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小企业中提升组织韧性：整合认知、技术和价值链视角

《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Navigat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n SMEs: integrating cognitive, technological, and value chain perspectives

　　摘要
中小企业（SMEs）正在应对当代的“永久性危机”——一种由地缘政治冲突、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快速的技术变革所驱动的持续不稳定的状态。本文超越了零散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组织韧性框架，整合了个体、企业和企业间三个层面的视角。在个体层面，韧性基于认知和行为基础。研究强调，虽然创业韧性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必须通过变革型领导力和有效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来制度化，以影响整个组织。在企业层面，韧性通过内部组织实践和人力及结构资本的策略性调动来构建。这一层面侧重于发展竞争情报作为一种动态能力，使企业能够将内部知识转化为前瞻性规划。在企业间层面，韧性受到全球价值链动态和技术整合的驱动。在这里，工业4.0和数字能力被视为管理供应链风险、实现循环经济战略以及促进跨境协同创新的重要工具。最终，本文将组织韧性概念化为一个系统的、不断演变的反馈循环，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特征。我们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战略路线图，以将外部冲击转化为长期生存的机会，为未来关于韧性多层次性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 引言
过去五年，世界经历了所谓的“多危机”状态，全球大流行的持续影响、系统性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Sharma等人，2024年；Bain公司，2024年；联合国，2023年）。与此同时，经济体系和社会整体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环境风险和由人工智能及工业4.0快速采用所推动的根本性技术变革（CRED，2024年；Forbes，2024年）。这些最近的中断进一步凸显了组织韧性对于企业生存和增长的重要性，并为管理研究中的韧性文献开辟了一个新的分支，旨在理解韧性在组织中的表现形式（Hillmann和Guenther，2021年；Shepherd和Williams，2023年；Magnani等人，2024年）。关于韧性的出版物在202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涌现。新冠疫情的爆发（Williams和Shepherd，2016年）揭示了企业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如何构建和增强其韧性能力，因为这些破坏性事件不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种持续的危机状态，被称为“永久性危机”（Brown等人，2023年），为企业带来了独特而前所未有的挑战（Bouncken等人，2022年）。这要求我们深刻反思在更加稳定和安全时期制定的传统管理方法，并推进创新和有韧性的解决方案，以有效减轻多重和长期危机的影响，保护企业免受外部威胁，同时促进其长期生存能力。

本期特刊汇集了探讨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如何培养韧性行为和策略以应对当前“永久性危机”的研究。遵循Aversa等人（2024年）的观点，我们认为全面而多方面的韧性理解需要利用各种学科背景、理论框架、分析层次和方法论方法的融合。特刊中的贡献从个体、企业和企业间三个不同的分析层面探讨了韧性构建过程的多层次性质，以及这些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强调了多层次的动态和机制（同上）。我们对韧性的多层次概念化也源于Shepherd和Williams（2023年）的工作，他们将个体层面的韧性整合到组织层面理论中，以解释应对不利事件的不同路径。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呼吁，不仅要捕捉韧性是什么，还要理解其运作和维护方式，将韧性概念化为企业如何解释、决策和部署资源的多层次结果，这一切都始于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并受到不利事件影响程度的特定情况的影响（同上）。

与以往关于韧性的研究相比，本期特刊的目标不是对广泛的企业群体进行多层次的韧性概念回顾（Raetze等人，2021年），而是揭示多层次韧性构建工作的机制和过程。我们将分析重点放在小型企业上，因为这些企业在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通常受到限制，因此追求韧性更具挑战性。本期特刊中选定的论文研究了中小企业的动态以及上述当代挑战的影响，如向变革型领导力的转变、人工智能和工业4.0技术的采用、对循环性和可持续性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中断——在多个分析层面上进行探讨。通过整合不同层次和视角，这些论文旨在提供对中小企业韧性如何通过个体领导者、企业实践和企业间关系的互动而发展和维持的全面理解。这种多层次的方法提供了对中小企业韧性的更细致的看法，承认它不仅仅是一个内部特征，而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动态过程。通过结合认知和行为洞察力与技术进步和价值链动态，特刊基于综述和实证论文提供了对韧性的全面理解。

