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消费者对预制室内装饰系统抵制的认知架构：基于创新抵制理论的实证研究 赵宇、 朱春、 魏伟

《Systems》：Unpacking the Cognitive Architecture of Consumer Resistance to Prefabricated Interior Decoration System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ory Yu Zhao, Chun Zhu and Wei Wei

　　摘要：尽管中国政府对预制室内装饰系统（PIDs）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居民消费者的采用率仍然有限。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采用动机或行业推广方面；相比之下，本研究采用创新阻力理论（IRT）来探讨中国住宅市场中消费者接受这些系统所面临的功能性和心理障碍。通过分析476名中国消费者的数据，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来检验一个分层中介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功能性障碍，特别是风险和使用障碍，并未直接导致抵抗意向；相反，它们通过感知价值和形象产生了显著的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障碍成为抵抗的最主要预测因素，反映了人们对传统砌筑方法的深厚文化依赖以及对施工仪式丧失的感知，这阻碍了系统的采用。此外，多组分析（MGA）揭示了经验方面的悖论：未经使用的用户基于抽象刻板印象产生抵抗，而有传统翻新经验的用户则受到现状偏见的驱动，而PIDs的早期采用者则因对使用摩擦和功能灵活性的负面认知而产生抵抗。这些发现表明，为了实现系统的平衡，行业必须从以行业为中心的叙事转向注重优质产品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实际建议包括消除对预制建筑的负面印象，将其视为精密制造业，并使政策和市场干预更紧密地符合个别最终消费者的关切，以提高住宅市场的接受度。

1. 引言
21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建筑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转型，朝着工业化和可持续性方向发展，以减少其对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的近40%的贡献[1,2]。在这一背景下，预制室内装饰系统（PIDS）的使用成为实现生命周期碳中和的关键社会技术途径。与传统的湿式装饰不同，后者因高污染和品质不稳定而受到批评[3]，PIDS采用干式施工模式，即在工厂生产并在现场组装。这种从手工施工到标准化制造的转变显著降低了环境负担，符合中国双重碳目标的政策目标[4,5]。然而，系统层面的技术优势并未自动转化为更强的家庭采用率。尽管中国政府对预制建筑和装饰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但个别房主仍然对标准化室内解决方案持怀疑或抵抗态度[6,7]。政策支持的发展与消费者接受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促使研究聚焦于阻碍住宅市场采用的心理机制。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PIDS采用的驱动因素上，通常借鉴技术接受模型（TAM）等框架，这些模型强调感知有用性和使用便捷性等信念来解释建筑相关创新情境下的采用意向[8]。这种观点带有支持创新的偏见，认为不采用仅仅是推广不足或系统发展不足的结果。然而，在住宅装饰等高参与度和高风险的决策中，阻碍系统扩散的主要心理机制往往是抵抗而非接受。根据创新阻力理论（IRT），抵抗是一种主动的、复杂的心理状态，旨在维持现状以对抗颠覆性的系统干预[10]。尽管该理论具有相关性，但仍有一些方面尚未得到充分解释。首先，支持IRT关键障碍相对重要性的系统定量证据仍然有限[11,12]。其次，功能障碍和心理障碍之间的方向关系在预制室内装饰的背景下尚未得到充分理论化。虽然可以假设预先存在的刻板印象或偏见会影响消费者对功能障碍的感知，但以往的IRT研究区分了具体的使用和性能相关摩擦以及更广泛的评估或象征性判断[11,12]。基于这一区分以及刺激-有机体-反应推理（即外部线索在影响行为反应之前塑造内部评估状态），本研究将功能障碍建模为先行线索，将心理障碍建模为近端评估中介[11,13]。第三，现有方法往往将消费者视为同质群体，而忽视了先前的装饰经验可能改变这些抵抗路径的显著性和强度[14]。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以中国住宅市场为特定背景，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中国是一个特别相关的实证背景，因为预制和工业化装饰得到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其更广泛的采用仍受到市场、协调和需求方面障碍的制约[7,15,16]。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消费者愿意使用预制装饰是中国其更广泛市场推广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17]。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国家背景下解释消费者对PIDS的抵抗，并为未来的跨情境比较提供基础。基于此，提出了三个核心研究问题：（RQ1）IRT框架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消费者的PIDS抵抗？（RQ2）功能障碍如何通过心理障碍的中介效应引发系统抵抗？（RQ3）消费者经验在这些认知机制中起什么调节作用？不同经验群体的抵抗路径强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概述了PIDS范式以及基于IRT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的构建。第3节详细介绍了基于476个有效样本的量表开发过程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的方法论。第4节展示了结构模型评估、中介效应测试以及关于装饰经验的多组分析（MGA）的结果。第5节探讨了从功能性障碍到心理抵抗的认知机制，分析了传统障碍的根源及与先前装饰经验相关的异质抵抗模式。最后，第6节提出了本研究在理论上的贡献以及关于重塑形象、价值平衡和分阶段政策部署的实际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PIDS的范式定义和技术演变
从基本定义和术语角度来看，PIDS是一种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技术建筑室内装修范式。该模型主张将各种室内装修子系统（如墙面、地板、天花板以及厨房/浴室空间）在受控的工厂环境中通过标准化和模块化生产，然后运输到现场使用干式施工方法进行组装。借鉴张等人[16]关于建筑结构的定义逻辑，PIDS在生产范式上与传统室内装饰（TID）有根本区别。TID依赖大量的现场二次加工，涉及抹灰和铺贴等湿作业，需要在现场混合和应用原材料如砂浆和涂料。相比之下，PIDS采用离场技术路径，将复杂的装修过程转化为工业产品组装。这种转变有效地规避了传统手工工艺的系统性缺陷，如环境污染、施工周期延长和品质波动。

在全球学术界和行业中，PIDS的术语有所不同。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中，这一概念常被称为工业化装修或离场室内施工，强调其超越现场空间限制的制造属性[18,19]。相反，在日本等住房系统成熟的国家，PIDS被纳入SI（骨架-填充）住房系统，作为独立的填充组成部分[20]。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本地标准化需求，中国学术界将其定义为工业化装饰或预制集成装饰[21]。

