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liative & Supportive Care》：The emotional labor of end-of-life care work: Findings of a mixed methods study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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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增多，社区临终关怀(EOL)需求日益增长。为探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多学科临终关怀从业者如何在工作角色中进行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研究者采用解释性序贯混合方法，结合问卷调查(n=32)与深度访谈(n=11)。研究发现，从业者面临高情感工作需求，其偏好“深层扮演”(deep acting)策略，并通过平衡情感投入与专业界限、进行策略性情感投入、以及应对文化信仰与家庭动态来管理情感。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分析框架，对跨文化临终关怀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当生命走向终点，谁来陪伴与照顾？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情感与伦理实践。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和慢性疾病负担的加重，社区临终关怀（End-of-Life, EOL）的需求在过去几十年里显著增长。政策随之演进，越来越关注如何为面临生命末期状况的患者提供改善生活质量的全面照护，这种照护旨在涵盖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多个层面。提供这种照护的，是一个多学科的团队，包括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灵性关怀师、药剂师等，他们共同为患者及其家庭在临终与死亡的过程中提供支持。然而，这种工作的本质决定了其充满了复杂的人际互动和情感交流。从业者需要陪伴、共情、调解家庭关系、应对自身的情绪，同时保持专业标准。这种与丧失、悲伤相关情绪的持续而多样的互动，构成了临终关怀工作中一种特殊的“工作”——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它指的是个体为满足工作要求而管理、表达感受和情感的过程。高效的情感劳动有助于完成工作，但持续的情绪调节努力也可能影响从业者的幸福感，增加情感耗竭和职业倦怠（burnout）的风险。因此，理解从业者如何管理情感劳动，对于保障其身心健康和服务质量都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尽管全球范围内的临终关怀政策与实践有所发展，针对多学科临终关怀工作队伍情感劳动的研究，尤其是在东亚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仍然有限。文化背景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对死亡的理解、沟通和处理方式。在香港，临终关怀的实践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看法的影响，形成了更为间接的沟通方式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决策模式。这使得从业者必须在专业要求与文化习俗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为了探索这一独特文化情境下的情感劳动实践，一项针对香港临终关怀从业者的混合方法研究由此展开，其成果发表在《Palliative and Supportive Care》期刊上。
为了深入探究香港临终关怀从业者的情感劳动，研究团队采用了解释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研究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研究者对32名从业者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使用的是经过验证的情感工作需求量表和情感劳动策略量表，量表经过中英双向翻译以确保文化对等性。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从业者感知的情感需求水平以及他们使用不同情感劳动策略（如表面扮演、深层扮演、自然情感表达、情绪终止）的频率。随后，研究者对11名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包括注册护士、社会工作者、行政人员等）的从业者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访谈以粤语进行，平均时长28分钟。访谈内容被逐字转录并进行主题分析，以获取关于从业者情感经历、挑战和应对策略的质性数据。通过三角验证整合量化与质性发现，研究描绘了从业者在高情感需求工作中所采用的复杂策略。
结果
平衡情感投入与专业要求
量化调查结果证实，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需要进行大量的情感劳动。绝大多数参与者（约90%）表示，为了做好工作，他们必须从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并且必须花费大量时间与服务对象和家庭相处，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以创造令人安心的氛围。质性分析则进一步揭示了从业者在平衡情感投入与专业要求时所面临的挑战。他们需要在与患者和家庭建立深度连接的同时，维持专业界限。例如，一位注册护士分享道，当发现家庭或患者对临终状况不清晰或不接受时，她们会“慢慢解释”，逐步建立关系，而非一次性传达所有信息。参与者们也承认工作的情感代价，但将其视为角色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强调了设立界限的重要性。一位社工经理表示，他允许自己感到悲伤，但不会让其成为负担。同时，情感需求也可能导致倦怠，一位资深护士就提及自己曾因过度投入而暂时离开这个领域。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从业者采取了个人和社交层面的应对策略，例如通过亲近自然来调整心态，以及通过同事间的同行支持和有组织的督导来分享情感负荷、获得建议和情感验证。
临终关怀中的策略性情感投入
调查结果显示，“深层扮演”是参与者最常使用的情感劳动策略。超过80%的受访者报告会努力尝试去感受他们需要展现的情绪，而只有22%的人报告使用“表面扮演”。约一半的参与者会使用“情绪终止”策略，即在面对分歧时，主动抑制情绪表露，按照服务对象的要求行事而不带情绪变化。这表明从业者重视与服务对象互动中的情感真实性。访谈内容也印证了这一点，从业者描述了与服务对象建立的深厚情感连接以及在服务对象离世时感受到的真实悲伤。一位护士提到，照顾很久的服务对象离世时，她感到非常难过，难以从悲伤情绪中抽离。同时，从业者也发展出了整合真实情感与有效心理界限的精细策略。一位社工经理表示，即使感到悲伤，他也能从中抽离，不让这种情绪持续困扰自己。这展现了一种在体验真实情感的同时，建立时间和心理边界的能力，而非单纯地压抑或修改情绪。
应对文化信仰与家庭动态
访谈参与者的回答突显了他们在香港提供临终关怀时所面临的文化挑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将谈论死亡视为不祥，死亡在香港仍是一个敏感和忌讳的话题。许多家庭因此避免谈论死亡，这给从业者进行直接沟通设置了障碍。一位护士指出，在华人社会，谈论死亡仍是禁忌，但作为从业者，她们认为离世是生命不可避免的阶段。这种文化视角与专业信念之间的张力增加了情感工作的复杂性。此外，传统的“孝道”观念使得家庭往往承担起为长辈做决定的责任，这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就治疗方案产生冲突。例如，在是否进行插管等问题上，子女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从业者需要平衡对文化价值的尊重与对患者舒适和福祉的倡导。在沟通过程中，他们经常需要采用间接的方式，逐步建立与家庭的信任和融洽关系，以在文化框架内开展工作。
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首次深入探索了香港多学科临终关怀从业者的情感劳动。研究发现，从业者面临着较高的情感工作需求，但他们发展出了一系列精细的策略来应对。这些策略的核心在于平衡情感投入与专业界限，偏好以“深层扮演”为代表的真实性情感投入，并巧妙应对由文化禁忌（如讳言死亡）和家庭价值观（如孝道）带来的复杂动态。从业者并非被动承受这些张力，而是积极地在文化框架内工作，运用间接沟通、建立信任等方式来履行专业职责。研究还识别了有助于从业者应对挑战的支持机制，包括同行支持、组织督导和自我照顾活动。这些发现对政策、实践和教育均有启示。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情感劳动是提供高质量照护的核心能力组成部分，并为此分配支持资源。医疗机构可以建立全面的支持机制，而培训项目则应开发自我保护策略和文化敏感的沟通框架，帮助从业者更好地应对专业与文化双重需求。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样本量相对较小，且为横断面设计，未能追踪情感劳动在职业生涯中的长期变化。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扩大样本和采用纵向设计来进一步探索。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理解东亚文化背景下临终关怀从业者的情感劳动迈出了重要一步，强调了在提供富有同情心的临终关怀时，对从业者情感福祉给予制度性支持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