第一组论文介绍了中小企业领域的最新进展，并通过综合和组织现有知识，为进一步研究组织韧性的多层次性质指明了新的方向。第二组论文更深入地探讨了组织韧性的实现方式，探索了个体（企业家和领导者的个人特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商业模式转型）和企业间因素（全球价值链动态；供应链多样化策略）如何共同构建有韧性的中小企业。每项工作的实践和管理意义响应了欧盟委员会在“NextGenerationEU”恢复计划中的号召，该计划致力于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促进向更加可持续的欧洲转型（欧盟委员会，2022年）。

首先，我们简要总结了韧性在当代管理场景中的相关性以及支撑我们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然后，我们将描述这些论文及其贡献，并根据之前提到的互补分析层次和相应目标进行组织：
1）塑造组织韧性的个体层面因素，特别关注认知和行为基础；
2）推动组织韧性的企业层面因素，通过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转型；
3）支撑组织韧性的企业间因素，探讨价值链参与者如何发展有利于所有参与者的韧性实践；
4）组织韧性的多层次方法。

2 理论框架：韧性的过程和多层次性质
近年来，企业越来越需要理解如何在不断受到不利和不可预测事件威胁的情况下实现盈利和生存，因此发展了组织韧性。在这种背景下，组织韧性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适应过程，包括预测、抵御和应对变化，特别是通过重组现有资源来从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和资源丰富（Reinmoeller和Baardwijk，2005年）。组织韧性是一个集体性的、多层次的、动态的过程，“既发生在企业内部也发生在企业外部，促进了员工之间的共同和积极愿景”（Conz和Magnani，2020年，第404页）。因此，组织韧性可以被理论化为企业在特定时间t的主动阶段（t?1）、吸收或适应阶段（t）以及反应阶段（t?+?1）的动态属性，其中t是发生意外事件并改变企业均衡的时间（Conz和Magnani，2020年）。这一定义强调了韧性的时间维度、其动态性质以及环境的作用，超越了将韧性视为企业在某一时刻所拥有的静态属性的解读。相反，动态视角将韧性视为在危机之前就构建的属性，企业在此期间利用它来生存并寻求新的创业机会，例如通过商业模式转型（Grego等人，2024年）。

尽管学术界对韧性的兴趣日益增加，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在个体、企业和企业间三个分析层次上分别探讨这一现象，往往彼此孤立进行（Raetze等人，2021年）。与此方法一致，这些研究建立在不同的科学学科和组织环境中，并且仍然局限于每个分析层次内，提供了关于组织韧性如何在各个层次上发展以及这些层次如何互动的零散知识（同上）。根据Raetze等人（2021年）的观点，个体层面是迄今为止研究最多的，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关于领导者、高层管理者、企业家、员工和团队如何面对急性及创伤性事件的知识得到了丰富。在这里，韧性被定义为一种个性特征或个人能力/能力，使个体能够在压力和不寻常的条件下保持正常功能，并迅速恢复到平衡状态（Hartmann等人，2020年）。最近关于个体层面韧性的研究摆脱了静态概念，而是将韧性概念化为旨在应对和克服逆境的情感、认知和行为过程的结果（Britt等人，2016年；Luthans和Youssef-Morgan，2017年）。因此，学者们确定了个体层面韧性的多种前因，包括稳定的个人属性（Cooper等人，2013年）、发展技能和能力（Howard和Irving，2014年）以及积极的态度和情绪（Sommer等人，2016年）。此外，组织环境也起着关键作用（Cooke等人，2019年），特别是通过支持性的工作场所关系（Wang等人，2014年），越来越强调领导者和管理者在培养员工韧性方面的作用（Harland等人，2005年）。

