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于信息系统方法选择的综合模型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A comprehensive model for the selection of method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摘要
在信息系统（IS）项目中，使用方法来指导工作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征、目标和预期收益的方法，为组织和从业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然而，这也带来了在项目背景下选择最合适方法的重大挑战。因此，理解选择方法时需要考虑的相关变量是基础。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焦点小组讨论，提供了关于IS方法选择过程的重要见解，提出了一个包含影响变量及其相应描述和理由的全面模型。这些模型变量被组织成五个维度：项目、团队、组织、方法和环境特征。所提出的模型增强了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在设计或定义方法时应考虑的方面的理解。

1 引言
信息系统（IS）结合了技术、人员和流程来生产和管理组织信息（Pearlson等人，2016年）。IS项目是在组织环境中创建与IT相关的独特产品、服务或成果的临时性努力（Varaj?o，2018年）。为了成功交付项目，选择正确的方法非常重要（Al-Aboud，2011年；Dahlberg和Lagstedt，2021年；Dursun和Goker，2022年；Sithambaram等人，2021年）。
方法是一种结构化的做事方式。为了指导信息系统（IS）项目的工作（例如，IS规划（ISP）、IS开发（ISD）和软件工程（SE）项目），有几种可用的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实践、目标、优势、劣势、优点和缺点（Avison和Fitzgerald，2006b；Córdoba，2009年；Lagstedt和Dahlberg，2018b；Wynekoop和Russo，1997年）。
方法定义过程是一个决策情境（Lagstedt和Dahlberg，2018b）。每个项目都是独特的，对所有项目使用单一方法是低效的（Lagstedt和Dahlberg，2018b；Redlarski，2018年）。实际上，没有一种方法适用于所有项目（Cockburn，2000年；Griffin和Brandyberry，2008年；Lagstedt和Dahlberg，2018b；Sheffield和Lemétayer，2013年；Sithambaram等人，2021年；Vijayasarathy和Butler，2016年），因为不同的特征和情况需要不同的方法（Avison和Fitzgerald，2006b；Avison和Pries-Heje，2008年；Cerpa和Verner，1998年；Gupta和Dwivedi，2015年；Kautz等人，2004年）。一个关键挑战是为特定情况选择和定义最合适的方法（Howell等人，2010年）。
在IS项目中选择方法不仅仅是一个程序性选择：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决策，它决定了项目将如何进行、管理以及最终如何交付。由于IS项目在从稳定和可预测到高度动态的各种条件下运作，选择不合适的方法可能会迅速导致项目需求与工作方式之间的摩擦。当方法与项目背景不匹配时，团队可能会难以协调他们的活动，需求变得更加难以明确，风险会增加，进展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不匹配通常会导致延误、成本超支、系统质量下降，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项目彻底失败。因此，一个基于充分研究的方法选择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它确保工作方式支持而不是限制项目目标，使组织能够更可靠、更有信心地交付价值。
鉴于方法选择的重要性及其对组织发展的重大影响（Kitsios和Kamariotou，2019年），在选择方法时需要意识到相关变量。IS从业者需要从多种方法中识别并选择一种（或多种）来满足他们的项目和组织的需求（Burns和Dennis，1985年；Lagstedt和Dahlberg，2018b；Vavpoti?，2012年）；这需要理解在选择一个方法而不是另一个方法时的关键变量。此外，在设计新方法时，研究人员应该能够适当地针对这些变量。然而，现有的灰色文献和学术文献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使得不清楚应该是什么驱动IS方法的选择。鉴于在IS项目中选择“正确”方法的重要性，解决这一差距是必要的。我们的研究旨在探讨以下研究问题：在选择IS方法时应考虑哪些变量，为什么这些变量很重要？
为了回答这一研究问题，我们进行了系统文献回顾，并进行了两次各有五名参与者的焦点小组讨论，以整理关于IS方法选择的先前知识，并收集IS领域的专家意见。鉴于选择和定义适当方法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了一个模型，提供了IS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在设计和选择方法时应考虑的变量方面的基本见解。换句话说，它通过组织和描述选择IS方法的相关变量，为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对于从业者来说，包括IS项目经理、IS顾问和首席信息官（CIO）等决策者来说，它通过提供一个基于模型的决策支持来帮助他们选择特定的方法。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首先，我们简要介绍了IS中的方法概念。其次，我们描述了研究设计。然后，基于回顾和焦点小组的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IS方法定义和选择模型。最后，我们讨论了结果和贡献，并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工作。

2 理论背景
方法可以被视为做某事的方式或过程，或者是实现某事的程序（Odell，1996年）。Dittrich（2016年）将方法定义为实践模式，即明确表述的理解、规则和目标情感结构，需要整合到现有实践中。有许多可用的方法（Avison和Fitzgerald，2006b；Córdoba，2009年；Lagstedt和Dahlberg，2018b；Wynekoop和Russo，1997年），支持许多IS领域和活动。文献回顾显示，最突出的IS方法与IS规划（ISP）、IS开发（ISD）和软件工程（SE）相关。
根据Min等人（1999年，第375页）的观点，IS规划（ISP）方法提供了“一种在短时间内以最大效率进行IS规划过程的结构化方法”。一些ISP方法的例子包括：业务系统规划（BSP）（Lee，1999年；Spahni，1994年）、战略系统规划（SSP）或PROplanner（Lederer和Sethi，1988年）、Method/1（Lederer和Sethi，1992年；Pant和Hsu，1995年）、集成战略信息系统规划（ISISP）（Sermsuk和Thanawastien，2007年）以及业务信息特征研究（BICS）（Kerner，1979年）。
Russo等人（2002年，第5页）将信息系统开发（ISD）方法定义为“一种基于特定系统开发哲学的连贯和系统化的方法，它将指导开发人员采取哪些步骤、如何执行这些步骤以及为什么这些步骤在IS开发中很重要”。一些ISD方法的例子包括：基于瀑布模型的方法（Avison，1996年）、结构化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SSADM）（Ashworth，1988年）、多视图方法（Avison等人，1998年）、软系统方法论（SSM）（Baskerville和Wood-Harper，1998年；Warren等人，2019年）、Yourdon系统方法（YSM）（Avison和Fitzgerald，2006a）、MERISE（Avison和Fitzgerald，2006a）、计算机系统的有效技术和人类实施（ETHICS）（Baskerville和Wood-Harper，1998年；Leitch和Warren，2010年）以及信息系统工作与变更分析（ISAC）（Hanani和Shoval，1986年；Kavvadia，2021年）。
根据Brinkkemper（1996年，第275、276页）的观点，软件工程（SE）方法是一种“基于特定思维方式的系统开发项目方法，包括方向和规则，以系统化的方式组织在开发活动中，并产生相应的开发产品”。软件开发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经典方法和敏捷方法（Dada和Sanusi，2022年）。经典软件开发方法的例子包括瀑布方法（Dada和Sanusi，2022年；Kirpitsas和Pachidis，2022年）和Rational统一过程（RUP）（Kruchten，2004年；Shuja和Krebs，2007年）。一些敏捷软件开发框架和方法的例子包括：Scrum框架（Hema等人，2020年；Kirpitsas和Pachidis，2022年；Morampudi和Raj，2013年）、极限编程（XP）（Aldave等人，2019年；Kirpitsas和Pachidis，2022年；Kumar等人，2019年）、动态系统开发方法（DSDM）（Anwer等人，2017年）、精益软件开发（LSD）（Petricioli和Fertalj，2022年）、看板（Brezo?nik和Majer，2016年；dos Santos等人，2018年）、Crystal方法（Hamed和Abushama，2013年；Kumar等人，2019年）以及自适应软件开发（ASD）（Awad，2005年；Zamudio等人，2017年）。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组织也开发了自己的方法供自己或合作伙伴使用（例如，PRIMAVERA的实施方法论（Primavera，2023年）、SAP Activate（SAP，2017年）和Microsoft Dynamics Sure Step（Microsoft，2021年）（Meneses和Varaj?o，2022年）。由于决策中需要考虑的替代方案和因素众多，为特定项目选择正确的方法可能具有挑战性。