PIDS的核心技术特征在于其充分实施了开放建筑理论。根据N.J. Habraken提出的建筑理论，建筑应被视为一个由支撑（或骨架）和填充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两个子系统的完全分离是实现住宅可持续性的前提[22,23]。在此理论指导下，PIDS实现了服务和结构的临界分离。通过在抬高的地板和集成天花板形成的腔体内铺设管道，避免了传统墙体处理过程中对主建筑结构的损坏[24]。此外，高度集成的组件（如单元浴室）确保了卓越的防水性能，这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其工业化美学与传统美学需求之间张力的争议[15]。

2.2 应用障碍和中国市场决策范式的转变
在中国，预制装饰被正式确立为一个独特的技术和监管领域，这一点从《装配式室内装饰技术标准》（JGJ/T 491-2021）的颁布中可以得到证明[25]。尽管在某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瑞典，预制构件占独立/单户住宅的84-90%[26,27]），预制建筑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预制装饰具有可持续性和品质优势，其推广仍然受到阻碍，市场接受度仍然有限[15,17]。在更广泛的工业层面，关于预制建筑的研究指出，高初始成本、激励机制不足以及行业对传统现浇方法的惯性依赖是大规模扩展的主要障碍[28]。同时，供应链整合的挑战、标准化的不一致以及熟练工业劳动力的短缺进一步提高了该行业的技术门槛[16]。这些多方面的供应方面困难导致市场渗透率低于政策预期。然而，这些解释不足以完全理解PIDS的推广，因为其扩散更多地取决于面向消费者的翻新决策。

PIDS建筑与传统预制建筑在应用逻辑和决策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预制建筑通常侧重于主要结构的大规模生产，往往由企业或政府主导决策；因此，消费者相对被动地接受这些产品。相比之下，PIDS方法具有更强的市场端属性和消费者自主性。Weng等人[6]强调，即使在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下，PIDS的最终采用仍然高度依赖于市场需求与用户认知的一致性。随着二手房市场的兴起，终端消费者在选择装饰技术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最近的研究表明，预制建筑和装饰的推广不仅取决于政策激励和技术条件，还取决于消费者的意愿和偏好，这说明用户相关因素在解释市场接受度方面的重要性[17,29]。

关于预制装饰的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接受之间的持续悖论仍然存在。尽管有大量证据支持其在建筑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优势，但个别消费者往往采取观望态度。Martin等人[30]认为，纯粹的技术决定论无法充分解释实现建筑创新所涉及复杂的社会心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优化和供应链整合上，而作为决策主体的最终用户却未得到足够关注，特别是在面对模块化、基于组装的革新等颠覆性住宅范式时的行为抵抗和心理防御性方面[15]。

2.3 创新阻力理论：用户行为的深入分析
在分析消费者选择新型装饰技术时，传统的框架如TAM[8]和统一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31]在解释高度颠覆性创新时存在局限性，因为它们主要强调积极的采用动机而非产生抵抗的障碍[10,12]。对于住宅装饰等产品来说，其特点是不高参与度、高成本以及深刻的文化和情感属性，用户决策逻辑往往遵循风险规避的模式，而非简单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更关注导致拒绝的具体障碍[9]。Ram和Sheth[10]提出的IRT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更为合适的分析框架。该理论挑战了支持创新的偏见（即创新本质上是有益的假设），认为抵抗不仅仅是不采用的状态，而是一种旨在维持认知平衡和避免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主动行为[10]。最近的研究进一步将这种行为划分为基于惯性的被动抵抗和基于属性评估的主动抵抗[32,33]。在预制集成系统（PIDs）的背景下，用户面临着从传统的土木工程叙事向工业化模块化叙事的转变，这一转变触发了深藏在心理层面的防御机制。根据Ram和Sheth的经典框架[10]，在PIDs市场化过程中，对它的积极抵制可以分解为两个维度：功能障碍和心理障碍。

2.3.1 功能障碍：技术风险、使用冲突和传统偏差
功能障碍是用户对特定系统属性和界面摩擦进行理性评估后直接产生的抵制。首先是风险障碍（RB），指的是用户感知到的潜在不确定性和副作用。在PIDs应用中，这种风险具体表现为功能风险、经济风险和物理风险：用户通常担心预制接头在防水和隔音方面可能不如现场浇筑的结构，或者他们害怕非主流的施工工艺会降低房产的转售价值[34]。即使在环境保护方面——工业生产通常具有优势——由于对新复合材料的缺乏了解，用户可能仍然持有无根据的安全担忧。其次是使用障碍（UB），这主要源于创新施工工艺与用户现有习惯或 rutine 的严重不兼容[35]。PIDs方法强调设计前置，要求所有细节在工厂生产前都必须确定。这与传统装修中的决策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允许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修改[15,36]。此外，理解复杂的SI系统、解读工业图纸以及与正规制造企业沟通所带来的认知负担构成了显著的学习成本，进一步加剧了使用层面的抵制[37]。最后的功能障碍是传统障碍（TB），它揭示了创新与既定文化价值或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38,39]。在许多文化背景下，砌体象征着永恒和安全性，而轻质板材则常被认为是临时或廉价的建筑材料。这种将重视为高贵、轻视为廉价的传统观念造成了认知上的鸿沟，使得PIDs的接受变得困难。PIDs的标准化特性直接挑战了传统概念中追求工艺性和个性化叙事的理念，导致这种工业产品在一个强调情感联系的家庭市场中面临合法性危机[40,41]。

2.3.2 心理障碍：价值错位和形象污名化
认知处理最终将功能层面的冲突转化为更深刻的心理障碍。价值障碍（VB）源于用户对切换成本与性能提升之间不平衡的感知[35]。PIDs的核心优势——如服务和管线的长期维护便利性——往往是隐性的且滞后显现的，而其较高的初始单价以及敲击墙壁时产生的空洞声音则是即时且显而易见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用户认为其相对优势极低，因为他们相信成本-性能比不足以抵消切换带来的风险[42,43]。同时，形象障碍（IB）源于用户对特定产品类别的负面联想[34]。由于历史因素，预制技术在一些消费者心中仍与救灾住房或低成本住房等标签紧密相连。这种身份标签的污名化导致用户即使承认PIDs的物理质量，也会因害怕造成“社会地位下降”的错觉而拒绝接受它们[12,44]。

