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模仿行为的社会调节:来自脑电图和互惠模仿训练的证据 王永固、 王志涵、 李国浩、 周进

《Applied Sciences》:Social Modulation of Imita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vidence from EEG and Reciprocal Imitation Training Yonggu Wang, Zihan Wang, Guohao Li and Zhou Ji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4月29日 来源:Applied Scienc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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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模仿对于社会学习至关重要,然而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儿童往往表现出非典型的模仿能力。为了探究明显模仿之前的神经动态,本研究使用了脑电图(EEG)——重点关注与动作观察和感觉运动处理相关的α(8–12 Hz)和β(13–30 Hz)活动——来评估学

  摘要 模仿对于社会学习至关重要,然而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儿童往往表现出非典型的模仿能力。为了探究明显模仿之前的神经动态,本研究使用了脑电图(EEG)——重点关注与动作观察和感觉运动处理相关的α(8–12 Hz)和β(13–30 Hz)活动——来评估学龄前ASD儿童的模仿前处理过程。基于社会动机框架,本研究结合了EEG实验和自然主义行为干预。在研究1中,11名ASD学龄前儿童在低社交与高社交视频条件下完成了动作观察(模仿前)任务。通过时间-频率和频谱分析比较了不同条件下的α和β波段反应。在研究2中,四名儿童接受了为期六周的互惠模仿训练(RIT)计划,并在干预前、中、后评估了他们的模仿和社会交流能力。结果显示,低社交刺激引发了α和β波段更强的前额叶活动增强,而高社交刺激则引发了更具时间动态性的β波段反应,但整体活动强度较低。尽管样本量限制了推断的可靠性,行为趋势表明RIT后模仿及相关社会功能有所改善,尤其是在轻度至中度ASD儿童中表现更为明显。这些发现共同表明,社会环境调节了ASD儿童的模仿前神经活动,基于社会的模仿训练可能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

1. 引言
模仿是人类认知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能力,贯穿于语言习得、技能学习以及人际交流等多个阶段。它涉及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信息处理、意图理解和动作再现[1]。除了在学习中的认知功能外,模仿在促进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中也起着关键作用。先前的研究表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儿童在模仿方面通常表现出异常[2]。ASD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其特征是社交互动缺陷、刻板行为、语言异常和视觉能力异常[3,4,5]。社交沟通障碍可能会影响模仿所涉及的认知过程(DSM-5)。除了模仿困难外,ASD儿童还常常表现出其他非典型行为,如社交沟通障碍、共同注意力减弱、重复性和限制性行为以及情感互惠方面的困难,这些都可能进一步限制他们通过模仿进行社会学习的机会。这些缺陷可能从早期就开始影响他们的社会和情感发展[6,7]。尽管大量实证研究表明ASD儿童在自发模仿和精细动作模仿等方面表现不佳[8,9],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模仿定义的缺乏以及实验范式的差异。传统的解释框架,如镜像神经元系统和心智理论,仍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些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理论提供了重要见解,但其在当前文献中的解释力仍有争议,后续部分将进一步讨论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应从模仿的社会功能角度来理解ASD中的模仿缺陷[10]。

目前,针对ASD的具体治疗方法仍然缺乏,康复教育和训练仍然是主要的干预形式。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ASD干预无效;相反,没有单一的治愈方法,基于证据的行为和发展方法(如应用行为分析(ABA)和自然主义发展行为干预(NDBIs)被广泛用于支持ASD儿童的社会、沟通和适应功能。其中,互惠模仿训练(RIT)作为一种自然主义发展行为干预,已被证明能有效改善ASD儿童的模仿技能[11]。此外,家长介导的CI-RIT在早期干预系统中显示出一定的可行性[12]。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动作模仿上,而对与社会互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模仿关注较少。此外,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对模仿的神经基础进行系统研究也非常有限。

在脑电图(EEG)领域,研究表明ASD儿童常表现出异常的背景活动和癫痫样放电[13]。此外,EEG异常与ASD的某些临床表现相关[14]。除了这些临床标志外,EEG还被广泛用于研究ASD中的动作观察和社会信息处理的时间动态,包括感觉运动节律的异常调节(例如μ/α抑制)以及在社会相关任务中的β波段同步性差异。这些神经生理发现表明,EEG可以为了解模仿及其社会调节的神经机制提供敏感的窗口。本研究结合行为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重点关注模仿前(动作观察)阶段,即在实际执行模仿之前的阶段,通过分析与社会线索相关的EEG特征来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本研究探讨了以下研究问题:
(1) 影响ASD儿童模仿缺陷的社会因素是否有神经基础?在高社交和低社交条件下,模仿的神经激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 基于NDBI原则的RIT能否增强ASD儿童的社会模仿能力并提高他们对社会信息的敏感性?

2. 文献综述
2.1. 模仿、自闭症和模仿缺陷
模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定义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强调模仿是对模型行为的复制,另一种则认为模仿还包括理解模型的意图。第一种观点认为,模仿使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获得新技能。Thorpe提出了模仿的三个定义特征:目标行为是新颖的,模仿者之前无法执行该行为,且该行为不是天生的[15]。第二种观点强调了模仿的功能,包括示范、抑制-解除抑制、反应促进和涟漪效应[16]。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一项运动想象任务中[17],ASD儿童和正常发育的儿童在理解意图或想象目标导向动作的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为强调意图理解的观点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具体来说,在这个范式中,儿童被要求在不需要实际动作的情况下在心中模拟物体导向的手部动作,从而使研究人员能够独立于实际运动表现来评估与意图相关的运动表征。

