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北部小农户对玉米等级和标准认知程度及使用频率的影响因素：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方法的研究

《BMC Agriculture》：Determinants of awareness and intensity of use of maize grades and standards among smallholder farmers in Northern Uganda: a heckman two-stage model approach

　　摘要
背景
在乌干达，遵守玉米等级和标准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尤其是在小农户中。尽管东非粮食委员会制定了相关指南，但在当地市场的遵守情况仍然有限。了解影响农民对玉米分级认识和采用的因素对于提高市场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至关重要。本研究考察了乌干达北部小农户对推荐玉米等级和标准的认识、使用情况以及使用强度的决定因素。

方法
通过多阶段抽样法对270名农民进行了横断面调查，收集了主要数据。使用Probit回归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计量经济模型来识别影响农民对玉米分级认识、采用程度和遵守标准程度的因素。

结果
结果表明，农民对玉米等级和标准的认识和使用程度普遍较低，只有40.4%的农民了解推荐的分级系统，31.1%的农民实际使用了该系统。影响认识的关键因素包括教育水平、性别（男性）、获取推广服务的机会、获得信贷的机会以及是否加入农民协会。农民对玉米等级和标准的使用与他们的认识程度和获取推广服务的机会呈正相关，但受到与市场距离和是否加入农民团体的负面影响。使用强度受到家庭规模、用于生产的土地面积、年龄和认识程度的显著影响。

结论
研究结果强调了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提高农民对分级服务的认识和获取机会，包括将玉米分级培训纳入农业咨询计划、扩大信贷渠道以及在农场附近建立分级站。这些措施将提高玉米质量，扩大市场参与度，并增加小农户的收入。

临床试验编号：不适用

背景
在乌干达，遵守玉米等级和标准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尤其是在小农户中。尽管东非粮食委员会制定了相关指南，但在当地市场的遵守情况仍然有限。了解影响农民对玉米分级认识和采用的因素对于提高市场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至关重要。本研究考察了乌干达北部小农户对推荐玉米等级和标准的认识、使用情况以及使用强度的决定因素。

方法
通过多阶段抽样法对270名农民进行了横断面调查，收集了主要数据。使用Probit回归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计量经济模型来识别影响农民对玉米分级认识、采用程度和遵守标准程度的因素。

结果
结果表明，农民对玉米等级和标准的认识和使用程度普遍较低，只有40.4%的农民了解推荐的分级系统，31.1%的农民实际使用了该系统。影响认识的关键因素包括教育水平、性别（男性）、获取推广服务的机会、获得信贷的机会以及是否加入农民协会。农民对玉米等级和标准的使用与他们的认识程度和获取推广服务的机会呈正相关，但受到与市场距离和是否加入农民团体的负面影响。使用强度受到家庭规模、用于生产的土地面积、年龄和认识程度的显著影响。

结论
研究结果强调了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提高农民对分级服务的认识和获取机会，包括将玉米分级培训纳入农业咨询计划、扩大信贷渠道以及在农场附近建立分级站。这些措施将提高玉米质量，扩大市场参与度，并增加小农户的收入。

背景
过去十年间，全球玉米产量显著增加，到2020年达到近12亿吨[1]。玉米是世界主要的主食作物之一，占94个发展中国家45亿多人每日热量消耗的30%以上[2]。在东非，特别是在乌干达，玉米是主要的主食，人均每日消费量为136克[3]。虽然乌干达优先考虑提高玉米产量，但生产主要依靠小农户，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该地区贡献了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4]。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米已经取代了高粱和小米等传统主食[5]。这不仅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因为农民越来越多地将剩余的收成出售给磨坊[6, 7]。

