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Multimodal strategies for diagnosis, stratification, and therapeutic monitoring in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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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致命的运动神经元(MN)神经退行性疾病,目前主要通过漫长的排除过程进行诊断,往往延误干预时机。本综述概述了体液、影像学、电生理学和遗传学生物标志物,明确将每种模式与早期检测、患者分层、疾病监测、治疗开发和临床试验设计联系起来。体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致命的运动神经元(MN)神经退行性疾病,目前主要通过漫长的排除过程进行诊断,往往延误干预时机。本综述概述了体液、影像学、电生理学和遗传学生物标志物,明确将每种模式与早期检测、患者分层、疾病监测、治疗开发和临床试验设计联系起来。体液生物标志物(即血液或脑脊液中的神经丝轻链、磷酸化神经丝重链、炎性细胞因子、microRNA和蛋白质)反映神经元损伤和/或疾病活动性,能够早期识别症状前个体并进行神经变性的纵向追踪。影像学生物标志物,如运动皮层、皮质脊髓束和脊髓的结构及弥散MRI,以及神经炎症或代谢的PET成像,提供了MN变性及运动外受累的客观测量指标。电生理学生物标志物,包括高密度肌电图、运动单位数量、经颅磁刺激和电阻抗肌电图,定量评估上、下运动神经元的丢失及功能储备。遗传学生物标志物,包含C9orf72、SOD1、FUS和TARDBP等基因变异,可实现症状前筛查和分子分层。在此背景下,转座元件已成为连接基因组变异与RNA失调的附加层面。研究人员强调了多模态和分阶段特异性生物标志物整合对于提高诊断准确性和阐明不同疾病阶段的重要性。该方法支持按进展速率或分子亚型进行分层,富集临床试验队列,并开发替代终点。最后,讨论了当前的挑战,包括疾病异质性和检测标准化,并概述了迈向ALS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精准医学的未来方向。
1. 引言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的特征是上、下运动神经元(UMN和LMN)的进行性丢失,导致瘫痪并在症状出现后2-5年内死亡。ALS表现出临床异质性,涵盖经典肢体起病、延髓起病、孤立性LMN或UMN形式等表型,且常与额颞叶痴呆(FTD)综合征重叠。这种多样性使得早期识别复杂化,临床诊断往往被延误。缺乏确诊试验使得必须排除模拟病症(如多灶性运动神经病、颈椎脊髓病)。ALS的诊断主要基于临床,辅以电诊断测试[肌电图(EMG)和神经传导研究]及疾病进展模式,但这些方法敏感性有限,特别是在早期或缓慢进展病例中。生物标志物对于推进科学理解和患者护理至关重要,包括实现更早且自信的诊断、区分疾病亚型或预后分层、纵向监测疾病活动性以及作为干预试验中靶标参与的药效学标志物。候选生物标志物跨越多种模式,许多可能发挥重叠作用(诊断、预后、预测或监测),然而其转化仍面临检测标准化、多中心重现性及监管资格认证的挑战。
2. 文献检索策略与范围
研究人员采用结构化文献检索策略,利用PubMed、Embase及相关文章的参考文献,无日期限制。检索重点针对具有诊断、预后或疾病进展相关性的ALS生物标志物研究,结合了ALS与流体生物标志物(如神经丝、炎症和氧化应激标志物)、影像学生物标志物、电生理学技术(如EMG和经颅磁刺激)、遗传和转录组标志物(包括microRNA和转座元件相关机制)、细胞外囊泡生物标志物以及基于组学(如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包括脂质组学)的生物标志物,以及用于生物标志物整合和预测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多模态方法。纳入人类研究(前瞻性/回顾性队列、临床试验、代表性病例系列),优先选择多中心设计及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的研究,排除了病例报告、统计效能不足的小样本系列及方法学细节不清的研究。本文献综述未遵循正式的系统评价或荟萃分析框架,因此证据以定性方式综合,侧重于分析有效性、临床有效性和使用背景。
3. 机制与生物标志物候选者的关联
