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从抗炎到促消退:特殊促消退介质调节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炎症与修复的新范式

《Frontiers in Immunology》:From anti-inflammation to pro-resolution: a new paradigm for 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mediators in regulating neuroinflammation and repair after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5月08日 来源:Frontiers in Immunology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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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缺血再灌注后的失控性神经炎症是导致继发性脑损伤及长期神经功能障碍的核心病理生理过程。数十年来,针对抑制关键促炎通路的传统的“抗炎”策略在临床转化中屡遭失败,这迫使研究者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炎症的生物学本质。炎症并非刺激移除后被动消退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通过内源性

  
脑缺血再灌注后的失控性神经炎症是导致继发性脑损伤及长期神经功能障碍的核心病理生理过程。数十年来,针对抑制关键促炎通路的传统的“抗炎”策略在临床转化中屡遭失败,这迫使研究者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炎症的生物学本质。炎症并非刺激移除后被动消退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通过内源性程序主动“消退”以恢复组织稳态的动态过程。在这一精确调控的程序中,一类源自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内源性脂质介质——特殊促消退介质(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Mediators, SPMs)扮演着核心执行者的角色。本综述系统性地提出了一个卒中后炎症管理的转化框架,即从传统的“被动抗炎”转向“主动促消退”。我们首先深入探讨了传统抗炎疗法的转化挑战与理论局限,随后详细阐述了SPMs的生物合成网络、其主要家族(脂氧素、消退素、保护素和maresins)及其多效生物学功能,包括阻断中性粒细胞浸润、重编程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功能、增强凋亡细胞清除效率(胞葬作用)以及维持血脑屏障完整性。本综述的核心论点是,脑缺血再灌注后持续性神经病理学恶化的关键机制在于内源性炎症消退程序的失效,即“消退功能障碍”。通过整合大量临床证据与广泛的临床前研究,本综述为这一假说提供了系统性论证。外源性给予SPMs或其稳定类似物在各种动物模型中已显示出显著的神经保护作用,能有效减少梗死体积并改善功能预后。最后,本综述探讨了将SPMs开发为新型卒中疗法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如药代动力学、治疗时间窗和靶向递送,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前瞻性科学问题。总之,靶向并恢复大脑内源性炎症消退程序,不仅为卒中治疗提供了极具前景的新策略,更代表了一种旨在促进组织稳态恢复的革命性治疗理念的实践。
1. 引言
缺血性卒中是全球范围内导致严重社会经济负担的重大脑血管事件。尽管静脉溶栓(rt-PA)或机械取栓等血管再通疗法是急性期治疗的基石,但相当一部分患者在成功再通后仍面临不良的神经功能结局。其背后的关键病理生理机制是“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RI),其核心特征之一是严重的、通常呈失控状态的神经炎症反应。虽然炎症在早期通过小胶质细胞吞噬清除原发性缺血性坏死的细胞碎片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但其过度和持续的激活却成为一把“双刃剑”,加剧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破坏,诱导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继发性死亡,并最终抑制内源性神经修复和血管生成过程。