3 研究方法
最近的方法论讨论强调了混合审查设计日益增长的价值，这种设计将系统证据与实证见解结合起来。这种方法认为，将结构化的文献回顾与定性实地工作相结合可以深化解释，增强对情境的理解，并加强研究议程的稳健性（Block等人，2025年）。基于这一观点，我们的研究采用了混合设计：我们首先进行了系统文献回顾，以综合和结构化现有的知识体系。然后，我们通过两次焦点小组讨论来补充这些发现。这种组合使我们能够探究和细化基于文献的见解，结合从业者和专家的观点，从而对所研究的现象有更全面和实际相关的理解。

3.1 研究设计
我们的研究采用了以现象为中心的混合审查设计（Block等人，2025年），结合了系统文献回顾和来自两次焦点小组讨论的定性见解，以发展对所研究现象的更深入和基于情境的理解。因此，我们依赖于两个数据收集点（见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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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程
首先，进行了系统文献回顾（SLR），以识别IS方法选择决策中的影响变量，并支持IS方法选择模型的第一个版本的开发。SLR是一种旨在识别、选择、分析和批判性评估与特定且明确问题相关的研究的方法（Moher等人，2009年）。其次，我们与十位具有不同背景的专家进行了两次焦点小组讨论，目的是（1）收集参与者对文献中识别出的变量的意见，并识别新的变量；（2）评估模型的第一个版本；（3）补充模型。焦点小组遵循Kontio等人（2004年）提出的步骤。焦点小组是针对特定研究主题的小组讨论；它用于生成关于集体观点的信息，并了解参与者的经验和信念（Gill等人，2008年）。

3.2 数据收集
对于SLR，使用了各种数据库来查找相关参考文献，包括Scopus、Web of Science、AIS eLibrary和Google Scholar。每个数据库中使用了特定的搜索查询和表达式，如附录A中所呈现的。搜索查询分为四个步骤构建：（1）定义来自全球研究主题的关键术语；（2）识别同义词；（3）使用“和”和“或”操作符组合术语；（4）根据每个来源调整查询。
数据库搜索产生了3870个结果。首先，移除了重复的文章，得到了3421篇独特的文章。其次，阅读了所有文章的标题，排除了与IS方法选择无关的作品。在第三步中，我们阅读了文章的摘要，以验证每篇文章是否提到了研究主题。在某些情况下，摘要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文章是否包含相关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阅读了全文以更好地理解其相关性。最终，只有27篇文章被认为具有相关性。在分析这些文章时，我们发现其中许多文章引用了其他文章；随后，我们将这些相关参考文献添加到文章中以供进一步阅读。此外，我们还在Google Scholar上进行了额外的搜索，以识别更多相关参考文献，并找到了四篇文章。

为了进行内容分析，我们遵循了以下几个步骤：（1）从文献中提取数据，并记录与方法选择、方法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信息系统（IS）中的方法选择方法相关的信息；（2）对于每个识别出的变量，在表格中注释其原始代码（名称）、描述、参考文献以及IS活动的相关背景（ISP、ISD、SE）；（3）根据变量名称的相似性对它们进行分组；（4）分析变量的描述（将含义不同的变量分开并重新分类）；（5）创建类别来组织变量（根据文献将变量分为五个总类别）；（6）为相似的变量创建唯一的代码（共生成了六十三个不同的代码）；（7）为每个变量制定唯一的描述（描述主要基于文献）；（8）确认所有变量是否不同（根据它们的描述）；（9）分析变量与其最初分配的类别之间的匹配程度，并在必要时重新分配它们；（10）确认不同类别中是否有重复的变量；（11）将结果转换为变量列表（见附录B）；（12）使用变量列表作为输入，创建IS方法选择决策模型的第一个版本。

其次，我们进行了两次焦点小组讨论，每次讨论有五位IS专家参与，以促进讨论并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能贡献意见。参与者是从研究人员现有的学术和行业联系数据库中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出的。所有受邀者都有直接参与IS项目和方法的经验，确保他们能够提供有根据的、与实践相关的见解。根据Kitzinger（1995）关于焦点小组组成的建议，我们有意寻求多样性，并力求在组织背景（学术界与工业界；中型组织与大型组织）、角色（例如协调员、经理、分析师、教授、研究人员）和经验年限方面实现最大程度的差异。这一策略旨在捕捉广泛的方法选择观点，减少单一主导观点的风险，并增强讨论的丰富性和稳健性。关于参与者人数，我们参考了Krueger和Casey（2014）的指导原则，即小组人数不应超过12人。详见表1中的参与者人口统计信息。所有参与者的贡献都被匿名处理，并在下一节中以Pn形式呈现，其中n表示每个参与者被分配的代码。组织规模符合OECD（2023）的指导原则，考虑了员工数量。

焦点小组会议由其中一位作者担任主要主持人，另一位作者协助讨论，通过Zoom进行。为了确保会议的一致性，我们制定了一个脚本来指导会议的规划和执行（见附录C）。每次会议平均持续2.5小时。会议开始时，主持人介绍了焦点小组的议程和研究目标。然后，参与者被要求分享他们在选择方法时认为相关的变量及其原因。之后，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一份问卷，对文献中的每个变量发表意见。参与者可以通过选择三个选项之一来回答问题：同意、不同意或不确定（关于每个已识别变量的相关性）。在第二阶段展示问卷是一个策略性决定，以确保文献中的变量不会影响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讨论了调查结果，以了解各种观点。最后，参与者被邀请讨论IS方法选择模型，分享他们的意见并提出修改建议。主持人尽量使每次会议保持相似性。焦点小组会议的音频被录制并转录，以便深入分析讨论内容。更多细节见附录D。

