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中的经济亲密伴侣暴力及其与身体和/或性亲密伴侣暴力的同时发生：来自肯尼亚内罗毕的混合方法研究结果

《PLOS Global Public Health》：Economic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its co-occurrence with physical and/or sexu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youth: Mixed-methods findings from Nairobi, Kenya

　　摘要：伴侣经济虐待是一种研究不足的亲密伴侣暴力（IPV）形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与身体和/或性暴力（即接触性暴力）同时发生，并可能阻碍寻求帮助的行为。这种重叠现象尚未得到充分理解，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暴力的测量仍然有限。这项混合方法研究探讨了以下几点：1）经济暴力量表的测量性能；2）当前经济暴力和接触性暴力的普遍程度；3）与不同类型暴力经历（互斥经历、共同经历以及无经历）相关的人口统计和经济能力特征；4）通过定性数据揭示维持经济暴力的潜在规范。研究基于内罗毕年轻已婚女性的横断面数据（n=591），这些数据来自2023年的持续青年队列调查。探索性因子分析评估了经济暴力量表的测量效果，并探讨了经济暴力与接触性暴力之间的重叠情况。多变量多项式回归分析了社会人口统计和经济能力指标与不同暴力经历类型之间的关联。主题分析进一步深入挖掘了15名受访者的访谈内容。结果表明，经济暴力量表具有较高的测量可靠性：约35%的受访者报告遭受过经济暴力，28%报告遭受过接触性暴力，19%同时遭受过这两种暴力。经济依赖性与经济暴力风险增加有关（相对风险比RRR：2.49，95%置信区间CI：1.15–5.40），但与接触性暴力的关联不明显。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对经济暴力具有保护作用（仅与无暴力情况相比）；然而，与单独经历经济暴力相比，它是联合暴力的风险因素（RRR：6.01，95%置信区间CI：2.01–18.00）。定性研究揭示了伴侣财务控制等性别相关因素。经济暴力与接触性暴力的高发率对受害者寻求帮助的财务障碍有重要影响，这在服务提供中不容忽视。鉴于不同类型暴力之间的风险差异，经济赋权计划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暴力采取差异化措施。

背景：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一个根植于性别不平等和性别规范的多方面现象，女性和女孩承受着不成比例的负担[1]。亲密伴侣暴力（IPV）包括身体攻击、性胁迫/暴力、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2]。全球超过四分之一15岁及以上的女性至少经历过一次IPV[3]。过去几十年中，伴侣经济虐待被确认为IPV的一种形式，但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仍研究不足[4,5]。尽管已发现这两种暴力之间的关联机制[6]，但其在不同环境中的共现情况尚未得到广泛探讨。例如，经济暴力导致的经济依赖可能成为受害者摆脱施虐伴侣的障碍，从而增加再次受害的风险[7,8]。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接触性暴力受害者在工作场所的表现较差[9]，这加剧了对施虐伴侣的经济依赖，可能导致经济暴力[7,10–12]。虽然经济暴力不仅限于低收入家庭，但家庭经济不稳定也可能引发冲突，增加经济暴力和接触性暴力的风险[5,9,13]。尽管没有普遍定义，经济暴力通常指控制伴侣获取、使用和维护经济资源的能力的行为，这些行为威胁到经济安全、自给自足的能力和心理健康[14]。多项目量表有助于全面捕捉经济虐待行为并提供更准确的患病率估计[15]。Adams等人将经济暴力分为三种类型：经济剥削、经济控制和就业破坏[14]。经济剥削包括破坏财务资源或信用（如盗用伴侣银行账户资金）、未经允许开设信用额度以及拒绝支付账单和租金。经济控制包括阻止伴侣使用银行账户、信用卡和共同资产，监控和控制资金使用，以及拒绝提供食物、衣物和医疗服务。就业破坏则包括阻止伴侣获得或保持工作。目前针对经济暴力的有效调查量表较少，本研究数据收集时使用的是2008年发布的《经济虐待量表》（SEA）及其后续修订版本（SEA2），该量表包含28个项目[14]。SEA2已在美伊两国得到验证[16,17]，并在经济暴力研究中广泛使用[18]，但尚未有研究评估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适用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IPV普遍率最高[20,21]，尽管现有数据存在差异[19]。2022年肯尼亚人口与健康调查（DHS）显示，曾有过伴侣的女性中超过40%在其一生中经历过经济、情感、身体和/或性暴力；过去一年内，18.6%经历过身体和/或性暴力，22.0%经历过情感暴力，5.0%经历过经济暴力[22]。DHS中使用的经济暴力指标是一个单项问题，询问伴侣是否在其一生中限制、剥削或破坏了受访者的经济资源获取能力；在肯尼亚，10.7%的女性回答“是”，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数字可能被低估[23]。坦桑尼亚的一项研究使用三项指标发现，34%的女性报告过去一年内遭受过经济暴力[24]。尼日利亚的研究利用SEA量表确定已婚女性中64.2%存在当前关系中的经济虐待[25]，但未进行心理测量验证。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青少年和年轻女性由于社会地位较低和经济脆弱性而面临更高的伴侣暴力风险[26]。据我们所知，尚无研究在肯尼亚青少年中测试SEA量表或其改编版本的测量效果。此外，关于仅遭受经济暴力与同时遭受经济和接触性暴力的年轻女性在人口统计特征上的差异知之甚少，这些信息对于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基于此背景，本研究旨在：1）报告SEA2简化修订版本在内罗毕年轻女性中的测量效果；2）探讨经济暴力与接触性暴力的普遍程度及重叠情况；3）比较不同类型暴力经历者之间的社会人口统计和经济能力差异；4）从定性角度探讨维持经济暴力的性别系统和规范。

