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殖民地中的“纪念性”现象研究：以非侵入性考古方法探索科洛尼亚·萨拉利亚（西班牙）的广场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Mapping monumentality in a Roman colony: A non-invasive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forum of Colonia Salaria (Spain)

　　马里奥·古铁雷斯-罗德里格斯（Mario Gutiérrez-Rodríguez）|玛丽亚·伊莎贝尔·莫雷诺-帕迪利亚（María Isabel Moreno-Padilla）|哈维尔·瓦列斯·伊里索（Javier Vallés Iriso）|罗德里戈·保洛斯-布拉沃（Rodrigo Paulos-Bravo）
西班牙哈恩大学伊比利亚考古学研究所，拉斯拉古尼利亚斯校区（Campus Las Lagunillas），23071哈恩

**摘要**
罗马殖民地在帝国权力的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由于发掘工作有限、长期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方法论上的限制，许多殖民地的具体情况仍不为人所熟知。本文探讨了如何重建早期帝国殖民城市的形态，以及殖民背景下公共空间的空间布局、建筑特征和象征意义。以乌贝达拉维哈（úbeda la Vieja，位于西班牙哈恩）这一从未被系统调查过的罗马殖民地为研究对象，本文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非侵入性研究方法来分析其广场（forum）的构造。研究结合了基于无人机的摄影测量技术、高分辨率的表面微测绘、探地雷达（GPR）以及历史航拍图像的数字处理技术。微测绘提供了精确的空间数据，有助于区分不同功能区域；结合对建筑结构的分析，这些数据揭示了主要由水泥混凝土（opus caementicium）建造的、分层排列的阶梯状结构，这些结构被划分为两个纪念性区域。历史航拍照片的数字处理提升了建筑细节的可见度。探地雷达数据还揭示了地下排列的基础设施、密集的建筑堆积层，以及可能与隐秘走廊（cryptoporticus）相关的遗迹。研究结果表明，该广场具有正式的规划结构，符合封闭型或块状殖民广场的特征，并附带一个纪念性建筑群。总体而言，这项研究表明，综合性的非侵入性方法能够重建复杂的城市和纪念性空间布局，为理解罗马帝国如何通过建筑和地形策略实现对伊比利亚地区原有定居点的控制提供了新的见解。

**1. 引言：对上瓜达尔基维尔河地区（西班牙南部）一个罗马殖民地的非侵入性研究**
在罗马帝国大约2000个城市中，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记载了公元1世纪西班牙有399个城市社区（《自然史》第三卷第三章第30节），其中一半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图1、图2）（Beltrán Fortes和Rodríguez Gutiérrez，2012；Houten，2021；Keay，1998；Keay，2001a；Keay，2001b；Rodríguez Gutiérrez，2011；Ventura Villanueva，2022；Ventura Villanueva，2019）。尽管过去几十年的考古研究为了解前罗马社会和罗马行省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Abad Casal和Fernández Díaz，2003；Bendala Galán，2006；Ruiz Rodríguez等人，2024；Ruíz Rodríguez和Molinos Molinos，1993；Ruíz Rodríguez和Molinos Molinos，2015；Bendala Galán，2012等），但我们对西班牙南部城市现象的认识仍然较为零散。这主要是由于系统发掘的遗址数量有限、许多遗址至今仍处于持续有人居住的状态，以及学术界倾向于将伊比利亚地区与罗马时期的研究严格分开。这些限制阻碍了对关键历史过程的深入分析，例如罗马统治的具体领土格局、共和晚期掠夺性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当地伊比利亚社区在应对帝国体系中的能动性（Bellón和Rueda，2025；Fernández-G?tz等人，2020a；Fernández-G?tz等人，2020b；Jiménez Díez，2008；Mattingly，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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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乌贝达拉维哈遗址位置，以及文中提到的其他希斯帕诺-罗马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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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罗马殖民地萨莱里亚（Salaria）的位置：**
A) 在罗马时期的西班牙境内；
B) 公元1世纪上瓜达尔基维尔河地区的地理背景中。

在各种城市发展形式中，罗马殖民地占据核心地位。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是外国移民和退伍军人的特权定居点（García y Bellido，2015；González Fernández和Saquete Chamizo，2011；González Román，2002；Vaquerizo和Murillo，2006），或是罗马对在征服过程中或共和晚期冲突中未能顺从帝国利益的社区实施的惩罚性措施（Amela Valverde，2016）。然而，最新研究将其重新定义为帝国意志与当地社会力量互动的动态空间（Jiménez Díez，2016；Jiménez Díez，2008；Sweetman，2011）。殖民地并非统一的“微型罗马”，而是受到地方地理、地区传统、社会结构和物质实践影响的混合体（Espa?a-Chamorro和Moreno Escobar，2025；Houten，2021；Sweetman，2011）。要理解它们的多样性，需要超越静态的建筑类型学，探索其演变过程（Lehmann和Scheding，2023；Mateos等人，2022）。

