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互联互通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背景下，COVID-19大流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旅行决策过程，使得目的地评估变得更加复杂（Bae & Chang, 2021; Chua et al., 2021）。疫情打破了传统的旅游模式，引入了关于健康安全、制度信任和地缘政治稳定性的新考量因素，这些因素现在显著影响了目的地选择（G?ssling et al., 2021）。过去主要由文化吸引力、便利性和个人偏好驱动的旅行决策，已演变为一个多方面的过程，旅行者需要在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制度信任和文化适应能力（Woo & Lee, 2022; Zou & Yu, 2022）。
传统的决策模型——主要关注推拉因素、个人动机和目的地属性——似乎无法充分解释疫情后旅行决策中个体偏好、制度信任、文化障碍和危机相关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Khalilzadeh et al., 2024; Mokhtarian et al., 2015）。中美关系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一个例证：虽然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Shani et al., 2010），但由于制度不信任、媒体报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些吸引力被削弱了（Lu & Atadil, 2021; Wen et al., 2020; Yang et al., 2022）。
尽管这种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的旅游研究缺乏能够同时考虑目的地选择背后的认知过程、塑造信任和信心的制度因素，以及帮助旅行者适应陌生环境的文化能力的综合理论框架（Subedi et al., 2025）。尽管双重过程理论（McCabe et al., 2016; Stylos, 2022）和“手段-目的链”（MEC）理论（Gutman, 1982）为旅行者如何将目的地属性与个人价值观联系起来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这些认知框架大多与制度和文化因素相脱离，而这些因素在疫情后的决策中变得至关重要。同样，尽管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信任（Jensen & Svendsen, 2016; Williams & Balá?, 2021）和文化因素（Li et al., 2020）在目的地选择中的重要性，但这些研究仍与主流动机理论缺乏联系，从而在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当代旅行行为（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或受危机影响的情境中）方面存在重大理论空白。
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危机修正的“手段-目的链”框架，将MEC理论与“制度信任理论”（ITT）和“文化资本理论”（CCT）相结合。这种整合是必要的，因为每种理论都揭示了疫情背景下暴露出的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局限性。单独的MEC理论存在不足，因为它假设信息环境稳定且文化熟悉度较高（Gutman, 1982; Reynolds & Gutman, 1988），而这些假设在危机情况下被打破。虽然MEC理论能够有效解释旅行者如何将目的地属性与个人价值观联系起来（Jiang et al., 2015），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制度信任受损或旅行者在不确定性下缺乏文化适应能力时，强烈的文化吸引力仍无法激发旅行意愿（Bae & Chang, 2021; Y. Su, Tran et al., 2022）。
本研究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来具体化疫情后的旅行动机：首先，制度信任动机指的是旅行者对目的地政府的信任以及可用信息的可信度；其次，文化适应能力动机反映了旅行者应对文化差异的能力及其对目的地的过往经验；最后，价值实现动机代表了目的地属性与旅行者高层次个人价值观之间的匹配（如MEC理论所描述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发和实证测试一个结合制度信任和文化资本视角的危机修正MEC框架，推进对危机和政治敏感情境下目的地营销和管理的理论理解。具体而言，本研究探讨了四个研究问题：
RQ1： 在疫情后的背景下，哪些目的地属性、后果和价值观影响了美国旅行者对中国的旅行动机？
RQ2： 制度信任因素（对政府的信任和目的地信息的可信度）如何影响对中国的旅行考虑？
RQ3： 文化资本（过往旅行经验和文化熟悉度）如何调节旅行中的制度障碍？
RQ4： 微观层面的个人因素如何与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疫情后的目的地选择？
通过层次价值映射和二项逻辑回归，本研究分析了这三个动机领域如何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对疫情后前往中国的兴趣或回避行为。该研究为目的地营销和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贡献。从理论上讲，它通过将属性-后果-价值联系嵌入更广泛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引入了基于信任的过滤机制和文化适应能力路径，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属性-价值联系未能转化为旅行意愿。从实证上讲，研究确定了影响目的地考虑和回避的具体预测因素，包括种族、过往旅行经历、旅行频率和信息渠道。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结果为目的地营销组织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用建议，指导他们如何优先建立信任、定制沟通策略并设计干预措施，以减少回避行为并重新激发国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