Edwards的元分析显示,ASD儿童的模仿能力仅为对照组的27%[18],年龄、性别或任务类型对此没有调节作用。最早且研究最广泛的模仿形式之一是动作模仿,ASD儿童在动作表征方面存在缺陷[9,19,20]。这些缺陷似乎是普遍的、特定的(例如镜像模仿)且持续的。一些研究表明,与物体相关的模仿受影响较小[21]。此外,ASD儿童在模仿无意义的手势时犯错更多[22],而在模仿具有明确意图或功能意义的动作时表现相对较好[23]。需要注意的是,ASD具有高度异质性,模仿困难在不同个体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并与其他神经发育障碍的表现重叠。因此,模仿缺陷应被视为概率模式,而不是统一的诊断特征。

两种主流理论框架被提出来解释模仿缺陷:镜像神经元系统(MNS)理论和社会动机理论。此外,心智理论(ToM)也在文献中被讨论,特别是在意图理解和社会认知推理方面,这些观点将与MNS解释一起简要考虑。镜像神经元系统理论试图从神经生物学角度解释模仿缺陷。MNS被认为是模仿的神经基础[24]。动物和人类研究都表明,在观察动作时,相关脑区表现出与执行动作时相似的神经活动[25]。broken-Mirror Theory(BMT)认为ASD儿童的模仿缺陷源于MNS功能障碍,从而影响语言、心智理论、同理心和模仿能力[26]。来自EEG和fMRI的研究表明,在动作观察任务中,ASD儿童在运动皮层和其他MNS相关区域的激活减少[27,28]。然而,MNS理论仍有争议。一些研究发现,ASD儿童在有意义或与物体相关的动作观察任务中表现正常,这表明标准模仿测试可能无法直接捕捉到真正的模仿能力[29,30]。此外,模仿、同理心和心智推理可能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大脑”网络,而不仅仅是MNS[31,32]。

社会动机理论认为,ASD儿童早期社交动机的减弱导致他们对社交刺激的奖励价值敏感度降低,进而影响社交注意力和社交经验的积累[33,34]。这种动机缺陷不仅削弱了社交能力,还可能加剧模仿缺陷[35]。实验研究表明,在外部感官或激励条件下,ASD儿童仍能完成动作观察任务,表明他们的模仿潜力存在,但缺乏自发的社交驱动力。例如,Ingersoll[36]报告称,当动作观察任务与明确的强化或显著的感官线索结合时,ASD儿童能够以与对照组相当的水平再现模仿动作,表明表现可能取决于动机背景而非绝对的无能。Nejati通过系统综述进一步指出,社交训练(如模仿训练、社交技能干预)的转移效果显著受到年龄、严重程度、干预时间和环境因素的影响[37]。

对模仿缺陷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主要依赖于fMRI、EEG和ERP等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fMRI提供了高空间分辨率,用于识别参与动作观察的皮层网络,而EEG/ERP则在追踪社交感知和模仿处理过程中的快速神经动态方面具有更优的时间分辨率,尽管在精确解剖定位方面较为有限。fMRI研究表明,ASD儿童在模仿和动作观察任务中表现出下额回(IFG)、上颞沟(STS)、下顶叶(IPL)和前运动皮层(PMC)等脑区的异常激活[38]。EEG研究进一步显示,ASD儿童在观察动作时表现出μ节律的抑制减弱,表明MNS功能障碍[39]。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揭示了ASD儿童在详细处理和社会动作观察任务中P1、N1、N190和P3等成分的差异[40],表明外部刺激和社会因素可能调节模仿相关的脑活动。此外,微状态分析揭示了ASD儿童与对照组之间整体脑活动模式的显著差异[41]。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基于EEG的模式分析有助于识别ASD内的亚型,并通过确定不同的神经生理特征来减少异质性[42],这一新兴方向加强了神经标志对ASD研究的贡献。

关于EEG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关联,Ruffini发现ASD儿童的EEG异常(如背景频谱功率的改变和非典型波动)与语言障碍、社交缺陷和重复行为等表型显著相关。在这项涵盖从幼儿期到青少年的大规模研究中,Ruffini等人报告了频谱功率变化与语言和社会领域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中等程度相关性,强调EEG标志可能追踪ASD中更广泛的情感和行为困难[14]。这些发现表明,EEG标志可能作为模仿和社会能力差异的潜在生物学指标。

总之,ASD儿童的模仿缺陷可能是由于非典型的神经机制和社交动机减弱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

2.2. 模仿行为与社交性的关系
ASD儿童的模仿缺陷在不同类型的模仿中并不均匀。某些任务,如物体操作和手势模仿,并未受到显著影响[19]。由于模仿涉及视觉信息处理和注意力机制,共同注意力的缺陷——ASD的标志之一——会对以社交为导向的模仿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研究人员经常将认知导向的模仿(工具性、目标导向的)与社会导向的模仿(过度模仿、即时模仿)区分开来,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儿童在后者的表现上通常较差[1]。低社会性模仿主要指的是不涉及明确社会功能的动作或目标复制,例如动作模仿、与物体相关的模仿以及有意义的模仿。动作模仿从复制局部动作到复制整个动作序列不等。在ASD儿童中,这通常表现为动作不协调、执行速度慢、依赖视觉控制以及紧张和疲劳增加。根据内容类型,动作模仿可以分为物体操作、手部动作、口面部动作和声音模仿,这些共同为研究ASD中的模仿缺陷提供了框架。重要的是,无意义的模仿任务——旨在排除语义理解或物体参与的影响——仍然是测试动作复制能力的关键范式。最近在评估工具和自动化评估方法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方法上的改进,使得这些任务的测量更加精确[43]。高社会性模仿指的是具有社会导向的模仿,包括同步模仿、过度模仿以及对声音或面部表情的模仿。同步模仿要求模仿者与模型同时执行动作,与社会动机密切相关[44]。过度模仿指的是复制与任务本身无关的额外动作,被解释为反映了社会归属动机[45]。与正常发育的儿童相比,ASD儿童表现出较少的过度模仿行为[46],这表明这种异常性与社会动机减弱有关。