企业家的韧性是组织韧性个体层面研究中的一个基本主题（Hartmann等人，2022年；Salisu等人，2020年；Donaldson等人，2026年）。这一领域受益于跨学科的交流——特别是创业学、领导学和组织学——以及定性和定量方法论方法的采用。最近一项关于企业家心理韧性的综述（Simonetti等人，2025年）确定了区分该领域研究的主要特征。分析确定了驱动企业家心理韧性的三个主要个人因素群：信念和行为、个人品质和教育、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因素受到外部环境（如极端事件、社会变化、政策决策和行业竞争）和内部组织环境（包括组织动态和劳动力相关方面）的情境条件的影响。此外，创业活动的启动在塑造韧性结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如创业进入、外国投资和机会利用等过程突显了参与创业活动的能力如何依赖于领导力、人力资本、资源获取以及积极参与的学习。第二层最常被研究的分析层面是公司层面，2020年后关于商业公司和中小企业的研究呈指数级增长趋势，而在疫情之前，大多数研究都与空气和自然灾害以及恐怖袭击有关（Linnenluecke 2017）。组织韧性的研究方法是多学科的，借鉴了心理学、应急科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理论。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应对外部威胁、处理危机、从不利情况中恢复，以及抵抗或适应变化的环境。韧性被概念化为特定适应性和吸收性路径的结果，这些路径包括通过公司特有的流程、惯例和能力来利用和管理资源（Conz和Magnani 2020；Chang等人2026）。数字技术在增强韧性方面的作用是这一分析层面的另一个关键研究领域（Grego等人2024；Kraus等人2021）。数字工具可以使中小企业具备快速适应、更有效地管理资源并在压力下创新的能力。组织韧性不仅涉及内部动态，还涉及外部关系和互动。企业间层面探讨了合作、伙伴关系、供应链动态如何影响韧性。它研究了企业如何在供应链内管理关系、应对外部压力，并利用其地位来建立韧性（Humphrey, 2021；Chatterjee等人2023）。对于参与国际供应链的中小企业而言，韧性还受到不同层级领先企业和供应商之间互动的影响，并涉及权力依赖动态（Sacco等人2025）。企业间层面的分析研究了参与国际供应链如何影响中小企业的韧性及其应对中断的能力。它强调了供应链和价值链内的动态互动，包括与其他企业的关系如何影响韧性，以及中小企业如何在这些链条中提升自身地位以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Gereffi 2020）。疫情凸显了在这一分析层面探索韧性的重要性，包括其管理实践、大数据分析、区块链、人工智能、工业4.0技术的影响，以及最近的颠覆性全球事件，如苏伊士运河堵塞或货物运输延误（Iftikhar等人2024）。最后，尽管越来越多地使用多层次方法研究韧性概念，但明确研究跨层面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Raetze等人2021）。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层面，探讨了员工和团队的工作场所政策如何影响组织韧性，或者管理政策如何在个体和组织层面提升韧性。此外，还研究了企业家的创业态度对中小企业韧性的影响（Conz等人2023）。接下来的部分将探讨中小企业韧性的多层次性质，包括个体层面、公司层面和企业间层面。

3 关于本特刊中中小企业韧性的多层次性质的研究
3.1 个体层面的韧性：认知和行为基础
组织韧性深受认知和行为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与领导力相关的因素。领导者的认知偏见和决策过程，如傲慢（Picone等人2024, 2025），对组织韧性有显著影响（Judge等人2009；Kunz和Sonnenholzner 2023）。这种韧性研究方法探讨了个体层面的偏见如何影响企业在危机期间的策略和反应（Conz和Magnani 2020）。重点在于理解领导者的个人认知框架和行为如何塑造和推动组织韧性（Hambrick和Mason 1984）。具体来说，心理学研究探讨了为什么企业对韧性的态度不同，并加深了对这种企业间异质性为何以及如何随时间持续存在的理解（Powell等人2011）。组织韧性也从根本上源于战略性和创业性领导力（SEL）。由于企业是其领导力的反映（Hambrick和Mason 1984），SEL者的思维方式、他们对竞争环境的解读以及对资源禀赋的评估，对于企业成功应对技术、市场和制度不确定性以及即使在不利事件面前创造价值的能力至关重要。尽管先前的文献强调了企业领导者在塑造和组织韧性出现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但个体韧性如何转化为企业层面的机制仍缺乏充分的理论阐述。特别是，对于领导者和企业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其韧性如何在组织结构和过程中被动员和制度化，关注度不足。Giaccone和Picone（2026）通过研究在环境破坏条件下创业韧性如何转化为组织韧性来填补这一空白。该研究基于对一家在整个COVID-19疫情期间仍保持运营的西西里酒店的定性案例分析，这是一个显著的案例，因为它在酒店业中较为罕见。数据来自多个来源，并使用Gioia等人（2013）提出的方法进行分析，辅以过程追踪（Lorentzen等人2017）。这种综合方法使作者能够识别关键节点并重建创业韧性转化为组织韧性的事件序列。研究结果证实了企业家在确保战略连续性和响应外部冲击时调动资源方面的核心作用。创业韧性体现在企业家应对家庭和工作相关挑战的能力，以及应对关键事件的能力。然而，研究也指出，仅靠创业韧性不足以建立和维持组织韧性。其有效性取决于放大其影响的关系和组织条件。疫情的管理凸显了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增强组织韧性方面的重要性。当冲击扰乱正常运营或专有资产暂时无法使用时，内部拥有的资源可能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关系提供了获取补充资源和适应性支持的机会，这对中小企业尤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管理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进行：应对社会压力和培养长期关系。这两个维度是相互加强的，因为建立关系既解决了外部压力，又促进了未来的合作。利益相关者管理不仅作为资源获取的渠道，还作为一种支持机制，促进个体层面韧性向组织韧性的转化。