在这种背景下，非侵入性考古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工具。遥感技术（Azcárraga Cámara，2015；Azcárraga Cámara和Ruiz Taboada，2013；Doneus等人，2014）、基于无人机的摄影测量（Brassous和Didierjean，2023；García Sánchez和Costa-García，2020；Vergnano等人，2025）、地球物理方法（Hay等人，2010；Keay等人，2000；Verdonck等人，2020）以及系统的实地调查（Bellón等人，2015；Bellón Ruiz等人，2021；Gutiérrez Soler，2010；Jennings等人，2017；Johnson和Millett，2012；Vermeulen等人，2012a）使得能够全面研究前罗马和罗马时期的城市及城郊地区与其周边景观的关系（Younsi和Ciampi，2023）。这些方法不仅补充了传统的发掘工作，还提供了对遗址城市布局、空间逻辑及其与景观关系的全景式理解，有助于识别建筑布局、空间结构以及城市范围和功能的变迁。应用于罗马殖民地研究，尤其是那些尚未被充分了解的地区，这些方法正在重塑我们对早期罗马帝国城市形态及其与前罗马时期考古现实的关系的认知（Verdonck，2012；Zhao等人，2018；Verdonck等人，2020；Forte等人，2022；Launaro，2024；Millet，2024）。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在罗马殖民地广场的研究中，综合性的非侵入性方法的应用仍较为有限。当前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整体遗址的测绘，而缺乏对广场区域作为完整纪念性建筑群的系统和功能分析（Neubauer等人，2012；Vermeulen等人，2012b；Keay等人，2000）。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多方法非侵入性框架，专门针对罗马殖民地广场的识别、特征描述和空间解读，填补这一空白。

本研究聚焦于伊比利亚的伊尔蒂拉卡（Iltiraka）遗址如何转变为罗马的萨莱里亚殖民地，该遗址位于西班牙南部上瓜达尔基维尔河地区的乌贝达拉维哈（úbeda la Vieja）。该遗址位于现代乌贝达市以南17公里处，地处詹杜利拉河（Jandulilla）与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的交汇处，占地18公顷，分布在一系列类似高原的地形上，具有复杂的地形和战略性的视野优势（图3）。初步的考古证据表明，该遗址经历了从青铜时代到伊斯兰帝国时期的长期居住历史。该遗址被确认为伊尔蒂拉卡的主要依据是钱币学证据（Mozas Moreno，2006）。根据提出的上瓜达尔基维尔河地区史前时期的领土等级模型，伊尔蒂拉卡被定义为最高级别的核心定居点，是更广泛地区政治和行政的中心（Ruiz Rodríguez等人，2024）。其政治地位的体现体现在埃尔帕哈里略（El Pajarillo）修建的纪念性建筑上，这座建筑旨在纪念一个贵族世系的传奇创始人，并象征性地掌控当地景观（Molinos Molinos，1998）。关于该遗址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或共和晚期冲突期间的作用知之甚少，当时西班牙南部成为多场冲突的战场（Bellón等人，2015；Bellón Ruiz等人，2021）。公元1世纪初，随着奥古斯都第三次访问西班牙，该遗址被重建为罗马殖民地萨莱里亚，这是罗马通过退伍军人安置计划、道路网络（如奥古斯塔大道Via Augusta）对行省土地的重新组织以及自然资源系统开发等战略的一部分（Abascal Palazón，2006；Arce Martínez，2008；Baena del Alcázar和Berlanga Palomo，2005；Beltrán Fortes和Baena Alcázar，1996；Gimeno Pascual，2005；González Román，2017；Gutiérrez-Rodríguez等人，2025；Gutiérrez-Rodríguez等人，2022）。铭文证据表明，该殖民地地位的确立时间介于公元前16/13年至公元2-4年之间（Baena del Alcázar和Berlanga Palomo，2005；Gimeno Pascual，2005）。尽管具有历史意义，萨莱里亚仍是伊比利亚半岛上唯一一个从未经过系统考古调查的罗马殖民地。现有资料主要来自零星的勘探和1976年的一次小规模发掘，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Molina González等人，1979；Molina González等人，1978）。这种缺乏系统化研究的情况使得乌贝达拉维哈成为重新评估殖民城市形态、探索前罗马结构如何在罗马帝国统治下被重构的关键案例，同时也为应用新的考古方法（特别是非侵入性方法）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这些方法能够在不破坏地层记录的情况下揭示城市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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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撒莱里亚殖民地广场在整体地形中的位置：**
A) 数字高程模型（DEM），显示城市遗址（灰色三角形）及研究区域II的位置；
B) 乌贝达拉维哈遗址的高原地形概览，突出显示研究区域II的位置；
C) 研究区域II东坡上暴露的建筑遗迹分布；
D) 研究区域的地形特征，分为三个阶梯状层次。