3.3 数据分析
为了分析数据，我们采用了两阶段的定性编码策略，结合了演绎和归纳方法。我们仔细阅读了转录文本，检查回复并识别出与研究相关的内容；每个回复都被审查，以确认支持先前识别变量的证据，并发现新的变量。首先，通过系统文献回顾识别的变量作为初始分析框架。这些变量被转换为一组预先设定的代码，指导了数据的初步检查和组织。这一演绎阶段确保了分析基于已建立的知识，并允许我们验证先前研究中报告的变量是否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在第二阶段，使用归纳主题编码过程分析了焦点小组的转录文本。虽然预先设定的代码提供了结构，但数据也被检查以发现文献框架中未涵盖的概念、模式和见解。这促进了新变量的出现和对现有变量的改进。通过迭代比较，代码被分组、区分和重新组织，以确保概念清晰并消除冗余。

总体而言，分析采用了结合基于先前文献的演绎编码与归纳主题分析的混合编码方法。这种组合使我们能够验证现有变量，识别额外的相关因素，并开发出一个全面且基于实证的IS方法选择模型。

4 IS方法选择模型
图2展示了一个支持IS方法设计和选择的模型。模型变量被分为五个主要类别：（1）项目特征，包括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变量；（2）团队特征，包括与参与项目的团队相关的变量；（3）组织特征，包括与组织相关的变量；（4）方法特征，包括方法本身的内在变量；（5）环境特征，包括影响方法选择的外生变量。

在两次焦点小组讨论中，参与者普遍认同模型中包含的变量的相关性。尽管他们的专业背景和组织背景不同，但大多数参与者一致认为这些因素对方法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然而，他们也强调每个变量的重要性是情境性的：其权重取决于项目的具体特征、组织以及方法应用的环境。换句话说，虽然大家对哪些变量重要有共识，但参与者强调每个变量的重要性因情况而异。这强调了需要一个能够承认情境差异的全面模型，同时为明智的决策提供结构化基础。

图2
IS方法选择决策模型

4.1 项目特征
项目特征包括以下变量：
- 项目复杂性；
- 项目规模；
- 需求定义；
- 需求稳定性；
- 项目不确定性；
- 可交付成果的不确定性；
- 问题情境；
- 项目重要性；
- 项目优先级；
- 项目类型；
- 质量目标；
- 资源可用性；
- 项目预算；
- 项目时间；
- 项目约束；
- 所涉及的技术；
-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
- 文档需求；
-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

项目复杂性指的是相互关联的部分（例如信息、用户等）的复杂排列（Burns和Dennis 1985），其中元素可以不断变化和发展，影响项目目标（Bakhshi等人2016）。项目复杂性是方法选择的典型标准（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高复杂性的项目需要一种能够帮助解决复杂系统面临问题的方法（Burns和Dennis 1985）。复杂性影响项目的成功，随着复杂性的增加，灵活性和适应性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方法应具备这些特性。确定范围的难度增加了项目的复杂性，根据项目的复杂性，推荐使用不同的方法（Redlarski 2018）。例如，在项目复杂性较高的情况下，应使用敏捷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根据焦点小组参与者P10的观点，根据项目复杂性的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因为最复杂的项目可能涉及更多的变化（例如需求、可交付成果、团队）和相关风险；因此，它们需要更适应性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项目复杂性是一个“特殊”的变量，与其他许多变量（如项目规模）相关。

项目规模指的是项目在预算、工作量、持续时间、利益相关者数量（例如用户（Burns和Dennis 1985）或技术组件（Morcov等人2020）方面的规模。不同规模的项目具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不同的方法（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根据Burns和Dennis（1985）的观点，随着项目规模的增加，管理系统开发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团队沟通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所选方法应能够应对项目规模带来的问题，某些方法被认为适合大型项目。项目规模还会增加项目的复杂性（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并且根据使用的方法可能会影响项目的表现（Ahimbisibwe等人2015）。根据Vinekar等人（2006）的观点，在大型项目中，组织通常采用基于传统方法的方法，因为敏捷方法可能需要团队之间的协调和将项目分解为更小的团队。然而，这一点在焦点小组参与者中并未达成共识。

需求定义指的是需求的清晰（Helingo等人2017；Vinekar等人2006）和正式定义（Redlarski 2018）。根据Helingo等人（2017）的观点，有些方法适用于需求明确的项目，因为有些方法更重视需求的清晰度。此外，某些方法可以帮助更清晰地定义需求（Helingo等人2017）。其他方法则取决于需求是否在早期就得到了清晰和正式的定义（Redlarski 2018）。客户定义系统功能的能力（例如正式需求）在方法选择中至关重要，因为有些方法依赖于提前定义需求的能力（Vinekar等人2006）。实践者的观点也支持这一点，他们指出当需求尚未完全明确时，敏捷方法特别适用，因为这些方法允许在整个开发过程中识别和细化需求，减少返工并提高与业务需求的匹配度[P7]。