3.2 公司层面的韧性：数字技术助力韧性中小企业
在公司层面，韧性受到组织实践、文化和流程的影响。这包括中小企业如何调整运营、管理资源以及实施策略以应对中断。此外，如前所述，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来增强组织韧性，突显了技术采用与组织流程之间的互动（Roffia和Dabi?, 2024）。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确定哪些数字技术最有效，以及它们的整合如何影响公司和行业层面的韧性（Dolgui和Ivanov 2021）。在这方面，最近的研究探讨了先进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如何促进数据驱动的实验方法（如敏捷、精益和增长黑客）的采用，从而支持组织韧性并促进企业增长（Sanasi 2023）。?erny等人（2026）研究了组织如何通过发展竞争情报（CI）作为在高度竞争和动荡环境中的核心动态能力来增强组织韧性。该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超越静态和线性的CI理解，转向基于动态能力的流程导向视角，重新概念化CI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韧性被概念化为从动态能力的有效部署中产生的公司层面结果。采用理论构建方法，作者对CI和组织韧性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和综合。这一分析过程使作者提出了一套理论推导出的命题，解释了CI作为动态能力如何促进组织韧性的发展，以及CI能力发展的各个进化阶段。在这个框架下，CI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功能：(a)感知外部威胁和机会，(b)通过基于证据的决策抓住战略优势，(c)通过持续学习和战略重组转变企业的资源基础。这些过程——感知、抓住和转变——构成了CI使组织能够适应环境动荡的核心运作机制，从而增强组织韧性。CI有助于减轻脆弱性、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制度化情报驱动的组织文化、整合反情报保障措施，并通过系统的市场扫描和结构化风险评估促进战略适应。CI作为一种支持韧性的能力，既支持组织的预见性维度，也支持适应性维度。

Jabeen等人（2026）分析了基于数字平台的初创企业在危机期间如何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加强组织韧性。通过关注初创企业和数字创业——这些环境的特点是普遍的不确定性、快速的技术变革和资源稀缺——该研究将组织韧性文献扩展到了一个尚未充分探索但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领域。采用定性和归纳研究设计，作者研究了四个跨不同行业的平台初创企业。这种多案例分析使他们能够揭示数据驱动实践如何在危机条件下塑造战略适应的机制。结果表明，数据驱动的增长鼓励持续实验、实时学习和敏捷决策。反过来，这些过程使初创企业能够识别新兴机会、有效响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并迅速重新配置其商业模式。从概念上讲，数据驱动的增长是增长黑客的成熟演变（Bargoni等人2024；Santoro等人2024；Sanasi等人2023）。在这种成熟配置中，战略重点从客户获取扩展到产品开发、价值主张测试、客户保留优化和迭代商业模式改进。这种范围的转变标志着从狭义的营销工具向跨职能和基于证据的方法的转变，以实施企业决策过程。通过这种更广泛的战略导向，数据驱动的增长成为结构化组织学习的机制。实证证据表明，它鼓励初创企业暂停、反思并重新评估其基本战略假设，同时考虑实时数据。这种循环的实验和反思循环支持动态能力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增强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以及促进持续的资源重组，从而增强适应性韧性。通过将数据驱动的实验和及时调整纳入其程序，初创企业增强了应对冲击的能力，调整了价值创造模式，并在动荡时期保持了绩效。数据驱动的增长不仅作为一种战略工具，还作为一种组织机制，在商业模式验证和扩展的关键阶段支持初创企业，同时有助于长期韧性的发展。

