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在水资源治理过程中实施诚信契约和信息披露系统（符合原则9），并在整个治理过程中整合反腐败和开放决策机制，以提高决策的可信度和合规性。（5）加强跨区域合作。对于城市水资源安全的上下游或跨界问题，应主动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治理框架（符合原则2和11），例如签订区域水资源共享和紧急互助协议，以及协调城市与农村地区及河流上下游之间的用水权和风险分担。这些改革领域与OECD原则一致，也符合DANP结果所确定的关键薄弱环节。优先考虑这些领域将显著提高治理效果。引入创新的治理工具和韧性策略至关重要。管理者应鼓励采用OECD原则8所倡导的创新水资源治理实践，例如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整合到城市水资源规划中，通过恢复城市湿地和雨水公园来增强城市的缓冲能力[57]，并利用数字技术和物联网（AIoT）加强实时监测和智能调度，以提高极端天气事件期间水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精细化管理[58]。这些创新举措需要治理机制的支持，如更新技术标准、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协议和创新的试点宽容机制。OECD水资源治理指标的经验表明，这些指标可以指出改进的领域；例如，加强跨部门知识生产和扩大参与是提高韧性的关键。因此，城市水资源部门应通过试点项目、监测和评估来培养以学习为导向的治理文化，从而提高韧性和学习能力。促进基础能力建设和知识平等。有效的气候适应治理依赖于提高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能力。本研究强调了提高治理利益相关者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的重要性，这与原则4的要求一致。一些治理失败案例表明，如果委员会成员缺乏对水资源治理系统的理解，技术知识有限且缺乏问责制，决策可能会被少数人主导并偏离公共利益。为了避免因“知识不对称”造成的治理失败，城市应持续实施能力建设计划。例如，城市可以为公务员和社区代表提供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治理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素养；建立跨部门的专业交流平台，弥合信息和知识差距；并完善问责机制，激励代表积极履行职责。充分的能力建设不仅缩小了参与者之间的知识差距，还提高了决策质量和实施效果，确保未来的水资源安全。对于城市政策制定者而言，改进城市水资源治理应从上游机构改革入手，特别是加强部门间协调、明确职责和改善监管及数据系统。同时，透明度、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常规监测应成为核心治理实践，而不是次要结果。这有助于城市建立更加适应性和气候适应性的水资源治理系统。总体而言，人员能力和制度知识体系应被视为治理韧性的长期投资。5.3.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尽管这项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作为一种基于专家的方法，DANP不可避免地受到专家选择、学科背景和主观判断的影响。研究结果也受到基于OECD的分析框架的制约，不同的框架或指标设置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构关系和优先级排名。因此，结论应在具体情境中通过实证验证并进行完善。未来的研究应优先在多样化的城市背景下对这一改进的评估框架进行实证验证。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所指出的，治理评估工具的应用必须根据当地的社会政治动态进行批判性情境化[59]。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涉及当地利益相关者和专家，以验证本研究确定的结构权重的可行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弥合普遍治理原则与本地化管理实践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关于研究对象，本研究未能充分考虑特定分析主题，如应对水危机的治理模拟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模拟不同治理改进措施对水资源安全和灾害抵御力的定量影响来测试治理优化的实际效益。例如，Santos的情景模拟方法[20]可以应用于将治理参数（如制度摩擦和信息成本）纳入水资源治理评估模型中，以评估不同治理改革在减轻干旱和洪水风险方面的有效性。这种全面的评估将有助于将治理绩效与水资源风险的实际变化联系起来，增强研究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