乌干达每年出口约22%的玉米，其余78%在国内消费。大约60%的玉米被加工成面粉，37%用于饲料，3%用于酿酒[8]。玉米贸易主要由四类交易商组成：没有质量控制的非正式买家、供应磨坊的大型本地交易商（约40%）、提供竞争性价格的肯尼亚大型交易商（约20%）以及机构买家，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约30%）[4]。大约10%的乌干达玉米出口到邻国，包括肯尼亚、卢旺达和南苏丹[9]。位于坎帕拉等城市中心的主要交易商通常从高产地区（如Nwoya和Kiryandongo）采购粮食以满足磨坊的需求[10]。随着贸易的扩大，遵守质量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小农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遵守乌干达国家标准局和东非粮食委员会制定的规定。在区域层面，东非共同体（EAC）统一了玉米标准，以促进跨境贸易，特别强调安全措施，如监测黄曲霉素含量[11]。这些标准有助于分类玉米质量，确保区域一致性和食品安全[4, 12]。然而，在国内市场，对这些标准的遵守情况仍然不足，导致贸易壁垒。例如，2018年，肯尼亚因黄曲霉素含量过高而拒绝接受来自乌干达的60多万公吨玉米。2021年，出于类似原因，肯尼亚也禁止了从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进口玉米[13]。这阻碍了贸易，减少了农民收入，并造成了严重的产后损失。

最近的研究探讨了多个主题，包括改进玉米种植技术和在小农户中推广技术。Bold等人[14]研究了乌干达小农户在质量升级方面面临的障碍以及市场激励和推广服务的作用。Ramogodi[15]为南非新兴玉米农民制定了质量管理框架，评估了他们在玉米质量和分级标准方面的能力。Ngwenyama等人[16]研究了津巴布韦小农户采用改进的玉米储存实践的影响因素。加纳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影响小农户使用密封储存袋的因素[17]。Ahmed[18]研究了无机肥料的使用和改良玉米品种的采用对埃塞俄比亚小农户生产力水平和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在南非，Siphokazi[19]的研究评估了影响小农户选择玉米品种的因素，包括对许可条件的认识。Shitaye等人[20]评估了埃塞俄比亚小农户使用农业信息的程度，重点关注与农业标准和实践相关的信息。然而，现有研究均未明确探讨农民对玉米等级和标准认识及其使用强度的决定因素。这凸显了在了解影响农民分级系统知识和采用的具体因素方面的研究空白。

本研究旨在通过评估农民对玉米等级和标准的认识，并确定其认识、采用程度和使用强度的决定因素来填补这一空白。研究结果为了解等级和标准在农业生产及贸易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见解，并提出了实际建议，以提高玉米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强粮食安全。最终，本研究为农产品标准化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并强调了其在应对未来食品安全和市场竞争力挑战中的重要性。

研究区域描述
乌干达北部的Amuru区和Nwoya区位于Acholi次区域，沿Gulu–Arua公路分布（图1）。Amuru区位于北纬2°48’59.99”，东经31°56’59.99”，面积为3,625.9平方公里，人口为247,574人；Nwoya区位于北纬2°38’06.0”，东经32°00’00.0”，面积为4,736平方公里，人口为220,593人[21]。这两个地区主要以农业为主，大多数家庭从事畜牧业和农作物种植。Amuru区每年生产约45,000至55,000公吨玉米，其中大部分由小农户种植；Nwoya区每年生产约50,000至60,000公吨玉米。尽管这些地区具有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但小规模农业仍然是主导模式。主要种植的作物包括玉米、棉花、烟草、小米和水稻。选择这两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具有较高的商业化玉米产量，并在满足当地和区域粮食需求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22]。

图1
乌干达北部Acholi次区域的地理地图，显示了Amuru区和Nwoya区。来源：改编自[23]