Chaudhary等人（2026）研究了中小企业的数字能力如何促进向循环经济的转型，同时增强组织韧性。通过整合可持续性和韧性视角，该研究将数字化定位为企业将环境目标与适应能力对齐的关键机制。基于自然资源视角（Hart 1995；Hart和Dowell 2011），作者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英国和美国中小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深入探讨数字化如何支持知识管理过程和资源重组，这是转型的两个关键循环促进因素。基于实证见解，作者开发了一个概念框架，将循环实践、知识和数字能力联系起来。在这个框架内，污染预防和产品管理成为增强组织韧性的关键循环策略，特别是对于面临向更可持续商业模式转型挑战的中小企业。更具体地说，污染预防不仅提高了内部运营效率，还扩展到了企业间关系。通过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废物流和资源共享，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创造价值，同时减少了资源相关中断的脆弱性。产品管理通过要求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紧密协调来补充这种方法，重新设计流程、降低生命周期成本，并提高对潜在冲击的准备能力。总之，数字技术作为使这些要素连接成一致系统的基础设施。它们通过连接利益相关者和最终用户来增强知识的重新配置和有效部署，促进实时信息交流，绘制物料流动图，并推动创新。通过这种方式，数字能力作为催化剂，使循环实践转化为具体的韧性成果。3.3 企业间的韧性：具有韧性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通常是全球价值链（GVC）中的活跃参与者，尽管它们在价值链中的角色以及与领先企业的关系所发生的动态变化值得进一步探索。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从增强韧性的过程中受益，或者反之亦然。确实，虽然中小企业有机会通过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和资源来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从而实现成功整合和升级，但反复的冲击，尤其是工业4.0（I4.0）技术的影响，可能对这些动态构成挑战，需要更多的研究。然而，尽管学术界和实践者对数字技术如何显著增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及其韧性越来越感兴趣，但对于工业4.0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采用如何促进中小企业韧性的逆向关系知之甚少。

Zadeh等人（2026年）通过进行系统性的文献回顾来填补这一空白，以识别、综合、评估和解释现有研究的发现。通过对73篇文章的内容分析，他们不仅整合了零散的知识，还阐明了工业4.0技术如何同时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及其对中小企业韧性的影响。他们确定了与全球价值链韧性相关的三个维度：效率、地理配置和可持续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一类研究关注效率和治理，表明工业4.0技术可以通过提高数据透明度、增强协调和监控能力以及加强企业应对中断的能力来重塑全球价值链。数字基础设施增强了知识流动，支持更好的决策、更高的可见性和整个链条的韧性。这些技术提高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灵活性，并能够更快地应对内部和外部变化。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确定制造活动的位置并预测潜在的供应链风险。同时，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高内部生产的效率来降低协调成本，部分原因是通过简化流程和减少对多个供应商的依赖。第二类研究关注地理配置，认为这些技术可以通过促进灵活性、减少交货时间和将生产更接近需求来实现回流、近岸化和区域化。工业4.0技术还可以通过消除中间节点来简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缩短运输距离，从而在可持续性和韧性方面带来好处，因为这减少了链条的复杂性、加快了决策周期并加强了分散活动的控制。第三类研究考察了可持续性结果，表明工业4.0可以支持循环经济模式、优化流程并减少浪费。例如，数字技术允许进行虚拟会议，减少了对物理空间和额外运输的依赖，以及改善了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从而能够快速应对不可预见事件。然而，研究结果仍然存在分歧：一些研究强调了中小企业的好处，如资源效率和生命周期管理的改进，而其他研究则指出了潜在的缺点，包括与能源消耗和这些技术本身产生的电子废物相关的环境成本。

基于全球价值链动态——特别是其韧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密切相关的前提，Cohen等人（2026年）探讨了外国直接投资与行业层面韧性之间的动态互动。通过分析2013年至2022年期间十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面板数据，他们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同时分位数回归技术来识别特定阶段的动态和不同绩效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此外，他们还比较了疫情前后的数据以评估行业韧性。根据折衷范式（Dunning 2001年），研究发现，嵌入跨境价值链中的活动可以通过特定的投资策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受到冲击后更快地重新配置。然而，这种适应能力并不适用于那些以劳动密集型和位置依赖型活动为特征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面临更高的调整成本。总体而言，Cohen等人（2026年）的论文强调了结合国际商业动态和全球价值链管理视角来解释价值链和更广泛行业层面上的异质韧性能力的重要性。