本文呈现了PostColonial_ID项目的初步研究成果，该项目探讨了罗马帝国在西班牙南部的扩张动态，特别关注上瓜达尔基维尔河地区的两个罗马殖民地（奥古斯塔杰梅拉（Augusta Gemella）和萨莱里亚（Salaria），研究内容包括城市重构过程、文化融合以及伊比利亚与罗马帝国时期的领土重组。该项目采用后殖民理论框架，超越了传统的“罗马化”叙事（Belvedere和Bergemann，2021；Burton，2019；Fernández-G?tz等人，2020a；Gardner，2013；Hingley，2005；Mattingly，2011），旨在揭示上瓜达尔基维尔河地区混合身份、领土策略和帝国权力物质表现的复杂性。虽然该项目整合了地层发掘、高分辨率地质考古学和生物考古学方法，但本文仅聚焦于非侵入性方法。本研究通过非侵入性考古技术（如基于无人机的摄影测量、探地雷达和表面微测绘）来分析萨莱里亚殖民地的空间布局和建筑设计（图3），旨在识别建筑结构、评估建造技术，并评估公共和纪念性空间的组织方式。这些数据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帝国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城市形态得以体现。最终，本研究希望为当前非侵入性考古学在罗马殖民地背景下的方法论和解释框架做出贡献。

**2. 材料与方法**
**2.1. 微测绘与建筑结构分析**
为了对地表痕迹进行微观空间分析，考古遗址根据地形特征被划分为6个区域（图3）。尽管系统微测绘覆盖了20公顷的面积，但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面积II（2公顷）内的高原区域，那里集中了罗马公共和纪念性建筑的遗迹。利用现代橄榄园的规则布局，建立了100平方米的采样单元网格，这种规模适合在人口密集区域进行细致的微测绘（Attema等人，2020；Banning，2002；Bellón等人，2015；Campana，2018；Gutiérrez Soler，2010；Lechuga Chica，2021；Vaccaro，2012；Vermeulen等人，2012a；Vermeulen等人，2012b；Whitelaw，2012）。每个采样单元的调查时间最长为五分钟。仅收集具有年代或类型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可以通过表面处理或粘贴方法识别的无定形碎片（如陶土印章或彩绘伊比利亚陶器）。此外，还系统统计了地表可见的瓦片和屋瓦碎片，以探测可能表明罗马时期建筑的密集分布。调查使用了两台配备Field Maps应用程序的iPad和具有实时RTK校正功能的Emlid Reach RS3 GNSS接收器，确保了高精度定位。在实验室中，收集到的材料根据时间顺序、类别和陶瓷类型进行了分类、计数和称重，这些信息被用来制作主题分布图，以便分析居住和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出现的建筑遗迹被进行了地理参考，并描述了它们的尺寸、所采用的建造技术以及建造过程中留下的工具痕迹。这些建筑遗迹和遗址地形的记录是通过使用DJI Matrice 4E和Agisoft Metashape.2软件进行的航空摄影测量完成的。

2.3 历史航空照片增强
为了提高美国飞行A（1945-1946年）拍摄的历史航空照片中考古结构的可见度，应用了Fiji（ImageJ）软件进行数字增强处理。原始照片在经过地理参考后转换为灰度图像，并使用了各种空间滤波器和局部统计操作进行处理：
- 拉普拉斯滤波（3×3）结合CLAHE（对比度有限的自适应直方图均衡化），以增强模糊边缘并提高均匀区域的对比度；
- 双边平滑后的非锐化处理，以突出色调过渡并保留结构细节，同时不放大噪声；
- 带有预平滑处理的CLAHE，生成低噪声版本并增强对比度。

从这三张图像中，又生成了三种额外的处理结果：
- RGB合成，为每张图像分配一个颜色通道，从而能够综合观察形态模式；
- 主成分分析（PCA），以合成图像之间的共同变化，并基于第一个主成分生成统一图像；
- 计算空间指数，包括局部熵和局部对比度地图，这些指数有助于检测地形的纹理异质性和结构边缘。

2.4 地下雷达（GPR）调查
地下雷达（GPR）调查使用了IDS Georadar S.R.L.公司生产的两种天线系统：Stream X型号，包含11个间隔为8厘米的GPR剖面；Stream C型号，包含23个间隔为4.3厘米的剖面。两种系统都工作在600 MHz的标称频率下，采用VV极化方式。为了最大化研究区域的覆盖范围，调查路线在橄榄树之间以及垂直方向上进行。较长的剖面使用Stream C天线进行测量，因为它更适合大面积区域；而Stream X天线则用于较短且垂直方向的剖面测量。该地形由白色泥灰岩和砂岩层组成，其中夹杂着钙质岩层，局部存在散落的岩石（IGME, 1991）。由于前15天内没有降雨，土壤湿度条件理想，使得信号能够可靠地穿透至80厘米深度。所有调查数据都使用RTK配置和Topcon GR-5差分GPS（UTM ETRS89 Zone 30 N）进行了地理参考。

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Screening Eagle Technologies公司的GPR Slice软件完成。处理工作流程包括“零纳秒调整”和通道对齐，以及一系列滤波器（Conyers, 2023, Goodman et al., 2011, Goodman and Piro, 2013），具体包括：背景去除、增益校正、带通滤波、反卷积和希尔伯特变换。这些步骤用于生成一个以8厘米为单元大小的3D数据块。基质的平均传播速度通过双曲线拟合估算为0.12米/纳秒。通过不同深度的3D数据块水平切片来可视化异常值的空间分布。通过叠加这些切片，提高了图像分辨率，便于解释检测到的异常值的类型和空间排列。