2.3 基于NDBI的RIT研究
模仿是学习的基础,针对ASD儿童的模仿干预旨在培养自发的模仿能力。这类干预通常通过儿童的兴趣来激发动机,并逐步进行:从大肌肉动作到精细动作、面部表情、口面部手势和语音声音,同时使用强化策略来促进泛化。模仿训练通常嵌入在更广泛的干预模型中,如SCERTS(表情、手势和语言的模仿)和PRT(游戏、动作序列和语言表达的模仿)。Yi对基于SCERTS的干预进行的系统评价显示,在语言表达和社会互动方面有中等到大的改善,特别是在涉及表情和手势模仿的组成部分[47]。尽管传统的基于ABA的干预被广泛认为是有效的,但有人担心在高度结构化的环境中进行训练时,泛化和自发性会受到影响,这促使了更自然主义方法的发展[48]。自然发展行为干预(NDBIs)结合了应用行为原理(如ABA)和发展科学,旨在自然日常环境中解决ASD幼儿的早期社交沟通困难。与高度结构化的治疗师主导的格式不同,NDBIs强调儿童主导的互动、共同控制以及使用自然发生的强化,从而促进技能的获取和泛化。这种方法由于其强大的发展依据和生态有效性,已成为早期ASD干预中广泛采用的框架。NDBIs整合了行为科学和发展科学的原则,在自然环境中实施。它们强调儿童和治疗师之间的共同控制,利用自然事件和行为策略来教授适合发展的技能。代表性的方法包括偶然教学(IT)、关键反应训练(PRT)、早期丹佛模型(ESDM)、共同注意、象征性游戏、参与和调节(JASPER)以及互惠模仿训练(RIT)。

RIT特别开发是为了解决传统模仿训练的局限性——即在高度结构化环境中缺乏泛化、依赖强化以及孤立技能的训练。RIT强调自然互动、互惠模仿和技能泛化,其五阶段实施包括:适应、熟悉动作建模、新动作建模、使用不同玩具的建模,辅以条件性模仿和语言映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促进自发模仿和增强社交互动。关于NDBI有效性的研究表明,在改善核心ASD症状、社交参与、表达性语言和游戏技能方面有显著益处[49,50,51]。这些结果通常使用标准化的发育和诊断工具(如ADOS、Vineland适应性行为量表和语言测量)进行评估,元分析证据表明在社交沟通领域有小的到中等的效应大小,特别是对于接受早期干预的学龄前儿童。特别是关于RIT的研究表明,它显著增强了自发模仿和社交互动技能[52],并且可以由治疗师、教师和家长有效实施[53]。然而,中国关于RIT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支持其本土化和更广泛的实施。

3. 方法论
3.1 伦理声明
本研究中的所有程序均符合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续修订版的伦理标准,或类似的伦理标准。研究方案和工具已由相应的伦理委员会审查并批准。在所有参与者被纳入研究之前,已从他们的父母那里获得了书面知情同意。除了父母的同意外,还在每个孩子发育适宜的情况下获得了他们的口头同意。在开始EEG设置和实验任务之前,研究人员使用儿童友好的语言和简单的视觉演示解释了程序。只有当孩子看起来舒适并愿意继续时,才允许他们参与。鉴于ASD学龄前儿童可能会经历感官敏感,研究团队在整个过程中持续监测不适的迹象(如烦躁、回避行为、痛苦反应)。必要时提供了短暂休息时间,如果孩子无法忍受程序或表现出持续的痛苦,则立即停止实验。没有报告任何不良事件。为了提高清晰度和可重复性,研究1a(EEG实验)和研究1b(RIT干预)的整体工作流程在图1中进行了总结。

3.2 研究1a:EEG实验(RQ1)
3.2.1 参与者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1,参与者是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学龄前儿童。共有15名儿童通过当地康复医院招募。参与者通过临床医生的推荐和在医院张贴的招募邀请被纳入研究。符合条件的儿童由持证临床医生根据医疗记录和标准化诊断评估进行筛选。由于人群的临床性质,参与者招募采用的是方便抽样方法而非真正的随机抽样。这种招募程序现在被认为可以提高透明度和可重复性。所有儿童都符合DSM-5的诊断标准,并且在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CARS)上的得分超过了诊断阈值。ASD症状的严重程度通过CARS总分来表征,分数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根据常用的临床临界值,30到36.5分之间的分数被认为是轻度至中度自闭症,而36.5分以上的分数表示更严重的症状。由于样本量较小,严重程度类别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用于亚组水平的统计推断。在实验过程中,两名参与者无法平静地完成任务,另外两名参与者的EEG数据质量不足。因此,从11名参与者(2名女性和9名男性)那里收集了有效的EEG数据。观察到的男女不平衡与流行病学研究中报告的男性ASD患病率较高一致。尽管如此,我们承认女性代表的有限性限制了与性别相关的解释的普遍性,这被视为一项局限性。所有参与者都接受了筛查,排除了器质性疾病和其他精神病史,且最近没有人服用过精神药物。关于认知功能和语言能力的信息来自可用的临床记录和治疗师报告。然而,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有标准化的发育商数或IQ评估,这是当前试点样本的另一个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将纳入全面的发育和认知评估,以更好地描述参与者的异质性。鉴于临床招募的限制,进行了敏感性功效分析(G*Power 3.1.9.7框架;匹配对设计,双尾=0.05),以明确可用样本的可检测效应大小。n=11时,该设计有80%的功效来检测大约的效应,表明当前的EEG样本主要对大的被试内效应敏感。