2.4 理论模型构建和假设开发
本研究采用了聚焦中国住宅装修市场中个体消费者心理的认知视角。中国的总体政策和市场环境为研究提供了背景，但相关决定因素并未直接建模。实际经济状况、价格机制、补贴强度、供应链限制和市场可用性等因素无疑影响了PIDs的扩散环境[7,15]，但当前模型有意忽略这些条件，以便隔离消费者层面的抵制机制，这些机制将功能障碍转化为更高层次的评估判断，并最终形成抵制。这种关注在理论上是恰当的，因为最近的研究表明，预制装修的普及不仅依赖于制度支持，还取决于市场需求与用户认知之间的匹配[6,15]。因此，本研究的贡献在于解释在政策支持下市场中消费者抵制行为的发展，而不是直接测试政策因素本身的影响。同样，形象和传统障碍也被视为文化嵌套的构造。在中国住宅环境中，这些障碍受到湿工翻新传统、对坚固性和工艺性的感知以及住房消费的社会意义的影响；它们的显著性和实质意义可能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有所不同[6,12]。在本研究中，与价值和形象相关的抵制判断并不是孤立的反应，而是基于对具体创新属性（如风险、使用难度和与现有惯例的冲突）的先前评估而产生的[10,12]。与创新抵制理论一致，功能障碍捕捉了消费者对特定使用和性能相关摩擦的感知，而心理障碍则反映了关于创新是否值得以及它对消费者代表的更广泛评估和象征性判断[10,12]。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使用难度和与现有惯例的冲突可以作为具体线索，随后转化为低价值和不利形象的更一般性判断。这种排序也符合刺激-有机体-反应的逻辑，即外部线索首先塑造内在的评估状态，然后影响行为反应[11,13]。因此，本研究将功能障碍建模为前置因素，将心理障碍建模为近端评估中介。

2.4.1 功能风险对心理风险的影响
在PIDs的背景下，当消费者感知到如泄漏、开裂、耐久性不确定或可能贬值等风险时，这些担忧不太可能仅仅停留在孤立的技术评估上。相反，它们很可能会被纳入更广泛的评估判断中，从而增加价值障碍[11,34]。从信息处理理论（IRT）的角度来看，具体的功能摩擦可以转化为更高层次的切换成本和相对劣势的评估，特别是当创新被认为是不确定的或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时[10,34]。因此，更高的感知风险预计会强化消费者认为PIDs相对于其感知成本而言价值不足的判断。风险感知也可能恶化形象障碍。当一项技术被视为不确定、不成熟或可能存在危险时，消费者可能会将这些担忧概括为更广泛的象征性判断，认为该系统不可靠、实验性或低级[9,12,34]。这种逻辑在家庭装修中尤为相关，因为消费者不仅评估技术性能，还评估与装修系统相关的社会意义和象征性形象[12]。在这种情况下，升级的风险感知可能会通过强化与低质量或不理想住房标准的关联，损害PIDs的感知形象。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 风险障碍与价值障碍正相关。
H1b. 风险障碍与形象障碍正相关。

使用相关的摩擦也可能转化为更广泛的价值判断。在PIDs的背景下，系统需要设计前置、提前协调以及比传统装修更高的程序理解水平，这会显著增加采用的感知时间、努力和学习成本[15,35,36,37]。当消费者认为采用PIDs需要改变熟悉的装修习惯、理解复杂流程或依赖不太熟悉的供应商时，这些非货币成本可能会降低系统的感知成本效益，从而增强价值障碍[35,36,37]。换句话说，系统看起来越繁琐和费力，消费者就越有可能认为它相对于其感知成本而言不值得。使用相关的摩擦也可能恶化形象障碍。当系统显得僵硬、难以理解或违反直觉使用时，消费者可能会推断它不够用户友好或不够成熟[37,38]。先前的研究表明，复杂性可能会增加疏离感，并恶化对创新的整体印象，尤其是当消费者将程序不便解读为设计不良或实际适用性差的证据时[38]。在PIDs的背景下，由于用户可能已经不熟悉工业化装修流程，感知到的程序不便可能会被概括为更广泛的形象相关判断，使系统显得冷漠、不成熟或不适合日常住宅需求[15,35,38]。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 使用障碍与价值障碍正相关。
H2b. 使用障碍与形象障碍正相关。

传统相关的冲突也可能转化为更广泛的价值判断。在住宅装修中，既定的做法通常作为评估质量、可信度和适当性的隐性参考框架[38,39,45]。当PIDs与熟悉的湿工传统大相径庭时，消费者可能会认为它们不符合理想的住宅应有的感觉，从而削弱系统的感知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越强烈地将传统装修做法视为可接受住房质量的基准，就越可能认为PIDs不如熟悉的替代方案[38,45]。传统相关的冲突也可能恶化形象障碍。传统往往赋予产品和做法象征性的合法性，特别是在住房和社会装修等高参与度领域[39,40]。当工业化装修挑战既定的工艺、温暖和个人化期望时，消费者可能会认为系统缺乏人性、人工化或社会吸引力[40,41]。先前的研究表明，当创新相关属性与文化价值观念冲突时，即使承认其功能优势，创新的感知形象也可能恶化[40,41]。在PIDs的背景下，这表明更强的传统障碍可能会加剧对系统的负面形象判断。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 传统障碍与价值障碍正相关。
H3b. 传统障碍与形象障碍正相关。

2.4.2 价值障碍和形象障碍对抵制意念的影响
与具体的功能问题相比，与价值和形象相关的障碍在概念上更接近于是否应拒绝创新的最终评估决策。强烈的价值障碍表明消费者认为创新相对于其感知成本而言没有提供足够的利益，从而增加了抵制的可能性[11,38,43]。基于IRT的先前的研究反复表明，当消费者认为创新在经济或功能上不值得时，他们抵制或拒绝创新的意图往往会相应增加[38,43]。在PIDs的背景下，由于采用涉及重大的财务、认知和实践承诺，因此预期更强烈的价值相关判断会增强抵制的意图。形象相关的障碍可能以类似但更具象征性的方式起作用。当创新带有不利的象征意义或不受欢迎的社会联想时，即使其功能价值未被完全否定，消费者也可能抵制它[12,46]。这种逻辑在住房和生活装修中尤为相关，因为产品不仅根据实用性的考虑进行评估，还根据它们所传递的生活方式、品味和社会地位进行评估。关于形象一致性的先前研究进一步表明，当创新的形象与消费者期望的自我呈现或相关社会背景不一致时，采用的可能性会降低[47]。关于可持续创新的相关研究也表明，象征性属性可以独立于工具性考虑来塑造采用决策[48]。在PIDs的背景下，这表明更负面的系统形象可能会增强消费者的抵制意图。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 价值障碍与抵制意图正相关。
H5. 形象障碍与抵制意图正相关。