ALS涉及多种汇聚机制,包括谷氨酸兴奋性毒性、神经炎症、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蛋白质聚集、核质及轴突运输受损、内质网应激、钙稳态失调、囊泡及内溶酶体功能障碍、RNA失调和小胶质细胞激活。过量谷氨酸及星形胶质细胞摄取受损导致兴奋性损伤,触发线粒体功能障碍和活性氧(ROS)产生,这些事件与氧化损伤相关联,表现为患者生物流体中脂质过氧化和谷胱甘肽氧化的增加。持续的氧化应激和线粒体损伤导致能量衰竭和MN变性。SOD1、TDP-43和FUS等关键蛋白的聚集体在MN中积累,形成不溶性包涵体,破坏细胞稳态。细胞质TDP-43聚集体存在于约95%的ALS病例中,是其标志。这些蛋白质病变压倒了泛素-蛋白酶体和自噬系统。TDP-43和FUS病变导致广泛的剪接错误、异常mRNA运输和不稳定转录本,例如核TDP-43缺失触发UNC13A mRNA的隐蔽外显子包含,降低其蛋白表达。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及神经炎症伴随MN丢失,形成有毒的微环境。遗传突变(如C9ORF72, SOD1)可在家族性和散发性病例中引发这些机制。这些分子级联通常是汇聚的,例如TDP-43聚集可同时诱导氧化应激和损害线粒体功能。ALS还涉及特征性的神经解剖学变性,例如皮质脊髓束(CST)的进行性变性,弥散张量成像(DTI)研究显示ALS患者CST中部分各向异性降低,表明轴突完整性丧失。脱髓鞘和胶质增生在侧索CST中有充分记录,支持了“前向死亡”假说,即皮质过度兴奋(反映ALS早期的谷氨酸能功能障碍)沿通路传播损伤。同时,“逆向死亡”机制(即远端轴突和神经肌肉接头功能障碍)可能驱动逆行变性。ALS很可能同时涉及两者。此外,ALS被认为是一种多系统疾病,高达30–50%的患者出现认知或行为障碍,10–15%符合FTD标准。影像学显示变性延伸至运动皮层以外,包括前额叶和前扣带回皮层。功能MRI和PET显示额颞叶网络的低代谢和连接改变。尽管在体液中直接检测TDP-43仍具挑战性,但TDP-43核丢失导致的UNC13A mRNA隐蔽外显子包含产生的异常转录本(或隐蔽肽)可在CSF或血浆中定量。在C9ORF72 ALS中,定量CSF中的异常二肽重复序列(如poly-GP)可作为基因型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神经丝轻链(NfL)被认为是神经轴突损伤的稳健标志物,ALS患者在CSF和血液中显示NfL升高,与疾病负担和进展相关。在CSF中,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蛋白如YKL-40(CHI3L1)或CHIT1在ALS中升高且与严重程度相关。小胶质细胞活化也可通过靶向神经炎症的TSPO(转位蛋白)PET配体进行成像。神经影像学生物标志物捕捉网络变性,DTI衍生的CST部分各向异性降低作为UMN完整性标志物,而额叶的体积MRI和PET反映运动外受累。电生理学上,延长的中枢运动传导时间或降低的运动诱发电位振幅可能反映CST受损。对于ALS相关突变,某些生物标志物与特定遗传亚型相关,例如poly-GP特异性于C9ORF72 ALS,而NfL升高则发生在家族性和散发性ALS中,表明下游损伤汇聚。生物标志物也随疾病阶段变化,例如皮质过度兴奋可能出现较早,随着神经元群体萎缩后期饱和或减弱。同时,NfL常在临床症状出现前(约6–12个月)即可检测到并持续上升。此外,许多生物标志物并不特异,例如升高的YKL-40、CHIT1或NfL也见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因此,跨越损伤、炎症和基因型特异性标志物的多重生物标志物组合在诊断、分层和监测方面更具前景。最后,环境和生活方式暴露(如职业毒物、农药、重金属、空气污染、吸烟或体育活动)也影响ALS风险和进展,这些因素可能与遗传易感性和下游生物标志物相互作用。
4. 早期检测与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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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体液生物标志物
由于轴突损伤,NfL和pNfH在CSF和血液中升高,能够以高诊断准确性区分健康对照,其中NfL最为稳健且广泛使用,尤其在血液中因其稳定性和重现性,而pNfH在CSF中可能提供稍高的特异性但变异性更大。神经丝水平甚至在携带ALS相关突变的个体中(如SOD1突变携带者)可呈症状前检出。尽管灵敏度高,神经丝并非ALS特异,在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中也观察到水平升高。TDP-43蛋白病是约95% ALS的标志,但直接检测体液中的TDP-43极具挑战性,ELISA检测性能一般。因此,注意力转向TDP-43功能障碍的替代标志物,例如由核TDP-43缺失引起的隐蔽外显子剪接事件(如UNC13A基因的异常RNA/蛋白产物),以及在C9ORF72-ALS中CSF可检测到的由氨基酸重复形成的短蛋白(如poly-GP)。最近一项研究报告了一种源自HDGFL2基因的隐蔽肽在症状前突变携带者中升高,且其升高甚至早于NfL。