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The role of the gut mycobiota i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a multikingdom disruption of the gut-brain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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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经发育障碍(NDDs)的肠脑轴研究中,历史视角主要聚焦于细菌,而忽视了真菌的贡献。本综述整合了新兴证据并提出,肠道真菌可能通过多界域间的相互作用,在神经发育障碍的病理生理学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因果关系尚需验证。研究人员描绘了在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注意
在神经发育障碍(NDDs)的肠脑轴研究中,历史视角主要聚焦于细菌,而忽视了真菌的贡献。本综述整合了新兴证据并提出,肠道真菌可能通过多界域间的相互作用,在神经发育障碍的病理生理学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因果关系尚需验证。研究人员描绘了在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Rett综合征(RTT)中一种一致的肠道真菌群失调特征,其特征是多样性减少和念珠菌扩增。潜在的机制包括肠道屏障完整性受损、通过Dectin-1/Syk/CARD9信号通路引发的系统性免疫激活,以及神经活性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的紊乱。研究人员提出了不同的病因学通路:在RTT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级联反应,其中MeCP2基因突变诱导的肠道动力障碍创造了促失调的生态位;而在ASD和ADHD中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通路,其中细菌失调侵蚀了定植抗性,允许真菌过度生长。这个“细菌-真菌-宿主”框架为肠脑轴的紊乱提供了一致性的解释,并为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多界域治疗干预开辟了道路。
论文主体部分内容总结如下:
1 引言
核心神经发育障碍(NDDs),包括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Rett综合征(RTT),其特征是早期大脑成熟过程受到干扰。尽管历史研究关注遗传模型和神经元环路缺陷,但遗传的不完全性和环境因素使当代框架转向基因-环境相互作用。肠脑轴这一双向通讯网络的发现,从根本上转变了我们对大脑发育和功能的理解。肠道微生物群可以调节关键的神经发育和稳态过程,包括神经免疫信号传导、髓鞘形成和通过突触修剪等方式对神经环路的精细化。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细菌群落,阐述了某些物种如何通过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等代谢物以及通过迷走神经等神经通路来影响宿主生理和行为。这种以细菌为中心的范式存在概念上的局限性,忽视了肠道作为多界域生态系统的本质。真菌,尽管其相对丰度低,但可以作为基石物种,通过直接竞争、改变局部微环境和调节宿主免疫,对整个肠道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因此,对肠道微生物群-肠-脑(MGB)轴的全面理解需要转向多界域视角。肠道真菌DNA约占总肠道微生物DNA的0.1%–1%,曾被描述为“暗物质”,但低丰度并不意味着重要性低。真菌通过两种关键机制对宿主免疫和新陈代谢施加不成比例的功能性影响:1. 真菌细胞壁含有独特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如β-葡聚糖、几丁质),被特定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如Dectin-1、Toll样受体TLRs)识别,启动炎症级联反应(如IL-17、IL-22);2. 白色念珠菌等真菌的形态可塑性使其能从酵母形态转变为侵袭性菌丝形态,破坏上皮屏障完整性,促进微生物易位。在NDDs的背景下,真菌失调可能不仅仅反映了群落组成的数量失衡,尽管其是主要致病因素还是次要后果仍有待前瞻性研究确定。