2.4.3 竞争的直接路径和完全中介与部分中介的评估
尽管前面的论点表明心理障碍是抵制意图的更直接的决定因素，但功能障碍对抵制意图的直接影响在理论上也是合理的[10,11,12,49]。在创新抵制理论中，如感知风险、使用难度和与现有惯例的不兼容等功能障碍本身可能在创新被认为过于不确定、繁琐或具有颠覆性时触发抵制[10,12]。同时，先前的研究表明，功能障碍常常转化为更广泛的评估状态，如低感知价值和不利形象，这些状态随后会影响抵制意图[11,49]。因此，在本研究中，并没有预先假设功能障碍与抵制意图之间的关联只能通过心理障碍间接传递。鉴于数据的横截面特性，间接路径应被视为与理论一致的统计中介模式，而不是纵向中介的确定性证据 [50]。相反，从风险、使用和传统障碍到抵抗意图的直接路径与通过价值和形象障碍的间接路径一起被保留为竞争路径。这种建模选择与当代中介学术研究一致，后者警告不要将直接效应的存在或缺失仅仅视为事后问题，而是建议在结构模型中明确测试替代中介模式 [51]。通过这种方式，模型同时测试了直接功能抵抗和间接评估抵抗的相对解释作用。因此，提出了以下假设：H6a. 风险障碍与抵抗意图呈正相关。H6b. 使用障碍与抵抗意图呈正相关。H6c. 传统障碍与抵抗意图呈正相关。2.4.4. 抵抗机制中的基于经验的异质性消费者的先前装饰经验可能会影响他们在抵抗形成过程中如何解释和权衡与障碍相关的信息 [14,45]。先前的经验不仅增加了熟悉度；它还可以改变特定线索的诊断性、替代参考标准的显著性以及消费者对创新与其先前期望之间匹配度的评估 [14,52]。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直接PIDS经验的受访者、只有传统装饰经验的受访者以及没有先前装饰经验的受访者在形成抵抗判断时可能不会依赖相同的评估逻辑。对于具有直接PIDS经验的消费者来说，障碍感知可能会受到实际使用情景的影响，而不是抽象的期望。期望确认研究表明，先前的使用经验可以通过让用户暴露于他们最初对系统期待的确认或否定来重新调整评估 [52,53]。因此，当评估价值和形象时，具体问题如可用性摩擦、程序僵硬性或维护不便性可能对这些消费者来说更具诊断性。相比之下，只有传统装饰经验的消费者可能更依赖于既定的实践和现有的参考点，使他们对挑战熟悉的翻新程序和文化上合法的建造和完成房屋的方式更加敏感 [45,54]。而没有先前装饰经验的受访者可能在评估PIDSs时更依赖于抽象的期望、刻板印象和二手信息。最近的抵抗研究还表明，用户特征和先前的关系条件可以改变障碍-抵抗关系的强度，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整体抵抗水平 [14,55]。因此，先前的装饰经验可能会影响所提出模型中的结构关系。因为焦点分组变量是分类的（三个经验组），并且分析依赖于多组分析（MGA），因此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来检查组间路径强度的差异：RQ3a. 功能障碍和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在三个经验组之间是否不同？RQ3b. 心理障碍和抵抗意图之间的关系在三个经验组之间是否不同？RQ3c. 功能障碍和抵抗意图之间的直接关系在三个经验组之间是否不同？2.5. 研究框架在综合了前面的文献回顾和理论讨论之后，提出了十个假设（H1–H6）和三个关于消费者经验调节作用的研究问题（RQ3a–RQ3c）。据此，开发了一个概念框架来说明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并在图1中展示。图1. 概念研究框架。3. 方法论3.1. 研究设计本研究采用定量横截面调查设计来实证测试基于IRT的框架。横截面调查适用于在单一时间点从定义的人群中收集原始数据 [56]。这类设计适用于同时测量构建之间的理论指导的关联，但它们不允许进行确定的因果推断或直接验证时间顺序 [57]。我们的调查针对中国市场中的个体消费者。为了在单一的规范模型中整合技术理性与消费者心理学，本研究采用了PLS-SEM，并使用SmartPLS 4中的一致部分最小二乘（PLSc）算法来估计模型 [58]。选择PLS是因为焦点构建是反思性指定的，而且该算法可以纠正传统PLS估计对于反思性测量模型的不一致性 [59]。选择PLS-SEM而不是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建模（CB-SEM），因为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和预测涉及多个中介路径和多组比较的相对复杂的模型；此外，PLS-SEM和CB-SEM之间的选择应该由研究目标和模型概念化来指导，而不仅仅是反思性指定 [60,61]。定量设计适用于本研究，因为研究目标是测试理论指定的结构模型，同时估计多个潜在关系的相对强度，并比较预定义消费者组之间的路径差异。同时，基于调查的PLS-SEM不太适合揭示消费者体验、表达和合理化对PIDS抵抗的更深层次的解释意义和意义构建过程。3.2. 抽样和数据收集数据是通过中国著名的专业在线调查平台Wenjuanxing收集的。共回收了612份问卷。在分析之前，数据经过了有效性或粗心回答的筛选。如果平均响应时间少于每个项目3秒，或者受访者连续选择相同的回答选项超过15次，表明存在勾选行为（直线点击），则问卷被视为无效 [62]。经过这一筛选过程后，保留了476份有效回答，有效响应率为67.8%。由于本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的调查回答，这些筛选程序旨在减少低质量或不认真回答的影响，从而提高数据质量 [63,64]。样本在性别、年龄和装饰经验方面的代表性较强。根据他们之前的装饰体验，受访者被分为三个广泛的经验类别，以便进行多组分析：一个PIDS经验组（n = 161，33.8%），包括部分或完全使用过PIDS的受访者，因此直接接触过该系统；一个仅使用传统装饰的组（n = 202，42.4%），包括先前装饰经验有限的受访者；以及一个没有先前装饰经验的组（n = 113，23.7%），包括尚未参与任何装饰过程的受访者（见表1）。这种分组旨在捕捉有分析意义的先前体验差异，而不会耗尽所有翻新体验的多样性。有效样本大小（n = 476）不仅超过了传统的“10倍规则”，也超过了Kock和Hadaya [65]建议的更严格的最小样本大小标准。使用他们的倒数平方根方法和结构模型中观察到的最小显著路径系数（|β|min = 0.141），估计所需的最小样本大小为311。因此，最终的样本大小476为估计所提出的模型提供了足够的统计支持。表1. 参与者人口统计信息。样本涵盖了广泛的年龄范围。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最年长的年龄组（61岁及以上，n = 4）与相邻的年龄类别合并，以确保统计稳健性和支持可靠的MGA比较。因此，在分析中使用的最终年龄类别为18–25岁、26–35岁以及36岁及以上。性别分布为44.7%男性和55.3%。3.3. 测量工具测量工具是通过调整来自成熟的IRT和建筑管理文献的验证量表来适应预制装饰的背景而开发的。所有构建都使用多项量表进行操作化，以确保内容有效性。实施了双盲回译程序，以确保原始英文量表和中国问卷之间的语言准确性和概念等效性。所有项目都在7点李克特量表上进行测量，范围从1（“强烈不同意”）到7（“强烈同意”）。如表2所示，风险障碍和使用障碍量表改编自Laukkanen等人 [66,67]。传统障碍量表参考了Elbadrawy和Abdel Aziz [68]。抵抗意图项目源自Leong等人 [46]。形象和价值障碍构建分别基于Talwar等人 [69]和Kuisma等人 [70]进行操作化。表2. 测量项目和来源。3.4. 数据分析策略数据分析遵循PLS-SEM研究推荐的兩阶段程序 [71]。在第一阶段，通过检查外部加载来评估反射性测量模型，使用Cronbach’s alpha和复合可靠性来评估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并使用平均方差提取（AVE）来评估收敛有效性 [71]。使用Fornell–Larcker准则 [72]和异特质-单特质（HTMT）比率 [73]来评估区分有效性。由于所有焦点构建都是通过单一自报工具收集的，因此还评估了共同方法偏差作为诊断步骤。根据Kock的指导 [74]，通过对所有潜在构建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进行评估来进行全面共线性评估；如果所有值都保持在推荐的阈值3.3以下，则共同方法偏差不太可能构成严重威胁。在第二阶段，通过5000次重新抽样的自助法来检查共线性、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决定系数（R2）、预测相关性（Q2）和效应大小（f2），遵循已建立的PLS-SEM指南 [71,75]。进一步使用PLSpredict [76]来检查样本外的预测表现。为了比较三个广泛经验类别之间的结构关系，首先使用MICOM程序来评估测量不变性，然后进行多组分析（MGA）以识别组间路径系数的显著差异 [75,77]。4. 结果4.1. 测量模型的评估根据Hair等人 [71]提出的指南，通过检查指标可靠性、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和收敛有效性来评估反射性测量模型（见表3）。指标可靠性得到确认，因为所有因子加载范围从0.803到0.957，远高于推荐的0.708阈值。内部一致性可靠性通过Cronbach’s alpha值（0.770到0.949）得到证明，这些值都高于Nunnally [78]建议的基准。此外，construct reliability通过ρA值（0.774到0.949）得到证实，表明具有高内部一致性。收敛有效性通过所有构建的AVE得到确立，范围从0.685到0.907，显著超过了Fornell和Larcker [72]设定的0.50的最低要求。因此，测量模型显示出稳健的可靠性和收敛有效性。表3. 测量模型分析。区分有效性使用HTMT比率和Fornell–Larcker准则进行评估。首先，HTMT结果（表4）显示所有值范围从0.583到0.870，低于Hair等人 [79]推荐的保守阈值0.90。其次，根据Fornell–Larcker准则（表5），每个构建的AVE的平方根大于其与任何其他构建的相关性 [72]。因此，测量模型显示出足够的区分有效性。表4. 区分有效性分析—HTMT比率。表5. 区分有效性分析—Fornell–Larcker准则。4.2. 结构模型和预测能力的评估结构模型的质量主要从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评估。如表6所示，内生变量RI、VB和IB的R2值分别为0.462、0.561和0.541，根据Chin [80]的标准，表明具有中等到相当大的解释能力。调整后的R2值与原始估计值接近（例如，VB调整后R2 = 0.559），表明模型估计稳定。此外，通过盲法获得的Q2值均大于零（RI = 0.307、VB = 0.396、IB = 0.391），支持模型的预测相关性 [60]。表6. 模型质量和拟合度总结。作为额外的诊断指标，我们还报告了标准化均方残差（SRMR）和规范拟合指数（NFI）。SRMR值为0.048，低于常用的0.08参考值 [75]。NFI值为0.881，低于传统的0.90基准，因此不应被解释为强全局拟合的证据。鉴于PLS-SEM中的整体模型拟合评估比基于协方差的SEM更为有限，这些指标仅作为辅助信息提供，并谨慎解读 [75,81]。因此，所提出模型的充分性主要基于其解释能力、预测相关性、样本外预测性能和结构路径结果来评判，而不是基于任何单一的全局拟合指数。为了补充解释性评估，还使用了Shmueli等人[76]推荐的PLSpredict程序进一步评估了模型的预测效用。如表7所总结的，所有指标的Q2predict值均大于零（范围从0.171到0.429），表明PLS-SEM模型的表现优于简单的基准模型。将PLS-SEM估计的均方根误差（RMSE）与线性模型的RMSE进行比较后发现，9个指标中的6个（RI1–RI3，VB1–VB3）在PLS-SEM下的预测误差更低。根据Shmueli等人[76]的研究，这些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中等水平的样本外预测能力。这一预测证据尤为重要，因为在PLS-SEM中，模型评估不应仅依赖于全局拟合统计数据。