方法：
- **研究概述与样本**：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结合了内罗毕纵向队列的横断面定量调查数据和定性深度访谈（IDIs）。研究以定量为主，同时利用定性数据为定量结果提供背景和深入理解。定量数据来自肯尼亚国际生殖健康中心进行的调查，参与者可通过自我填写（57.3%）、访谈员当面询问（28.9%）或电话访谈（13.8%）完成问卷。最初通过受访者驱动的招募方法（基于编号优惠券的分发）招募了年轻男女样本。本分析仅使用年轻女性的数据。基线调查（第1轮）于2019年6月至8月进行，共招募了666名15–24岁的未婚女性；到第4轮（2023年6月至8月），保留了610名同意继续参与的年轻女性（年龄19–29岁），并新增了15–19岁的女性样本（n=281）。最终共有831名年轻女性完成了第4轮调查，其中596人报告在过去一年内有过伴侣。
- **数据分析**：
- **经济暴力测量**：使用SEA2中的四个项目测量经济暴力，选择这些项目是为了减轻参与者负担并考虑肯尼亚青年的实际情况。
- **接触性暴力测量**：根据最佳实践，通过两个调查项目评估接触性暴力：询问年轻女性在过去12个月内是否曾受到推搡、投掷物品、殴打或威胁等行为。
- **综合暴力指标**：构建了一个合并经济暴力和接触性暴力的分类变量，用于分析不同类型暴力之间的关联。
- **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教育水平、是否在校、婚姻状况、是否有自己的孩子、过去一年是否有工作、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以及家庭财富等。
- **受访者能力指标**：包括是否依赖伴侣满足基本需求、是否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及是否对自身收入有完全决策权。