同时,针对TDP-43等蛋白的错误折叠扩增测定法正在被改良以检测超低浓度的致病性、自我传播的蛋白构象体。神经炎症方面,CSF中几丁质酶-3样蛋白1(YKL-40)、几丁质酶-3样蛋白2(YKL-39)和壳三糖苷酶(CHIT1)在诊断时水平较高,且在快速进展者中可能更高。同样,促炎细胞因子(IL-6, TNF-α等)在ALS生物流体中亦有升高。值得注意的是,IL-6水平在散发性ALS患者的星形胶质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中显著增加。氧化应激方面,4-羟基壬烯醛(4-HNE)和丙二醛(MDA)在ALS患者血清和CSF中显著升高,反映了增强的氧化膜损伤,且较高的4-HNE水平与更快的疾病进展和较短生存期相关。ALS运动神经元积累3-硝基酪氨酸(3-NT)加合物,表明过氧亚硝酸介导的蛋白质氧化增强,且患者生物流体显示8-羟基-2'-脱氧鸟苷(8-OHdG)增加。抗氧化防御系统的失衡(如过氧化氢酶和SOD1降低伴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升高)及氧化副产物的增加表明内源性抗氧化能力不堪重负。MicroRNAs(miRNAs)方面,多种miRNA在ALS生物流体中失调,Meta分析一致确定miR-206、miR-133b和miR-338-3p升高并与肌肉再神经支配和神经炎症通路相关。miR-206在症状性ALS和症状前模型中均增加,提示早期代偿反应。值得注意的是,miR-181升高与较高死亡率风险相关,其与NfL联合可提高预后准确性。miR-155作为促炎调节因子在ALS患者中上调,且在SOD1G93A小鼠中抑制miR-155可延长生存期。转录组分析方面,全血转录组分析显示ALS病例与匹配对照之间存在广泛差异表达,富集于神经变性和RNA转录/剪接相关通路。CSF RNA测序提供了CNS邻近读数,鉴定了CAPG、CCL3和MAP2等候选RNA生物标志物的表达增加。重要的是,基于血液的分子谱分析不仅限于RNA, 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lipid mediator浓度及其在PBMC上的受体表达也与进展指标和生存模型相关。逆转录病毒方面,内源性逆转录病毒(HERVs),特别是HERV-K的激活已在ALS患者组织和生物流体中检测到,并与MN毒性相关,其RNA或蛋白表达升高被提议为反映表观遗传和RNA加工通路失调的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蛋白质组学方面,大规模血浆蛋白质组学分析鉴定出33种在ALS血浆中差异丰富的蛋白质,突出了骨骼肌和神经元通路的系统性参与,利用这些蛋白质的机器学习模型实现了近98%的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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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像学生物标志物
常规MRI在早期可能表现正常,但先进技术能在明显萎缩或CST变性出现前检测到细微异常。结构MRI结合体积测量显示部分早期ALS亚群存在运动皮层和额叶局灶性萎缩。弥散张量成像(DTI)显示ALS患者CST和胼胝体中部分各向异性(FA)降低和平均扩散率升高,即使在无明显UMN体征的患者中也是如此。DTI可在症状前突变携带者和极早期ALS患者中检测到CST异常。新型MRI对比剂如铁敏感成像也显示了ALS的早期变化(如运动皮层铁增加),与UMN负荷相关。功能性神经成像可捕捉早期网络变化,18F-氟脱氧葡萄糖(18F-FDG)PET常显示运动皮层高代谢或额颞叶区域低代谢,早于广泛的神经元丢失。此外,使用11C-PK11195或18F-DPA714等放射性示踪剂的转位蛋白(TSPO)PET在活体内突显小胶质细胞激活,即使在ALS诊断时,TSPO-PET扫描也显示运动皮层及相关通路信号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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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生理学标志物
电生理学可揭示先于或伴随早期症状出现的MN和皮质环路的功能变化。经颅磁刺激(TMS)研究已确立皮质过度兴奋(与抑制性回路受损相关)为ALS的早期特征,这可在无症状突变携带者和早期散发性ALS患者中检测到,表明皮质过度兴奋可能驱动神经变性并可通过TMS用于诊断。LMN的进行性丢失可通过EMG技术量化,运动单位数量指数(MUNIX)在诊断时降低,并能检测亚临床MN丢失,甚至在家族性ALS症状出现前。此外,单纤维EMG常显示抖动增加(运动单位不稳定)和间歇性阻滞,标志着不稳定的再神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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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遗传和转录组生物标志物