抽样程序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在2023年4月至5月期间收集数据，并使用了多阶段抽样方法。首先，根据这两个地区在商业玉米种植方面的高参与度，有目的地选择了Amuru区和Nwoya区。它们靠近南苏丹边境，这是农产品出口的重要通道，因此对研究具有战略意义。其次，随机选择了Amuru区的Amuru次县和Nwoya区的Alero次县。最后，从这两个次县中随机抽取了270名玉米农民作为样本。样本量（n）根据Cochran[24]公式计算得出：
$$n=\frac{{Z}^{2}Pq}{{e}^{2}}$$
（1）
上述公式基于以下参数计算：p表示Amuru区（32.3%）和Nwoya区（45%）的玉米农民比例[21]，Z表示95%的置信水平（对应标准值1.96），e为误差范围（设定为5%），n为样本量。Amuru区和Nwoya区的农民比例（32.3% + 45%）= 77.3%
$$n=\frac{{\left(1.96\right)}^{2}\times0.773\left(0.227\right)}{{\left(0.05\right)}^{2}}=270$$
（2）

数据收集
数据通过结构良好、经过预测试的问卷收集，问卷结合了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以从选定研究区域的玉米农民那里获取全面信息。研究人员为这项研究设计了问卷的英文版本（作为补充文件）。问卷由经过仔细挑选和培训的调查员负责发放，以确保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开放式问题让受访者能够详细表达观点，而封闭式问题则允许他们从预定义的选项中选择答案，便于分析。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预测试，以改进数据收集工具的有效性并进行进一步修改。对邻近地区的25名玉米农民进行了访谈，发现的问题（如重复或遗漏）通过修改相关条目得到了解决。问卷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关注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年龄（以完整年数计）和教育水平（以学年计）；第二部分评估农民对推荐玉米等级和标准的认识，使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进一步考察了他们对东非共同体（EAC）推荐的各级别的了解；第三部分探讨了农民对玉米分级和标准化实践的使用情况和使用强度。

数据分析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即频率、百分比、平均值和标准差）用于分析Amuru区和Nwoya区玉米农民的社会人口统计和制度特征。此外，使用t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了基于玉米等级和标准认识程度的玉米生产者的特征差异。

计量经济模型
Probit回归模型是一种用于二元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其中结果的概率被建模为解释变量线性组合下的累积标准正态分布[25]。该模型用于识别农民对推荐玉米等级和标准认识程度的决定因素，因变量为二元变量：认识状态（0表示不了解，1表示了解）。自变量（X1–X8）包括教育水平、年龄以及市场准入情况，具体定义见表1。模型表示为方程（3）：
$$\begin{aligned}Yi(0,1)=&\beta 0+\beta 1X1+\beta 2X2+\beta 3X3+\beta 4X4\cr&+\beta 5X5+\beta 6X6+\beta 7X 7+\beta 8X8+\varepsilon i\end{aligned}$$
其中：Y = 了解程度（1 = 了解，0 = 不了解）；${\epsilon}_{i}$ = 误差项。

了解程度是通过一系列李克特式问题来评估的，这些问题旨在捕捉农民对玉米等级和标准的认知和理解。每位受访者都被问及多个与玉米分级相关的问题，回答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记录：5（非常了解），4（比较了解），3（中立），2（不太了解），1（不了解）。对于每位参与者，通过汇总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回答来计算了解程度得分。得分大于3的被归类为“了解”，表示对玉米等级和标准有足够的知识或认识；而得分小于或等于3的则被归类为“不了解”。这种二元分类作为Probit回归中的因变量，使得能够系统地评估影响农民了解程度的因素。这种二分法的采用基于概念和经济计量学考虑。从概念上讲，本研究的关键政策问题是农民是否达到了最低限度的操作性了解水平，足以识别并可能采取行动应对玉米等级和标准，而不是区分了解程度的细微差别。从经济计量学的角度来看，后续的采纳和使用强度模型是围绕离散决策构建的（例如，使用与否、参与与否），对于这些决策，一个明确的二元了解指标可以直接在Probit和Heckman选择模型中进行解释。为了避免由于样本量较小（n = 270）而导致的单元格稀疏和估计不稳定，将五个类别合并为两个组可以减少参数数量，同时保持与研究目标相关的关键区别。了解程度的构建使用了8个项目来衡量农民对东非共同体推荐的玉米等级和标准的知识。为了评估这些项目的内部一致性，计算了Cronbach's alpha值。得到的alpha值[α = 0.71]表明其可靠性足以用于研究目的，说明这些项目测量的是一个共同的潜在了解程度构建。基于此，将项目汇总成一个综合得分，并随后应用>3的阈值来定义“了解”与“不了解”在统计上是合理的。