需求稳定性指的是需求变化的频率和类型（Helingo等人2017）（例如，高或低规格变化（Ahimbisibwe等人2015）；稳定或动态需求（Vinekar等人2006））。需求的稳定性因项目而异。在选择方法时，需要考虑需求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有些方法可以适应变化（例如敏捷方法），在需求频繁变化时这些方法更为合适（Ahimbisibwe等人2015；Vinekar等人2006）。另一方面，一些方法（例如基于传统方法的方法）难以处理不可预见的事件和变化；因此，当需求稳定时，这些方法更为合适（Vinekar等人2006）。根据Helingo等人（2017）的观点，有些方法更适合处理需求的不稳定性；例如，Scrum框架在需求变化时表现更好，而RUP则不然。如果需求稳定，瀑布方法可能更合适；如果需求更加多变或未知，敏捷方法则更为合适[P7]。P8补充说，“在选择方法时，无疑需要确定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看，对其了解程度更（或更少）稳定的项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需要了解该项目是预测性的还是以变革为导向的（即项目的规范、规则和要求可能会随时间变化），因为根据是否能够在项目开始时就对其进行整体规划，应采用不同的方法 [P10]。项目不确定性是指对项目变量（例如，用户任务理解能力（Burns和Dennis 1985）；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的确定性程度。选择最合适的方法需要理解项目的不确定性水平；高不确定性的项目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处理不确定用户需求的方法（Burns和Dennis 1985）。某些方法因其特性更适合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例如，基于传统方法的方法遵循线性流程，如果发生变化则需要重新规划项目），而其他方法则更适合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例如，基于敏捷方法的方法更具灵活性，能够适应不确定性）（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交付物的不确定性是指对项目交付物的确定性程度（Redlarski 2018）。根据应用类型和预期目的（例如，新事物、改进、创新），某些方法更适合某些项目，因此识别交付物的类型非常重要（Helingo等人2017；Redlarski 2018）。解决方案越创新，相关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因为项目结果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因此，需要使用能够处理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例如，基于敏捷方法的方法）（Redlarski 2018）。问题情境指的是问题情境及其领域的特点、背景和结构（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Avison和Taylor 1997；Bielkowicz等人2002；Córdoba和Midgley 2006）。根据Bielkowicz等人（2002）的观点，方法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效的解决问题取决于该方法应用的具体情境。为了确定哪种方法最合适，必须识别问题并理解其背景（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Córdoba和Midgley 2006）。根据Avison和Taylor（1997）的观点，问题情境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特点（例如，目标明确的结构化问题、目标不明确的非结构化问题等）。每种情况都有更适合的方法，首先需要识别问题的结构和特点，然后据此选择合适的方法。项目的重要性指的是项目的关键性（Ahimbisibwe等人2015；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以及失败的后果（Cockburn 2000；Vinekar等人2006）。重要性的程度因项目而异；根据项目成功对组织运营可能产生的关键影响，关键性可以是低的、中等的或高的，因此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会使用不同的方法（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根据Cockburn（2000）的观点，关键性衡量的是意外事件的后果，即如果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况会失去什么。如果一个关键系统失败，可能会导致舒适度、金钱或生命的损失，因此不同关键性水平需要不同的方法。关键项目可能需要更结构化、更精确的方法，并对过程有更多的控制（例如，传统方法（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Vinekar等人2006），以确保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Ahimbisibwe等人201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项目是关键性的，使用不同方法的余地较小，可以选择团队熟悉的方法 [P10]。项目优先级是指项目发起人在项目中最看重的方面（例如，优先考虑软件质量而非快速交付）（Cockburn 2000）。项目优先级有多种可能（例如，低成本、快速交付、生产力），因此在选择方法之前必须了解项目的优先级，因为不同的方法对这些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同。每种项目优先级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方法推荐，然后必须选择最适合当前情况的方法（Cockburn 2000）。项目类型指的是要开发的IT/IS类型（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根据要开发的项目类型（例如，管理信息系统、运营级系统），项目在特点、目标和要求上有所不同；有些项目可能需要更灵活的方法，而有些项目可能需要更严格的方法（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某些方法特定于某种项目类型。P1指出，“例如，如果是软件开发项目，我们可以使用基于敏捷方法的方法；如果是产品实施项目，则可以使用基于传统方法的方法。”P7提到，“敏捷方法在信息系统开发中应用广泛，因为它允许在开发过程中识别事先不知道的需求，从而避免了一些返工，并有助于满足业务需求和满足要求。”质量目标是项目过程和产品的质量要求（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每个项目都有不同的质量目标；需要了解项目的质量目标并选择最合适的方法（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例如，“如果我们想执行将人类送往火星的任务，用Sprints方法来实现会很复杂，那么我们应该选择相应的方法” [P4]。所需的质量目标会影响所需的工作量、项目设计，进而影响所使用的方法 [P8]。资源可用性指的是可以分配给项目的资源（例如，人员、技能（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和工具（Cerpa和Verner 1998）（Al-Aboud 2011）。某些方法可能比其他方法需要更多的资源，每个组织可以选择最适合其资源的方法（Al-Aboud 2011）。如果可用资源对信息系统活动有很好的了解，并且熟悉可用的方法，他们将有坚实的基础来选择首选方法（Cerpa和Verner 1998）。项目预算是项目中可用的资金数额（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根据预算的不同，可以选择资源密集型或成本较低的方法（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此外，选择符合项目预算要求的方法也很重要（Helingo等人2017）。高预算项目使用的方法与低预算项目不同。有限的预算可能导致选择更简单、资源需求较低的方法（例如，基于敏捷方法的方法），而更复杂、资源密集型方法（例如，基于传统方法的方法）则更适合高预算项目（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此外，还需要了解向方法中添加元素（例如，交付物、活动、控制元素）的成本，必要时应寻找经济激励措施（Cockburn 2000）。项目时间指的是项目可用的时间（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Avison和Taylor 1997；Helingo等人2017；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在选择方法时，需要注意现有的时间（Avison和Taylor 1997；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以选择能够满足项目时间要求的方法（Helingo等人2017）；项目的预期寿命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每种情况的特点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方法（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为了项目的成功，必须按时完成（Ahimbisibwe等人2015），实现项目的紧迫性会导致选择不同的方法（Redlarski 2018），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决策时间更有限，需要灵活的方法来加快解决方案的开发速度（例如，基于敏捷方法的方法（Redlarski 2018）（Ahimbisibwe等人201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P9强调，“如果项目更为紧急，我可能会选择过去使用过的、更可靠的方法，而不是尝试新的方法。”项目约束是指项目执行的限制（Avison和Taylor 1997），除了时间、成本和质量之外。项目还受到客户施加的约束（例如，不允许远程开发），这些约束限制了项目的指导和开发方式；因此，这也限制了方法的选择 [P4]。客户的意愿和他们对项目的期望也限制了所使用的工作方法 [P6]。