3. 结果
3.1 微观调查和出现建筑的分析
在区域II进行的微观调查专注于对出现建筑遗迹和地表材料分布的综合分析，提供了该遗址区域内建筑环境和文物分布模式的空间分辨率概览。区域II的高原集中了úbeda la Vieja考古遗址记录的最大数量和最多样化的出现结构，使其成为分析城市组织和纪念性建筑过程的关键区域。这些结构主要位于高原的东坡，这是一个地形逐渐下降的区域，通过阶梯式建筑解决方案被广泛改造为至少三个梯田：上层（380平方米）、中层（730平方米）和下层（3000平方米）。大量使用opus caementicium作为主要建造技术，表明这是一个大规模、有计划的干预措施，旨在稳定地形并创建纪念性建筑表面。在不同记录的结构中，只有opus caementicium的核心部分作为承重元素得以保存，而外部饰面已经丢失，只留下了一些孤立的碎片，尤其是原始护壁层的负印。

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堵大型opus caementicium墙，称为结构1（图4，图5），其最大保存长度为46.80米，高度可达7.23米，作为下层和中层梯田之间的分隔元素。其内部核心由盘状砾石组成，以斜向的人字形排列，这种技术设计旨在增强墙体的结构凝聚力。其两个表面的功能区分特别明显：西侧表面没有护壁层的痕迹，清晰显示出模板印记，表明建造高度约为80厘米；而东侧表面保留了用砂岩opus quadratum块装饰的痕迹，显示出相对均匀的垂直模块（55-60厘米）和可变宽度（75-110厘米）。这种不对称性表明了明显的视觉和功能层次，表明这堵墙不仅被设计为支撑结构，还作为纪念性建筑立面，旨在从下层梯田观看，并完全融入这一表现空间。与这堵主要墙垂直且相关联的结构2（图4，图5）也是用opus caementicium建造的，但采用了略有不同的建造技术。建造高度较小（大约60厘米），由连续的石砌层界定。存在直径8-9厘米的方形孔洞，与固定系统相关，表明曾经存在现在已丢失的护壁层，可能是石质、大理石或青铜材质。结构中心放置的一个轴对称排列的砂岩块带有锚孔，可能是一个显要元素的基座，可能是雕塑或象征性的。这些特征共同强化了将中层梯田解释为表现空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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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在区域II进行微观调查期间记录的出现建筑结构。（1）分隔下层和中层梯田的大型opus caementicium墙，显示暴露的核心和砂岩opus quadratum护壁层的痕迹；（2）与中层梯田相关的纪念性opus caementicium结构，有先前护壁层的痕迹和被解释为显要元素基座的轴对称砂岩块；（3）砾石填充物和上覆opus caementicium平台，形成上层和中层梯田之间的承重梯田；（4）位于区域II北缘的opus caementicium墙，被解释为纪念性空间的边界；（5）在下方梯田中保存有台阶的轴对称opus caementicium平台，可能是一个祭祀建筑的基础；（6）在下层梯田中部分保存的opus caementicium结构，内部有位移的建造元素。

图5. opus caementicium纪念性建筑。（A）结构1、2和4的平面图。（B）面向下方梯田的结构1的立体镶嵌图和数字高程模型（DEM）；注意砂岩板opus quadratum护壁层的痕迹。（C）面向中层梯田的结构1和2的立体镶嵌图和数字高程模型（DEM）；注意没有护壁层的痕迹。

结构3（图4）由大量的砾石填充物组成，其上铺设了一个使用比其他结构更细颗粒的opus caementicium平台。这种技术差异加上其地形位置，表明它作为一个承重平台使用，旨在支撑纪念性建筑，作为上层和中层梯田之间的连接元素。在高原的北缘，结构4（图4）是一堵位于区域II北向地形下降起始处的opus caementicium墙，似乎起到了纪念性空间边界的作用。

在下层梯田内，结构5（图4）在该区域的空间组织中起着核心作用。它由一个轴对称排列的opus caementicium平台组成，保留有台阶。其尺寸和布局使其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平台，可能是通向广场的主要寺庙入口。最后，结构6对应于一个几乎独立的结构，其opus caementicium高度约为60厘米，由至少三面墙围成的空间，可能是矩形的。其内部堆积的建造元素被认为是与现代农业活动相关的材料位移的结果。

总体而言，区域II的出现结构反映了在材料和资源方面的高水平投入，旨在通过梯田、挡土墙和纪念性平台积极适应地形，形成了一个层次化的空间。因此，这一区域与Colonia Salaria殖民时期的代表性市民空间相契合，很可能对应于殖民时期的广场。

对地表考古记录的空间分析显示，区域II内的文物分布高度有序且非随机（图6），无论考虑哪种陶瓷类别或材料类型（图7B-I），广场区域都作为一个反复出现的异常现象，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种模式表明，地表组合强烈受到该区域功能和建筑差异的影响，而不是由均匀的沉积后过程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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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在系统地表微观调查期间记录的考古材料选择，按材料类别组织。