Heckman两阶段模型
应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分析农民在采纳和使用玉米等级及标准方面的潜在选择偏差。在第一阶段（方程（4）中，Probit模型估计农民采纳等级和标准的可能性，从而识别影响这一初始决策的因素。在第二阶段（方程（5）中，对采纳者使用强度进行建模，并结合第一阶段的逆Mills比率来纠正非随机选择。这种两步方法提供了对采纳和使用强度决定因素的无偏估计，反映了农民在玉米等级和标准方面的决策顺序性。Heckman两阶段模型中使用的自变量定义见表1。
$$\begin{aligned}Pi(0,1)&=\beta0+\beta1X1+\beta2X2\cr&+...\:...\:...\:...\:...\:..\beta nXn+\varepsilon i\end{aligned}$$
$$Yi=\beta0+\beta1X1+\beta2X2+...\:...\:...\:...\:...\:..\beta nXn+\varepsilon i$$
其中Pi（介于0和1之间）表示农民使用玉米等级和标准的概率，1代表使用，0代表不使用；Y表示使用的程度或强度。通过询问农民是否参与了玉米分级和标准化来衡量玉米等级和标准的使用情况，回答记录为“是”或“否”。这种二元回答被编码为1表示使用，0表示不使用，从而能够识别出采纳该做法的农民。使用程度或强度是通过询问那些表示参与的农民他们在上一个种植季节分级的玉米数量（以公斤KG为单位）来确定的。然而，这种绝对度量是尺度依赖的，可能会高估较大生产者的“使用强度”，相对于那些分级比例较高的小农户来说。为了更准确地捕捉玉米等级和标准的使用强度，该变量被重新定义为分级数量与总产量的比率，从而衡量的是分级的产出份额，而不是其绝对水平。

根据在小农户技术采纳研究中Heckman选择框架的标准应用，有三个变量被包含在选择方程中，但从使用强度方程中排除，以满足排除限制并有助于超越功能形式的识别。距离最近的玉米市场的距离、获得信贷的机会以及获得推广服务的机会仅包含在利用（选择）方程中，并从使用强度方程中排除，以满足排除限制。从概念上讲，这些变量通过影响农民接触要求分级玉米的买家、启动分级的固定成本和交易成本以及获取信息和金融服务的机会来塑造他们最初采纳分级的决定，但它们不预期会直接决定农民已经采用该做法后分级的玉米份额。在采纳的前提下，使用强度主要由生产能力及家庭特征（如土地面积、总产出、家庭劳动力和教育水平）驱动，这些因素影响可以实际分级的收获量。这种将采纳决策因素与生产相关决定因素分开的做法提供了超出功能形式的额外识别变异，并且与之前在Heckman类型模型中应用排除限制的小农户技术采纳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

其他替代模型包括Tobit模型和双障碍模型。Tobit模型将因变量的零值和正值视为源自同一潜在过程，其中零强度被解释为一个极端情况[26]。然而，在本研究的背景下，零分级数量反映的是一种质量上不同的状态（即，不使用玉米分级），而不仅仅是连续强度分布中的低值。双障碍模型也承认两个阶段，但通常假设相同的协变量（以及通常是独立的误差项）驱动参与和使用强度，并且通常在没有校正两个障碍之间不可观测变量相关性的情况下实施[27]。相比之下，Heckman框架明确允许影响使用和强度的不可观测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并通过逆Mills比率的大小提供选择性的直接检验[28]。在本研究中，显著的逆Mills比率表明影响使用决策的不可观测因素与影响强度的不可观测因素相关；因此，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合适的。