4.3 结构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验证提出的研究假设，对结构模型进行了评估。遵循Hair等人[79]的建议，评估过程包括共线性诊断、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以及效应量（f2）的分析。在假设检验之前，首先对结构模型进行了潜在共线性问题的评估。结果显示，所有内生构念的预测变量的VIF值介于1.000到2.998之间。所有VIF值均低于严格的3.3阈值，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确保了估计路径系数的稳健性[74]。采用5000次自助重抽样的方法来检验11条直接路径的显著性（见表8和图2）。VB → RI（β = 0.355, p < 0.001）和IB → RI（β = 0.276, p < 0.001）均表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支持了H4和H5假设。RB、TB和UB被确定为IB和VB的显著预测变量。值得注意的是，RB和UB对VB和IB的正面影响也得到了证实（p < 0.05），支持了H1a、H1b、H2a和H2b假设。TB → IB（β = 0.408, t = 22.152, p < 0.001）和TB → VB（β = 0.402, t = 7.326, p < 0.001）的路径最为显著，支持了H3a和H3b假设。图2展示了路径分析的结果（注：结构路径上报告了标准化路径系数。实线黑色表示统计上显著的路径，红色虚线表示不显著的路径。星号表示统计显著性（*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不显著路径的精确p值用括号表示）。相反，RB → RI（p = 0.822）和UB → RI（p = 0.855）对抵抗意图没有直接影响，因此H6a和H6b假设未被支持。TB → RI的p值为0.051，未能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H6c假设也被拒绝。就效应量而言，TB → IB的f2值为0.919，而TB → VB的f2值为0.153，表示中等效应。对于未被支持的路径（例如RB → RI），f2值为0.000，表明这些路径对模型的解释能力贡献很小。