3.2.2 EEG仪器和记录
本研究使用了Emotiv EPOC+无线EEG系统,该系统遵循国际10-20电极放置系统,包括14个通道(AF3、F7、F3、FC5、T7、P7、O1、O2、P8、T8、FC6、F4、F8、AF4)以及两个乳突参考电极(CMS/DRL)。设备和电极分布如图2所示。连续采样率为128 Hz,带宽为0.2–43 Hz。该系统的便携性和舒适性使其适合学龄前ASD群体。图2显示了Emotiv EPOC+和电极分布。我们承认Emotiv EPOC+系统提供的空间分辨率和信号质量低于高密度临床EEG系统。然而,其无线和儿童友好的设计在发育和特殊需求群体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因为在这些群体中参与者的耐受性和运动限制至关重要。在本研究中,选择该系统是为了最大化ASD学龄前儿童的可行性和依从性。尽管如此,有限的通道数量和降低的空间精度被认为是重要的方法学限制,并在文中进行了相应讨论。

3.2.3 实验设计和程序
EEG实验在一个安静、无干扰的房间中进行。参与者舒适地坐在用于呈现刺激的电脑前,实验者协助孩子佩戴EEG设备。只有在电极接触质量和信号质量符合系统要求后,才开始任务。图3展示了代表性的记录设置和实验环境。实验范式包括三个指令阶段,穿插着基线和刺激呈现。首先,参与者接受了初步的热身指导(指令1),以帮助他们放松并熟悉实验环境。之后是1分钟的基线记录,在此期间播放了一个短暂的“海豚呼吸”视频,以捕捉静息状态下的活动,同时保持孩子的注意力在屏幕上。基线之后,给出了指令2,要求孩子观察视频中的即将发生的动作并在不进行任何明显动作的情况下在心中模拟它们。

刺激的操作化和验证。研究1a的核心操作是动作观察刺激的社会性水平。具体来说,视频1-2构成了低社会性条件,来源于一个儿童正念练习视频,其中表演者主要展示了大肌肉动作(例如,举手、摇晃、旋转手臂),几乎没有社会线索。在这种条件下,刺激被预先定义为“低社会性”,因为它们包含(i)没有口语或声音互动,(ii)极少或中性的面部表情,(iii)没有明确的注视观众或交流手势,以及(iv)单一主体和相对简单的动作背景。视频3-4构成了高社会性条件,来源于一个儿童手势舞蹈视频,其中表演者的动作嵌入了更丰富的社会信号,包括(i)明确的面部表情,(ii)言语或节奏性发声,(iii)注视互动和社交导向的手势,以及(iv)更具有社交交流性的呈现背景。提供了两种条件的代表性截图以支持透明度(低社会性与高社会性;见第4节中的示例)。为了为这种操作提供客观依据,我们在正式分析之前还进行了刺激验证程序。两名独立评分者(不参与数据收集)观看了每个视频片段,并在5点李克特量表上对感知的社会性进行了评分(1=非常低的社会内容;5=非常高的社会内容),同时编码了关键社会线索的存在/缺失(面部可见性、直接注视、言语/发声和交流手势)。评估了评分者间的一致性,高社会性视频在评分者之间的一致评分始终高于低社会性视频,支持了预期的操作效果。为了减少来自低级刺激属性的潜在混淆,我们尽量保持两种条件在格式上相似(儿童友好的视频在同一屏幕上呈现,每个片段的持续时间相同)。此外,两种条件都涉及全身运动和相似的观看距离和分辨率。我们承认,在自然刺激中操作社会性时,完美匹配低级属性(如运动能量、视觉复杂性或新颖性)是具有挑战性的;因此,我们报告了这些操作标准和验证分数,以便读者能够透明地评估对比。

然后,参与者在预模仿(动作观察)阶段观看了视频1和2。随后,指令3介绍了下一个刺激序列,再次强调在不执行动作的情况下在心中想象观察到的动作。每个视频之间有1.5秒的刺激间隔。为了控制潜在的顺序效应,两种社交性条件的呈现顺序(先低社交性条件再高社交性条件)在参与者之间进行了平衡,采用了双序列设计。在每个条件下,两个视频按照固定顺序呈现以保持叙事连贯性,每个视频之间也有1.5秒的刺激间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孩子们被要求尽可能保持静止,以减少与运动相关的伪迹。脑电图(EEG)记录在最后一个视频刺激结束后同时结束。完成后,用湿布轻轻清洁孩子的头皮,以去除电极上的残留盐溶液,确保参与者不会因该程序而感到身体不适。

3.2.4. EEG预处理和伪迹控制
EEG预处理使用了标准程序来确保数据质量,特别是考虑到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学龄前儿童容易出现运动伪迹。原始EEG信号首先在0.5到40 Hz范围内进行带通滤波,以去除慢速漂移和高频噪声。必要时应用陷波滤波器来减少电源线干扰。通过自动阈值设定和视觉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识别出被伪迹污染的片段。包含过大振幅(例如>±100 μV)、突然的运动相关波动或肌肉伪迹的片段被排除在进一步分析之外。根据异常方差或接触质量不佳的情况检测到不良通道,并在适当时使用球形插值法进行修复。EEG数据参考了Emotiv系统提供的CMS/DRL乳突参考方案。

