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可持续的未来转型新兴经济体：领导力、创业精神和创新如何推动绿色转型

《Energy Policy》：Transforming emerging economi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How leadership,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hape the green transition

　　**Chor Foon Tang | Atif Muhammad**
马来西亚科学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槟城，11800，马来西亚

**摘要**
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与雄心勃勃的环境目标之间取得平衡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这一挑战在全球绿色转型过程中变得更加突出。除了经济资源外，制度和战略能力——尤其是领导力质量、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也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文献中对这些因素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分析了2006年至2020年间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33个新兴经济体的绿色转型。为了捕捉绿色经济的多维特性，构建了一个综合绿色经济指数。在方法论上，采用了两步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领导力质量、创业精神和创新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强有力的领导力通过增强政策稳定性、制度信任和治理机制来提高创业精神的效果；同样，领导力也通过促进创新转化为可衡量的环境成果来强化其贡献。此外，三因素交互作用分析表明，在健全的领导框架下，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些发现强调了政策制定者需要培养由有效领导力支持的创新和创业生态系统，以加速向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绿色经济的转型。

**引言**
尽管全球正朝着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但环境退化仍然是长期可持续性的根本障碍。这一危机处于当代全球挑战的前沿，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到自然资源的系统性枯竭（Zhang等人，2024；Iqbal等人，2025）。历史上，这种环境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往往导致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污染水平（Liu等人，2023）。然而，尽管存在地区差异，气候变化是全球共识的领域，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认同这一威胁的紧迫性（Hasan和Du，2023a）。
同时，由人为气候变化驱动的大气、冰冻圈和生物圈的快速系统性变化表现为干旱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加剧，如洪水、热浪、野火和冬季风暴（Caglar等人，2024）。因此，随着大气以惊人的速度恶化，包括食物、清洁水和耕地在内的基本人类需求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环境质量的下降对生态系统稳定性和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Adebayo等人，2023）。值得注意的是，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日益明显。例如，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在COVID-19疫情期间，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死亡率显著升高，这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政策响应（Wu等人，2020）。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的进展以及COP 28的最新要求反映了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推进环境政策框架的承诺不断增强（Caglar等人，2024）。快速的工业和城市扩张促使人们转向可持续发展，优先考虑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Hasan和Li，2025）。此外，工业活动主要是通过温室气体（GHG）排放成为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力。2011年至2020年的观测数据显示，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年），气温上升了1.1°C，预测表明在2021年至2040年间不同情景下的升温将超过1.5°C的阈值（IPCC，2023）。全球对二氧化碳（CO2）排放的关注也日益加剧，后者占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82%（Adebayo等人，2023）。过去四十年来，这些排放量翻了一番多，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的持续使用和工业活动的扩张。从行业来看，电力生产占25%，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占24%，工业占21%，交通运输占14%（Ali等人，2021）。
鉴于这些挑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到203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承诺凸显了这一紧迫性，目标是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Alhaddad等人，2024）。具体而言，这种情况要求从“棕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进行战略转型，特别是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Qadri等人，2024）。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政府在1989年提出，它通过优先考虑可持续性、最小化碳排放和促进资源高效利用来重新定义增长。因此，这种转型不仅对于应对环境退化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增强经济韧性、确保能源安全、采用环保技术以及提高后代的生活质量也具有重要意义（Rahman和Hossain，2025）。

