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实时监测行为如何塑造技术增强型体育教育中学生任务投入行为

《Acta Psychologica》：How teachers' real-time monitoring behaviors shape students' on-task engagement in technology-enhanced physical education

　　

研究人员针对中国技术增强型体育教育（technology-enhanced physical education）场景，检验学生感知的教师实时监测行为与任务投入行为的关联，并探讨体育学科自我调节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PE-SRL）的中介作用及感知自主性支持（perceived autonomy support）的调节效应。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于南京、武汉、西安、昆明四城市招募464名中学阶段学生，通过SmartPLS软件运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SEM）验证假设。结果显示：学生感知的教师实时监测（定义为课堂中对学生任务参与及表现线索的察觉、核查与跟进）与PE-SRL及任务投入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PE-SRL在实时监测与任务投入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感知自主性支持虽仅产生微弱调节效应，但可强化实时监测对PE-SRL及任务投入的正向关联。受限于横断面自陈数据设计，结果应解释为关联性而非因果性。该研究首次在中国技术增强型体育教育情境下操作化定义学生视角的实时监测概念，并提出当监测行为嵌入自主性支持氛围时，其与投入的正向关联最为显著。

《教师实时监测行为如何塑造技术增强型体育教育学生任务投入》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中国近年将青少年每日体育活动纳入国家战略，政策同时要求规范技术应用以避免非教育性屏幕使用。在此背景下，可穿戴设备、移动应用、智能场馆等技术增强型体育教育（technology-enhanced physical education）快速普及，其通过实时反馈、个性化目标设定等功能提升学生动机与参与度已获初步证据支持。然而技术密集的课堂也带来新的管理挑战：教师需同时处理多源数据流、维持全局情境意识并及时干预脱轨行为。传统教师“在场觉察”（withitness）与数据驱动教学研究多聚焦普通学科或在线环境，极少关注体育课堂中学生对监测行为的主观感知及其与任务投入的关联。此外，现有研究尚未厘清体育学科自我调节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PE-SRL）是否构成二者间的中介机制，亦未检验自主性支持（autonomy support）这一动机氛围能否调节监测行为的效应。针对上述空白，本研究在中国四城市中学样本中构建并验证一个整合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定量设计，于南京、武汉、西安、昆明四座中国城市招募464名中学阶段学生（含普通高中、重点高中、职业高中及体育特色校），覆盖不同技术使用强度场景。所有变量均通过学生自陈量表测量：教师实时监测行为采用6-8题项五点李克特量表，PE-SRL改编自体育情境自我调节学习量表，任务投入行为基于体育投入量表的行为维度，感知自主性支持采用运动情境感知自主性支持量表（Perceived Autonomy Support Scale for Exercise Settings，PASSES）的体育教师适配版。数据分析采用SmartPLS 4运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通过5000次bootstrap抽样检验路径系数与中介效应，并采用两阶段法估计交互项调节作用。样本量经G*Power先验分析确定，最小有效样本为400人，最终有效回收问卷464份，满足统计效力要求。

研究结果

测量模型评估

所有构念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介于0.90-0.93，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介于0.57-0.68，指标载荷均大于0.70，满足聚合效度标准。区分效度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与异质-单质比（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HTMT）双重验证，HTMT值均低于0.85保守阈值。共线性检验显示内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小于3.0，外模型指标VIF亦在安全范围内，排除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

模型对PE-SRL的方差解释量为41%，对任务投入行为的方差解释量达56%。路径分析显示：教师实时监测行为对任务投入行为存在直接正向效应（β=0.24，p<0.001），假设H1成立；实时监测行为对PE-SRL存在强正向效应（β=0.41，p<0.001），假设H2成立；PE-SRL对任务投入行为存在强正向效应（β=0.48，p<0.001），假设H3成立；PE-SRL在实时监测与任务投入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值为0.20（p<0.001），假设H4成立；感知自主性支持正向调节实时监测对PE-SRL的效应（β=0.11，p=0.004），亦正向调节其对任务投入的效应（β=0.08，p=0.032），假设H5与H6均成立。效应量分析表明，交互项的f2值分别为0.02与0.01，属微弱调节效应。

讨论与研究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实时监测行为通过激活SCT框架下的环境调节线索，促使学生关注目标与表现差异，进而启动计划、监控与策略调整等自我调节过程，这与数字学习环境中仪表盘反馈触发自我调节集丛的研究发现一致。SDT视角进一步揭示，自主性支持氛围能将监测重构为能力支持性指导而非控制性监视，从而强化其正向效应——即便在中国这类高教师权威语境中，自主性支持仍显著调节监测的意义建构。研究同时承认横断面设计的局限性，无法确立因果时序，且单一自陈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未来需结合课堂观察与客观行为指标进行多方法验证。

研究结论重申：在中国技术增强型体育教育中，教师实时监测行为与PE-SRL及任务投入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PE-SRL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感知自主性支持虽效应微弱，但能增强上述正向关联。该研究并非颠覆性创新，而是将既有监测、自我调节学习与自主性支持文献整合至中国数字化体育教育具体情境，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实时监测需与自主性支持沟通技能协同培训，政策设计应从单纯硬件标准转向对教师行为规范的指引。论文发表于《Acta Psycholog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