其可被概念化为一种肠道生态系统功能适应不良的状态,特征包括:1. 真菌α-多样性丧失,常涉及假定的有益共生菌(如酵母属Saccharomyces spp.)的耗竭;2. 机会性病原体(如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的扩增;3. 群落代谢产物的改变。在真菌-宿主相互作用的背景下,上述真菌组分传统上被称为PAMPs,但在由共生体、病原体和真菌组成的复杂肠道微生物群生态系统中,更包容的术语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MAMPs)正被越来越多地采用。然而,表征人体真菌组的方法学挑战(如内部转录间隔区ITS区域的高度变异性和引物特异性扩增偏差、真菌数据库不全面、真菌绝对生物量低易受污染等)阻碍了进展,这影响了研究的可重复性和跨研究比较,因此在解读本综述综合的数据时应谨慎。尽管如此,近期的技术进步正在克服这些障碍,促进对肠道真菌组的更精确表征。
2 将肠道细菌-真菌失调与系统性后果联系起来
来自实验研究的证据表明,人类肠道可被描述为一个复杂的多界域生态系统,其中真菌组的共生状态通常受到与细菌组动态相互作用的调节,尤其是在稳态条件下。在ASD等NDDs中,证据表明这一界面的不稳定(通常以细菌失调为特征)可能促进真菌扩增和随后的粘膜或全身性炎症。
2.1 定植抗性作为对真菌的生态约束
在稳态肠道生态系统中,真菌定植(如念珠菌属Candida物种)受到一种称为定植抗性的机制限制,该机制主要由共生细菌建立。这种抗性通过直接竞争和免疫调节限制了真菌的生态位。当前研究,特别是来自宏基因组学的分析,正在阐明细菌介导的、有助于将真菌维持在共生状态的特定机制。一种假定的免疫介导的遏制通路是芳烃受体(AhR)–白细胞介素-22(IL-22)轴。该模型认为,共生细菌如乳酸杆菌属Lactobacillus物种,可以通过将膳食色氨酸代谢为AhR配体来促进宿主免疫反应。这些配体与第3组先天淋巴细胞(ILC3s)上的AhR结合,刺激IL-22的分泌。此外,真菌抗原可能促进产生IL-17的辅助性T细胞17(Th17)的活化,使其能与AhR–IL-22通路协同限制真菌增殖。这种协调反应被认为有助于防止真菌上皮侵袭和维持稳态。共生细菌还通过改变肠道微环境的生物活性代谢物来限制真菌增殖。短链脂肪酸(SCFAs,如乙酸、丙酸、丁酸)通过四种机制调节肠道真菌群:1. 酸化结肠腔(pH 5–6),抑制对pH敏感的真菌;2. 丁酸为结肠细胞供能,通过产生粘蛋白和上调紧密连接来增强上皮屏障;3. 抑制酵母-菌丝形态转换;4. 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和调节性T细胞(Treg)分化来调节粘膜免疫。在生态失调中,产短链脂肪酸类群的耗竭会削弱这些约束,为真菌扩增创造了一个允许的生态位。最终,这个代谢和免疫介导检查点的复杂网络使真菌组对细菌波动高度敏感。任何对细菌组的破坏,无论是抗生素还是环境压力驱动,都可能损害定植抗性的双重层面,有效破坏生态系统稳定,为真菌致病创造允许的生态位。
2.2 由生态位释放和生态失调驱动的真菌扩增
细菌定植抗性的崩溃为真菌失调提供了生态机会。在NDDs中,这被概念化为“生态位释放”——竞争性细菌类群的耗竭消除了抑制压力,允许机会性真菌在抑制约束减少的情况下增殖。ASD临床研究显示,肠道细菌变化与真菌组变化相关。尽管真菌扩增(如念珠菌增加2倍)在某些研究中未达到高度显著性,但研究结果支持一个模型,即细菌失调为真菌改变营造了一个允许的环境。有益类群的耗竭以及特定细菌的增加已被注意到。减少的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导致色氨酸衍生配体和短链脂肪酸稀缺,而这些是维持抑制真菌过度生长的免疫/代谢检查点所必需的。因此,细菌失调可以通过被破坏的界间相互作用引发真菌组的深刻转变,这种界间关系在ASD中得到例证。尽管念珠菌在ASD中的作用可能比其他类群更有限,但其扩增是显著的。重要的是,这种真菌组改变可能与疾病病理相关,并可能通过肠脑轴机制影响神经行为症状。类似的功能失调模式也见于RTT患者,其特征是共存的促炎细菌和念珠菌过度生长,建立了一个与局部炎症和神经活性代谢物谱改变相关的失调生态系统。ASD中的真菌组不仅经历了均匀的过度生长,而且经历了能够利用失调细菌生态位的特定类群的选择性扩增。在RTT中,真菌群落以念珠菌相对丰度显著增加为特征,发生在以粪便钙卫蛋白水平和红细胞沉降率升高为标志的全身性亚炎症状态的背景下。这些微生物转变具有功能上的后果:有益细菌及其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水平的降低可能削弱了通常限制真菌生长的竞争性抑制和免疫调节机制。在这种允许的环境中,机会性真菌可以从共生状态转变为丰度增加和潜在的致病性。由此产生的真菌扩增可能增强粘膜粘附和侵袭,从而加剧胃肠道症状并导致持续的免疫激活。基于上述“生态位释放”的生态学框架,真菌失调不仅仅是细菌破坏的被动副产品,而是NDDs病因学和进展的积极贡献者。在ASD、ADHD和RTT患者中观察到的真菌改变表明,尽管这些疾病存在异质性,但以念珠菌过度表现为特征的真菌失调反复出现,提示了共同的机制通路。我们具体分析了这些真菌失衡如何通过损害肠道屏障完整性、慢性全身性炎症和神经活性代谢物失调来驱动病理,从而影响与这些疾病相关的特定表型。