**创业精神是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作为经济扩张的基本力量，企业家利用发现和利用创新机会来解决与生态退化和人类发展相关的关键挑战（Neumann，2022）。通过创办创新企业和创造就业机会，创业精神成为实现2030年议程的强大催化剂。具体来说，它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8（SDG 8）的实际途径，通过减少贫困和缓解系统性不平等（Caglar等人，2025）。此外，这一过程通过技术进步、市场扩张和优化资源利用，促进了更广泛的绿色转型（Zeng和Ren，2022）。现代创业精神越来越多地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其核心商业模式。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环境责任提供了进入新市场、增强利益相关者信任和实现产品差异化竞争的优势（Méndez-Picazo等人，2021）。然而，只有当创业举措与环境的、社会的和经济层面的可持续性相一致时，才能产生实质性的三重底线影响（Alshebami等人，2024）。为了实现这种一致性，创业影响通过使用绿色营销和生态标签作为价值创造的战略工具来推动企业绩效的提升（Rasheed等人，2024）。随着企业家越来越意识到环保产品的市场潜力，这些举措经常能够以更高的利润率满足未满足的需求。虽然绿色标签在发达国家已被证明有效，但现在正迅速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在那里，新一代企业家在新兴技术的支持下抓住了一些细分市场机会。因此，在这些企业中，企业家努力协调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以提高竞争力（Dhahri等人，2021）。强有力的环境管理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和提升组织声誉来获得竞争优势。在这方面，财务绩效与环境战略之间的联系通过预防性和基于创新的方法得到支持，这些方法有助于生态可持续性（Alfarizi和Herdiansyah，2024）。Dewiyani等人（2025）认为，具有明显绿色创业导向（GEO）的企业更有可能内化环境目标，从而培养可持续性的组织文化。这种领导作用不仅鼓励个人对生态足迹的关注，还激发了将环境责任重新配置为市场行为和商业运营核心组成部分的更广泛的社会运动。

**不确定性是创业决策的特点**
然而，创业决策的特点是高度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战略规划阶段。这种不确定性因信息有限、可持续性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认知的限制（或有限理性）而加剧。经济回报与环境影响之间的权衡是一个主要问题。证据表明，企业家的战略选择和韧性取决于他们的内部价值体系和自我形象；因此，分析这些认知驱动因素对于有效支持可持续企业至关重要（Jurek等人，2026）。最终，核心挑战在于将企业目标与环境目标对齐，同时克服市场障碍并确保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随着环保产品市场的扩大，需要对企业生态系统进行根本性转变。企业现在必须将传统财务指标与环境绩效指标结合起来，这一转变需要创新思维以及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公众的积极支持（Rasheed等人，2024）。

**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技术创新也被视为“产生和传播技术变革的过程”（Rajkumar和Nagarajan，2025）。技术创新已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键决定因素（Chen等人，2025）。现有证据表明，技术进步不仅减轻了环境压力，还保持了成本效率（Chu，2024；Behera等人，2024b）。除了效率提升外，技术创新还直接有助于环境恢复。例如，太阳能和风能、可再生资源、可编程恒温器、回收实践、逆变器和无气体车辆等技术代表了解决环境污染的核心绿色技术。此外，技术创新还通过促进碳相关投入的有效和高效使用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Hasan和Du，2023a）。在新兴经济体中，利用技术进步促进绿色能源的采用是缓解环境退化的关键途径（Zhang和Jia，2025）。技术创新还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因此，技术进步对于确保可持续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样，当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时，显著增强了环境监督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贡献（Xu和Li，2024）。

**国家领导力的作用**
根据Ahmad等人（2023）的观点，第四次工业革命高度依赖技术，但需要绿色和数字化的双重转型，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低能源效率的行业必须采用节能技术和绿色能源以促进增长。这一转型对于经济脱碳至关重要，其中绿色增长、互联互通、数字化和物联网（IoT）发挥着关键作用。最近引入的工业5.0强调了可持续性、绿色经济和人机协作。其目标是将可持续性与环保实践联系起来，并加强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合作。尽管如此，技术创新具有双重特性，常被称为“双刃剑”。虽然它推动了全球生产和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能源消耗，从而对生态平衡造成了巨大压力（Zhao等人，2025）。