3.4 组织韧性的多层次方法

尽管有少数例外（Joussen等人2025年），目前关于中小企业韧性的研究缺乏多层次视角，这种视角能够捕捉韧性的多方面性质以及不同驱动因素如何同时结合以动态应对多重危机，尽管最近的文献一致强调韧性是从跨层次的复杂互动中产生的，而不是在每个层次上独立存在的（Shepherd和Williams 2023年）。Malik和Terzidis（2026年）通过将韧性视为一个多层次的、变形的过程来扩展了这一文献，这一过程通过个体、企业和企业间的动态互动而演变。通过对76篇同行评审文章的文献计量和系统回顾，他们将文献计量映射与理论-背景-特征-方法论（TCCM）框架相结合，以识别主导的理论视角、背景影响、企业层面特征和方法论趋势，从而在理论上进行了整合。分析强调了适应性领导力、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间合作作为中小企业韧性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个体层面，软技能——特别是情绪智能和文化智能——增强了管理者的前瞻性。表现出网络导向的领导者特别擅长弥合组织孤岛、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增强企业的韧性。然而，在不确定条件下，认知偏见（如过度自信和乐观偏见）可能会损害决策质量，从而增加企业面临的风险。在企业层面，个体能力转化为适应性组织惯例。在动荡环境中发展动态能力（特别是在感知、抓住和重新配置方面）的中小企业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面对资源限制时，中小企业倾向于依靠节俭创新和精益实践来在高不确定性条件下维持韧性。在企业间层面，参与全球价值链既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脆弱性，需要在自主性和合作之间取得谨慎的平衡。通过整合不同层次的见解，他们将韧性概念化为一种变革能力，一种递归反馈循环，而不是线性响应。

Martín-Royas等人（2026年）明确探讨了层次间的双向影响，研究了数字技术、变革型领导力和创新能力对中小企业韧性的影响。通过对206家西班牙中小企业的定量研究，他们实证检验了多层次驱动因素如何促进组织韧性。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对组织韧性有积极影响，并间接促进了企业绩效。变革型领导力作为一种帮助企业成员实现集体目标并鼓励创造力的领导风格，被确定为最强的韧性驱动因素，显著增强了创新能力并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影响。创新能力对韧性和绩效都有积极影响，而组织韧性本身也对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关键见解是，变革型领导力对韧性的总效应最大，超过了数字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效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于韧性至关重要，但必须与有效的变革型领导政策相结合。因此，Martin-Royas等人（2026年）证实了先前的结果，理论化认为为了有效应对新兴挑战，企业不仅需要通过将数字工具纳入业务流程来追求数字化，还必须采用有效的领导实践来利用数字化作为韧性的工具。因此，组织韧性植根于变革型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培养了高度的灵活性，并使企业成员能够迅速和主动地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在当前的数字时代，中小企业的数字文化必须得到新的变革型领导者的支持，这些领导者可以高效和主动地利用数字工具来增强中小企业的韧性，从而提高多层次的企业绩效。

Rossi等人（2026年）探讨了智力资本如何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运营的中小企业的组织韧性。通过对文献的批判性回顾，作者开发了一个综合理论框架，将智力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与三个核心韧性能力联系起来：情境意识、预见能力和适应能力。该框架表明，组织韧性源于这些智力资本组成部分之间的动态互动。具体来说，人力资本增强了对中断的早期感知（情境意识），支持预见性规划，并促进了快速适应。然而，其有效性取决于有针对性的技能提升举措和在波动条件下制度化学习的领导实践。结构资本增强了端到端的可见性（情境意识），实现了早期预警系统和情景（“如果……会怎样”）分析（预见能力），并支持流程和运营的重新配置（适应能力）。关系资本提高了信息流的及时性和质量（情境意识），促进了与合作伙伴的联合应急规划（预见能力），并实现了协调响应和风险分担机制（适应能力）。这些效应的大小受到治理质量和合作伙伴集中度的影响。因此，该模型不仅强调了智力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如何转化为组织韧性能力，还强调了边界条件（如数字成熟度、网络治理结构和合作伙伴集中度）如何影响这种关系。