3 ASD患者肠道真菌群失调的证据和机制
3.1 ASD患者真菌组成改变的证据
关于ASD患者肠道真菌群的最新研究揭示了有助于疾病机制的复杂变化。元分类学分析显示了肠道真菌种群的结构变化。研究表明,自闭症受试者中念珠菌属丰度是对照组的两倍多,尽管高离散度仅产生部分显著性。β多样性分析揭示了显著的组间分离。特定的真菌科,包括酵母科Saccharomycetaceae和德巴利酵母科Debaryomycetaceae,在ASD队列中显示出丰度模式的改变,可能将这些真菌组变化与该人群中经常观察到的胃肠道症状联系起来。纵向证据加强了这些观察结果,数据显示从儿科ASD患者中分离出酵母的流行率很高。在这些分离株中,白色念珠菌占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内在唑类耐药性的物种——克鲁斯念珠菌C. krusei和光滑念珠菌C. glabrata——仅在ASD患者的样本中被鉴定出来。真菌存在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微妙的。虽然一些研究将白色念珠菌与ASD患者胃肠道紊乱的恶化相关联,但新兴证据表明真菌失调并不局限于有胃肠道症状的ASD亚组。研究表明,ASD儿童中抗白色念珠菌IgG抗体升高与当前的胃肠道症状并不严格相关,这意味着即使在没有明显胃肠道不适的情况下,真菌驱动的免疫激活也可能发生。此外,研究证明,严重和轻度ASD儿童之间的肠道真菌群组成不同,念珠菌仅在严重ASD亚组中显著升高,这表明真菌失调可能与ASD严重程度本身的关系比与胃肠道共病更密切。总之,这些发现将ASD相关的肠道真菌群失调描述为具有:1. 独特的群落结构;2. 特定酵母菌种(包括具有潜在临床相关性的非白色念珠菌)流行率增加;3. 共生真菌种群的改变。ASD中的真菌景观比简单的致病性富集模型更为微妙。虽然念珠菌在ASD队列中经常升高,但新出现的证据表明,白色念珠菌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与宿主保持共生关系并促进肠道稳态。大规模宏基因组学分析显示,大多数真菌物种在ASD儿童中实际上是耗竭的而非富集的。此外,酵母属丰度在神经典型个体中通常更高,而在严重ASD中降低。这些发现强调,ASD中的真菌失调可能不仅反映了致病物种的过度生长,也反映了支持肠道完整性的共生真菌种群的丧失。
3.2 对ASD患者真菌失调的机制性见解
改变的真菌群落可能促成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潜在机制是多方面的。研究表明,肠道真菌组可以与宿主的免疫系统、代谢过程甚至基因表达调控相互作用。
3.2.1 肠道通透性和屏障功能:异质性与真菌参与
肠道上皮屏障完整性在ASD病理生理学中仍存争议。虽然“肠漏”假说(即微生物产物不受控制地易位进入循环)经常被引用,但临床证据是异质性的。早期研究报告ASD儿童中异常的肠道通透性比例高于对照组。然而,后续严格对照的研究对这一功能障碍的普遍性提出了挑战。例如,使用乳果糖/甘露醇回收比(一种通透性评估的金标准)的研究发现ASD儿童与年龄匹配的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同样,在控制胃肠道症状后,ASD儿童与非自闭症儿童的通透性无统计学显著差异,这表明屏障功能障碍可能与一般性胃肠道不适的关系比与ASD本身更密切。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ASD儿童的粪便钙卫蛋白或血清Dectin-1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升高。这些差异表明,肠道通透性增加可能不是ASD的普遍特征,而是特定个体亚组(特别是具有严重ASD表型或特定炎症特征的个体)的病理特征。在屏障完整性受损的个体亚组中,真菌失调被认为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是上皮功能的潜在主动调节者。白色念珠菌,最常见的真菌病原体,具有独特的机制能力来利用和加剧屏障脆弱性。1. 直接的机械和细胞毒性破坏:通过形态可塑性,白色念珠菌从共生酵母转变为侵袭性菌丝形态。这种转变为物理粘附于上皮和穿透上皮细胞层提供了便利,最终导致上皮屏障功能受损。同时,真菌代谢活动产生细胞毒性化合物,如氨,可损伤粘膜内层并进一步削弱上皮的连贯性。2. 