过去几十年的药物研发主要集中在“抗炎”策略上,例如使用抗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抗体、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拮抗剂、自由基清除剂NXY-059以及白介素-1受体拮抗剂(Anakinra)等。然而,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尽管这些策略在临床前动物模型中普遍显示出显著的神经保护作用,但在大规模随机对照人类临床试验中几乎均未能达到改善长期功能预后的主要终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有害效应。这种持续的“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to-bedside)的转化困境迫使研究者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将炎症单纯视为需要完全和非选择性抑制的“敌人”的传统观点。其内在缺陷可能在于忽略了炎症反应的复杂性和双重性;在抑制其破坏性效应的同时,也可能干扰了其清除组织碎片、促进血管生成和启动组织修复的有益功能。
这一系列转化失败指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将炎症视为仅需抑制的纯粹破坏过程可能是一种过度简化的视角。突破性研究揭示,炎症的成功终止并非被动衰减过程,而是一个由内源性信号分子介导的、高度协调的主动生物程序,被称为“炎症消退”(Resolution of Inflammation)。在这一复杂的调控网络中,一类源自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的脂质介质——特殊促消退介质(SPMs)扮演着“总指挥”的关键角色。这些分子主要包括脂氧素(LXs)、消退素(Rvs)、保护素(PDs)和maresins(MaRs)四大类,能在极低浓度下发挥强大的生物活性。通过结合特定受体,它们精确调控免疫细胞功能,引导炎症从破坏期向修复期过渡。在此背景下,本综述提出了一个缺血性卒中的转化框架,将成熟的促消退生物学应用于长期以来由基于抑制的抗炎策略主导的临床领域,旨在系统论证“内源性炎症消退程序功能障碍”是脑缺血再灌注后持续性神经恶化的重要病理环节。
2. 卒中后炎症的双刃剑:从起始至消退的时间动态学
卒中后的神经炎症是一个随时间空间动态演化的复杂过程,可分为三个连续且交织的阶段:“起始”期、“放大”期和“消退”期。理解各阶段的关键细胞和分子事件是识别潜在治疗靶点的基础。
2.1 急性促炎风暴
再灌注事件发生后数分钟至数小时内,缺血区域死亡或坏死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释放大量内源性危险信号,即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这些分子作为“警报素”启动无菌性炎症反应,其中研究最为广泛的有核内释放的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胞质泄漏的三磷酸腺苷(ATP)、S100B蛋白、线粒体DNA(mtDNA)以及源自受损线粒体的甲酰肽。这些DAMPs被大脑常驻免疫细胞(主要是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通过其细胞表面或胞质内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迅速识别,其中Toll样受体(TLRs),特别是TLR2和TLR4是关键受体。DAMPs与TLRs的结合主要通过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依赖性信号通路,导致下游激酶磷酸化和TRAF6激活,最终释放核因子-κB(NF-κB)抑制剂蛋白IκB的抑制,促进NF-κB活化及核易位。作为关键的促炎转录因子,核内NF-κB启动大量促炎基因(包括TNF-α、IL-1β、IL-6等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的爆发性转录。至关重要的是,脂质介质是急性炎症级联反应中最早期的生化应答者之一,早于细胞因子的放大作用。在缺血再灌注这类无菌性损伤中,膜磷脂衍生的前列腺素E2(PGE2)通过环氧合酶(COX)介导的花生四烯酸氧化在数分钟内产生,诱导血管扩张、增加血管通透性及致敏伤害感受器。同时,经由5-脂氧合酶途径产生的白三烯B4(LTB4)是驱动早期中性粒细胞募集的强效趋化因子。非甾体抗炎药(NSAIDs)通过抑制COX-1和COX-2阻断PGE2生成的临床疗效,直接验证了这些早期脂质介质在驱动急性炎症中的核心作用。
在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中,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起着关键作用。其激活通常遵循“双信号模型”:信号一(启动)通常由TLR通路激活的NF-κB提供,导致NLRP3和pro-IL-1β的转录上调;信号二(激活)可由多种刺激提供,如细胞外ATP通过P2X7受体介导的钾外流、线粒体活性氧(ROS)产生或溶酶体破裂。这两个信号的共同作用导致NLRP3蛋白寡聚化,进而招募含CARD的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SC)和pro-caspase-1组装成功能性炎症小体复合物。在该复合物上,pro-caspase-1被剪切并激活为caspase-1,进而剪切pro-IL-1β和pro-IL-18,导致其成熟和释放,从而极大地放大炎症反应。