鉴定ALS相关基因的致病变异可支持诊断过程,并在临床表现一致时促进更早的诊断确定性。尽管ALS主要仍是基于既定标准的临床诊断,但遗传学发现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证据,并可能有助于区分ALS与表型模拟疾病。值得注意的是,约5-10%被归类为散发性ALS的患者携带已知ALS基因的致病变异。因此,遗传筛查正日益纳入临床实践,特别是在家族性和早发性病例中。最近的全基因组研究表明,移动元件变异可能促成ALS的遗传结构,超出已建立的ALS基因中的典型单核苷酸变异,特别是作为潜在的主要遗传性缺失成分。转录组方面,新兴数据表明可及细胞中的基因表达谱可能区分ALS,例如最近一项研究开发了一种皮肤成纤维细胞中277个基因的表达特征,可将散发性ALS患者与健康对照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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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多模态诊断模型
没有单一生物标志物在早期对ALS具有特异性和敏感性,因此组合模型可能提高诊断确定性。结合基因表达、蛋白质组学和神经影像数据的机器学习模型在分类ALS患者时已达到>90%的准确率。在实践中,多模态检查可能涉及血液检测(NfL和基因突变)、用于神经生理学的EMG以及用于CST完整性的MRI。随着这些工具的标准化,此类方法可实现症状前诊断并减少延误。研究人员提出了实用的、分阶段感知的多模态panel而非单一生物标志物:在诊断检查中,结合临床特征和EMG与可扩展的血液生物标志物(如NfL)及靶向MRI/DTI指标以提高与模拟疾病的区分度;诊断后,使用基线NfL和纵向数字和/或神经生理学测量来分层进展速率并减少试验终点的噪音;在机制或基因型靶向试验中,添加通路特异性生物流体标志物和成像读数作为药效学测量。整合可以是基于规则的(预设阈值)或基于模型(多变量或机器学习),但必须在外部验证和跨站点协调。
5. 监测疾病进展与治疗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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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临床功能量表
ALS功能评定量表修订版(ALSFRS-R)是一种主观且经过验证的患者/照顾者评定的功能量表,用于评估功能损伤(行走、说话、吞咽、呼吸)和疾病进展。ΔFS评分(通过ALSFRS-R总分除以症状持续时间计算)在初次访视时是ALS生存的强预测因子,且这种关联在校正年龄和起病部位后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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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纵向体液生物标志物
连续采样揭示了与进展相关的动态生物标志物变化。神经丝随时间在ALS中增加,反映了持续的神经轴索变性。NfL增加的斜率或其绝对值可指示疾病侵袭性。快速进展者显示出比缓慢进展者更高的基线和随访NfL水平。追踪ALS患者显示在SOD1突变携带者症状出现前约6-12个月NfL急剧上升,在C9ORF72病例中甚至更早。然而,一项多中心研究报告称,仅在报告的症状出现后的前12个月内观察到NfL血液浓度的上升,随后表达轨迹趋于平缓。针对NfL和NfH的自身抗体和免疫复合物的纵向上调提示了与疾病进展平行的免疫反应。最近,血清NfL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星形胶质细胞增生的标志物)水平也与ALS患者的病程相关。此外,研究发现NfL水平与血浆pTau181、pTau217、pTau231和pTDP-43呈正相关。炎症标志物如YKL-40(CHI3L1)也随时间升高并反映疾病活动性。此外,据报道ALS患者与对照组相比,MCP-1和IL-18等细胞因子以及神经丝显著升高。其他分子如VEGF、肌酸激酶和代谢副产物也正被研究用于纵向追踪。在散发性ALS中,血浆TDP-43水平与症状出现至延髓和脊髓受累发展的间隔呈正相关。额外研究显示血浆TDP-43与split-hand指数(ALS特征性局灶性肌肉萎缩的标志)呈负相关,与慢肺活量呈正相关,表明较高的血浆TDP-43浓度可能与缓慢进展的疾病过程相关。