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金森病患者疾病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一项关于负面认知、高危人群与心理干预的横断面研究

《Frontiers in Neurology》: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erception of illness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4月28日 来源:Frontiers in Neurology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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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中国帕金森病(PD)患者疾病感知现状不明、影响因素不清的问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调查了128名PD患者的疾病感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患者普遍存在负面疾病感知,尤其在后果和情绪表征维度得分较高;女性、丧偶、低教育水平、病程长是负面感知的高危因素。该研究为临床识别高危人群、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如加强社会支持、应对技能训练)提供了实证依据。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典型症状包括运动迟缓、肌肉僵直和静止性震颤,以及认知衰退、睡眠障碍等一系列非运动症状。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PD的患病率正显著上升。在中国,预计到2030年,PD患者人数将达到500万。这种疾病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功能和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照护负担。在应对疾病的过程中,患者如何“感知”自己的病情——即他们对疾病原因、病程、后果以及个人控制能力的看法和理解(这一概念在学术上称为“疾病感知”)——被认为是影响其心理适应、治疗依从性和临床结局的关键因素。既往研究多基于西方人群,而患者的疾病感知深受个人经历、社会支持和文化背景影响。在中国独特的家庭观念、社会支持模式和医疗体系背景下,PD患者的疾病感知可能具有特异性,但相关系统研究却十分缺乏。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并为了给制定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一项聚焦于中国PD患者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在《Frontiers in Neurology》上发表。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设计。他们于2023年2月至11月期间,采用便利抽样法,招募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病房的128名确诊PD患者。研究运用了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和中文版修订版疾病感知问卷(Chinese version of the Revised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CIPQ-R)进行评估。CIPQ-R问卷评估了疾病同一性、时间线(急性/慢性)、后果、个人控制、治疗控制、疾病连贯性、时间线周期性和情绪表征等多个维度。数据分析则通过SPSS 23.0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
3.1 帕金森病患者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
研究共纳入128名PD患者,其中男性70人(54.7%),女性58人(45.3%)。在教育水平方面,70名患者(54.7%)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在疾病严重程度方面,根据Hoehn-Yahr(H-Y)分期,64名患者(50%)处于1-2期,另外64名患者(50%)处于2.5-5期。
3.2 帕金森病患者的疾病感知现状
问卷评分显示,PD患者存在显著的负面疾病感知。其中,情绪表征(21.14 ± 3.44)和后果(19.45 ± 3.03)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最高,表明患者普遍对疾病带来的生活影响感到强烈负面情绪困扰。
3.3 疾病感知得分与人口学特征的比较分析
单因素分析发现,疾病感知的多个维度得分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疾病同一性得分在性别、教育水平、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病程和H-Y分期上存在差异;后果维度得分在性别和病程上存在差异;个人控制得分在年龄和病程上存在差异;情绪表征得分则在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3.4 帕金森病疾病感知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各维度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H-Y分期和病程是影响疾病感知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在疾病同一性维度,女性、较低教育水平、较高H-Y分期和较年轻年龄与更强的疾病标签认同相关;在后果维度,女性、较低教育水平和较年轻年龄与感知到更严重的疾病负面影响相关;在个人控制维度,较长病程与较低的个人控制感相关,而较高年龄则与较强的控制感相关;在情绪表征维度,女性和较年轻年龄与更严重的负面情绪困扰相关,表明年轻女性患者经历的情绪困扰最为显著。
该研究的结论明确指出,中国帕金森病患者普遍存在对疾病的负面感知,尤其在疾病的后果和引发的情绪困扰方面。女性、丧偶、低教育水平以及病程较长的患者是形成负面疾病感知的高危人群。这一发现为临床实践中早期识别需要心理支持的高危患者提供了明确的指标。在讨论部分,作者深入阐释了这些影响因素背后的可能机制。例如,女性患者可能在疾病同一性和情绪表征上得分更高,与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敏感度以及可能存在的治疗反应差异有关。丧偶患者对疾病慢性化的感知更强,突显了婚姻作为关键社会支持来源的重要性。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更倾向于认为症状是周期性且无法控制的,这可能与其健康信息获取和理解能力有限有关。而随着病程延长,患者对疾病的个人控制感会下降,这反映了PD进行性加重特性对患者自我效能感的侵蚀。这些分析不仅印证了“常识模型”的理论框架,也结合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使研究发现更具现实指导意义。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将疾病感知这一重要的心理行为概念,首次较为系统地带入了中国PD患者的研究视野,其结论能够直接转化为临床干预的着力点。例如,医护人员可以针对高危人群,设计强化社会支持网络、提供疾病知识教育、培训应对技巧以及进行认知行为干预等综合措施,以期改善患者的疾病感知,最终提升其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尽管研究存在单中心横断面设计的局限性,但它为未来开展多中心纵向研究、并探索基于疾病感知的个性化心理干预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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