早期产生的炎症介质迅速破坏BBB的结构和功能完整性,为外周免疫细胞浸润开辟了道路。在趋化因子引导下,中性粒细胞是最早到达损伤部位的循环白细胞。它们通过细胞表面的选择素和整合素在活化的脑血管内皮上滚动、粘附并跨内皮迁移。浸润的中性粒细胞通过释放多种武器加剧氧化应激和组织损伤,包括ROS、髓过氧化物酶(MPO)和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一个特别关键的病理过程是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的形成,即NETosis。这涉及中性粒细胞染色质解聚和细胞膜破裂,释放出由DNA纤维骨架、组蛋白(如H3、H4)和颗粒蛋白(如弹性蛋白酶、MPO)组成的网状结构。这些NETs不仅通过物理阻塞微血管导致“无复流”现象,其成分(尤其是组蛋白)也是强效的DAMPs和血小板激活剂,进一步放大炎症和血栓形成。随后,大量单核巨噬细胞也浸润并主要极化为促炎性M1表型(由IFN-γ和LPS等信号诱导,高表达iNOS和CD86),进一步放大炎症风暴。
2.2 炎症的转折点:从促炎向促消退的转换
功能性炎症反应必须在完成初始任务后被有效终止,以避免对宿主组织造成过度损伤。卒中后数天内,炎症微环境开始发生关键的转化。大量早期浸润的中性粒细胞启动凋亡,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分子信号引导吞噬细胞将其清除。这一过程被称为“胞葬作用”(efferocytosis),是炎症从破坏状态转向修复状态的中心转折点。凋亡细胞主动释放“找我”信号(如溶血磷脂酰胆碱LPC、1-磷酸鞘氨醇S1P和趋化因子CX3CL1)以远距离招募吞噬细胞。随着吞噬细胞的接近,“吃我”信号(最典型的是磷脂酰丝氨酸PS)暴露在被吞噬细胞的外膜上,被吞噬细胞表面的各种受体(如TIM-4、BAI1)识别,或通过桥接分子(如Gas6、Protein S)间接被吞噬受体(如MerTK、AXL)识别。
胞葬作用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垃圾清理”过程,它是一个强大的免疫调节信号事件。吞噬凋亡细胞后,吞噬细胞的内部信号通路被主动重编程。例如,结合凋亡细胞时,MerTK受体激活下游Rac1信号,促进吞噬体形成。同时,它抑制促炎性NF-κB通路并激活抗炎和促修复信号通路(如STAT3/STAT6)。这导致吞噬细胞(主要是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从促炎性“战斗状态”切换到抗炎和促修复的“稳定状态”,表现为停止分泌TNF-α和IL-1β等促炎细胞因子,转而大量分泌强效抗炎介质,如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
与此过程平行,在IL-4和IL-13等特定细胞因子的影响下,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的表型也开始从经典的促炎性M1表型向促修复性M2表型转变。然而必须强调的是,M1/M2模型是基于体外研究得出的高度简化的二元概念。在体内复杂的病理微环境中,小胶质细胞的活化状态应被视为一个连续的功能谱系。近年来,单细胞转录组学等高维分析技术揭示了更多功能特异性的细胞亚群,如在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发现的“疾病相关小胶质细胞”(DAMs)。这些细胞往往共表达经典M1和M2标志物,并具有独特的基因表达谱。SPMs如何精细调控这些更复杂的细胞亚群状态是当前研究的前沿。尽管如此,“倾向于从M1向M2转变”仍是描述炎症微环境从破坏性向修复性过渡的有效概念框架。
至关重要的是,在与细胞功能转换相同的时间窗口内,细胞内脂质介质生物合成通路发生了关键的“脂质介质类别转换”。合成通路从优先产生强效促炎介质(如PGE2和LTB4)转变为优先合成促消退SPMs。这种生化转变构成了炎症从放大到消退的分子基础,为随后的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铺平了道路。
3. 特殊促消退介质:炎症消退的“总指挥”
与传统抗炎药主要通过抑制发挥作用不同,SPMs并非简单的炎症“抑制剂”,而是其消退过程的积极“协调者”。这些内源性脂质介质在非常低的生理浓度(通常在纳摩尔至皮摩尔范围)下发挥强大且高度特异的生物学活性。
3.1 SPMs的家族与生物合成
SPMs的生物合成始于磷脂酶A2(PLA2)从细胞膜磷脂中释放PUFAs,主要包括ω-6脂肪酸花生四烯酸(AA)和ω-3脂肪酸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这些PUFAs随后经过脂氧合酶(LOX)和环加氧酶(COX)家族成员催化的一系列高度立体选择性氧化反应,产生具有生物活性的SPM分子。这一过程通常需要不同细胞类型之间的密切合作,称为跨细胞生物合成。