有趣的是,含有TAU和TDP-43的细胞外囊泡与神经变性以及疾病严重程度的临床和神经心理学标志物强相关。此外,TDP-43隐蔽外显子肽可能早期升高随后下降,提示分阶段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模式。p75神经营养因子受体胞外域(p75NTRECD)在ALS患者(肢体或延髓起病)尿液中的水平高于健康对照,且被发现与较快的临床衰退(较低的ALSFRS-R评分)相关。同样,尿液8-OHdG在ALS中增加并与ALSFRS-R下降相关。然而,目前的尿液研究规模小且异质性高,强调需要更大的验证。血清铁蛋白也被提议作为生物标志物,这与铁失调和铁死亡参与疾病进展的证据一致。例如,铁蛋白和肌酸激酶的升高可能表明代谢/肌肉分解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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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疾病负荷的影像学标志物
纵向MRI显示运动皮层、额叶和脊髓的加速萎缩。进行性CST变性是一个标志;弥散成像显示的部分各向异性下降与ALSFRS-R恶化相关。结合MRI模式(弥散+皮质厚度)能够检测到甚至6个月的变化。功能性成像技术,如静息态功能MRI和FDG-PET,显示随着ALS进展,低代谢和连接中断不断扩大,而连续TSPO-PET捕捉到不断演变的小胶质细胞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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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疾病追踪中的电生理学
复合肌肉动作电位(CMAP)振幅、运动单位数量估计(MUNE)和MUNIX的下降速度快于ALSFRS-R评分。连续MUNIX显示早期急剧下降,能够检测亚临床进展。抖动也随时间恶化,而神经生理学指数等综合指标随疾病速度下降。皮质兴奋性非线性变化:早期过度兴奋可能随着MN死亡而平台化或逆转。追踪这些参数提供了MN丢失的细粒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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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临床试验中的生物标志物
尽管讨论了诸多内容,但在临床试验中的实际应用仍然非常有限。在针对SOD1 ALS的tofersen试验中,治疗组患者血浆NfL水平下降了约55%,而安慰剂组增加了约20%,证实了靶标参与。类似的方法在C9ORF72 ALS中使用CSF poly-GP作为反义疗法反应的标志物。TSPO-PET和TMS也被整合到药物研究中以可视化生物学效应。生物标志物触发的适应性设计,如监测症状前SOD1携带者的ATLAS试验,使用NfL阈值来启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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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融入临床实践
将生物标志物转化为现实世界的应用需要标准化和监管资格认证。NfL最接近临床采用,通过可获取的测定法测量并用于预后和治疗监测。正在进行的标准化工作旨在定义参考范围和临界值。miRNA、蛋白质组学panel和成像措施正接近临床标准化,旨在指导个性化ALS管理。理想的监测生物标志物panel应包括反映神经变性、神经炎症和肌肉损伤的标志物,以捕捉全面的疾病状态。鉴于单中心ALS的罕见性及多组学和成像工作流程的复杂性,基于联盟的基础设施(共享标准操作程序、通用数据字典、生物样本库和外部质量评估)对于产生多中心重现性和参考范围尤为重要。监管机构明确鼓励协作生物标志物开发工作以共享资源并减少负担,这可以加速预期用途的准备。同时,透明地报告分析前和分析性能有助于解释并最终支持临床实施。
6. 生物标志物在疾病阶段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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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从早期到晚期疾病