表1 解释变量的描述及其先验预期

结果与讨论
按了解程度划分的玉米农民的社会经济特征
表2的结果显示，男性农民（51.4%）比女性农民（48.6%）更了解玉米等级和标准。已婚家庭户主（87.2%）的了解程度也更高（12.8%），这表明需要针对性别差异的干预措施来提高女性和未婚农民的了解程度。这些结果与Ragasa等人的研究[41]一致，他们报告说性别和婚姻状况影响农业服务的获取，尤其是在以男性为主的家庭中。此外，有市场准入的农民（85.3%）和获得推广服务的农民（78.0%）对玉米标准的了解程度显著更高，这表明改善市场联系和加强推广服务对于提高农民知识至关重要，Kudi等人[42]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报告说获得推广服务增加了对改良玉米品种的认识。了解玉米等级和标准的农民能够获得信贷（82.6%），属于某个农民团体，并从政府项目中获得支持，从而突显了财政支持和集体行动在提高了解程度方面的作用。然而，种植改良玉米品种的农民了解程度较低，这表明需要有针对性的教育。这些发现与Obayelu和Ajayi的研究[43]的结果一致，该研究也揭示了合作社成员身份与技术了解之间的正面联系。

表2 按了解程度划分的玉米农民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分类变量比较

表3的结果显示，“了解”组的玉米农民平均年龄为38岁，“不了解”组的平均年龄为37岁，表明农民相对年轻，这个年龄适合劳动密集型的玉米生产。农民的平均家庭规模为七人，这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与Adenegan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44]。平均教育水平为七年 schooling。对平均值的t检验显示两组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 < 0.05）。平均八年的农业经验支持有效的农场管理决策，这与Girei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45]。

表3 按了解程度划分的玉米农民特征的连续变量比较

表4的结果显示，59.6%的农民不了解玉米等级和标准。只有31.1%的受访农民使用了玉米等级和标准，而68.9%的农民没有使用。这表明在样本农民中，采纳玉米分级和标准化做法的比率相对较低，可能是由于了解程度低、认为没有好处或实施存在潜在障碍。在使用玉米等级和标准的农民中，每位农民平均分级的玉米总量比例为0.86。使用强度的范围很广，最低为0.02，最高为4.41，表明个别采纳者使用分级和标准的情况存在差异。

表5 显示了影响农民了解推荐玉米等级和标准因素的结果。分析表明，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p < 0.10），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年限，了解的可能性增加1.6%。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更倾向于寻求有关农业改进技术的信息。这些发现与Muatha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31]，他们证明了正规教育增强了对农业创新的了解，Ado等人[46]也报告了教育与气候变化意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获得推广服务也对了解程度有显著影响（p < 0.01）。获得推广服务的农民比未获得服务的农民更有可能了解玉米标准，高出24.4%。这突显了推广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创新中的关键作用。Ullah等人在他们关于小麦品种的研究中也做出了类似观察[33]，Meijer等人[39]也强调了推广人员在促进技术采纳中的重要性。性别在了解程度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男性农民比女性农民更有可能了解玉米标准，高出12.2%。这些发现与Ofuoku和Campus[40]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注意到以男性为主的家庭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更强。获得信贷的机会可能增加13.2%的了解程度，因为获得金融资源使农民能够探索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做法，这与Ullah[33]关于信贷在农业创新中的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加入农民协会也有助于提高了解程度，因为这些团体有助于信息的传播。这一发现与Buckland和Campbell[47]以及Alhassan等人[37]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报告说参与农民团体可以改善对农业知识和适应策略的获取。