紧密连接的免疫调节:白色念珠菌的形态可塑性使其能从共生酵母转变为侵袭性菌丝形态。这种转变与上皮表面粘附增加和组织穿透有关。重要的是,菌丝形态暴露了特定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被上皮和免疫细胞上的宿主模式识别受体识别。这种识别触发了强大的促炎信号级联,导致产生IL-1β和TNF-α等细胞因子。这些炎症介质已知能下调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并改变其组织,从而损害上皮屏障完整性。因此,虽然真菌失调可能并非所有ASD患者屏障功能障碍的主要引发因素,但它可能在易感个体中充当关键的调节因子。在这个特定亚组中,可能会出现双向反馈循环:初始的遗传或环境诱导的屏障缺陷为真菌过度生长创造了允许的生态位;已定植的真菌种群然后通过直接侵袭和炎症信号进一步破坏屏障。这个循环促进了微生物代谢物和神经活性化合物的易位,可能将局部肠道功能障碍与在ASD表型患者中观察到的全身性免疫激活和神经行为恶化联系起来。
3.2.2 免疫失调和全身性炎症
除了肠道粘膜,ASD中的真菌失调还与全身性免疫失调有关。对真菌过度生长的免疫反应,特别是对念珠菌物种,创造了一个慢性炎症环境,与在ASD亚组中观察到的免疫谱相平行,由真菌抗原-宿主免疫相互作用驱动促炎信号传导。将真菌失调与全身性炎症联系起来的主要机制涉及真菌细胞壁组分(特别是β-葡聚糖)被宿主免疫细胞上的模式识别受体识别。Dectin-1是一种在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上表达的C型凝集素受体,它结合β-葡聚糖并激活脾酪氨酸激酶–胱天蛋白酶募集结构域蛋白9(Syk–CARD9)信号轴。该通路导致Bcl10–MALT1复合物的组装,最终激活NF-κB,诱导包括IL-6、IL-23、IL-1β和TNF-α在内的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这个信号级联与Toll样受体刺激协同作用,激活NLRP3炎症小体,将前体细胞因子加工成其成熟的活性形式。CARD9在抗真菌免疫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人类CARD9缺陷得到强调,这是已知的唯一一种既易患粘膜又易患侵袭性念珠菌病并具有独特中枢神经系统趋向性的先天性免疫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对真菌病原体的免疫反应与Th17通路内在相关。念珠菌抗原刺激初始T细胞分化为Th17细胞,产生IL-17和IL-22。虽然IL-17对急性粘膜防御真菌感染至关重要,但其慢性升高具有致病性。持续高水平的IL-17抑制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从而削弱免疫耐受并促进持续的组织损伤和自身免疫。IL-17水平升高是ASD患者中一个可重复的发现,并且与母体免疫激活模型中的神经发育缺陷存在机制性联系。来自动物模型的证据提示了IL-17A与神经发育之间的潜在联系。重要的是,对真菌过度生长的免疫反应与Th17通路内在相关。此外,肠道真菌失调导致全身性免疫激活的断言得到了血清学证据的支持。一项研究确定了ASD儿童血浆中抗白色念珠菌IgG抗体水平显著高于神经典型对照。IgG抗体的存在表明了对真菌抗原的全身适应性免疫反应,表明这些抗原很可能已穿过肠道屏障与循环免疫细胞相互作用。此外,来自真菌失调的慢性抗原负荷进一步破坏了促炎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之间的稳态平衡。响应真菌过度生长而持续向Th1和Th17分化的驱动是以调节性T细胞群为代价的。这种不平衡创造了一种“促炎偏倚”,宿主解决炎症的能力下降。这种解决机制的失败导致细胞因子水平持续升高,这些细胞因子能够破坏血脑屏障,从而促进外周免疫介质渗入大脑并影响神经功能。总之,ASD中的真菌失调可能不仅仅是局部粘膜刺激物。通过激活Syk–CARD9–NF-κB轴和NLRP3炎症小体,以及随后Th17/调节性T细胞平衡的倾斜,真菌失调似乎与系统性炎症病理相关。然而,真菌失调是ASD中炎症的主要驱动因素还是次要放大因素,需要通过前瞻性纵向研究和干预试验来确认。这个级联提供了一个机制性桥梁,解释了肠道常驻真菌如何驱动与ASD发病机制有关的神经免疫改变,特别是小胶质细胞激活和突触功能障碍。
3.2.3 神经递质和代谢紊乱