图7. 在区域II进行系统微观调查期间记录的表面材料的空间分布。颜色梯度表示每个材料类别的碎片总数和总重量（克）的结合功能，有助于识别以高破碎度或较大/较重元素为特征的区域。（A）微观调查网格和采样单位的布局。（B）文物总数分布。（C）陶瓷建筑材料（tegulae和imbrices），仅通过表面碎片计数表示。（D）伊比利亚中期彩绘陶器。（E）意大利式印章陶器。（F）西班牙式印章陶器。（G）双耳瓶。（H）薄壁陶器。（I）大理石。

考虑到每个网格中的文物总数，广场区域的碎片数量相对较少（图7B）。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稀缺性与同一网格中记录的高总重量值形成鲜明对比（图7B），表明存在较少但重量较大的文物。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大理石碎片的集中，其空间分布几乎仅限于区域II的东坡（图7I）。这些材料的强烈空间一致性表明它们与纪念性建筑环境有直接关联，而不是随机分散的结果。大理石碎片主要由厚度在1到10厘米之间的薄石板组成。它们的厚度较小，表明它们可能是建筑护壁层的一部分，更有可能是纪念性建筑的表皮部分，而不是结构元素。

在广场区域之外，文物的分布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模式。碎片数量最多的两个主要区域是：（1）区域II的最高部分；（2）斜穿高原的浅洼地（图7B）。这些区域也显示出较高的文物重量，尽管没有达到广场区域的极端值，表明以破碎的陶瓷材料为主。

这些文物密度较高的区域与几种特定陶瓷类别的空间分布紧密相关。双耳瓶碎片在这些区域有明显的集中分布（图7G），细陶器（包括薄壁陶器，图7H）、伊比利亚彩绘陶器（图7D）、意大利式封印陶器（图7E）和西班牙式封印陶器（图6F）也是如此。这些类别的重叠分布模式表明这些地区存在持续的居住和消费活动，而不仅仅是孤立的沉积事件。相比之下，高原的南部边缘文物密度较低（图7B）。该区域发现的文物主要是家用餐具，尤其是伊比利亚彩绘陶器（图7D）、意大利式封印陶器（图7E），尤其是西班牙式封印陶器（图7F）。在这一区域，有证据表明存在主要具有居住功能的建筑结构，这进一步支持了陶瓷组合所暗示的功能一致性。

3.2 历史航拍图像增强
从美国A次飞行（1945-1946年）获得的处理后图像显著增强了多个考古结构的视觉识别度，这些结构在原始航拍照片中几乎无法辨认。值得注意的是，由灰浆砌筑的大型建筑结构（1号建筑）在原始图像中也非常清晰可见，它将位于下层和中层平台上的两个纪念性区域分隔开来（图8A：橙色箭头）。单独应用的滤镜产生了不同的增强效果。非锐化遮罩和双边平滑处理的结合（图8B）在清晰度和噪声抑制之间取得了有效的平衡，使得在色调均匀性较低的区域内部结构更加清晰可见。例如，可以识别出可能的铺砌表面（图8B：红色线条）、论坛的潜在东边界（图8B：浅蓝色线条），以及通往开放广场的建筑结构（图8B：深蓝色线条）。在上层和中层平台之间，3号建筑结构也清晰可见（图8B：绿色线条），还有一些建筑元素可能是该建筑的延伸部分，主导着上层平台（图8B：黄色线条）。经过CLAHE处理并预先进行平滑处理的版本（图8C）在检测大规模模式和均匀纹理区域方面特别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勾勒出下层（图8C：橙色箭头）和中层（图8C：绿色箭头）纪念性平台的边界结构。附着在1号建筑上的一个结构至今仍部分可见，尤其值得注意（图8C：红色线条）。拉普拉斯滤波器与CLAHE结合使用（图8D）在恢复建筑轮廓方面取得了优异效果，特别是突出了明显的直线排列，例如下层平台中央的一个矩形结构（图8D：橙色箭头）和中层平台上的另一个矩形结构（图8D：绿色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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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使用Fiji软件对美国A次飞行（1945-1946年）的历史航拍照片进行数字增强处理的结果。A）原始图像；B）经过双边平滑处理后的非锐化遮罩，以增强轮廓而不放大噪声；C）平滑处理后应用CLAHE以均匀改善局部对比度；D）拉普拉斯滤波与CLAHE结合；E）和F）结合前三张图像的多通道RGB合成；空间纹理指数，如G）局部熵和H）局部对比度；I）主成分分析（PCA）。
整合三张增强图像的RGB合成图显示了色彩对比度，有助于区分结构化区域与其周围环境。这些包括可能位于山顶东侧的防御线（图8E：橙色箭头），两侧至少有两座塔楼（图8E：红色箭头），位于下层平台上的矩形建筑（图8F：橙色箭头），以及通往上层和中层平台的阶梯状通道（图8F：绿色箭头）。空间指数提供了更加抽象但分析能力更强的地形解读：局部熵（图8G）突出了信息复杂性较高的区域，而局部对比度指数（图8H）则勾勒出了明显的色调过渡，这两者都有助于对纪念性区域的空间边界和内部组织的考古解释。