4.4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阐明消费者产生抵抗意图的潜在机制，本研究使用了Preacher和Hayes[82]推荐的自助重抽样方法（5000次迭代）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如表9所总结的，模型中所有六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均达到统计显著性（p < 0.05）。具体而言，UB通过VB和IB对RI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50（t = 2.306, p = 0.021）和0.040（t = 2.076, p = 0.038）。TB的中介效应最为显著，通过VB的间接效应为0.143（t = 4.711, p < 0.001），通过IB的间接效应为0.113（t = 3.457, p = 0.001）。此外，RB通过VB（0.100, t = 3.377, p = 0.001）和IB（0.070, t = 3.014, p = 0.001）对RI也产生了显著的间接效应。结合直接路径分析的结果，RB → RI（p = 0.822）和UB → RI（p = 0.855）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相应的间接效应显著。这表明VB和IB在线性障碍与抵抗意图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鉴于TB → RI的直接效应也未能达到显著性（p = 0.051），基于传统的抵抗作用也完全通过涉及VB和IB的心理中介过程传递。

4.5 基于经验的群体差异的多组分析（MGA）
为了回答RQ3a–RQ3c问题，在通过MICOM建立部分测量不变性后，对三个广泛的经验类别进行了多组分析。在进行MGA之前，使用排列算法执行了复合模型的测量不变性程序以评估三个经验类别的可比性。结果支持了部分测量不变性，这使得可以有意义地比较不同组之间的结构路径系数。MGA结果显示了抵抗机制在几个方面的显著差异（表10）。具体来说，UB → VB的效应在PIDS经验组中显著强于没有先前装饰经验的组（Δβ = 0.351, p = 0.023）。UB → IB的效应在PIDS经验组中也显著强于仅TID的组（Δβ = 0.357, p = 0.006）。相比之下，TB → RI的效应在仅TID的组中显著强于没有先前装饰经验的组（Δβ = 0.387, p = 0.037），RB → IB的效应在仅TID的组中也显著强于没有先前装饰经验的组（Δβ = 0.279, p = 0.044）。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先前的经验并不会简单地增强或减弱抵抗意图；相反，它会改变不同用户群体中哪些障碍变得更加突出。

5. 讨论
5.1 研究发现总结
本研究探讨了在中国住宅装饰市场中，在政策强烈支持的条件下，消费者对智能建筑系统（PIDSs）的抵抗机制。通过使用IRT（项目反应理论），我们对阻碍消费者采用PIDSs的心理和功能障碍进行了全面调查。基于476份有效响应，构建并验证了一个包含RB、UB、TB、VB和IB的PLS-SEM模型。实证结果支持IRT框架在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的适用性，并且这些障碍之间的关联呈现层次化模式。该模型表现出中等至显著的解释能力，R2值分别为RI为0.462，VB为0.561，IB为0.541。此外，所有指标的Q2predict值均为正（范围从0.171到0.429），PLS-SEM模型在九个指标中的六个上产生的预测误差低于线性模型基准，表明其具有中等水平的样本外预测能力[76]。此外，补充的模型拟合指数也表明模型拟合良好（SRMR = 0.048, NFI = 0.881）。这些数据表明，所提出的模型解释了消费者抵抗意图的很大一部分方差，突显了心理认知在消费者抵抗创新采纳中的核心作用。本节总结了三个具有直接管理意义的主要发现：首先，风险和使用障碍主要通过价值和形象感知影响抵抗行为，表明沟通和服务设计应侧重于减少感知到的不确定性、隐藏成本和负面象征意义；其次，传统障碍的强大作用表明市场干预必须同时解决技术性能问题以及关于坚固性、工艺和住宅合法性的文化预期；第三，MGA结果显示不同消费者群体需要不同的干预策略，因为抵抗行为是由某些用户的不熟悉感和其他用户的负面使用体验驱动的。

5.2 抵抗的认知架构：从功能不适到心理拒绝
传统的技术接受模型（如TAM）通常假设感知到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是意愿的直接驱动因素。然而，本研究的结构路径分析（见表8）揭示了一种更为隐蔽的心理处理机制。最显著的发现是，RB和UB到RI的直接路径系数不显著（p > 0.05），而它们通过VB和IB的间接路径则高度显著。这种间接关联挑战了简单的线性因果逻辑。这表明中国消费者并非仅仅因为具体的功能缺陷（如渗漏风险或程序复杂性）而拒绝PIDSs。相反，这些特定的功能缺陷必须在用户的内部处理系统中经过认知发酵——转化为对感知价值不足或品牌形象不佳的判断——才能触发最终的抵抗意愿。这与S-O-R理论框架相符，其中功能障碍作为外部刺激，心理评价作为有机体的反应，抵抗意愿表示最终的响应结果[83]。具体来说，RB对VB（β = 0.281, p < 0.001）和形象障碍（β = 0.255, p < 0.001）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在PIDS的背景下，这种模式表明消费者并不仅仅因为具体的功能缺陷（如渗漏、开裂或隔音效果差）而拒绝这些系统。相反，这些问题被转化为更广泛的评价，即系统是否值得信赖。当功能不确定性仍然显著时，消费者可能会淡化PIDSs的环境或效率优势，而更重视与其采纳相关的感知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增加抵抗意愿。更关键的是，风险也可能被象征性地放大。一个被认为容易出现技术缺陷的家庭可能会与低质量的建造或低端住房标准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剧形象障碍。类似的风险-形象转换机制在移动支付和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的抵抗研究中也有体现，其中技术不确定性会削弱对服务的信任[84]。同样，UB对VB（β = 0.141）和IB（β = 0.145）的正面影响表明，不便本身构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成本。前端设计要求、模块化限制以及与传统建造习惯的冲突被用户视为额外的交易成本。当这些学习和适应成本过高时，用户会感到心理上的不平衡——认为这是为不舒适付出过高代价——并倾向于将这种反直觉的技术视为不成熟、冷漠和工业化的产物[84,85]。