为了专门处理运动伪迹,孩子们被要求尽可能保持静止,实验者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持续监控他们的动作。当出现不安时,会提供短暂休息时间,并在预处理过程中移除头部或身体有明显运动的试验。在最终样本(n = 11)中,由于运动或其他伪迹,平均约有15-20%的片段被剔除,从而为频谱和时间-频率分析留下了足够的无伪迹试验。这些质量控制程序的实施是为了提高EEG结果的可靠性。

3.3. 研究1b:互惠模仿训练(RIT)干预研究(RQ2)
3.3.1. 参与者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2,从原始EEG样本中选取了四名儿童参与互惠模仿训练(RIT)干预研究。这一干预部分被设计为一项探索性试点研究,旨在考察ASD学龄前儿童中基于社交的模仿训练的可行性和潜在行为趋势。参与者是根据治疗师和家长的报告选出的,他们在日常互动中表现出明显的模仿困难,以及在社交参与和互惠游戏行为方面存在可观察到的挑战。只有能够参加整个六周干预计划并完成重复行为评估的儿童才被纳入研究。所有选定的参与者都符合DSM-5的ASD诊断标准,并且在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CARS)上的得分超过了诊断阈值,确保与EEG组别的诊断一致性。研究1b的参与者特征在表1中报告。

3.3.2. 干预设计和程序
参与者在六周的时间内接受了互惠模仿训练(RIT)。每个儿童每周总共接受三小时的干预,分为三次20分钟的会话。干预由具有早期ASD行为干预正式培训和临床经验的持证治疗师实施。为了评估模仿能力和相关的社交沟通能力的变化,在三个时间点进行了行为评估:干预前(干预前)、项目进行到一半时(第4周)以及干预结束后立即(第6周)。结果测量包括模仿能力、社交敏感性、自发语言、刻板行为、共同注意力和游戏技能。为了减少潜在的观察者偏差,行为编码和结果评估由对干预阶段不知情的独立评估者完成。

RIT干预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在基线阶段(第1周),会话主要由治疗师和儿童之间的自由游戏互动组成,目的是建立融洽关系并确定儿童的自发模仿水平,在此阶段没有引入结构化的教学策略。干预阶段从第2周持续到第6周,重点是通过互惠模仿交流来促进泛化和自发模仿,训练内容从熟悉的玩具和动作逐渐过渡到新的动作和多样的游戏情境。最后,在第7周进行了维持阶段,治疗师按照相同的计划与儿童互动,但不再应用特定的干预策略,并进行干预后的评估,以检查模仿和社交行为的改善是否能在干预期后持续。

3.3.3. 结果测量和行为编码
为了评估与RIT干预相关的行为变化,在三个时间点(干预前、干预中和干预后)进行了结果评估。测量包括标准化评分量表以及治疗师-儿童互动过程中的结构化行为观察。模仿能力使用运动模仿量表(MIS)进行评估,该量表评估儿童在多个领域模仿动作的能力,包括与物体相关的模仿和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动作。社交功能使用社交反应量表(SRS;Constantino & Gruber)进行评估,该量表涵盖了社交意识、社交认知、社交沟通、社交动机和自闭症特征等领域的社交障碍。

除了标准化量表外,还在15分钟的半结构化游戏互动中编码了自发语言和刻板行为。自发语言被定义为不直接由成人言语提示或模仿的、符合情境的言语。刻板行为被定义为重复的、受限的或仪式化的动作以及持续的非功能性兴趣,并根据观察频率进行量化。共同注意力行为根据既定标准进行评分[54],评分范围从无反应(0)到目光交替(1)、指物(2)、展示(3)和跟随目光(4)。治疗师大约每分钟发起一次共同注意力的机会,并相应记录儿童的反应。

游戏技能使用一个分层的发育框架进行评估,包括四个级别:无游戏(1)、操作(2)、功能性游戏(3)和假装游戏(4)。在所有会话中,治疗师示范了适当的玩具使用方式,并系统地记录了儿童的参与程度。所有行为评估和编码都由对干预阶段不知情的独立评估者完成,以减少观察者偏差。

3.4. 数据分析
对于研究1a,进行了EEG功率和时间-频率分析,以比较高社交性和低社交性条件下的神经反应,重点关注(8–12 Hz)和(13–30 Hz)频段。对于研究1b,由于样本量较小,使用配对非参数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析了行为结果。计算效应量以量化变化的幅度。在分析之前评估了统计假设(例如,分布限制和非参数检验的适用性),所有表格都包含了完整的标题和相应的测试信息,以确保可解释性和可重复性。

4. 数据分析和结果
4.1. 高/低社交风格下自闭症儿童心理模仿的EEG实验(RQ1)
该实验主要分析了ASD儿童在高社交性和低社交性条件下的EEG反应差异,重点关注(8–12 Hz)和(13–30 Hz)频段,这些频段与模仿密切相关。通过频域和时间-频率分析,我们描述了在不同社交性条件下与动作观察相关的初步神经反应模式。

4.1.1. 频域分析
在进行频域比较之前,基于功率谱密度(PSD)估计计算了和频段的EEG功率。具体来说,为每个刺激条件提取了无伪迹的片段,并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方法和汉宁窗口计算了频谱功率。通过在预定义的频率范围内(8–13 Hz和13–30 Hz)平均PSD值获得了带限功率。然后从相关的前额和前额叶电极(AF3, AF4, F3, F4)中提取了平均带功率值,用于后续的统计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经典的节奏通常也在8–13 Hz范围内定义,并且与动作观察和模仿过程密切相关。然而,在本研究中,没有将活动作为单独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因为可穿戴的Emotiv EPOC+系统不包括用于可靠隔离抑制的中枢感觉运动电极(例如C3/C4)。因此,报告的-频段发现应解释为一般的alpha范围振荡活动,而不是节奏调节的特定标志。

