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ntity》：Sources of (Dis-)Identification with Europe: A Q-Methodolog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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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依恋已被广泛研究，但关于认同与不认同背后的动机仍缺乏足够认知。研究人员通过开展一项针对德国的探索性研究弥补了这一空白，主张“欧洲”这一概念在不同个体中存在异质性，且其不同面向对（不）认同产生差异化影响。在一项采用Q方法论的在线研究中，80名德国参与者被
尽管欧洲依恋已被广泛研究，但关于认同与不认同背后的动机仍缺乏足够认知。研究人员通过开展一项针对德国的探索性研究弥补了这一空白，主张“欧洲”这一概念在不同个体中存在异质性，且其不同面向对（不）认同产生差异化影响。在一项采用Q方法论的在线研究中，80名德国参与者被要求根据其对依恋的增强或削弱作用，对欧洲的不同面向进行排序，并辅以排序后访谈。研究最终识别出四种关于欧洲（不）认同的视角：（1）以旅行、休闲和文化交流为核心的文化—功利性依恋，同时伴随对欧盟政策的批评（欧盟机会主义型）；（2）以经济和科学成就为核心的成就导向型依恋，同时持排他性的归属观（欧盟中心型）；（3）以民主、人权与包容性为核心的价值驱动型依恋，同时批判不平等与官僚体制（欧盟价值型）；（4）强调内部团结与共享价值观的团结导向型依恋，同时对外部群体持排他态度（欧盟团结型）。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对欧洲存在多重意象，其在思考自身欧洲认同时会对不同的依恋理由进行权衡。因此，不同的（不）认同理论可能对不同人群表现出差异化的适用性。
《Identity》期刊发表的这项研究聚焦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认同政治。研究背景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2004至2007年欧盟东扩以来，欧洲认同感与对欧盟的态度经历了显著波动。信任下降与疑欧主义（Euroskepticism）的兴起，加之英国脱欧及右翼民粹政党崛起，构成了研究的现实语境。尽管近年来的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欧洲归属感，但公民层面共同体意识的消退与自我利益政治的回归，使得欧洲呈现出“依恋悖论”：凝聚力减弱与依恋增强并存。现有研究多局限于测量情感纽带的强度，缺乏对认同背后具体动机与欧洲概念多元意涵的深入剖析。鉴于欧洲认同深受各国特定政治与话语语境形塑，且德国作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引擎兼具持续亲欧与极右翼疑欧力量共存的典型性，研究人员选择德国作为案例，旨在自下而上揭示民众对欧洲（不）认同来源的复杂认知图景。
研究人员采用了Q方法论（Q methodology）这一结合定性与定量优势的人本中心研究路径。研究未追求统计代表性，而是通过LoopsterPanel招募了80名德国受访者（清洗后有效样本73人），覆盖东西德、性别、年龄与教育水平的配额。数据采集于2023年3月至4月进行，研究人员构建了包含41条陈述的Q集合，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及休闲等维度。受访者需在视频会议指导下完成Q排序（Q-Sorting），将这些陈述按对依恋的增强或削弱程度置于准正态分布网格中，随后接受半结构化访谈以阐释其排序逻辑。数据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与Varimax旋转提取因子，并通过因子得分计算与访谈文本分析进行解释。
研究结果揭示了四种截然不同的认同视角。首先是“欧盟机会主义型”（EU-opportunistic）视角，代表了13名受访者的观点。该视角将欧洲视为个人丰富体验的空间，自由旅行、文化交流与自然景观是其依恋的核心来源。然而，欧盟的财富分配政策、边境管控及难民待遇被视为严重削弱认同的因素，体现出一种基于收益的、工具性的支持态度。其次是“欧盟中心型”（EU-centric）视角，涵盖了16名受访者。此视角持绩效导向，欧洲的科学实力、经济表现及危机合作能力是其自豪感与依恋的基础。但研究人员发现，该群体强烈排斥非出生在欧洲或无欧洲血统者成为欧洲人，并认为基督教历史遗产与欧盟机构因腐败与低效而削弱了认同，显示出一种基于成就优越感的排他性。第三是“欧盟价值型”（EU-values）视角，包含12名受访者。这是唯一将人权、民主与自由置于首位的群体，视欧盟为保护这些普世价值的堡垒。虽然他们支持跨国流动与社会权利，但对欧洲内部巨大的贫富差距、臃肿的行政机构及脱离民众的政客深感不满。该视角最具包容性，拒绝血缘或出身决定论。最后是“欧盟团结型”（EU-unity）视角，代表7名受访者的观点。该视角强调内部统一性，性别平等、气候变化应对及欧盟象征符号（如旗帜）增强了其归属感。然而，这种内部团结伴随着对外部的强硬排斥，特别是针对难民，将其视为对欧洲内部秩序与安全的威胁。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这四种视角挑战了传统的“公民—文化”二元对立划分，表明个体在同一时间可能既因某些公民要素（如民主价值）产生认同，又因某些族群要素（如血统限制）产生不认同。研究将各视角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关联：欧盟机会主义者因感知群体实体性（entitativity）低而采取工具态度；欧盟中心主义者通过对外比较实现积极独特性；欧盟价值型者因程序不公与分配不公而削弱认同；欧盟团结型者则表现出明显的内群—外群威胁反应。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欧盟价值型对应高学历、左翼的“绿色—替代—自由”（GAL）阵营，而欧盟团结型则与低教育水平、支持德国选择党（AfD）的“传统—威权—民族”（TAN）阵营重合。研究人员承认研究受限于单一国家设计与Q方法的非代表性，建议未来开发量表进行大样本验证。结论强调，欧洲的（不）认同并非单一维度，政策制定者若仅迎合某一群体的认同逻辑，极易引发其他群体的疏离，提升欧盟治理的透明度与民众亲近感是缓解认同危机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