Vaz等人（2026年）通过识别个体和企业层面的关键促进和限制因素，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了中小企业建立组织韧性的能力。该研究解决了文献中的一个空白，这些文献通常孤立地研究个别管理过程，并关注韧性的个别决定因素，如数字能力、领导风格或个人社会资本，而没有系统地将它们与企业层面的韧性结果联系起来或考虑这些因素之间的系统依赖性。相比之下，作者采用了一种综合视角，将个体层面的决定因素与组织韧性动态联系起来，并将这些见解转化为一个可操作的评估框架。基于将组织韧性概念化为多维能力的观点（Conz和Magnani 2020年），作者开发了一个创新的多标准评估系统，用于评估中小企业的韧性，明确考虑了促进和限制维度，并捕捉了它们之间的系统互动。在方法论上，该研究结合了两种既定的方法。首先，使用战略选项开发与分析（SODA）方法来构建问题并通过认知映射识别关键评估标准。其次，应用相似理想解决方案排序技术（TOPSIS）来衡量实际中小企业的韧性潜力。多标准评估模型通过两次专家小组会议进行了完善。在初始问题构建阶段，SODA有助于提取专家知识、构建认知地图以及识别和优先排序与韧性相关的评估标准。在随后的评估阶段，TOPSIS将这些标准操作化，以根据中小企业的韧性潜力对其进行评估和排名。该模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用于理解和增强中小企业的韧性，同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诊断工具。具体来说，评估系统通过突出中小企业在哪些方面表现出相对优势或劣势来识别改进的重点领域。此外，通过SODA过程生成的认知地图作为一个视觉上结构化且战略上信息丰富的工具，阐明了韧性的关键驱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因此，改进措施可以根据每个中小企业面临的具体结构和管理挑战进行定制。

4 在永久性危机时代对中小企业韧性的未来研究方向

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旨在为组织韧性文献提供全面的进展，特别是关注中小企业内部韧性的多层次和动态性质，这些中小企业目前正在经历被称为永久性危机（Brown等人2023年）的持续变化状态。超越孤立分析的碎片化知识（Raetze等人，2021年），本合集明确整合了个体、企业和企业间三个层面（Aversa等人，2024年；Shepherd和Williams，2023年），强化了韧性作为一种动态属性的概念化，这种属性具有主动、吸收/适应和反应性的时间阶段（Conz和Magnani，2020年）。在个体层面，研究表明，创业韧性本身并不足够，还必须在企业层面得到动员和制度化，这一转化过程通过有效的利益相关者管理得到显著放大（Giaccone和Picone，2026年）。这一观点通过开发一个综合性的、可操作的多标准系统得到补充，该系统用于评估个体和企业层面韧性的促进和制约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从孤立的决定因素转向系统评估框架（Vaz等人，2026年）。此外，通过重新概念化竞争情报（CI）为核心动态能力，企业层面得到了理论上的提升，这种能力包括感知、抓住和转化功能，这些功能增强了预见性和适应性韧性（?erny等人，2026年）。同时，通过关注基于数字平台的初创企业，SI理论将数据驱动的增长视为增长黑客的成熟演变，作为一种组织机制，使持续实验、实时学习和迭代商业模式优化成为可能，这对于动荡时期的适应性韧性至关重要（Jabeen等人，2026年）。此外，Chaudhary等人（2026年）通过展示数字能力如何作为中小企业将循环实践（如污染预防和产品管理）转化为可靠的组织韧性成果的关键推动因素，进一步整合了可持续性。这一过程还通过利用和加强中小企业所处的企业间关系得到促进，使它们能够获得资源、知识和协作支持，从而增强组织韧性。在企业间层面，研究阐明了4.0工业技术如何同时影响全球价值链（GVCs）的效率、地理配置和可持续性，进而影响中小企业的韧性（Zadeh等人，2026年）。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跨层面的整合，将韧性视为一个多层次的、变形的过程，一个递归反馈循环，而不是线性响应（Malik和Terzidis，2026年），并通过实证表明，变革型领导是唯一最强大的驱动因素，对韧性及其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具有最大的总体效应，从而确认数字化必须与有效的领导相结合，以充分发挥其韧性潜力（Martín-Royas等人，2026年）。Rossi等人（2026年）的工作在企业间层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探讨了智力资本如何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运营的中小企业的组织韧性。他们的主要理论成就是开发了一个综合理论框架，该框架明确将智力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与三个核心韧性能力联系起来：情境意识、预见能力和适应能力。