还有政治约束会影响方法的选择；例如，公共组织由于人员流动快、管理者更替频繁等不稳定因素，其处理问题的方式与私人组织不同，这可能导致方法选择的不同 [P10]。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设定项目要求和规范来选择方法；这些要求和规范可能包含特定的限制，从而规定必须使用的方法 [P1]。交付的频率也会影响所选方法；具有迭代、定期交付的项目与一次性最终交付的项目使用的方法不同 [P3]。涉及的技术指的是项目中使用的IT（例如，软件开发环境）。与所涉及技术相关的内部因素（例如，低代码生成器）决定了工作方式和开发方式，进而影响所使用的方法 [P1]。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是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例如，开发人员和用户（Burns和Dennis 1985））。不同的信任程度会导致不同的沟通、合作和参与程度。在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时，了解现有的信任程度是基础（Burns和Dennis 1985）。如果信任度低，人们应该共同努力（以建立信任），因此最好使用能够拉近各方距离、帮助交付、开发和增加信任的方法 [P7]。“为信任我们、有良好期望和耐心的用户工作，与那些不耐心且会对初期失败产生负面反应的用户工作是不同的；在信任度低的情况下，重要的是选择能够快速取得成果的方法，以增加项目期间的信任度” [P8]。根据信任程度，可以选择需要与利益相关者、最终用户或开发人员更多互动的方法 [P10]。文档需求与项目文档要求有关（Helingo等人2017）。不同项目的文档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在选择方法时必须考虑到不同方法对文档的重视程度不同（Helingo等人2017）。如果项目有大量的文档需求，在这些条件下某些方法更为合适（Helingo等人2017）。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是指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参与程度（例如，用户与开发团队的参与程度（Helingo等人2017）（Ahimbisibwe等人2015；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支持、经验和培训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不同的参与程度、承诺和经验水平建议使用不同的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假设没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但选择了需要他们参与的方法，这将在项目中导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和从业者必须意识到某些方法比其他方法需要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例如，基于敏捷方法的方法需要客户的全天候参与，而基于传统方法的方法则不需要（Ahimbisibwe等人2015）。一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更重视用户与开发团队的互动，因此需要了解用户参与项目的程度并据此选择方法（Helingo等人2017）。4.2 团队特征团队特征包括以下变量：团队对方法的了解和经验；团队背景；团队成员的个人素质；团队价值观；团队规模；团队组成；团队沟通；团队授权；团队成员流动率；团队承诺；团队位置；团队熟悉度。团队对方法的了解和经验涉及经验（Ahimbisibwe等人2015）、知识（Griffin和Brandyberry 2008；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以及对方法的熟悉程度（Al-Aboud 2011；Burns和Dennis 1985）。团队成员的经验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如果团队缺乏经验，选择结构更明确的方法（例如，传统方法）来指导团队成员会更为合适（Ahimbisibwe等人，2015年）。熟悉度是选择方法的一个常见标准（Al-Aboud，2011年），因为如果团队对某种方法最为熟悉，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选择（Burns和Dennis，1985年），因为人们倾向于使用他们喜欢、了解且熟悉的方法（Griffin和Brandyberry，2008年）。如果团队只熟悉一种方法，那么基于这种方法来开展项目可能是明智的（Lagstedt和Dahlberg，2018b年）。P8指出：“如果组织有一批接受过某种方法培训的资源，并且他们已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完成过项目，在选择项目方法时，即使这种方法不是最合适的，也可以选择它，因为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在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组织有自己的方法，就不需要再对团队进行新方法的培训。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团队是否已经掌握了某种具体的方法，以及他们是否已经使用过该方法并取得了成果[P10]。如果团队已经掌握了某种方法（至少是基本概念），那么这种方法更有可能被选中[P2]。从另一个角度来看，P4强调：“团队过去的经验会影响他们使用特定方法的意愿，例如，如果团队对Scrum有不好的体验，他们可能再也不想使用它了。”团队背景包括团队的经验（Kautz等人，2004年；Lagstedt和Dahlberg，2018a年）、专业知识（Ahimbisibwe等人，2015年；Cerpa和Verner，1998年）、技能（Avison和Fitzgerald，2006b年；Helingo等人，2017年）以及能力（Griffin和Brandyberry，2008年；Harb等人，2015年；Vinekar等人，2006年）。不同能力的团队往往会选择不同的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年）。经验不足会增加方法选择的不确定性（Lagstedt和Dahlberg，2018a年），而经验较少的从业者需要详细的方法来支持他们的工作（Kautz等人，2004年）。在这种情况下，团队的专业知识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不同的专业知识水平与不同的方法相关；当专业知识较低时，建议选择结构化的方法（例如，传统方法）来指导团队成员（Ahimbisibwe等人，2015年）。使用某些方法需要特定的技能，因此在选择方法时，应确定组织内可用的技能，因为有些方法可能需要团队不具备的特定技能（Avison和Fitzgerald，2006b年）。组织内的技能多样性可以降低决策复杂性，并有助于找到最适合特定问题的方法（Helingo等人，2017年）。假设个人的技能和能力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敏捷方法，因为拥有能够应对变化的人才非常重要（Ahimbisibwe等人，2015年）。某种方法的有效性与开发人员的个人特征有关（Griffin和Brandyberry，2008年）。团队在技术和业务方面的经验会影响方法的选择；根据P10的说法，“当团队不了解技术和业务规则时，规划团队的工作方式可能会更加困难，因为团队需要学习这些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迭代方法更为合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验丰富的团队和经验不足的团队可能会对项目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同一个项目可能是预测性的，而对于另一个团队来说则不是，这会影响方法的选择[P10]。团队成员的个人品质是指影响他们执行角色或任务的个人属性（例如，考虑到认知风格，人们可能会更容易使用某些方法（Avison和Taylor，1997年）（Bielkowicz等人，2002年）。根据Bielkowicz等人（2002年）的观点，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使用该方法的人的个人品质。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不同的认知风格，他们可能会更容易使用某些方法（Avison和Taylor，1997年）。团队价值观是指导团队工作的核心标准（Cockburn，2000年）。团队价值观影响人们的沟通和工作方式，因此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团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Cockburn，2000年）。例如，团队的思维模式、探索新方法的意愿、是否愿意调整方法以及对变化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方法的选择[P4]。团队数量指的是项目中的团队数量（Vijayasarathy和Butler，2016年）。团队数量显著影响方法的选择（Vijayasarathy和Butler，2016年），因为有些方法适用于多个团队的协作。P10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团队规模的问题，认为“无论团队有5名、20名还是50名成员，这都不应该是选择方法的主要因素，尽管某些方法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或协调”。团队规模定义为团队成员的数量（Cockburn，2000年；Helingo等人，2017年；Lagstedt和Dahlberg，2018a年；Vijayasarathy和Butler，2016年；Vinekar等人，2006年）。团队规模影响团队成员的行为（Lagstedt和Dahlberg，2018a年），并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有些方法更适合大型团队，而有些方法更适合小型团队；如果某种方法更适合大型团队，而团队规模较小，组织必须选择适合其资源的方法（Vinekar等人，2006年）。Vijayasarathy和Butler（2016年）将团队分为三类：小型（<10名成员）、中型（11-30名成员）和大型（>30名成员），作者指出，在小型团队中更常使用敏捷方法，在中型或大型团队中则更常使用传统方法（Vijayasarathy和Butler，2016年）。方法规模与控制元素的数量（可交付成果、标准、活动、角色、团队成员）有关。