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风险行业的广泛事故调查显示,不安全行为是事故链中的主要诱因。这些行业的工作过程对人员和环境存在显著风险,从可能引发重大灾难到较小规模的职业事故都有(Grote, 2012)。这种模式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记录,包括交通运输(Kreusslein et al., 2025)、航空(Xiao et al., 2023)、建筑(Xiang et al., 2023)和采矿(Wang et al., 2019)。这一实证共识使学术界开始关注不安全行为的前因(Dodoo and Al-Samarraie, 2019, Liu et al., 2023)。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行为被视为内在认知过程的外部表现(Johnson et al., 2006),其信息处理机制通常被分解为四个连续阶段:获取信息、理解信息、选择反应和执行(Fang et al., 2016)。在这个框架中,风险感知对应于“理解”阶段,其核心活动是解码与风险相关的信息。这一解码过程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危险识别,即检测和识别环境中的潜在威胁;以及风险评估,即对这些已识别危险及其潜在后果的概率、严重性或风险水平的主观评估(Liu et al., 2023)。大量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与安全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riolo et al., 2025, Xia et al., 2017)。具体来说,风险感知过程中的任何错误,无论是未能注意到风险(β=0.292)、危险识别不准确(β=0.818)还是风险评估错误(β=0.388),都会增加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概率(McGonagle and Kath, 2010, Xiang et al., 2024)。这些发现表明,风险感知是安全行为的关键认知前提,系统地探索其潜在机制对于有效预防不安全行为至关重要。
风险感知的理论发展,如心理测量范式(Slovic, 1987)、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Kasperson et al., 1988)和文化理论(Douglas & Wildavsky, 1982),引发了在多样人群和风险类型中的全球性复制和扩展研究浪潮(Kasperson et al., 2003, Tansey and O'Riordan, 1999)。这一发展导致了通过双系统框架对风险处理的认知:风险作为分析过程,由缓慢而有意识的逻辑推理驱动;风险作为感觉,以快速、自动和直观的情感反应为特征(Slovic et al., 2004)。然而,这些定性研究仅依赖于自我报告和行为观察,难以深入了解风险感知背后的认知黑箱(Man et al., 2019, Siegrist and árvai, 2020, Xia et al., 2017)。同时,当代社会面临的复杂风险挑战表明,过度追求通用解释而忽视特定情境下的反应,阻碍了对风险感知的深入理解。因此,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直接探索特定情境下的风险感知认知神经机制,已成为深化该领域研究的必然途径。
为了克服单一学科视角在阐明这些内在机制方面的局限性,风险感知的研究范式已经开始转向跨学科整合。类似于神经经济学(Camerer et al., 2005)、神经市场营销(Lee et al., 2007)和神经管理(Braidot, 2008),一个结合安全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跨学科领域正在兴起(Zhang et al., 2023b)。高风险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包括眼动追踪(ET)、脑电图(EEG)、事件相关电位(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NIRS)、心电图(ECG)和皮肤电活动(EDA)。这些技术能够无创地捕捉风险感知过程中大脑特征和行为反应的协同演变(Zhang et al., 2023b),为将宏观层面的行为观察与微观层面的神经机制联系起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然而,现有的综述主要集中在单个行业中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如建筑(Zhang et al., 2019)和交通运输(Haghani et al., 2021),缺乏对如何在高风险行业中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风险感知的全面总结。为了解决这一空白,本文旨在:(1)提供当前研究中行业发展的宏观分析、主题结构和技术应用的概述;(2)从微观层面综合关键主题并整合现有发现;(3)识别当前的挑战和未充分探索的领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