人体肠道是一个代谢熔炉,其中的常驻微生物群合成并调节大量神经活性化合物。在ASD的背景下,真菌失调(通常与细菌失衡共存)破坏了这些关键代谢物的产生和稳态。由此产生的代谢谱以神经毒性副产物的积累和神经保护因子的耗竭为特征。本节深入分析了将短链脂肪酸、单胺神经递质和真菌毒素与ASD神经病理学联系起来的机制通路。关键的是,这些细菌-真菌生态动力学的破坏从根本上重塑了肠道的代谢格局。如前所述,共生细菌是关键的神经活性代谢物的主要生产者,最显著的是短链脂肪酸。有益细菌类群的耗竭,是NDDs失调状态的标志,导致丁酸盐等具有神经保护和抗炎特性的代谢物产量显著减少。同时,这种细菌失调削弱了通常抑制真菌增殖的竞争性抑制和免疫介导的遏制——这个过程在生态学上被定义为“生态位释放”。由此产生的真菌扩增,特别是机会性物种如念珠菌的扩增,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发生在这个改变的代谢环境中。因此,必须在这种共存的细菌失调和关键微生物代谢物变化的背景下,考察真菌失调的功能性后果,以全面理解真菌失调的功能性后果。对特定代谢物的分析,包括细菌衍生的短链脂肪酸,是在这个综合病理生理学模型中进行的,其中真菌群落的变化和更广泛微生物群的扭曲代谢输出是病理学的内在联系的驱动因素。
3.2.4 丙酸与多动
ASD粪便中丙酸水平升高与ASD样表型相关——在多动、重复行为和社会缺陷——这是在动物模型中脑室内给药后观察到的。丙酸穿过血脑屏障并进入神经元细胞。一旦进入细胞,过量的丙酸在线粒体中积聚,与肉碱结合形成丙酰基-L-肉碱,导致继发性肉碱缺乏。这种破坏损害了β-氧化和三羧酸循环,导致ATP产生减少和神经元能量代谢改变。此外,丙酸积累诱导代谢应激,产生活性氧并耗尽谷胱甘肽,这创造了一个触发促炎细胞因子释放的氧化环境。这些细胞因子使神经元环路敏感并改变突触传递,为神经行为异常奠定了基础。除了这些代谢和氧化应激源,丙酸还施加直接且复杂的神经调节作用,其作用因暴露动力学而异。在涉及直接中枢神经系统给药的慢性模型中,丙酸调节纹状体等区域的间隙连接门控。这个过程可能由细胞内酸化驱动,这是上述代谢紊乱的后果,改变了电紧张耦合和钙信号传导。这些变化与神经兴奋性增加相关,表现为海马、皮层和尾状核中的癫痫样放电。这种电生理改变与特定的行为异常相吻合,包括倒退、蛇样姿势、转身和肢体肌张力障碍,这些都有助于构成ASD模型中多动和重复行为基础的兴奋-抑制失衡。然而,丙酸的神经化学影响并不统一,呈现出剂量依赖的双重性。与慢性暴露的兴奋性特征相反,丙酸的急性全身给药产生了不同的特征。丙酸迅速穿过血脑屏障后,被GABA能神经元摄取,在线粒体中作为GABA-T的强效抑制剂。这种酶抑制作用导致细胞内GABA快速积累,增强囊泡包装和释放。由此产生的突触和突触外GABA能张力增加抑制了脑葡萄糖代谢和总体神经元兴奋性,行为上表现为嗜睡和活动减少而非多动。最终,丙酸对ASD中兴奋-抑制平衡的净效应取决于暴露的具体参数。虽然典型的肠道失调中慢性、低度升高的丙酸水平与驱动网络兴奋性和多动行为的间隙连接调节和线粒体应激通路密切相关,但急性GABA能抑制的可能性突显了丙酸在肠脑轴中作用的复杂性。
3.2.5 丁酸、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和与ASD相关的肠脑机制
丁酸是一种主要的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可以在细胞内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发挥作用,对肠道和全身生物学产生下游影响。在组织常驻的肠道巨噬细胞中,丁酸诱导一种抗菌印记,这主要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3抑制相关,而非G蛋白偶联受体信号传导或广泛的细胞因子转录抑制。这种印记与代谢重编程相关,包括减少雷帕霉素机制靶点活性和向改变的糖酵解通量转变。这种代谢转变支持LC3相关的宿主防御和抗菌效应物(如钙卫蛋白和其他抗菌肽)的上调。重要的是,抗菌程序可以在经典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被激活,表明在肠道粘膜中抗菌活性与明显粘膜炎症之间存在解耦。丁酸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作用是得到研究支持的,这些研究表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3抑制重现了关键的抗菌表型,并且当组蛋白去乙酰化酶3表达被降低或抑制时,丁酸的作用减弱,将组蛋白去乙酰化酶3置于巨噬细胞代谢和抗菌重编程的上游。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一致的染色质修饰变化包括组蛋白乙酰化增加和向抗菌/溶酶体程序的协调转录转变,在此背景下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增加有限。临床代谢组学研究报告ASD患者粪便丁酸水平降低和关键的产丁酸类群耗竭,表明腔内丁酸信号减弱,这可能损害肠道屏障功能和粘膜免疫,从而影响与ASD表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