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mplitude of the Bereitschafts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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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伊瓦诺·特里吉亚尼|艾米·惠特马什|亚伦·舒格尔|乌里·毛兹|马克·哈莱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国家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安东尼奥·伊瓦诺·特里吉亚尼|艾米·惠特马什|亚伦·舒格尔|乌里·毛兹|马克·哈莱特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国家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癫痫神经生理学部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
摘要
准备电位(Bereitschaftspotential,简称BP)是一种在自发动作前出现的头皮电位缓慢负向偏移现象,被认为是一种与运动准备相关的神经信号。除了神经科学研究外,这种脑电波还在哲学领域(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法律领域(责任归属讨论)以及社会学领域(对能动性和责任观的探讨)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幅度因任务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并受到疾病、发育阶段和认知因素的影响。然而,迄今尚未有系统性的研究来梳理影响BP变化的相关因素。尽管存在许多针对BP某些方面的研究,但相关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探讨是否存在一个能够解释大多数研究结果的一般性因素。通过对PubMed的文献进行结构化搜索,我们找到了大量使用特定任务的同行评审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阐明BP幅度的意义。我们发现了一些比较不同类型动作和不同人群的研究结果。综上所述,注意力因素在各项研究中的一致性最为显著。
引言
汉斯·科恩胡伯(Hans Kornhuber)相信人类的自由,即人们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动作。他希望研究大脑的运作机制以解释这种自由(Kornhuber, 2009)。他与年轻学生吕德·迪克(Lüder Deecke)共同找到了一种在动作发生前分析脑电图(EEG)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在现代已十分简单,但在当时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难度极大。他们让参与者在自由选择的时间点击按钮,并用磁带记录EEG数据。研究人员将磁带倒放,并计算出点击按钮前后的EEG活动平均值(Kornhuber and Deecke, 1965; Kornhuber and Deecke, 2016)。他们发现了一种在动作开始前约1秒出现的缓慢上升的负电位,将其称为准备电位(BP)。后来,人们也使用了“Readiness Potential”(RP)这一英文名称。
通过分析BP的波形,迪克及其同事识别出动作发生前的三个主要成分(Deecke et al., 1976):首先是BP本身,呈双侧对称性,在头顶附近达到最大值,通常在肌电图(EMG)出现前约500毫秒开始负向上升;其次是运动前阳性电位(Premovement Positivity,简称PMP),在EMG出现前80-90毫秒开始,同样呈双侧对称;第三是运动相关电位(Motor Potential,简称MP),与动作方向相反,在EMG开始后达到峰值,但在动作开始前50-60毫秒就已出现。动作发生后还可能出现其他成分,包括来自动作本身的再传入(本体感觉)活动。所有这些行动在动作前后的电活动统称为运动相关皮质电位(Movement-Related Cortical Potential,简称MRCP)。
随后,柴崎等人(Shibasaki et al., 1980)对这些成分进行了仔细研究,并描述了动作前的四个主要成分:早期BP、具有更快负向上升的BP后期部分(被称为Negative Slope,简称NS’)、对应于迪克所描述的PMP的P-50,以及对应于MP的N-10。目前这两个部分的传统术语分别是BP1和BP2(Shibasaki and Hallett, 2006),本文也将使用这些术语。
自BP被发现以来,人们一直关注其幅度的影响因素。本文旨在回顾相关研究结果。现有文献在这一主题上的覆盖情况并不均衡:某些方面得到了深入研究,而许多方面仅通过少数实证研究探索。将这些发现整合到同一篇论文中,并对比不同情境下的结果,有助于揭示BP变化背后的共同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BP幅度的文献不仅在数量上分布不均,而且在不同的实验范式、研究人群和研究传统中也存在碎片化现象。因此,许多研究结果往往仅在其特定背景下被解读,缺乏更广泛的框架来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针对BP的研究已有数十年历史,但据我们所知,至今尚未有人系统地综合影响其幅度的因素或探索潜在的共性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某些因素的证据较为有限,叙事性综述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由于文献中对这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分布不均,无法进行系统性综述或正式的元分析。因此,我们试图整合跨领域的研究结果,突出共同的模式,并提出可检验的假设(例如注意力的潜在作用),以指导未来的研究。鉴于BP在关于意志、能动性和责任等议题的广泛讨论中的重要性,其幅度的变化可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此,我们在PubMed上进行了文献搜索,寻找研究BP影响因素的文章,力求从作者的角度整合不同实验范式和人群的研究结果。搜索策略使用了关键的MeSH术语和关键词,如“Bereitschaftspotential”(BP)、“Readiness Potential”(RP)和“Motor Related Cortical Potential”(MRCP)。我们仅筛选了英文的同行评审文章,通过对标题和摘要的初步筛选确保每篇文章都符合综述目的,研究时间范围为1965年至2025年3月1日。
片段
BP的生理学
BP是最早被发现的事件相关电位(ERP)之一,反映了自发性自愿动作前的脑活动。记录BP是一种经典的事件锁定方法,其中用于同步EEG信号的事件就是参与者的动作。
影响BP幅度的因素
本节回顾了影响BP幅度的各种因素,包括年龄(3.1节)、动作特征(3.2节)、注意力(3.3节)、情绪效应(3.4节)、技术因素(3.5节)、动作选择的性质(3.6节)、呼吸(3.7节)、非侵入性脑刺激(3.8节)和生物反馈(3.9节)。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患有ADHD的成年人进行自我节奏的食指运动时,BP峰值幅度较小,尤其是在前额区域更为明显(Seo et al., 2017)。另一项针对儿童ADHD患者的研究也发现他们的BP幅度低于正常水平,且在Cz区域较为显著(Jarczok et al., 2019)。研究者推测,这种低幅度可能是由于成熟延迟所致(参见3.1节“年龄”)。然而,不同研究中的用药情况并不一致,且刺激治疗可能会影响BP幅度。
帕金森病
大量研究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帕金森病患者在多种任务中的BP幅度在动作开始前降低,这些任务包括手腕运动、眨眼和手指运动(Cunnington et al., 1997; Dick et al., 1989; Mota et al., 2017; Touge et al., 1995)。这种减弱主要体现在早期BP成分上(Georgiev et al., 2016)。此外,在手腕伸展任务中,BP幅度的减弱程度可能与PD的严重程度成正比。
BP的计算建模
与其他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相比,BP的计算建模研究相对较少。2012年提出的一个计算模型使用了一个“泄漏随机累积器”来解释与自发性自愿动作相关的行为(等待时间分布)和电生理(BP的波形和幅度)数据(Schmidt et al., 2016; Schurger et al., 2012)。
局限性
BP幅度的测量标准尚未统一。目前没有关于如何测量BP幅度的指南,许多研究也没有直接报告这一数值。在本文中,我们常常需要从已发表的图表中手动测量BP幅度。此外,不同研究中的动作参数差异很大:一些研究使用单个手指的动作,而其他研究则使用整个手、手腕、脚或腿。这些差异使得跨研究比较BP幅度几乎不可能。
结论
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有许多因素会影响BP幅度。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尝试识别在不同范式和领域中影响BP幅度的关键因素。在梳理现有数据的过程中,注意力参与似乎是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只有少数研究直接验证了其影响力,但不同范式下的许多研究结果都表现出一致性。
致谢
本研究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所(NINDS)的内部研究计划以及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和费策研究所(Fetzzer Institute)的共同资助。NIH作者的贡献是其作为联邦雇员履行职责的一部分,符合机构政策要求,属于美国政府的研究成果。然而,研究结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