**统计分析**：为确保四个经济暴力项目共同衡量这一潜在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评估了四个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economic IPV）项目的项间相关矩阵，以确保量表内每个调查项目之间的相关性均高于0.3，这是可接受项间相关性的标准阈值[29]。然后，由于存在分类响应项目，进行了多变量相关矩阵的因子分析。对于根据特征值（>1）和因子载荷（>0.40）归为一组的项目，构建了一个新的量表[30]。量表可靠性的分析重点关注项间可靠性，使用了Cronbach’s Alpha系数和Omega系数。报告了各项目及整体的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率。通过维恩图可视化了任何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与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重叠情况。使用四变量相关系数测试了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与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性。还探讨了样本特征。对于连续型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量表，使用双变量线性回归分析了自变量与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及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的双变量关联；对于二元型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测量，使用基于设计的F统计量进行了分析。对于仅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仅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两种类型亲密伴侣暴力均存在或两者均不存在的情况，也通过基于设计的F统计量进行了分析。进行了多元多项式回归，以探讨自变量与“无亲密伴侣暴力/仅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仅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两者均存在”这一分类变量之间的关联。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了共线性，如果VIF超过5，则逐步剔除相关自变量。在所有女性中，运行了两个多元多项式回归模型：[1]“无亲密伴侣暴力”作为参考组；[2]“仅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作为参考组。在运行这两个模型时，评估了以下比较：仅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与两者均不存在（模型1）、仅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与两者均不存在（模型1, 2）、两种类型亲密伴侣暴力均存在与两者均不存在（模型1）、仅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与仅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模型2）、两种类型亲密伴侣暴力均存在与仅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模型2）。所有分析均使用Stata 17.0（德克萨斯州大学站）进行，统计分析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0.05。分析样本限于所有经济性和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项目数据完整的女性（共剔除5例）。分析样本中的自变量缺失率低于3%；因此，多元分析的样本量可以灵活调整。抽样权重采用了RDS-II（Volz-Heckathorn）权重，基于2014年KDHS人口数据（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进行了事后调整，并考虑了失访情况。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呈现的估计值均为加权值，统计检验考虑了由同一招募者招募的参与者之间的聚集效应。所有访谈均被录音、翻译成英文，并由美国和肯尼亚团队进行了质量检查。转录本的编码和分析由四位研究分析师使用Atlas.ti软件完成。团队进行了三轮配对编码，以评估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通过讨论解决了编码差异，确保代码手册在所有团队成员和IDI转录本中得到一致应用。根据需要，对代码手册进行了修改，以反映新出现的归纳性代码。关于经济暴力、时间利用、意见分歧、家庭决策过程以及改善年轻男女的建议，通过归纳性主题分析进行了审查，并基于主题和子主题创建了矩阵。本研究获得了肯尼亚塔纳特国家医院/内罗毕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P310/06/2020）和约翰霍普金斯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机构审查委员会（IRB 00012952）的批准。所有程序均符合敏感话题的伦理最佳实践，包括专门培训、隐私保护（听觉隐私筛选器和协议）以及资源转介[28]。参与者在参与后获得了交通补偿（每次调查500肯尼亚先令或3-4美元）。所有参与者均提供了知情同意。对于15-17岁的参与者，未征求监护人的同意；肯尼亚关于青少年性/生殖健康研究的指导将15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定义为“成熟未成年人”，并指出成熟未成年人可以在未经父母许可的情况下自行同意[31]。父母的同意可能会给参与者带来不必要的后勤负担，甚至可能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例如，如果父母怀疑有性活动或其他风险行为）。所有参与者都可以选择跳过他们不想回答的问题。关于全球研究中包容性的伦理、文化和科学考虑的更多信息包含在支持信息（S1清单）中。

结果
几乎一半（48.5%）的样本在调查时的年龄为21-24岁，11%的样本年龄在15-20岁之间。约60%的样本受教育程度低于中等教育水平（表2）。只有12%的样本目前仍在上学。尽管全部分析样本在过去一年内都有过约会或恋爱伴侣，但只有三分之一的样本在调查时已结婚或与伴侣同居。大约四分之三的样本在过去一年中有过有偿工作，但32.5%的样本表示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32.3%的样本在经济上依赖伴侣。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量表得分范围为4-20分，平均分为5.4分。对四个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项目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这些项目通过一个因子解决方案（特征值2.77）相互关联，具有强烈的因子载荷（>0.70）和内部可靠性（Alpha=0.78，Omega=0.79）（表1）。总体而言，34.5%的样本报告在当前伴侣关系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具体项目的相关性如下：[1] 阻止你获得购买食物、衣物或其他必需品所需的资金（25.5%），[2] 阻止你工作或去上班（18.2%），[3] 阻止你贷款或使用/开设mPesa账户（8.9%），[4] 强迫或迫使你把钱给他/她，而不偿还给你（14.6%）（表1）。略超过四分之一的样本（28.0%）报告在过去一年内经历过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与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01）（图1）。在全部样本中，56.5%的样本未经历过任何形式的亲密伴侣暴力，15.4%的样本仅经历过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9%的样本仅经历过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19.1%的样本同时经历过两种类型的亲密伴侣暴力（图1，表3）。