在(8–12 Hz)频段(图4)中,条件A(低社交性)和条件B(高社交性)都显示了前额和前额叶的功率分布,枕叶的参与较少,而顶叶和中央区域的激活相对较低。相比之下,条件A显示出更广泛的分布和更高的频谱功率,尤其是在前额区域,而条件B的激活相对更为受限。相关通道(F3, F4, AF3, AF4)的频谱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些发现,表明条件A的能量水平高于条件B。

在(13–30 Hz)频段(图5)中,两种条件下的激活区域都集中在前额、前额叶和颞叶,枕叶的分布较小。条件A显示了更广泛的激活范围,前额叶和双侧颞叶的能量水平高于条件B。总体而言,低社交性刺激在两个频段都引发了更广泛的前额谱激活。

4.1.2. 时间-频率分析
时间-频率表示使用ERSP测量进行计算,并使用非参数方法评估了条件之间的统计差异,同时考虑了时间-频率点之间的多重比较。所有报告的效应反映了参与者内部的条件差异,而不是组间比较。

在F3通道(图6)中,条件A在1700 ms时表现出事件相关同步(ERS),而条件B在500 ms、900 ms和1700 ms时表现出多次ERS,表明激活模式更为复杂。显著性测试显示在1500 ms之后()和(700至2000 ms)的频段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

在F4通道(图7)中,条件A在100–200 ms和大约1000 ms时表现出ERS,而条件B在500至1000 ms之间表现出持续的ERS,且在(8–12 Hz)频段的波动较大。差异测试显示在1500 ms时()的频段存在显著差异,而在(13–30 Hz)频段的显著性模式较为分散。

在FC5通道(图8)中,条件A在250 ms和750 ms时表现出低强度的ERS,在1500 ms时表现出高强度的ERS。条件B的激活较弱,仅在750 ms和1500 ms时有反应。在(500至1500 ms)的频段观察到显著差异。