当方法包含更多元素时，其规模就更大。根据Cockburn（2000年）的观点，大型团队不适合使用小型方法，反之亦然。团队构成指的是团队的配置，包括团队成员的背景（Ahimbisibwe等人，2015年；Bell和Vazquez，2019年）。团队构成可能会影响团队的沟通能力和投入度（Ahimbisibwe等人，2015年）。根据团队的构成，会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如果一个团队规模小、自我组织、自主性高、由具备最佳技能的成员组成且协作性强，那么它使用的方法将与具有相反特征的团队不同（Ahimbisibwe等人，2015年）。P4强调，“不同的团队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方法，团队构成会影响方法的选择，这取决于团队的重点；例如，更注重维护的团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其他方法，而更注重产品或设计的团队则不然。”根据P3，组织的角色定义可能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团队沟通指的是团队内部的信息交流实践（Ahimbisibwe等人，2015年；Cockburn，2000年；Lagstedt和Dahlberg，2018a）。无论选择哪种方法，沟通都是必要的；然而，不同方法之间的沟通实践有所不同（Lagstedt和Dahlberg，2018a）。沟通是指共享信息和协作，这有助于保持团队的稳定并防止冲突。如果鼓励自由分享信息和协作，那么处理不确定性会更容易，此时应推荐敏捷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年）。此外，如果团队沟通不频繁，所选方法应包含补偿机制（Cockburn，2000年）。团队授权是指在团队内部分配权力和职责（Ahimbisibwe等人，2015年）。获得授权的团队具有自主性和适当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沟通和工作方式（例如，能够快速应对风险的能力），并且有一些方法更适合与授权团队合作（例如，在软件开发中，当团队被授权时，敏捷方法更为合适（Ahimbisibwe等人，2015年）。团队成员的流动率是指员工离开团队并被替换的频率（Helingo等人，2017年）。在特定情况下，如果团队成员流动频繁或显著，那么选择一种能够在团队成员变动的情况下仍然有效的方法至关重要（Helingo等人，2017年）。团队承诺是指团队对项目的投入程度（Ahimbisibwe等人，2015年）。团队承诺影响团队对项目的参与度和工作表现；如果团队成员对项目有高度投入，可以降低他们离职的可能性，并节省监督和招聘新成员的成本（Ahimbisibwe等人，2015年）。有些方法需要团队更多的投入；如果团队对项目有高度承诺，应使用敏捷方法，因为敏捷项目需要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果团队成员的承诺度较低，敏捷方法可能会失败，此时应选择传统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年）。另一方面，敏捷方法可能有助于提高团队的承诺度。团队位置指的是团队合作的环境（面对面或远程）。远程环境要求团队更加灵活地工作并适应新的独立工作方式（Al-Habaibeh等人，2021年）。在选择方法时，需要考虑团队是面对面合作还是远程合作（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因为需要适应新的工作模式，这可能会影响方法的选择[P7]。团队熟悉度是指团队成员之间的共同工作经验（Muskat等人，2022年）。在选择方法时，确定团队是否是第一次合作非常重要。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团队是否之前有过合作经历，所有人都是新成员，还是彼此不认识[P10]。如果团队与外包团队合作，这也会影响方法的选择[P6]。4.3 组织特征组织特征包括以下变量：组织内部政策；组织历史；组织文化；组织行业；组织愿景和使命；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规模；组织实践；组织流程和成熟度；组织认证；组织内部的技术使用和普及情况；当前IT/IS的重要性；高层管理的支持；领导风格；业务需求的满足度；方法与组织环境的兼容性；最终用户的接受程度。需要注意的是，IT项目通常涉及多个组织，例如客户组织和产品或服务供应商。因此，组织特征可能与多个实体相关，由于这些实体之间的组织特征差异，可能会出现冲突。根据P5的说法，“必须考虑提供服务的组织和接受干预的组织双方的视角。”接下来将描述这些变量。组织的内部政策涉及其规则和指南，用于规范其行为（Al-Aboud，2011年）。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内部政策，根据该政策，可以选择更合适的方法；在选择方法之前，应考虑这些政策（Al-Aboud，2011年）。有时，组织的政策和规定会决定使用的方法[P7]。例如，有些公司要求所有员工无论项目如何都必须按照相同的方式工作，这是一种影响工作方式和方法选择的内部政策[P4]。P1强调，“我们的决策方式必须与内部政策和规则保持一致”。方法的选择可能受到组织需求的指导[P2]。组织历史指的是组织的过去（例如，背景、过去的事件和经验）以及传统（Al-Aboud，2011年；Lagstedt和Dahlberg，2018b）。方法的选择可能基于历史原因或传统；如果某种方法与组织内常用的方法一致，那么选择起来会更容易（Lagstedt和Dahlberg，2018b）。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按照一贯的方式做事是很容易的；然而，项目是不同的，可能需要不同的方法（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组织过去的行为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它允许人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并改进方法以纠正或优化过去的行动[P3]。组织文化指的是组织的信念、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它们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例如，文化类型：正式或非正式（Cerpa和Verner 1998），文化特征（例如，灵活性）（Ahimbisibwe等人2015），团队合作（Ahimbisibwe等人2015；Harb等人2015）（Avison和Taylor 1997；Griffin和Brandyberry 2008；Helingo等人2017；Vinekar等人2006）。在选择方法时，理解组织文化并选择与其相匹配的方法至关重要（Helingo等人2017），因为组织文化对方法的选择施加了限制（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根据正式程度的不同，组织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法；例如，一个正式的组织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更加集成和结构化的方法（Cerpa和Verner 1998）。组织内的文化可以极大地影响特定情况下方法的有效性（Avison和Taylor 1997；Griffin和Brandyberry 2008），因为方法需要适当的文化来支撑它们（Harb等人2015；Vinekar等人2006）。组织文化对组织的结构、人员行为、决策、实践、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重大影响（Harb等人2015）。为了使方法成功，需要适当的文化环境。例如，我们不能期望在僵化的文化中采用灵活的方法，反之亦然（Ahimbisibwe等人2015；Harb等人2015）。应该使用与这些特征相匹配的方法来管理那些重视团队合作、灵活性和参与度的文化（例如，敏捷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Harb等人2015）。P7强调了考虑组织背景的重要性，指出“考虑背景非常重要，因此无论我们使用哪种方法，它都应该适合或适应组织的背景，特别是其组织文化”。组织所在的行业是指该组织运营的领域（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Pita等人2008）。如果某种方法在该行业中被接受并且与成功相关，那么对于该组织来说，这种方法就更有前景。例如，如果某种方法在某个行业中取得了成功，在选择方法时就应该考虑这种方法（Pita等人2008）。此外，在更加保守、抗拒变化的行业中（例如，制造公司），组织更倾向于选择遵循计划的方法。然而，其他行业（例如，金融行业）已经使用了更加灵活的方法（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还有一些特定于行业的方法。例如，在IT领域，有大量的基于敏捷方法的技术，而且大家都开始选择敏捷方法，尽管他们并不完全确定这是否是最好的选择[P10]。组织的愿景和使命是指其存在的原因和目标（Ahimbisibwe等人2015）。愿景和使命因组织而异，并影响业务决策。根据不同的组织，有更适合其目标的方法，因为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目标（Ahimbisibwe等人2015）。例如，组织的愿景可能是扩展组织知识并采用新方法[P10]。组织战略是指指导组织并影响其目标和绩效的一系列决策（Kalkan等人2014）。组织的战略可能包括学习与其习惯使用的方法不同的新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方法将基于这一点，即所选的方法是组织打算学习的方法[P10]。组织结构是指组织的内部单位（例如，部门）及其之间的关系（Harb等人2015）。根据组织的结构，可以选择更正式或更灵活的方法（Harb等人2015）。选择方法时必须考虑组织的结构及其单位之间的常规关系；例如，部门之间几乎没有沟通的垂直化组织（例如，市政委员会）与按照产品链逻辑运作的组织使用不同的方法[P8]。根据P10，“在具有职能结构的组织中使用需要频繁会议的方法是复杂的，因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要求，项目可能会被忽视。”另一方面，组织的扁平化程度会影响决策方式[P3]：“如果某种方法的决定会影响所有团队，那么做出该决定的方式就会不同，因为所选的方法应该对每个人都有用”[P4]。组织规模通过年收入和员工数量来衡量（Pita等人2008；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小型和大型组织可能拥有不同的资源，因此倾向于选择不同的方法（Pita等人2008；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根据收入和员工数量的不同，选择的方法也可能不同。