在双变量分析中，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量表与年龄较大（p=0.02）、教育程度较低（p=0.03）、非学生（p<0.01）、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p<0.01）、家庭财富较低（p<0.01）以及无法完全控制收入（p=0.04）相关（表2）。在双变量分析中，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与教育程度较低（p<0.01）、未上学（p<0.01）、已婚（p<0.01）、与自己的孩子同住（p=0.02）、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p=0.05）、财富较低（p<0.01）以及在经济上依赖伴侣（p=0.03）相关（表2）。在双变量分析中，经历过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但未经历过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的情况与不是主要家庭收入来源相关（p<0.01）（表3）。未经历过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的情况与任何人口统计和经济能力指标均无双变量关联。同时经历过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和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的情况与教育程度较低（p=0.01）、未上学（p=0.03）以及财富较低（p<0.01）相关（表3）。未经历过任何形式亲密伴侣暴力的情况与受教育程度较高（p<0.01）、是学生（p=0.05）、未婚（p<0.01）、无孩子（p<0.01）、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p<0.01）、财富较高（p<0.01）以及不依赖伴侣在经济上相关（p<0.01）（表3）。在调整后的模型中，中等教育程度与降低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相关（RRR：0.38；95% CI：0.18, 0.82）以及与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相关（RRR：0.38；95% CI：0.20, 0.72），但与仅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无关（表4）。已婚女性更可能仅经历过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或同时经历过两种类型的亲密伴侣暴力，而仅经历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的女性则较少（RRR：2.49；95% CI：1.15, 5.40）；经济上依赖伴侣的女性更可能单独经历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RRR：2.49；95% CI：1.15, 5.40），但经济依赖性与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或仅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无关（表4）。作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对仅经历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具有保护作用（RRR：0.32；95% CI：0.13, 0.79），而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女性也更可能同时经历两种类型的亲密伴侣暴力。

定性结果
定量数据得到了年轻女性所处性别化经济背景的补充和解释。定性分析中出现了四个主要主题，反映了和/或支持了定量研究结果：1）女性有限的经济自主权，表现为性别化的劳动和决策参与；2）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的经历；3）经济性亲密伴侣暴力与身体接触亲密伴侣暴力的关联；4）女性对财务独立的看法。年轻女性指出了浪漫伴侣关系中明显的性别化财务责任和决策分工。例如，受访者描述了家庭劳动的分工，即男性负责管理财务和赚钱，而女性负责其他任务，如做饭和照顾孩子。在许多情况下，女性完全被排除在家庭财务讨论之外。一位受访者说：“关于我们如何做决定，我们不会讨论这些事情，他来处理。我甚至看不到钱；我不知道钱有多少……如果我告诉他应该支付某些费用，他也不会反对；如果我告诉他学费应该支付，他也不会反对。但当涉及到这些决定时，钱会被他使用，他会做出决定，因为钱不在我口袋里。”另一位受访者说：“我觉得这样可以，因为他负责家里的大部分开销，而且他从不抱怨，所以我不能要求他开始洗碗。”一些受访者对现有的劳动分工感到满意；另一些受访者则对质疑这一分工兴趣不大。角色从很小的时候就根深蒂固，受到父母和长辈的影响。一位受访者说：“我觉得这样没关系，我是女孩，我应该负责洗衣服、打扫房子，就像我父亲工作、支付房租和寻找食物一样。”共同决策的情况较少见，女性的参与程度也各不相同。在家庭决策上发生分歧时，不同关系中的解决方式也有所不同，尽管有些受访者表示会刻意避免与伴侣直接冲突。受访者经常表示会服从伴侣的选择，尤其是在财务决策方面。关于女性参与家庭财务决策和收入生成的性别规范，受访者分享了伴侣试图控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占有她们金钱的经历。例如，一位女性描述了伴侣如何强迫她透露自己的收入和储蓄，并忽视她的基本需求。我存钱，但他却把钱拿走，还说即使是我存的钱，那也是他的钱。“你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你有工作吗？你存的所有钱都是我的吗？”他只留下很少的钱，根本不够用，而我还带着一个孩子。家里没有食物，他不给我买衣服，我也没有身体乳液和护发油。- 女性受访者ID1，17岁，未婚，仅经历过身体接触型暴力（IPV）。