最后，对三个增强版本（图8B-D）进行了主成分分析（PCA），以综合共享的空间信息并评估每个滤波器的相对贡献。第一个主成分（PC1）解释了总方差的94.85%，表明它几乎保留了三张合成图像中的所有相关信息。其余成分（PC2和PC3）分别仅解释了5.09%和0.06%的方差，因此在解释价值上可以忽略不计。从组成上看，PC1是三张输入图像的平衡贡献结果，拉普拉斯+CLAHE（-0.580）、非锐化遮罩（+0.582）和带平滑处理的CLAHE（+0.571）的权重相似。这种平衡分布支持了PC1有效整合了不同处理方法中的共同模式的解释，整合了边缘增强、结构细节和适应性对比度。基于PC1生成的图像使得之前描述的结构排列和建筑模式更加清晰可见（图8I）。

尽管美国B次飞行（1956年）的空间分辨率较低，但经过数字增强的图像清楚地表明，论坛区域及其相关建筑布局在当时仍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存。纪念性区域分为三个梯级平台，结构化为两个主要的纪念性围场，这一点与美国A次飞行（1945-1946年）观察到的配置非常相似，证实了20世纪中叶城市布局的稳定性（图9A-D）。相比之下，1977年的跨部门飞行记录了景观的深刻变化。数字增强显示，由于农业机械化和大规模橄榄种植业的引入，先前保存的建筑特征出现了明显的退化和破碎。这些过程导致了大量新兴建筑的破坏，严重模糊了纪念性平台的空间连贯性，并有效地掩盖了论坛及其周围空间的原始组织（图9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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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使用Fiji软件对美国B次飞行（1956年）和跨部门飞行（1977年）的历史航拍照片进行数字增强处理的结果。A）和B）原始图像；C）和D）平滑处理后应用CLAHE以均匀改善局部对比度；E）和F）拉普拉斯滤波与CLAHE结合；D）和H）主成分分析（PCA）。

3.3 地面穿透雷达（GPR）调查揭示了一组异质的地下异常现象，反映了不同埋藏特征和过去活动区域的共存。反射信号的空间分布及其振幅和形态的变化表明，存在部分保存的结构、改变的表面以及与区域使用和转变的各个阶段相关的建筑材料堆积（图10、图11、图12）。这些结果揭示了一个复杂的地层结构，可以根据异常的几何形状、深度和信号响应来区分不同的异常群组，从而提供了对该遗址地下组织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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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地面穿透雷达（GPR）调查结果。（A）显示与地面突出建筑遗迹相对的调查区域范围。（B）表示高振幅反射的GPR衍生地下异常的栅格地图，这些反射被解释为埋藏的考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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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下层平台的地面穿透雷达（GPR）调查结果。（A）叠加在下层平台正射影像上的GPR衍生地下异常的栅格地图。（B）栅格异常地图。黑色箭头指示所讨论的雷达图的位置。（C）显示埋藏建筑结构、建筑废墟的倒塌碎片，以及一个横向连续的反射层，可能是一个铺砌表面及其相关准备层的雷达图，这种特征在整个调查区域内持续存在，可能对应于论坛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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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层平台的地面穿透雷达（GPR）调查结果。（A）中层平台的正射影像，上面叠加了GPR衍生地下异常的栅格地图。（B）栅格异常地图。黑色箭头指示所讨论的雷达图的位置。（C）显示位于纪念性围场外的地下结构的雷达图。（D）显示 terrace 中心可能存在结构的雷达图，暂时解释为一个纪念碑。（E）显示与1号建筑平行的地下异常的雷达图，可能解释为一个铺砌表面或部分坍塌的拱形结构，可能对应于中层和 lower terrace 之间的隐秘通道。

关于下层平台，在研究区域的较低地形部分识别出了一组反射信号，由大小不一的双曲线簇组成，深度大约在15到30厘米之间（图11C 2-3）。它们的形态与大量无明显排列的石头堆积一致，但与周围沉积物明显区分开来。另一组异常位于被突出建筑结构环绕的大型开放空间内，最初被解释为殖民时期论坛广场的可能位置。这些信号的特点是半水平的反射，振幅较高（图11C 2-4），从表面以下约10厘米处开始检测到，平均厚度约为25厘米。在这个层次之下，观察到相对均匀的小型双曲线簇（图11C 2）。平面视图切片显示了没有异常的区域，这些区域可能对应于随时间被破坏或侵蚀的表面。这些信号的特征类似于基岩产生的信号，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类似于密集且高度水平的混凝土状构造层，可能是地板（图11C 2-4）。