5.3 传统障碍在PIDS背景下的主导地位
本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传统障碍（TB）的主导地位。路径分析显示，结核病（TB）对内置系统（IB，β = 0.408，t = 22.152）和垂直系统（VB，β = 0.402，t = 7.326）的影响在整个模型中权重最高。这表明阻碍预制装配式住宅系统（PIDS）采用的主要瓶颈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社会子系统的居住文化和建造习惯。5.3.1. 感知坚固性和声学问题虽然中国传统建筑历史上以木结构为特征，但现代城市化进程已完全转向以钢筋混凝土和砖石为主的湿工建造方式[89]。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坚固性和实体感已成为存在安全和稳定性的代名词。PIDS的核心技术特点是干式建造以及服务与结构的分离，这必然导致墙壁和地板内部出现空腔结构。当消费者敲击预制面板听到空洞的声音时，这种感官线索可能会增强他们对房屋坚固性不足、声学隐私性差或建筑临时性的担忧。在这种情境下，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空心墙”的焦虑。关于轻型住宅结构的研究表明，冲击声传输和邻里噪音可能是声学不适和负面情绪反应的重要来源[90,91]。在传统的认知逻辑中，非实体墙壁常常被视为临时性的、不安全的或在声学上保温性能差的。这种触觉感官体验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冲突导致了“传统障碍”（TB → IB）的加剧。消费者倾向于认为缺乏砂浆和灰泥的房屋是没有灵魂和基础的[44,92]。这种文化惯性并非中国独有。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也长期指出，由于缺乏重量感，预制住宅常被视为低劣的[93]。然而，在中国，这种焦虑因高密度居住环境和对声学隐私性的极度敏感性而加剧。通过这种机制，“传统障碍”极大地削弱了PIDS的感知价值和个人形象。5.3.2. 对流程熟悉度的丧失和消费者控制感的减弱在中国，TID（传统湿工建造）被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建造方式。尽管存在灰尘和噪音，房主通过频繁的现场监督、与工人的互动以及对计划的临时修改而获得一种能动感和控制感[94]。这是一种高度以人为中心、非标准化的生产逻辑。相比之下，PIDS的工业化逻辑要求设计前置和现场零修改。这种严格的标准化的流程剥夺了房主进行渐进调整的权利，违背了中国消费者普遍持有的边改造边使用的文化。正如Hofman等人所指出的[45]，现状偏差使人们本能地抵制需要改变既定习惯的创新，即使这些改变在效率上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数据（特别是从TB到VB的高路径系数）量化了这种心理惯性的成本——传统习惯的违背直接转化为产品感知价值的显著损失。5.4. 基于经验的抵抗机制差异通过MGA（多组分析），本研究考察了预制室内装饰系统背景下基于经验的抵抗机制差异，从而回答了RQ3问题。通过将样本分为仅使用TID的组、有PIDS使用经验的组以及没有装修经验的组，MGA结果表明，不同经验类别中的具体抵抗路径的显著性有所不同。这些发现表明，市场扩张受到具有不同装修背景的消费者所持有的不同类型抵抗行为的限制。5.4.1. 传统经验：现状偏差和自我效能防御对于仅使用TID的组，结核病对抵抗意图的影响显著强于没有装修经验的组（Δβ = 0.387，p = 0.037）。这一发现表明，尽管这些消费者可能经历过传统装修的低效率和不确定性，但他们可能比没有装修经验的受访者更在心理上依恋于熟悉的装修方式。这种现象可以用现状偏差和沉没成本谬误来解释。经历过传统装修磨难的消费者尽管不满，但仍掌握了再次应对该系统所需的隐性知识（例如，现场监督、材料采购）。面对完全陌生的预制系统时，这些积累的经验变得无关紧要。对他们来说，PIDS代表着一种无法控制的“未知风险”，而不是进步[95,96]。因此，他们更愿意忍受熟悉的“痛苦”，而不是不熟悉的“愉悦”。他们的抵抗本质上是对其自我效能的一种心理防御。5.4.2. PIDS使用经验：负面确认和使用摩擦对于已经尝试过PIDS的先行用户来说，情况明显不同。在有PIDS使用经验的组中，UB（使用体验）对VB的影响显著强于没有装修经验的组（Δβ = 0.351，p = 0.023），而对IB的影响也显著强于仅使用TID的组（Δβ = 0.357，p = 0.006）。这种模式与有PIDS使用经验的消费者可能出现的负面确认相符[97]。这些用户最初可能因为环境或时间安排的优势选择了PIDS，但实际上他们遇到了比预期更严重的使用障碍——例如墙体安装困难、维护拆卸的复杂性或模块化设计造成的空间效率问题。根据ECT（期望-行为理论），当实际性能低于初始预期时，用户满意度会急剧下降。对于有经验的用户来说，使用体验不再是抽象的担忧，而是切实的困扰。这种负面体验直接损害了他们对产品价值的评估和对技术复杂性的认知。这表明当前的PIDS产品在可用性和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如果这些具体问题得不到解决，有PIDS使用经验的早期用户可能会成为负面信息的来源，从而阻碍更广泛的市场接受度[84]。5.4.3. 基于经验的抵抗机制差异总结来说，研究结果表明，之前的装修经验并不以统一的方式增加或减少抵抗；相反，它与不同消费者群体中观察到的抵抗机制差异有关。对于没有装修经验的受访者来说，抵抗更多受到抽象不确定性和形象相关问题的影响。对于这一群体，通过流程可视化、模型房间的展示、透明的保修条款以及关于性能和安装程序的易于理解的信息来减少不确定性是当务之急。对于只有传统装修经验的受访者来说，抵抗与流程依赖性和对熟悉湿工建造方式的感知安全性更密切相关。对于这一群体，沟通应强调流程的确定性、质量责任、固定预算安排以及在防水、声学和耐用性等方面的经验证据。对于有PIDS使用经验的受访者来说，抵抗更多地与实际使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管理重点应从说服转向产品和服务的改进，特别是在可维护性、修改灵活性和售后服务方面。这些不同的模式表明，单一的、不加区分的营销策略可能效果不佳；相反，企业应采取分段的干预措施，针对每个用户群体中的具体认知根源。6. 结论与启示6.1. 理论贡献这项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本研究将IRT（意向-行为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传统上关注的人工智能和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之外，涵盖了高参与度和实体化的建筑装饰领域。通过支持层次化的中介模式，研究发现表明，功能障碍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必须经过心理意义构建的过程，最终才会转化为行为抵抗。这代表了现有文献的重大改进，现有文献大多将这些障碍视为平行存在的结构，从而忽略了从技术问题到抵抗意图的内部认知转化。其次，该研究提供了关于文化抵抗的坚实经验证据，确立了“传统障碍”是预制装饰市场中抵抗意图的最重要决定因素。