在FC6通道(图9)中,条件A在基线后和1500 ms时表现出ERS,而在1000 ms时表现出事件相关去同步(ERD)。条件B在基线后和500 ms时表现出持续的ERS。差异测试显示在(500至1500 ms)的频段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结果表明ASD儿童在低社交性条件下的神经激活更强且更稳定。尽管高社交性条件引发了更复杂的激活模式,但这些发现应被解释为描述性的神经反应差异,而不是处理效率或回避机制的证据。4.2. 通过互惠模仿训练(RQ2)研究自闭症中的社会模仿技能干预研究研究1b考察了四名患有ASD的学龄前儿童在六周互惠模仿训练(RIT)计划后的初步行为变化。由于试点样本量较小,使用配对Wilcoxon符号秩检验进行了前后比较。鉴于这一干预部分的探索性质,结果主要作为由效应量估计支持的描述性趋势进行报告。4.2.1. 模仿技能(MIS)在基线时,所有四名参与者都表现出有限的模仿能力。干预后,MIS分数有所提高,WSY和XX的进步最为明显(图10)。MIS分数从中位数18(干预前)提高到22(干预后),增加了5分(95%置信区间[2, 6],自助法)。Wilcoxon符号秩检验表明有趋势上的改善,但没有达到传统的统计显著性(表2)。然而,相关的效应量较大,表明尽管统计功效有限,但可能存在有意义的进步。图10. 四名受试者的模仿能力。表2. 比较干预前后MIS分数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4.2.2. 社会敏感性SRS分数在所有四名儿童中从干预前到干预后都有所下降,表明与自闭症相关的社交障碍有所减轻。WSY和XX的下降最为显著(图11)。平均SRS分数从134.5(干预前)降至123.5(干预后),中位数从133降至122,减少了10分(95%置信区间[?21, ?3],自助法)。图11. 四名受试者的自发语言和刻板行为。这一变化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Z = ?1.826,表3),尽管效应量估计仍然较大。这些发现应被解释为在小型可行性样本内的探索性模式。表3. 比较干预前后SRS分数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4.2.3. 自发语言和刻板行为干预后,所有参与者的自发语言普遍有所增加,WSY的改善最为明显(图12)。WSY和WSY的刻板行为有所减少,而XX略有下降,DSK变化最小。由于样本量有限,这些观察结果仅作描述性说明。图12. 四名受试者的自发语言和刻板行为。4.2.4. 共同注意在基线时,WSY和DSK的共同注意反应相对较低。干预后,WSY的注视交替增加,WSY表现出指向和展示行为(图13)。XX相对稳定,而DSK的共同注意参与度仍然有限。这些模式表明RIT后可能存在改善趋势。图13. 四名受试者的共同注意。4.2.5. 游戏技能在基线时,大多数儿童主要进行操作性游戏。干预后,WSY和XX表现出更多的功能性游戏行为,WSY偶尔表现出假装游戏(例如,使用象征性玩具)。相比之下,DSK变化不大(图14)。这些结果可能表明游戏复杂性的发展进展,尽管从当前的试点设计中无法得出推断性结论。图14. 四名受试者的游戏能力。总体而言,在RIT计划后,模仿能力、社会敏感性、自发语言、共同注意和游戏技能方面都观察到了描述性的改善。然而,鉴于样本量非常小且没有对照组,这些发现应被解释为初步的可行性证据,而不是确认的治疗效果。需要更大规模的对照研究来验证这些初步的行为趋势。5. 讨论5.1. (RQ1)关于高/低社交风格下自闭症儿童心理模仿的EEG实验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这项实验强调通过社会模仿来促进儿童的模仿行为。与高度结构化的模仿训练相比,RIT提倡在治疗师-儿童互动中的模仿,使儿童能够控制环境,增强自主性,并促进模仿的泛化。此外,RIT的互动性质也有助于针对社交能力的干预。除了评估基本的模仿技能外,这项研究还评估了相关的社交因素,包括社会敏感性、自发语言、刻板行为、共同注意和游戏技能,这些都与社会交流有关。对这些领域的全面评估不仅允许研究RIT对模仿本身的影响,还包括对社会相关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RIT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所有六个评估领域都观察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然而,鉴于试点样本量小且没有对照组,这些发现应被解释为初步的行为趋势,而不是确定的干预结果。此外,与严重程度相关的差异仅作描述性报告,不应被视为明确的亚组证据。5.1.1. 不同社交风格下的频率域差异频率域分析显示,ASD儿童在模仿相关刺激下的EEG功率存在差异,激活模式主要出现在额叶和前额叶区域。重要的是,因为EEG组成部分仅包括ASD儿童,所以这些发现应被解释为低社交性和高社交性刺激条件下的组内对比,而不是ASD特有的异常。地形图显示激活集中在额叶和前额叶区域。尽管这些区域经常与高级认知处理相关联,但EEG头皮级别的功率模式不能直接指定潜在的执行或社会认知机制。因此,我们的解释仅限于描述不同条件下的神经参与差异。在四个目标通道(F3、F4、FC5、FC6)上的比较表明,低社交性刺激引发的激活比高社交性刺激更强。先前的研究报告了ASD个体在观察动作时的抑制[55],但没有区分社交因素。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条件相关的α范围活动差异;然而,由于可穿戴EEG系统的通道覆盖范围有限,这些发现应被视为探索性的相关模式,而不是局部的神经机制。5.1.2. 不同社交风格下的时频差异时频分析显示,在高社交性和低社交性条件下,神经反应模式存在显著差异。ERSP结果揭示:(1)两种条件都主要由ERS主导,但具有不同的时间和频率分布;(2)高社交性条件引发了更复杂的激活,特别是在某个频段;(3)四通道显著性分析突出了该频段的显著差异。ERS通常与皮层激活和信息处理相关。然而,这些神经特征并不能直接证明“回避”等心理构造。相反,高社交性刺激下的降低激活可能反映了ASD群体中相对较低的神经参与度或处理需求的改变。这项研究表明,ASD儿童并没有“忽略”模仿刺激;相反,观察到的差异表明神经反应取决于动作-观察刺激的社交丰富程度。Paula也报告了类似发现,她在面部表情任务中观察到ASD个体的高频ERS激活[56]。5.2. (RQ2)通过互惠模仿训练研究自闭症中的社会模仿技能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RIT可能对ASD儿童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模仿技能和社交敏感性、自发语言、刻板行为、共同注意和游戏技能等互动相关领域。然而,由于Wilcoxon检验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且干预样本量极小(n = 4),这些变化应被解释为描述性趋势,而不是统计上确认的治疗效果。相关研究支持扩展RIT格式的可行性[8,57]。尽管如此,当前研究没有包括纵向EEG测量,因此无法得出关于RIT后神经变化的结论。5.2.1. RIT对模仿技能的影响为了研究RIT对模仿的影响,选择了基线模仿能力相对较低的参与者。干预后,三名参与者的MIS分数有所提高,这与先前的研究一致[52]。尽管观察到了描述性的改善,但统计证据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不应过度概括。然而,RIT对重度ASD儿童的影响有限,而对轻度至中度ASD儿童的影响更为明显。鉴于样本量小,这种与严重程度相关的模式应被视为探索性的。5.2.2. RIT对社会敏感性的影响RIT对社会敏感性的影响是异质的。两名轻度至中度ASD儿童在干预后总SRS分数和各个子领域都有所下降,而重度ASD儿童的变化不大。这些观察结果作为个体水平趋势报告,而不是确认的群体水平效果。5.2.3. RIT对自发语言和刻板行为的影响干预后,所有参与者的自发语言都有所增加。WSY最初的语言发展较慢,但在干预后期出现了新的话语。先前的研究表明,RIT有助于语言发展,尽管具体机制难以分离。假设语言映射和非语言模仿共同促进了语言发展。目前的结果支持语言映射和非语言模仿的作用。重要的是,鉴于样本量小和当前干预研究的探索性质,这些与语言相关的变化应被解释为初步的发展趋势,而不是统计上确认的治疗效果。尽管如此,观察到的自发话语的增加与互惠模仿环境可能提供更丰富的交流机会和社会学习的观点一致。同时,随着互动和模仿的增加,刻板行为也有所减少。先前的研究表明,ASD儿童的刻板行为是一种自我刺激形式,可以通过积极互动来减少[58]。在本研究中,互动会话期间观察到刻板行为的减少,这可能反映了游戏基础模仿交流中社交参与度和注意力的重新定向。然而,这些观察结果仍属于相关性,需要在更大规模的对照试验中得到验证。5.2.4. RIT对共同注意的影响RIT促进了共同注意的出现,参与者从基线时的低水平发展到维持阶段的更高水平。涉及物体的模仿,特别是玩具,更容易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并促进了随后的社交互动。此外,当儿童作为示范者,治疗师跟随他们的注意力时,这可能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共同行为的兴趣和理解。共同注意被广泛认为是早期社交交流发展的基础组成部分,像RIT这样的互惠模仿干预可能通过创造重复的共享焦点、轮流和社交条件反射的机会来支持这一领域。然而,由于当前研究没有包括对照条件,共同注意的改善应谨慎解释为个体水平趋势,也可能反映了自然的发展进程或超出干预本身的环境因素。未来的工作需要使用对照设计来澄清因果贡献。5.2.5. RIT对游戏技能的影响RIT干预不仅促进了模仿技能,还通过互动模仿和互动环境增强了儿童的表征和社会能力,从而促进了游戏技能的发展。游戏是儿童发展符号表征、灵活性和同伴导向社交参与的重要背景。RIT的互动结构强调互惠行动交换和共享乐趣,可能为促进更功能性和社会意义的游戏行为提供支持框架。在当前的试点样本中,一些儿童从简单的操作游戏进步到了更功能性或假装游戏活动。然而,鉴于样本量小和结果评估的描述性,这些发现应被视为初步的可行性证据,而不是关于干预效果的确定结论。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确定RIT是否产生了可靠和持续的改进。6. 结论、意义和前景6.1. 意义这项研究的贡献可以总结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从社会动机理论的角度来看,提出ASD中的模仿缺陷不仅仅归因于认知表征或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损伤,还与社交动机不足有关。在高社交性刺激下观察到的异常神经反应为社交动机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10]。其次,在神经机制层面,这项研究阐明了ASD儿童的社会模仿特征。在某个频段,ASD儿童对高社交性任务的同步反应更为复杂但效率较低,表明处理社交信息的效率降低。这一发现与Paula[56]的观点一致,并为“社交回避”现象提供了神经生理学证据。第三,干预结果表明,RIT可以有效增强模仿技能并促进相关社交能力的发展。这些效果在轻度至中度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儿童中尤为明显,证实了自然发展行为干预(NDBI)的理论基础,并强调了社交互动在干预中的核心作用。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本研究为评估和干预提供了以下建议:在评估中,应包括社交行为观察任务,并结合多模态测量方法(如脑电图EEG),以全面了解儿童的社交动机和模仿能力。在干预中,应重视互动,利用面部表情和声音等社交线索,使用物品作为“支架”,并通过角色互换来增强社交动机。干预措施应根据儿童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个性化调整。家庭和学校可以通过基于模仿的游戏来促进儿童的社交参与动机,而便携式EEG和其他工具可用于实时监测干预效果。在政策层面,应鼓励推广和培训NDBI,特别是在基层康复机构中实施社交模仿干预模式。