在这两个区域之间，还检测到另一组异常，由多个垂直堆叠的双曲线组成（图11C 1）。它们的深度从大约10厘米到60厘米不等。在3D雷达图中，这些异常形成了明确的排列，可能代表墙壁（图11A-C）。尽管由于树木的存在导致一些排列不连续，但通过相关性可以推断出连续性。最后，在靠近大型灰浆砌筑墙的中层平台上，识别出了一层非常接近表面的反射信号，随后是一系列延伸至未知深度的垂直排列的双曲线异常（图12）。该区域的信号衰减阻止了这些特征下边界的识别，表明它们的垂直发展程度比其他区域更大。这些反射信号密集排列，间距相对规则，在三维雷达体积中保持清晰的一致性，将它们与其他区域观察到的更表面和分散的异常区分开来。这些异常在多个雷达剖面中显示出明显的横向连续性，支持它们被解释为有组织的地下结构，而不是孤立或随机分布的特征（图12B）。中层西部区域的雷达图显示了位于纪念性围场外的地下结构（图12C），表明建筑环境延伸到了目前可见的建筑遗迹之外。在 terrace 的中心区域，一个离散但定义明确的异常因其几何形状、深度和信号一致性而突出，可能暂时被解释为一个纪念碑或建筑化的结构（图12D）。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与1号建筑平行的线性地下异常（图12E），其规则的几何形状和纵向连续性与铺砌表面或部分坍塌的拱形结构一致，可能对应于中层和 lower terrace 之间的隐秘通道。

4. 讨论：罗马帝国主义、城市形态和建筑景观
综合应用非侵入性方法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存在：一个正式结构的公共空间，分为三个梯级平台，组织成两个纪念性围场，估计最大面积为约4050平方米，可能属于封闭型或区块式论坛类型（图13）。将这一区域解释为开放的市民和代表性空间的观点得到了微调查结果的支持，微调查揭示了高度选择性的物质组合。马莫拉石的独家存在，加上家用餐具、商业（双耳瓶）或储存（陶罐）容器的缺失，以及如 tegulae 等屋顶元素的缺失，强烈表明该区域并非用于居住、商业或生产活动，而是一个有意定义且建筑上开放的纪念性空间。基于微调查数据、地球物理勘探、历史航拍图像增强以及微地形异常记录的综合分析，对这一纪念性区域提出了解释性方案。所提出的布局展示了基于考古学和地形学证据的该纪念性区域的假设性内部结构。编号的特征表示初步的功能解释：（1）寺庙；（2）广场；（3）行政建筑；（4）罗马时期的后期建筑；（5）隐秘柱廊；（6）纪念碑。如果将编号为5的建筑物解读为殖民广场的主要寺庙是正确的，那么该建筑群在较低平台的空间布局将对应于一个广场，其中主要的祭祀建筑被置于轴向布局的一端。基座楼梯向前延伸超出广场的北界，表明这座寺庙被设计为延伸进入开放空间，并部分占据了该空间。这种建筑解决方案在多个西班牙-罗马时期的遗址中都有类似的实例，如克卢尼亚（De la Iglesia和Tuset，2013年）、阿斯蒂吉（Buzón Alarcón，2011年，Colodrero和Moreno，2014年，García-Dils de la Vega等人，2007年，Rodríguez Gutiérrez和García-Dils de la Vega，2020年，Sáez Fernández等人，2005年）、阿鲁奇（Bermejo Meléndez和Campos Carrasco，2022年），以及塔拉科的殖民广场（Mar等人，2010年），还有罗马的凯撒广场（Amici，1991年，Meneghini，2009年），奥古斯都广场（Meneghini，2009年，Meneghini和Santangeli Valenzani，2007年，Milella，2010年，Ungaro，2007年，Ungaro等人，2008年，Zanker，1984年）和涅尔瓦广场（La Rocca等人，2016年，Meneghini，2015年，Meneghini，2009年，Meneghini，1991年）。在这些遗址中，寺庙向广场的延伸增强了其在广场场景中的视觉和象征性主导地位。

纪念性空间通过梯田和系统使用的共同建筑技术（尤其是opus caementicium）在两个纪念性围合区内连贯地构建起来。然而，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这种配置是源于奥古斯都时期殖民建立时的单一统一项目，还是通过逐步扩大、整合在建筑上连贯但可能独立的区域而形成的。在这方面，这三个梯田可能代表了一个从一开始就为适应当地地形而设计的阶梯式建筑群，也可能是附加在原始广场核心上的连续扩建的结果。后一种模型在西班牙有很好的文献记载，包括省份首府如科尔多瓦（Márquez，2009年，Portillo Gómez，2018年）、塔拉科（Domingo和Pensabene，2024年，Vinci，2020年）和埃梅里塔（Ayerbe Vélez等人，2009年，Mateos Cruz，2006年），以及宗教首府如奥古斯塔·菲尔马·阿斯蒂吉（Colonia Augusta Firma Astigi），它是阿斯蒂吉法律联盟的首府。在阿斯蒂吉，奥古斯都广场通过添加相邻的、在地形上连贯且使用相同技术建造的纪念性区域进行了逐步扩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区域之间的完全功能整合（Buzón Alarcón，2011年，Colodrero和Moreno，2014年，García-Dils de la Vega等人，2007年，Rodríguez Gutiérrez和García-Dils de la Vega，2020年，Sáez Fernández等人，2005年）。在这些背景下，广场的扩建被解释为对日益增长的象征性、行政和仪式需求的响应，这与帝国崇拜的发展密切相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时期，并在提比略时期及以后得到了加强（Fishwick，2017年，Garriguet Mata，2002年，Marco Simón，2017年，Nogales和González，2007年）。鉴于这些相似性，尽管科洛尼亚·萨拉利亚的广场规模远小于上述省份和宗教首府（Ventura Villanueva，2019年），但它可以被视为城市纪念化现象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上的同质性确保了视觉和建筑上的连贯性，而不受内部时间或功能的差异影响。