生物标志物的可检测性和相关性动态演变。例如,血浆和CSF NfL水平可能在SOD1突变携带者症状出现前长达一年开始升高,在转换期达到峰值,并随着神经元群体减少而在晚期稳定或适度下降。同样,TDP-43相关的隐蔽肽,如源自UNC13A或HDGFL2转录本的那些,表现出早于或与NfL增加平行的早期短暂激增。相比之下,神经炎症标志物,包括YKL-40和CHIT1,在症状出现后变得更加突出并随着疾病进展持续升级。TMS上的皮质过度兴奋是前驱期和早期症状期疾病的标志,但随着UMN丢失可能恢复正常;而基于弥散的MRI指数和PET显示通过中期至晚期阶段的渐进性扩大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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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分阶段特异性和跨阶段生物标志物
持续的跨阶段指标包括NfL和pNfH,它们反映累积的轴突损伤而与临床阶段无关。跨模态相关性(例如,NfL、CST部分各向异性丢失和皮质变薄之间)强调了在整个过程中仍可测量的共享病理生理基础。相比之下,早期标志物如皮质过度兴奋、隐蔽外显子肽和特异性miRNA特征倾向于在晚期疾病中随着代偿回路失效而减弱。相反,MUNIX下降、炎性蛋白和基于PET的神经胶质增生在进展期间增加。这些时间变化主张采用针对阶段定制的生物标志物panel而非一刀切的诊断。图2总结了与ALS进展及有足够临床前和临床证据支持的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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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对试验设计和分层的启示
理解这些轨迹对于将生物标志物与治疗窗口对齐至关重要。例如,SOD1或C9ORF72携带者的症状前试验采用NfL阈值作为干预启动的药效学触发器。使用皮质兴奋性 or 隐蔽外显子生物标志物的早期随访评估可在不可逆的神经变性发生前改善神经保护药物效应的检测。相反,晚期研究可能受益于反映神经免疫激活和残留功能的复合炎症或影像学生物标志物。通过生物标志物定义的阶段对患者进行分层可以减少异质性并提高统计效力。因此,分阶段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整合似乎是精准试验框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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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多模态追踪方法
结合分子、影像学和电生理学标志物可能实现对结构、功能和炎症变化的同步监测。机器学习驱动的蛋白质组学、影像学和遗传学数据集的整合现在产生了可绘制个体化疾病轨迹的预测模型。此类框架有潜力为临床管理和适应性试验设计提供信息,提供从潜伏分子起病到晚期衰退的持续追踪。最终,分阶段感知的多模态生物标志物系统有望将ALS从临床定义的疾病转变为生物学可量化的连续体。
7. 生物标志物发现的高级技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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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高通量组学
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揭示了新的ALS遗传风险因素。不同联盟项目对数千个ALS基因组进行了测序,确定了新的风险位点并扩展了我们对ALS遗传学的理解。患者来源的组织和细胞的转录组分析揭示了疾病特异性基因表达特征(如RNA加工和免疫通路的失调),可区分ALS与对照并可能预测疾病进展。在蛋白质组学筛选中,可以定量生物流体中的数千种蛋白质。例如,一项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方法采用串联质谱标签定量法分析了40例CSF样本(20例ALS患者和20例健康对照),鉴定出53种差异蛋白;而最近的血浆蛋白质组学研究确定了一组33种在ALS患者中显著改变的蛋白质,提示了诊断和预后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在某些情况下,基于机器学习的蛋白质组学分析已被用于构建区分ALS患者与健康个体的预测模型。同样,代谢组学分析强调了ALS独特的生化指纹(即高代谢、线粒体功能障碍以及葡萄糖和脂质代谢受损)。值得注意的是,与对照组相比,ALS患者显示血浆肌酸和较低的肌酐,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