6.2.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在解释研究结果时需要加以考虑。首先,样本量相对较小(EEG实验中有11名参与者,干预研究中有4名参与者),这限制了统计功效并影响了结果的普遍性。我们承认没有进行正式的先验功效分析,因为这项工作最初是作为一项针对临床招募的学龄前ASD人群的探索性试点研究设计的,在这种环境中,参与者的可用性、耐受性以及无伪迹的EEG采集存在较大的可行性挑战。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功效信息进行样本规划,并扩大样本规模以验证这些初步观察结果。其次,实验范式无法精确捕捉模仿行为产生的确切时刻,且刺激材料相对单一,这限制了神经机制的解释精度,尽管我们尝试通过标准化刺激时长和关注模仿前的行为观察阶段来减少混淆因素。第三,在ASD学龄前儿童的EEG研究中,运动伪迹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信号质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记录工作是在治疗师的监督下进行的,只有符合质量标准的数据被纳入最终分析。第四,RIT(互惠模仿训练)的干预时间较短,这限制了关于长期维持效果和迁移效果的结论。因此,干预结果应被视为短期趋势而非持续的有效性。最后,由于RIT是在没有对照组的个性化临床环境中实施的,关于治疗效果的因果推断较为有限,结果应被视为支持其可行性的探索性证据。

在研究1b中,由于样本量非常小(n=4),干预效果主要通过个体轨迹来展示,这限制了群体层面的分析能力。未来的大规模样本研究将能够进行更全面的群体层面治疗效果分析。相应地,神经发现应被视为相关模式,而非ASD特异性机制或局部神经回路的直接证据。此外,虽然本研究使用社交动机理论作为解释对高度社交刺激参与度降低的理论框架,但并未通过专门的行为或奖励测量方法(如注视偏好、社交奖励敏感性或标准化动机量表)直接评估社交动机机制。因此,我们的神经发现与社交动机理论之间的联系仍然是间接的。未来的研究应纳入明确的社交动机评估,以更严格地验证这一理论假设。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强证据基础:(1)扩大不同年龄和严重程度水平的样本量;(2)优化EEG范式,使用更丰富且控制更好的社交刺激,同时进一步减少运动相关的伪迹;(3)延长干预时间并纳入后续评估,以评估长期和普遍化的效果;(4)测试涉及父母、同伴和其他社交伙伴的多样化干预模型;(5)研究自动模仿等形式的社交模仿;(6)整合更广泛的神经生理学测量方法,构建更全面的ASD社交模仿机制模型。总体而言,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本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神经和行为证据,强调了社交环境和基于互动的干预在理解ASD儿童模仿困难方面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新兴数字技术的潜力,包括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扩展现实(VR/XR),作为评估和干预的补充工具。这些技术的整合可能为提高ASD儿童的个性化、参与度和可扩展性提供新的机会。

6.3. 结论
本研究利用EEG范式和互惠模仿训练(RIT)干预,探讨了社交环境如何调节ASD学龄前儿童的模仿相关处理过程。EEG结果显示,低社交性刺激引发了较强的额叶和前额叶激活,而高社交性刺激则与更动态但总体较低的神经参与度相关。这些发现表明,ASD中的模仿困难不仅可能与运动方面有关,还可能与处理社交相关信息的差异有关。干预研究进一步表明,RIT与模仿能力及相关社交沟通行为的积极趋势相关,包括社交敏感性、自发语言、共同注意力和游戏技能,其中轻度至中度ASD儿童的改善更为显著。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初步支持了社交因素在模仿中的重要性,并突显了基于社交的模仿干预对ASD幼儿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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