根据Vijayasarathy和Butler（2016）的观点，收入高且员工数量多的公司可能需要更多的结构和正式方法，并倾向于使用传统方法。此外，有些方法在某些组织规模下更为成功（例如，方法/1在大型组织中更为成功），因此选择方法可以基于这一点（Pita等人2008）。尽管如此，P3指出有些方法无论组织规模大小都可以采用。组织实践是指组织的行为和行动（例如，变更管理实践、项目中规划和控制实践的使用程度（Ahimbisibwe等人2015），或者组织控制实践对项目管理实践的支配程度（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在选择方法时，需要认识到组织既定实践所施加的限制（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当组织使用变更管理实践时，能够接受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方法更适合引领变革（Ahimbisibwe等人2015）。在项目条件频繁变化的组织环境中，僵化的规划和控制实践变得不切实际。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能够适应和应对变化的方法。相反，当预计项目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时，就没有必要修改初始计划，这时可以依赖结构化的规划和控制实践。在这些更稳定的环境中，遵循预定义计划的方法（如与传统方法相关的方法）是合适的（Ahimbisibwe等人2015）。组织流程和成熟度是指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协同运作的操作（Silva等人2014）。在选择方法时，了解组织在流程正规化方面的成熟度以及涉及的人员非常重要；如果项目负责人了解或具有特定方法的经验，使用这些方法会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效果[P7]。根据P8，组织的成熟度会影响方法的选择，不同的组织成熟度水平可能导致不同的方法选择。此外，方法应与组织的运营和内部流程相匹配，因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流程，因此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方法[P4]。组织认证是证明组织是否满足特定要求的合规性评估（Lepist?等人2021）。组织认证对方法的定义施加了限制和规则。认证影响组织中的决策方式，从而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它们意味着需要满足特定的要求[P1]。组织内部的技术使用和传播是指IT的采用和普及程度（Cerpa和Verner 1998；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某些方法根据组织内部的技术使用和普及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技术使用度高且普及程度低，或者两者都高的组织中，某些方法可能更有帮助且更成功；反之亦然。例如，当技术使用度高而普及程度低时，BSP方法更为合适（Cerpa和Verner 1998）。当前IT/IS的重要性是指IT/IS对组织的重要性（Cerpa和Verner 1998）。P9强调“如果组织清楚地认识到IT/IS的重要性，我们将能够确保更大的投入；另一方面，如果组织不重视IT/IS，采用敏捷方法可能会迅速带来意识提升。”“根据组织的不同，IT/IS对运营和创新的重要性不同（例如，Uber），IT/IS对功能的敏感性、投入和文化的不同也会影响方法的选择”[P8]。高层管理的支持是指高层管理层提供资源、授权和影响力的承诺（Ahimbisibwe等人2015）。高层管理的支持影响项目的成功和方法的选择，因为没有高层管理的支持，任何项目都无法成功完成，而且它所支持的实践决定了最合适的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假设高层管理支持适应性和灵活的领导风格，那么他们不会支持选择僵化、详细规划的方法，而是支持变革的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例如，“如果高层管理的支持很少，我会选择能够迅速取得成果的方法，以避免项目失败的风险”[P8]。如果高层对项目的支持很少，那么选择能够快速为组织创造价值的方法就很重要（以促使管理层投入项目）[P10]。总结来说，“如果有承诺，选择时有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没有承诺，选择时的自由度就会减少”[P8]。领导风格是指用于指导、激励和管理员工的方法和行为（Ahimbisibwe等人2015）。每种领导风格都有其特点，适合特定类型的方法；例如，如果领导风格能够容忍风险，就应该采用能够应对不确定性的灵活方法（例如，敏捷方法）；然而，如果领导风格注重风险管理，那么选择注重安全性的方法更为合适（Ahimbisibwe等人2015）。项目经理的权限大小也会影响方法的选择[P5]。项目管理的领导风格会影响方法的选择；例如，“经理可能希望独自做出决策而不需要团队合作，或者他可能希望团队成员使用他们偏好的方法”[P10]。业务需求满足是指符合业务要求（与机会发现、流程成熟度和不确定性相关）（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项目的首要步骤之一是识别业务需求，这会影响方法的选择[P4]。P3强调始终重要的是要了解业务需求并据此进行工作。例如，“如果需要提前交付成果，那么有更合适的方法”[P7]。方法与组织背景的兼容性是指业务背景特征与方法之间的匹配程度（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与组织背景的兼容性为方法选择提供了方向；然而，必须确保所选方法与业务背景相匹配，以便能够有效地整合到组织中（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无论使用哪种方法，组织背景都会影响其实施，因此方法应该适合或适应组织的背景[P7]。最终用户的技能和经验是指最终用户的技能和知识（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最终用户的技能和知识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最终用户的知识会影响决策（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例如，如果最终用户经验不足且无法有效表达需求，采用敏捷方法会更加稳妥，因为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P9]。“对于知识较少的用户使用的方法与对于技术知识丰富的用户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此外，如果有人抵制变革，那么从一开始就需要让他们参与进来”[P1]。4.4 方法特性 方法特性包括以下变量：方法复杂性；方法活动；方法的基本理念；方法技术和工具；方法范围；方法输出；方法背景；方法所需技能；方法支持；方法认可度；方法趋势；方法定制。接下来将对这些变量进行描述。方法复杂性涉及部分数量、规则和标准、演变速度、目标以及参与者和环境的影响（Rogerson和Fidler 1994）。方法复杂性会影响方法的选择（Al-Aboud 2011），因为更复杂的方法可能难以实施，因此不太可能被采用（Rogerson和Fidler 1994）。方法活动是指方法中包含的一系列活动（例如，分析当前环境）（Kandjani等人2013）。为了开发项目，遵循某些活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有些方法涵盖的活动比其他方法更多。在选择方法时，了解各种方法所包含的活动非常重要，以便为手头的项目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即理解哪种方法更适合具体情况（Kandjani等人2013）。方法的基本理念与指导行为的原则有关（例如，解决问题的方法）（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Yaghini等人2009）。理念包括范式、目标和应用领域（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Yaghini等人2009）。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理念，选择方法所涵盖的领域是基于这些理念的，例如，是侧重于数据还是人员（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Yaghini等人2009）。理念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在选择方法时，必须选择能够适应组织问题的方法（Kandjani等人2013）。方法技术和工具指的是方法中使用的方法、工具和方法论（例如，用于信息系统表示的建模技术）（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Kandjani等人2013；Yaghini等人2009）。每种方法采用不同的技术和工具（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Yaghini等人2009）。使用特定方法时，团队或组织应使用相应的工具和技术；例如，如果组织决定使用BSP方法，他们将使用数据组/流程矩阵（信息架构）技术，或者在创建信息系统的抽象表示时，可以根据方法使用不同类型的建模技术（例如UML）（Kandjani等人2013）。方法范围指的是方法的关注点和它覆盖的生命周期阶段（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Yaghini等人2009）。有些方法不遵循生命周期，有些方法涵盖系统开发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还有一些方法只涵盖一两个阶段，因此在选择更合适的方法时，检查方法的范围并与手头的项目进行比较非常重要，因为有些方法更适合特定项目（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Yaghini等人2009）。正如一位参与者指出的，方法的选择“取决于需要完成的任务”[P10]，这强调了使方法范围与项目需求保持一致的重要性。方法输出是根据方法范围产生的方法成果（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Kandjani等人2013）。在选择方法时，必须考虑每种方法的输出，因为每种方法产生的输出在内容和详细程度上都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方法的独特范围（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Kandjani等人2013）。