**国家领导力的支持**
国家领导力在支持向绿色经济转型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领导力可以理解为创造可持续性愿景、有效传达这一愿景并激励集体行动以实现可持续性的能力。在实践中，领导者实施环境管理实践，制定明确的环境目标，并培养环境责任的文化（Alabdali等人，2024）。在这方面，它与透明、负责和参与式的决策制定密切相关，为可持续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了有利环境（Li和Tong，2024）。此外，领导力通过强调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目标来促进组织的可持续增长（AK等人，2025）。具有可持续性思维的领导者始终表现出以未来为导向的认知风格，具有创新性、伦理价值观和适应能力。这使他们能够引导企业实现包括环境、社会和财务可持续性在内的三重底线（TBL）成果（Bajwa等人，2025）。从政策和组织的角度来看，领导力支持有助于塑造环保行为。通过提供环境资源、战略指导和制度支持，领导者鼓励员工采取更加环保的态度和行为（Khan等人，2023；Li等人，2025）。这种方法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分配，确保对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实现最大效果。同时，明确和一致的法规减少了企业和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促进了他们对可持续实践的长期承诺（Li等人，2025）。通过结合资源效率与监管稳定性，治理支持了即时的环境举措和向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的长期系统性变革（Li和Tong，2024）。因此，有效的领导力对于促进组织环境举措以及平衡经济绩效与环境保护至关重要（Khan等人，2023）。根据上述讨论，制定了以下研究目标：(i) 研究国家领导力质量、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对新兴经济体绿色经济转型的直接影响；(ii) 探究国家领导力质量在新兴经济体中创业精神、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转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iii) 分析国家领导力质量、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转型的综合影响。本研究对新兴经济体绿色经济转型的文献做出了几项重要贡献。首先，它通过同时考察国家领导力质量、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在推动绿色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推进了现有文献的发展，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分别单独考察这些驱动因素。其次，本研究超越了单纯关注直接效应的方法，引入了交互作用和三重交互作用项，表明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领导力的质量。第三，它通过开发一个综合指数来将绿色经济视为一个多维概念，该指数整合了环境、经济、社会和技术创新维度，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评估绿色转型绩效。第四，本研究提供了2006-2020年间33个新兴经济体的比较数据，加深了对发展紧迫性和环境压力尤为突出的背景下绿色转型动态的理解。第五，本研究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量，提供了考虑内生性、持久性和未观察到的异质性的稳健实证证据。总体而言，研究表明国家领导力、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的共同作用塑造了新兴经济体的绿色经济成果。

本研究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下一节将回顾与绿色经济转型相关的文献，特别关注国家领导力质量、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第三节概述了实证模型、数据和计量估计策略。第四节展示并讨论了研究结果。最后，第五节总结了研究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绿色经济的概念在里约+20会议上获得了正式认可。这发生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近二十年之后，该会议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全球政策框架。这一发展凸显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往往与环境可持续性不一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因此，绿色经济框架应运而生，旨在解决这一问题。

**实证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国家领导力、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如何促进新兴经济体的绿色经济转型。为此，我们调整了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开发了一个绿色经济发展的基准模型，如方程（1）所示：
lnGREit = β0 + β1lnGREit?1 + β2lnQLit + β3lnENTit + β4lnINOit + β5lnPGit + β6lnCAPit + μi + λt + εit
其中ln表示自然对数，εit是误差项，μi和λt分别代表国家和时间效应。

**实证结果与讨论**
如前一节所述，由于动态面板GMM估计量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方面表现优异且能产生稳健结果（Ahmad等人，2025年），因此本研究采用了该估计量。GMM估计量分为两种类型：由Arellano和Bond（1991年）提出的FD GMM估计量，以及由Blundell和Bond（1998年）扩展的SYS-GMM估计量。Blundell和Bond（1998年）的蒙特卡洛模拟结果表明……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新兴经济体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应用研究致力于应对遏制环境退化与促进绿色增长的双重挑战。本研究通过考察国家领导力质量、创业精神和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及其之间的交互效应，为这一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我们构建了一个综合绿色经济指数，该指数整合了……

**作者贡献声明**
Chor Foon Tang：概念化、形式分析、资金获取、调查、方法论、监督、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
Atif Muhammad：概念化、形式分析、调查、方法论、初稿撰写。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财务利益冲突或个人关系可能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致谢**
我们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评论和建议，这些评论和建议有助于改进我们的研究论文。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在2025年第五届国际经济学会议（ICE2025，2025年10月23-24日）上展示。此外，我们承认本研究得到了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基础研究资助计划[FRGS/1/2023/SS06/USM/02/1]的资助。然而，我们对研究结果的任何问题负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