至关重要的是，罗马的建筑技术不应被视为对地形的被动响应，而应被视为对其有意改造的工具（Adam，2005年，Gros，2001年，Gros和Torelli，2014年）。通过创建人工平台、地下结构和大规模挡土墙，罗马建筑积极地重新配置了城市景观，以实施大规模的纪念性项目，有效地摆脱了自然限制（Adam，2005年，Stamper，2005年）。在这种垂直连接和地形控制的逻辑下，编号为2的建筑物很可能被解释为与广场区域的梯田系统相关的隐秘柱廊的一部分。这一假设得到了编号为1的建筑物两侧高度明显差异的支持（面向较低梯田的一侧为7.23米，而朝向中间梯田的一侧为3.15米），这表明存在用于平整坡度的实质性地下结构。此外，该建筑物北端有一个厚达3.30米的巨大石块坍塌体，明显缺乏细粒沉积物，似乎填充了一个原本为空的空间。地面穿透雷达数据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解释，显示在大约0.5米深度处有一个与编号为1的建筑物平行的固体异常体，并在其部分路径上显示出坍塌的迹象，这与可能的拱形屋顶或覆盖走廊的遗迹一致。在科洛尼亚·萨拉利亚的背景下，在创建梯田系统期间建造大规模的opus caementicium结构需要开发地下或半地下结构来稳定和平整梯田，这种解决方案在罗马城市规划中很常见。这类结构通常部分嵌入自然斜坡中，或完全作为支撑上方柱廊的复杂地下结构建造，是隐秘柱廊系统的特征（Etienne，1973年，Gros，2001年，Luschin，2002年）。除了技术作用外，隐秘柱廊还是共和晚期和元首早期殖民及市政广场纪念性词汇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有时用于在城市核心内区分不同的功能和象征层次（Gros，2001年）。这种建筑模式在早期遗址如恩波里亚广场（Ruiz de Arbulo，1992年，Sanmartí Grego，1987年）中有记载，并在奥古斯都和朱利奥-克劳迪安时期在西班牙广泛传播，在阿埃米尼乌姆（Alarc?o等人，2017年，Bairr?o Oleiro和De Alarc?o，1973年）、科尼姆布里加（Alarc?o等人，2017年，De Alarc?o和Etienne，1973年）、塞戈布里加（Abascal Palazón等人，2007年）、瓦莱里亚（Fuentes和Montoro，2011年）和埃尔考伊卡（Lorrio，2001年）等遗址中也有类似发现（Romero Novella，2016年）。在科洛尼亚·萨拉利亚，创建梯田和物理上区分的空间不仅旨在组织功能，还旨在通过不同的建筑语法建立视觉和象征性的层级制度。

opus caementicium的反复使用成为一种关键的包含、平整和纪念性技术。虽然在意大利，从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它在纪念性建筑中的使用就有明确记载，但在西班牙和西部省份，这种技术从公元前1世纪末开始广泛传播，并在朱利奥-克劳迪安时期达到特别突出的地位。在共和晚期和奥古斯都时期，opus caementicium成为地下结构、寺庙基座、人工梯田和大型公共建筑的主要建造方法（Gros，2001年）。罗马早期的纪念性用途包括玛格纳·马特神庙（公元前204年）、埃米利亚柱廊和广场高架桥（均建于公元前174年）（Gros和Torelli，2014年）。在西班牙，类似的例子包括共和时期的卡尔特亚神庙（Roldán Gómez，1992年，Roldán Gómez等人，2003年），而在公元1世纪的例子包括伊塔利卡剧院的观众席和基础平台（Rodríguez Gutiérrez，2008年，Rodríguez Gutiérrez，2004年）、贝洛·克劳迪亚广场（Bonneville等人，2000年，Sillières，1995年）和阿斯蒂吉广场（Buzón Alarcón，2011年，Colodrero和Moreno，2014年，García-Dils de la Vega等人，2007年，Rodríguez Gutiérrez和García-Dils de la Vega，2020年），以及奥古斯塔·埃梅里塔的帝国祭祀神庙基座（Mateos Cruz，2006年，Mateos和Pizzo，2008年）等。对于萨拉利亚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塔拉科和卡尔塔戈·诺瓦的广场，它们分别是省份和宗教首府中梯田纪念性建筑的典范，萨拉利亚殖民地在罗马时期在行政上隶属于这些城市（Domingo和Pensabene，2024年，Mar等人，2010年，Noguera Celdrán等人，2024年，Vinci，2020年）。在萨拉利亚，opus caementicium不仅代表了相对于之前伊比利亚建筑传统的创新，以其石砌结构为主，而且是城市纪念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结构和组织原则。此外，它还使得大型建筑体的快速高效建造成为可能，随后这些建筑体被覆盖上高级材料，作为展示市民声望和政治权力的视觉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