通过结构证据证实传统湿工建造方式与现代干式建造方法之间的摩擦，该研究证明了技术扩散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土壤密不可分[92]。这架起了定性建筑讨论与定量消费者行为研究之间的重要桥梁。最后，通过整合S-O-R（刺激-操作-结果）范式和ECT，构建了一个基于动态系统的抵抗认知模型。通过多组分析，该研究展示了先前经验——特别是传统用户的现状偏差和早期采用者的负面确认——如何重塑抵抗心理。这一理论综合解决了文献中关于消费者群体异质性以及经验历史在塑造抵抗意图差异中的作用的关键空白[14]。6.2. 实际启示这项研究的实证发现指出了一些具体的、针对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可以帮助克服消费者的抵抗并加速预制装配式住宅系统的市场接受度。由于价值障碍和形象障碍被认为是抵抗意图的最强直接预测因素，企业和设计师应超越一般的可持续性宣传，而是致力于使价值主张具体化并增强形象吸引力。具体措施包括提供透明的生命周期成本对比，突出长期维护节省；提供第三方验证的防水、声学和耐用性的性能证书；以及明确的延长保修条款。为了打破与低端或临时性住房的符号关联，开发商应投资高质量的经验营销，例如旗舰展厅、允许消费者预览完成PIDS内部的VR漫步体验，以及允许消费者实物检查材料并比较传统湿式装饰和声学及触感性能的旁边对比区。第二个重点是解决主导的“传统障碍”，因为它对价值和形象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产品和服务策略应直接回应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对坚固性、工艺和个性化的期望。实际步骤包括开发填充密度更高的复合墙板，以实现坚实的敲击声和触感；提供有限的但有意义的定制选项（例如颜色、纹理和模块化布局等）；以及创建将PIDS描述为精密制造的工艺而非标准化工业产品的营销叙事。第三，MGA结果表明，抵抗机制因先前经验而显著不同，需要采取分段的干预策略。对于没有装修经验的消费者，重点是通过视觉辅助工具、引导性决策工具和简单的性能保证来减少不确定性。对于只有传统装修经验的消费者，重点应是通过提供固定预算合同、设计阶段的现场监督选项以及关键问题（如防水、声学和耐用性）的经验证据来降低转换风险。对于早期采用PIDS的用户，重点应从说服转向产品和服务的改进，特别是在可维护性、修改灵活性和售后服务方面。最后，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具有直接启示意义。鉴于迄今为止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开发商和企业层面，未来的激励措施应重新定向到个人终端消费者。具体措施可以包括针对选择认证PIDS的家庭的定向绿色装修补贴或个人所得税减免；标准化的住宅交付；明确包含预制室内装饰的验收标准；以及允许普通消费者体验完成PIDS住宅的公共示范项目。这些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政策调整将有助于将政策推广转化为市场接受度。7.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虽然本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实证证据仅来自中国住宅市场的消费者，且主要来自城市地区，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普遍性。中国是一个理论上有意义的背景，因为预制和工业化装修是在强烈政策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然而，价值、形象和传统等障碍的显著性和含义可能因国家而异，这些国家的住房制度、市场成熟度、定价机制和对家居装修的文化理解各不相同。此外，当前模型主要关注消费者层面的认知机制，因此没有直接纳入政策层面的决定因素，如住房可负担性、定价政策、补贴强度、区域供应条件或更广泛的市场成熟度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PIDS的更广泛传播[7,15]。因此，研究结果应被视为适用于中国住宅装饰市场的特定情境，而非普遍适用的抵抗机制。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市场层面和政策层面的条件与消费者层面的抵抗机制，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装修文化、住房制度和采用环境[6,12]。此类比较研究将有助于确定所提出的模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是否仍然保持稳定，以及特定抵抗路径的显著性、方向和解释是否会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与制度条件下发生变化。其次，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可以确定核心构念时间顺序的程度。虽然假设的路径是基于理论的，但数据是在一个时间点收集的，这意味着无法进行明确的因果推断和直接验证时间先后顺序[50,57]。因此，所报告的间接效应应被解释为与理论一致的统计中介模式，而非纵向中介关系的确凿证据。更广泛地说，目前的发现仅代表了一个时间点的快照，而非消费者体验不同阶段中抵抗意图发展的全面图景。由于消费者积累经验后对障碍的认知可能会发生变化，且评价性判断也可能随着时间影响对功能性障碍的认知，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面板或实验设计来更严格地追踪抵抗意图的发展过程。这些设计对于考察期望确认或否定如何随时间展开，以及将研究结果与期望确认理论[52,53]更加紧密结合尤为重要。

第三，一些测量和分析方法的选择也限制了结论的范围。用于MGA的经验分组较为宽泛，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到消费者翻新经历的异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细致的分类标准，例如之前改造经历的近期性、频率、深度和满意度。此外，所有核心构念都是通过自我报告的问卷数据来测量的，这可能会受到回应偏差的影响，从而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采用行为。尽管进行了数据筛选程序和对常见方法偏差的统计评估，但研究结果仍应被解释为反映了消费者的感知障碍和抵抗意图，而不是直接观察到的行为[63,64]。与此相关的是，基于定量调查的设计适合用于检验理论驱动的结构模型，但它不太适合捕捉消费者在现实翻新情境中对抵抗体验和解释的深层意义。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自我报告数据与行为数据、纵向数据或多来源数据（如实际采纳决策、后续调查、观察证据或平台记录），并可以通过质性研究或混合方法（如深入访谈、焦点小组或序贯解释设计）来补充现有发现。

最后，尽管为了完整性报告了SRMR和NFI指数，但PLS-SEM中的整体拟合度评估在方法学上仍不如基于协方差的SEM。因此，这些指数应被视为模型适当性的补充证据，而非决定性证据[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