脂氧素(LXs)是首个被发现的SPM家族,主要衍生自AA。其经典合成途径涉及中性粒细胞中5-LOX催化AA生成不稳定的环氧化物中间体白三烯A4(LTA4),随后LTA4被转移至邻近细胞(如血小板),经12-LOX代谢产生LXA4和LXB4。消退素(Rvs)是源自ω-3 PUFAs的SPM家族,根据前体不同分为E系列和D系列。E系列消退素(如RvE1、RvE2)源于EPA。在特定条件下(如阿司匹林存在时),乙酰化COX-2可催化EPA形成18R-羟基二十碳五烯酸(18R-HEPE),再经5-LOX作用生成RvE1和RvE2。D系列消退素(如RvD1-RvD6)源自DHA。在人细胞中,DHA首先被15-LOX-1(小鼠中为12/15-LOX)催化形成17S-氢过氧-DHA(17S-HpDHA),该不稳定中间体可进一步经5-LOX通过环氧化和水解步骤生成各种D系列成员,包括RvD1和RvD2。保护素(PDs)和maresins(MaRs)均源自DHA。保护素(如PD1,在神经系统中也称为NPD1)的合成也由15-LOX启动,但其随后的酶促反应途径与消退素不同,最终形成具有共轭三烯结构的分子。Maresins(如MaR1、MaR2)的合成具有细胞特异性,主要由巨噬细胞中的12-LOX催化,其名称强调了其在调节巨噬细胞功能中的重要作用。除源自AA、EPA和DHA的主要SPM家族外,还鉴定出了其他SPM,如源自n-3 docosapentaenoic acid (n-3 DPA)的消退素、保护素和maresins,以及13系列消退素(亦称T系列消退素)。阿司匹林触发的(AT)SPM亚型,包括AT-脂氧素、AT-消退素和AT-保护素,则是通过阿司匹林乙酰化的COX-2生成的。
3.2 SPMs的多效生物学功能
SPMs通过结合细胞表面的特定G蛋白偶联受体(GPCRs)启动下游信号通路,从而发挥其广泛而精确的调控作用。这些受体包括ALX/FPR2(被LXA4和RvD1识别)、GPR32(RvD1的另一受体)、ChemR23(RvE1受体)和GPR18(RvD2受体)。其多效生物学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免疫反应的微调和对组织稳态的直接保护。
在免疫调节方面,SPMs首先通过阻止中性粒细胞浸润为炎症“踩刹车”,这是启动炎症消退的关键第一步。例如,作用于中性粒细胞表面ALX/FPR2受体的LXA4,以及作用于ChemR23受体的RvE1,协同抑制由LTB4等趋化脂质介质诱导的下游信号,从而阻断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重排,抑制趋化性和跨内皮迁移。其次,SPMs是吞噬作用的强效增强剂,高效促进凋亡细胞和细胞碎片的清除。RvD1通过其受体GPR32和ALX/FPR2显著上调巨噬细胞膜上负责识别凋亡细胞的吞噬受体(如TIM-4、MerTK),并激活Rac1等下游信号分子,从而极大提高胞葬效率。第三,SPMs主动重编程免疫细胞功能,使其从促炎表型向抗炎和促修复表型转变。例如,RvD1和MaR1等分子可通过激活PPAR-γ信号或抑制STAT1磷酸化,有效推动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从促炎性M1表型向促修复性M2表型转化,使其从炎症的“放大器”转变为组织的“修理工”。
在组织直接保护方面,SPMs也表现出多靶点优势。它们可直接作用于构成神经血管单元的各种细胞以维持BBB完整性。例如,LXA4通过其在内皮细胞、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终足上表达的ALX/FPR2受体,协同上调紧密连接蛋白(如Claudin-5)的表达以稳定BBB。此外,部分SPMs具有直接的神经保护作用。NPD1可直接作用于神经元,通过上调Bcl-2等抗凋亡蛋白并抑制caspase-3等关键凋亡执行分子的活化,保护神经元免受氧化应激或兴奋性毒性导致的死亡。总之,SPMs通过多靶点、多通路的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炎症消退和组织修复的核心调控网络。
有趣的是,近期证据表明内源性大麻素系统也可能参与促消退反应。内源性大麻素anandamide (AEA)已被证明通过结合CB2和GPR18受体启动巨噬细胞的促消退通路,增强胞葬作用并调节SPM生物合成。值得注意的是,GPR18也是SPM消退素D2的受体,表明这些脂质介质家族之间存在直接的交叉对话。此外,植物大麻素cannabidiol (CBD)可通过激活15-脂氧合酶-1诱导脂质介质类别转换,促进SPM形成同时抑制促炎性白三烯,揭示了调控炎症消退的更广泛的脂质介质网络。
4. 消退失败: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核心病理机制
为明确起见,本综述操作性地将“消退功能障碍”定义为满足以下三个标准中至少两个的病理状态:(1) 血浆或组织水平的关键SPMs(如LXA4、RvD1)较健康对照或损伤前基线显著降低;(2) 超过急性损伤时间窗(发病后>72小时)仍持续存在升高的促炎/促消退介质比率(如LTB4/LXA4或LTB4/RvD1);(3) 炎症微环境未能在预期时间窗内向促修复表型过渡,表现为持续性的M1小胶质细胞主导或胞葬作用受损。我们明确承认,这些标准的正式临床阈值尚未在前瞻性干预试验中得到验证,其标准化是第7.2节概述的关键研究重点。