表6 展示了影响农民了解推荐玉米等级和标准因素的Probit回归边际效应

表6 展示了影响农民使用玉米等级和标准因素的结果。结果显示，了解玉米分级和标准的农民更有可能应用这些标准，突显了了解程度与采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与Sunny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48]，他们报告了环境意识对太阳能灌溉采纳的类似影响。市场接近度也对采用玉米分级和标准产生了积极影响：位于市场附近的农民更有可能采纳这些做法。运输成本的降低和更便捷的市场准入可能使得采用这些做法更具吸引力，这一观察结果与Kelebe等人的研究[30]一致，他们指出较大的市场距离阻碍了生物气体技术的采用。这些结果表明，减少市场准入障碍可以促进农业创新的采纳。有趣的是，研究发现农民协会的会员身份与采用玉米分级和标准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显著的关系。Simtowe等人[49]指出，群体动态因素（如利益分歧、集体知识有限或市场对分级玉米的需求不足）可能会抑制这些做法的采用。相比之下，获得推广服务显著增加了采用玉米分级和标准的可能性。推广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培训、信息和支持，有助于农民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一发现与Martey等人[50]的早期研究结果相符，他们发现耐旱玉米的采用也存在类似情况。

表6：Probit回归模型对玉米分级和标准使用决定因素的边际效应

表7：农民采用玉米分级和标准使用强度的决定因素
玉米分级和标准使用强度的决定因素见表7。逆Mills比率（IMR）为负值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影响采用决策的未观测因素与影响使用强度的因素之间存在负相关。这证实了选择偏差的存在，并证明了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合理性，该模型能有效解决这一偏差并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与使用强度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民更有可能将更多玉米用于分级，可能是因为额外的家庭劳动力减少了谷物分类和标准化的时间和成本负担。这一发现支持了Orinda等人[32]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民更倾向于采用甘薯种植技术。此外，可用于生产的土地规模对分级和标准化的使用强度有正面且显著的影响，表明耕种面积较大的农民倾向于对更多产量的玉米进行分级。更具商业导向或规模较大的生产者更愿意和有能力投资于分级实践，可能是因为他们面临更强的市场激励，并且可以将分级的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大的产量上。这一发现与Musafiri等人[51]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耕地面积较大的地区农民更倾向于采用这些做法。年龄对使用强度有显著影响，年轻农民更积极参与玉米分级。年轻农民在玉米分级方面的积极性更高，因为他们更开放于新技术，具有更长的规划视野，能够从分级谷物的市场溢价中获益，并且具备更强的体力来完成劳动密集型的分类工作。Addison等人[52]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年龄对加纳农村农民的采用强度有显著影响。最后，对玉米分级和标准的了解程度也与更高的使用率正相关，这证实了知识对采用行为的促进作用。对分级要求有更好了解的农民会对更多产量的玉米进行分级，Zondo[34]在有机肥料使用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然而，这项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其横断面调查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因为数据是在单一时间点收集的。此外，仅关注Amuru和Nwoya两个地区可能会限制研究结果在其他具有不同农业实践或经济背景地区的适用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在乌干达不同地区或类似农业环境中进行比较分析。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捕捉区域差异，识别有效方法，并支持制定更具包容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改善小农户的生计。

结论
研究发现，一些农民缺乏对玉米分级和标准的认识，总体参与度仍然较低。对决定因素的分析表明，教育水平较高、获得信贷的机会、推广服务的可用性、男性性别以及农民团体或协会的会员身份都会增加农民的认知概率。就采用情况而言，农民对玉米分级和标准的采纳概率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和推广服务的增加而增加，但随着与市场距离的增加以及协会会员身份的提高而降低。使用强度受到家庭规模、玉米生产用地规模和认知程度的正面影响，而年龄较大的农民则表现出较低的使用强度。

为了提高乌干达农民对玉米分级和标准的采用率，建议采取以下政策措施：首先，推广服务应优先考虑年轻农民和规模较大的生产者作为玉米分级实践的早期采用者和示范对象，通过同伴网络加速技术传播并展示其商业可行性；其次，改善信贷渠道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农民能够投资于满足分级标准所需的技术和实践；因此，应扩大针对小农户的定制信贷计划。此外，在农业社区附近建立分级和标准化中心有助于缓解与市场距离相关的物流障碍。虽然农民协会的会员身份提高了认知程度，但它与实际采用率呈负相关。这表明需要在协会内部加强能力建设，以应对内部挑战，鼓励积极参与，并增加对分级玉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