4.1 深化“永久危机”中的组织韧性研究议程
编辑部为管理学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要求他们关注为在持续不稳定性中运营的中小企业领导者提供动态的、可操作的见解。基于SI的贡献，我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将三个分析层面及其对组织韧性的互动和累积影响联系起来，这种韧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从冲击前的时间t?1开始，到冲击期间的时间t，再到冲击后的时间t?+?1（见图1）。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我们提供了四个主要见解和建议。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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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阐述

构建多层次组织韧性的框架。首先，韧性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孤立的：学者必须将组织韧性建模为一个系统性的、多层次的过程。当前的不稳定性有力地证明了企业的生存取决于其个体领导者、组织惯例以及企业间关系的强化循环（Malik和Terzidis，2026年）。学者必须将组织韧性建模为一个整体系统，该系统源于个体、企业和企业间层面之间的复杂互动。关键的见解是，韧性不仅仅是一种内部能力；它是一个变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例如，领导者的创业韧性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如何被企业的结构和外部关系所转化和放大。这突显了研究跨层面动态的必要性——即个体认知如何转化为企业行动，以及企业能力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生存。研究必须优先考虑复杂的跨层面互动，展示在一个层面生成的能力（例如，个体软技能）如何转化为更高层面的适应结果（例如，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或网络和价值链韧性）。

其次，领导力是建立韧性的关键资源：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是最强的整体驱动因素，其效果超过了数字技术和创新能力（Martín-Royas等人，2026年）。对于学者来说，重点应转向分析这种领导风格如何培养高度灵活性，赋予企业成员权力，并创造战略利用数字工具所需的文化。领导力是将战略意图转化为韧性响应的引擎，特别是通过管理在持续压力下可能损害决策质量的认知偏见。因此，数字技术是必要的，但单独使用是不够的。它们的战略价值取决于管理环境。学者必须将数字化视为一种机制，通过支持数据驱动的增长、持续实验和商业模式优化等核心实践来增强适应能力。这对于中小企业至关重要，因为技术不仅应用于提高效率，还应直接促进生存所需的复杂战略决策，例如将可持续性和循环实践整合到商业模式中，以减少外部资源的脆弱性。

第三，整合可持续性和韧性：研究表明，向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转型并不是与韧性相抵触的，而是实现韧性的强大机制。核心发现是，循环策略直接增强了企业的适应能力，而数字能力则是必要的基础设施。通过增强知识管理、促进实时信息交换和绘制物质流图，数字化使循环实践能够得到有效部署，并转化为具体的、长期的韧性成果。对于学者来说，这意味着需要构建综合性理论，超越将可持续性和韧性视为不同理论领域的做法，而是关注将循环实践视为一种特定类型动态能力的综合、基于资源的观点，从而提升生态和经济绩效。研究应调查循环性对环境绩效和组织韧性指标的双重影响。

第四，全球价值链实践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动荡环境中生存需要对其结构资产和关系纽带进行战略控制。第一个关键实践涉及4.0工业技术的战略部署，这些技术被证明是促进GVCs和中小企业韧性的多方面工具。它们的影响涵盖效率、治理和地理配置，这对于减少复杂性和加快决策速度至关重要。对于学者来说，这需要比较案例研究，以评估区域集中型GVCs与全球分散型GVCs的相对韧性，量化风险之间的权衡，并关注这些技术如何使资源受限的中小企业实现节俭创新和精益实践。第二个关键实践是利用智力资本作为企业间韧性的引擎。学者应研究调节智力资本与韧性之间关系的具体治理结构。例如，需要研究确保人力资本有效将外部威胁信号转化为企业范围预见性规划的领导实践，从而提供关于管理GVC关系以最佳缓解风险的可行建议。

表1总结了中小企业组织韧性研究的新方向，考虑了当代经济挑战。

5 结论和最终评论
本特刊收集的论文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多层次的视角，说明中小企业如何在永久危机的持续流动中不仅生存，而且蓬勃发展。关键的理论成就是将韧性概念化为一个系统性的、变形的过程——一个跨越个体、企业和企业间的递归反馈循环。鉴于最近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这一编辑部的相关性得到了增强。当前全球格局的特点是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影响、贸易压力和系统性的经济不确定性，这使得预见性、适应性和情境意识的能力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我们为领导者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工具包，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最终，我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任务：使中小企业具备未来竞争力需要一个全面的、以领导力为驱动的、数字化支持的策略，将外部危机视为所有战略决策的永久背景。我们希望这份SI能够开启新的研究机会，帮助理解中小企业如何应对当代经济格局中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