尽管机体进化出了精密的炎症消退程序,但在脑缺血再灌注的严重病理打击下,这种内源性保护机制常常失效。本章的核心论点是,“炎症消退失败”是急性神经炎症与慢性神经损伤之间的关键病理联系。我们将从两方面详细阐述:首先探讨为何SPM生物合成通路在卒中后脑微环境中受损;其次分析这种“促消退”信号的缺失如何导致一系列有害后果,最终导致炎症反应持续存在并不断损害脑组织。
4.1 卒中后脑内SPM生物合成的受损
支持“消退失败”核心假说的最直接证据来自利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脂质组学对损伤组织中脂质介质的精确定量分析。血管缺血性疾病的脂质组学研究证据表明,缺血病灶中SPM水平(包括RvD1和LXA4)显著降低,且SPM/LTB4比率严重失衡。在缺血性脑组织中,内源性NPD1生物合成未能与炎症刺激成比例增加,这一推论源于外源性DHA/NPD1给药始终产生剂量依赖性的神经保护作用,提示存在相对的促消退信号缺乏而非绝对下降。在不同卒中模型中,专门针对缺血半暗带与核心组织进行SPM时间动态学的直接LC-MS/MS定量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
这种产生障碍被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缺血再灌注引发的爆发性氧化应激是关键抑制因素。SPM合成通路中关键酶(如LOX和COX)的活性位点常含有易被氧化的铁离子。大量ROS可直接攻击这些活性位点,导致构象改变和酶活性丧失。第二个因素是底物可用性。在强烈氧化应激下,花生四烯酸和其他PUFAs可发生非酶促自由基催化过氧化,生成异前列烷——结构上独特、非酶促氧化的花生四烯酸产物,与酶促氢过氧化物在化学上截然不同。虽然异前列烷本身具有有限的促消退活性,且某些异前列烷种类(如8-iso-PGF2α)在体外显示出血管收缩和血小板活化特性,但这种通路是否在体内有意义地分流了用于SPM生物合成的基质仍有待直接证实。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合理的机制假说提出,与缺血再灌注中观察到的高氧化负荷相一致,有待实验验证。第三,SPMs的高效合成常依赖于不同细胞类型间的密切协作。卒中引起的微循环障碍、血管内皮细胞的广泛激活和损伤以及血小板功能障碍严重破坏了这种精细的细胞间协作微环境(例如血小板与白细胞的相互作用对LXs的跨细胞合成至关重要),从而进一步抑制SPM的生成。最后,卒中患者常见的许多合并症,如糖尿病和高血压,进一步加剧了SPM合成的损害。例如,在高糖环境下,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的积累可直接抑制LOX酶活性,显著减少SPM的产生。
导致SPM生物合成受损的另一个机制涉及常见中间体的代谢分流。由花生四烯酸经5-脂氧合酶途径生成的不稳定环氧化物中间体白三烯A4(LTA4)是一个关键的branch point。在生理条件下,LTA4可被LTA4水解酶转化为强效促炎趋化因子白三烯B4(LTB4),或被血小板来源的12-脂氧合酶跨细胞代谢生成促消退的脂氧素A4(LXA4)和脂氧素B4(LXB4)。这种将LTA4从LTB4通路转向脂氧素生物合成的过程代表了调控从炎症向消退转变的内源性关键“开关”。在卒中病理环境中,氧化应激诱导的酶失活、破坏的血小板-白细胞相互作用以及底物不足可损害这种分流,使平衡向持续产生LTB4和消退失败倾斜,从而延续神经炎症和继发性组织损伤。
4.2 消退失败的致命后果
SPM产生的损害导致炎症反应“刹车系统”失灵,进而引发自我强化的病理性恶性循环。首先,由于缺乏SPMs对吞噬作用的强力促进,巨噬细胞和活胶质细胞无法有效清除损伤区内的大量凋亡中性粒细胞。这些未被清除的凋亡细胞最终发生继发性坏死,破裂并释放其储存的DAMPs(如HMGB1、组蛋白)和蛋白水解酶。这无异于在一场已经失控的大火中引爆新的“炸弹”,通过激活TLRs等受体引发新一轮炎症反应,形成“清除失败-反复炎症”的恶性循环。其次,在缺乏SPMs等关键促消退信号的微环境中,持续性促炎信号(如IFN-γ)通过激活STAT1等转录因子将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锁定”在促炎性M1表型。这些慢性M1型细胞持续分泌ROS、一氧化氮(NO)、谷氨酸和大量促炎细胞因子,对周围神经元和少突胶质细胞施加持续的毒性作用。这是导致继发性神经元丢失和脱髓鞘的关键原因。最后,这种持续的、非消退的炎症状态对内源性修复程序构成了严重障碍。它不仅通过抑制Wnt和Notch等对神经发生至关重要的信号通路阻碍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及其向神经元的分化,还促进星形胶质细胞的过度激活和增殖,形成抑制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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