这名受访者的描述表明她曾遭受过经济上的暴力，尽管她在定量调查中没有报告这一点。这可能是对定量评估有效性的质疑，但也可能与问题表述的特定性有关。定量调查只关注最近或主要的关系，而定性讨论则涵盖所有伴侣关系（由于她未婚，可能有多个伴侣）。她可能在主要伴侣关系中没有经历经济上的暴力，但在这里描述的是与另一个伴侣的经历。

还有其他受访者提到，配偶会基于个人偏好拒绝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这反映了男性伴侣对家庭资源拥有完全控制权的现象。“如果我想要某样东西，而那东西不好，他总是拒绝给我钱，说他不喜欢那个东西。因为他提供了家里大部分的开销，所以大部分决定都由他来做。如果我有钱，我就有权力做决定。”- 女性受访者ID2，17岁，已婚，IPV数据不详。

从定量数据来看，女性对伴侣经济控制的描述包括男性在女性参与收入创造方面的决策权。受访者普遍提到，男性伴侣不仅控制家庭财务的管理方式，还控制女性如何分配时间和劳动（例如，家务劳动与有偿工作的分配）。例如：“我申请了一份工作，但地点很远。他告诉我那份工作不合适，我不应该去。但我还是决定去尝试，然后他说：‘让我们看看谁才是家里的顶梁柱。’”- 女性受访者ID2，17岁，已婚，IPV数据不详。

关于经济暴力与身体接触型暴力的关联，讨论中提到了夫妻在应对财务困境时遇到的挑战。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挑战会升级为冲突，女性甚至面临身体暴力。虽然访谈中没有直接讨论因财务问题或分歧导致的身体暴力，但有一位女性提到，她的前伴侣同时对她施加了经济压力和身体暴力。“他不去工作，什么都不做，等着我去赚钱养家、支付他的开销和孩子学费。即便你做了所有这些，他还是会打你。有时他晚上喝醉后回家，敲门，因为你在睡觉所以一开始听不见。他敲了两下门，当你开门时，他不是进来，而是打了你。如果你问他‘为什么打我’，他会更猛烈地打你。”- 女性受访者ID2，17岁，已婚，IPV数据不详。

为了避免可能导致身体接触型暴力的冲突，女性受访者表示通常会顺从伴侣的决定，而不是反抗或质疑他们。“当你和丈夫在家庭事务上意见不合时，你会怎么做？”“我就听从他的。” “为什么？”“我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了算。”- 女性受访者ID1，17岁，未婚，仅经历过身体接触型暴力。

参与者还讨论了以性交易换取经济支持的现象。一些年轻女性提到，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可能会发生暴力或威胁：“你告诉他/她你需要多少钱，而你已经和他/她发生了关系。或者他/她告诉你‘我们该做该做的事，然后就会给你钱’，但最终却没有给钱，这会引起冲突。”- 女性受访者ID4，19岁，未婚，无伴侣关系。

关于女性经济独立性的观点，参与者认为促进女性经济独立是打破有害性别规范的关键。许多女性认识到，拥有金钱（通常是男性）意味着拥有决策权。她们认为找到工作并获得收入可以增强自己的决策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帮助她们摆脱虐待关系。“也许我应该找份工作，拥有自己的钱，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做决定。如果我有自己的钱，他们就没办法对我怎么样了。”- 女性受访者ID1，17岁，未婚，仅经历过身体接触型暴力。

其他受访者强调了性别压迫带来的更广泛的人权问题，指出限制年轻女性潜力的性别制度。“那么，如何改善年轻女性的生活呢？”“只要给她们和男性同样的机会。”- 女性受访者ID6，25岁，已婚，同时经历过经济暴力和身体接触型暴力。

在这项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初步研究中，经济暴力量表在奈洛比地区的年轻已婚女性中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性能，经济暴力发生率高达35%，而全球范围内的发生率大约在25%到65%之间[5]。多项研究显示，经济暴力与身体接触型暴力之间存在强烈关联：近五分之一的年轻女性同时经历过这两种暴力，而在仅经历过其中一种暴力的女性中，大多数也同时经历了两种[5]。仅测量身体接触型暴力可能会掩盖经济暴力的情况，特别是经济暴力——大约15%的年轻女性仅经历过经济暴力而没有身体接触型暴力。尽管经济暴力与身体接触型暴力的关联已在不同情境中被研究，但很少有研究探讨社会人口学风险因素在不同类型暴力中的差异。这项研究为复合型伴侣暴力的风险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经历经济暴力和/或身体接触型暴力的女性通常具有文献中提到的风险因素，如受教育程度较低、与伴侣结婚或同居、有孩子、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以及经济上依赖伴侣[32,33]。受教育程度较低、已婚或同居的女性面临两种暴力的风险更高，但她们仅经历经济暴力的风险与受教育程度较高、未婚的同伴没有显著差异。其他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与经济暴力之间的关联并不稳定[5]。在本研究中，经济依赖性是单独经历经济暴力的风险因素。分析表明，作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的女性虽然不太可能单独经历经济暴力，但更有可能同时经历身体接触型暴力。这可能与“男性反弹理论”有关，即在非传统经济行为（如成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身体接触型暴力[34]。总体而言，年轻女性的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性有助于抵御经济暴力，但对身体接触型暴力的保护作用不明显。

定性证据揭示了女性如何在性别规范的压力下做出经济决策，以避免冲突。其他研究还发现，经历经济暴力可能导致女性采取隐秘行为（如秘密工作），从而增加身体接触型暴力的风险[5]。这项研究的优势在于采用了混合方法，定性结果与定量结果一致。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使用了简化版的SEA2量表，无法与其他使用SEA或SEA2量表的研究进行全面比较；此外，由于调查对象是过去一年内有过伴侣关系的年轻女性，因此无法准确了解经济暴力的时间范围。此外，横断面研究的非因果性质也限制了回归分析的深度。研究还受到数据集中可获取的协变量的限制，如伴侣的人口统计特征、关系时长和承诺程度以及收入生成活动的详细信息。

研究结果为未来的暴力研究提供了启示，建议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暴力，并在伴侣暴力研究中考虑经济暴力和身体接触型暴力的差异。一些证据表明，某些微型金融项目可以减少暴力，现金转移可能具有更积极的效果[35]。目前关于女性经济赋权的评估较少，我们需要更多关于经济暴力影响及可持续安全路径的证据。在政策层面，经济形式的家庭暴力（economic IPV）被认为是非洲地区在立法上受关注最少的家庭暴力类型，因此经常被排除在国家行动计划之外[19]。在肯尼亚，《预防和应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国家政策》将经济形式的家庭暴力认定为一种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36]，但该政策未能提供针对经济形式家庭暴力的具体建议，从而限制了其实施效果。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来推动社会规范的改变，尤其是在涉及伴侣经济虐待的劳动和经济控制方面。在我们的定性研究结果中，年轻女性强调了经济机会在她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伴侣对其实现经济目标所施加的实际限制。鼓励女性经济赋权的政策和项目（如储蓄账户、生计培训和教育补助）不仅有助于改善个人财务状况，还能有效减少家庭暴力[35]，并且可以为因经济形式家庭暴力而面临特殊需求的女性提供支持。根据最新的2025年RESPECT框架，需要开展性别转型社会规范项目，以改变伴侣关系中关于财务决策权的严格性别角色，促进女性的经济机会和自主性[37]。伴侣对女性经济资源的控制会削弱个人自主权，限制女性获得外部机会（这体现在全球持续的性别工资差距上[38]），并加剧经济依赖性，从而导致暴力行为的持续循环。解决经济形式家庭暴力与身体接触形式家庭暴力之间的关联是一个长期优先事项，因为这两者在预防暴力方面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讨经济形式家庭暴力与身体接触形式家庭暴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防止伴侣暴力对个人生活造成累积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