方法背景是指方法创建的环境（学术或商业环境）（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Yaghini等人2009）。每种方法都有特定的特点，有些方法因其背景而更常用或不太常用，因此在做出选择时了解方法的背景非常重要（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例如，SSM和ETHICS具有学术背景，而SSADM和YSM具有商业背景（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Yaghini等人2009）。方法所需技能是指执行方法所需的人员技能和专业知识（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Kandjani等人2013；Yaghini等人2009）。方法所需的人员（例如用户和分析师）及其技能水平因方法而异（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应用这些方法需要商业、信息系统相关和专业知识；有些方法需要更多的技能。例如，BSP方法需要较高的信息系统专业知识和技能（Kandjani等人2013）。方法支持与方法支持产品（例如方法文档）和服务（Kandjani等人2013）有关。大多数方法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例如文档、培训或咨询）（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提供给使用该方法的人员的支持产品和服务因方法而异（Avison和Fitzgerald 2006a）。“关于某种方法的文档非常重要；如果方法描述得很好（例如，敏捷方法有很多文档），它有助于理解该方法，并可能鼓励其使用”[P9]。根据P4，“我们可获得的信息会影响我们选择某种方法的方式，我们可能会选择信息更丰富的方法。”P10强调，“对于没有支持的方法，理解起来更加困难，这可能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使用不为人熟知的方法会很困难。”方法认可度是指行业对该方法的认可度和市场接受度（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对于从业者来说，方法的选择可能很困难，因此如果某种方法得到了所在行业的认可和接受，其实用性会得到提升，可能会优先于其他方法（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P4指出，方法的认可度和市场采用率会显著影响其选择，特别是在某些主题或情境下，通常会有常用或首选的方法。方法趋势指的是方法的流行程度（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组织可以选择最流行的方法，原因有两个：用公认的方法展示项目；使用流行的方法以避免讨论方法选择，选择最简单的方法（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影响决策，趋势将强烈影响方法的选择”[P8]。P1指出，“流行的方法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有新人引入这些趋势的情况下，这会影响方法的选择。”方法定制是指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方法的过程（Tripp和Armstrong 2014）。方法可能需要定制以满足特定需求（Pita等人2008）。“在选择方法时，重要的是要考虑方法适应环境的容易程度以及方法是否具有灵活性”[P6]。“有些方法非常灵活，这可能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需要从方法中‘提取’适用于每个具体情境的内容”[P4]。4.5 环境特性 环境特性包括以下变量，接下来将进行描述：外部政策和法规；主观规范；最佳实践；利益相关者的业务目标；首选供应商；技术可用性；涉及的技术不确定性；对技术的熟悉程度；由商业环境引起的结果不确定性。外部政策和法规与规范外部组织的行为规则和指南有关（Helingo等人2017）。有时，需要与其他具有不同法规的组织合作，因此所选方法的一个特性是其与外部实体合作的能力，确保所选方法符合外部法规非常重要（Helingo等人2017）。主观规范是指外部实体对某种行为的影响（例如，试图销售自己方法的咨询公司的建议（Vavpoti? 2012））。有时，组织可能缺乏足够的知识来选择方法，因此选择主要受希望销售其方法的人的建议或基准测试的影响（Vavpoti? 2012）。“如果人们推荐某种方法并且该方法有良好的声誉，这可能会影响其选择”[P9]。根据P8，“在经验较少或不成熟的组织中，外部顾问或合作伙伴的参与将在方法选择中起决定性作用。”最佳实践是一系列技术、程序或方法论，代表了最佳的做法并可以提高项目绩效（Hwang等人2011）。“在选择方法时，应考虑市场上的最佳实践”[P4]。“组织可以寻求使用最佳实践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P3]。利益相关者的业务目标与客户、买家、收购方、供应商、承包商和/或开发者的业务目标有关（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方法的选择可能因决策者而异，因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业务目标，基于这些目标，他们对适合项目的正确方法有不同的意见和偏好（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利益相关者的业务目标可能会推动不同方法的选择，因为某些方法根据具体目标更为合适[P10]。首选供应商是指首选的供应商（Al-Aboud 2011）。首选供应商可能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因为选择可能基于他们的方法（Al-Aboud 2011）。P1指出，“有时，公司选择供应商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些供应商或已经与他们合作多年，这会影响方法的选择。”P8强调，在选择方法时，“与供应商的关系很好时，其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客户的想象。”P6补充说，“在项目中，当客户进行大量投资时，他希望一切顺利，通常他认为供应商推荐的方法可以保证这一点。”技术可用性与方法所需的技术（例如软件）有关（Burns和Dennis 1985；Helingo等人2017）。方法需要技术来支持工作的正确开展（Helingo等人2017）。因此，在选择方法时，所需的技术（例如软件）应该是可用的，因为如果推荐了特定方法但环境中没有适当的工具来支持其运行，将会出现问题（Burns和Dennis 1985）。涉及的技术不确定性指的是技术不确定性及其对项目的影响（例如，具有创新元素的技术）（Redlarski 2018）。每个项目使用不同的技术（例如，未知技术、具有创新元素的技术或非常先进的技术），在选择方法时，组织和从业者必须考虑所使用的技术，因为技术的不确定性会导致选择不同的方法（Redlarski 2018）。例如，技术会影响需求的定义（Redlarski 2018）。对技术的熟悉程度是指使用技术的知识和经验（Ahimbisibwe等人2015）。对技术的熟悉程度也会影响方法选择；不熟悉的技术可能会延迟项目进度并降低其性能，因此需要开发相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Ahimbisibwe等人2015）。由商业环境引起的结果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环境因素（例如环境不稳定）导致的项目结果不确定性（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有些方法因其特性而更适合应对这些不确定性；例如，如果预期结果不断变化，应选择能够适应情况的方法，而应避免使用遵循严格计划的方法（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5 讨论与贡献 基于焦点小组的结果和相关文献，新的信息系统方法选择决策支持模型确定了71个相关变量。文献回顾得出了63个变量。通过焦点小组会议，我们确认了这些变量的重要性，并确定了8个新变量：涉及的技术、团队位置、团队熟悉程度、组织战略、组织流程和成熟度、组织认证、方法定制和最佳实践。本研究通过明确方法选择决策中的影响因素，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信息系统（IS）项目中的方法选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选择，而是一个由项目、团队、组织、方法论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所塑造的多维决策。无论是从文献还是焦点小组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出，实践者很少孤立地考虑这些变量；相反，他们会综合考虑这些变量，权衡各种折中方案，以反映他们所处的实际情况。这进一步强调了方法选择本质上是一个意义构建过程，决策者需要解读形势、预测风险，并将方法与战略重点对齐。本研究提出的模型通过将这种隐含的推理过程明确化，为此做出了贡献。它展示了某些变量（如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团队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始终起着关键作用，而其他变量的重要性则取决于具体情境。这种解释性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组织在选择方法时常常遇到困难：决策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如果没有一个结构化的框架，重要的变量可能会被忽视或低估。通过将这些因素整合到一个连贯的模型中，本研究不仅整理了现有的知识，还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工具，以支持更加反思性、透明性和情境敏感的决策。

我们的研究通过增加关于影响方法选择因素的知识，为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以往的研究已经探讨了影响IS方法选择的变量，但没有达到我们研究的深度：Al-Aboud（2011）提出了六个影响ISP方法选择的变量；Rogerson和Fidler（1994）指出某些方法的复杂性会影响其有效应用；Cerpa和Verner（1998）确定了四个影响这一过程的变量；Pita等人（2008）仅识别出两个影响方法选择的变量；Córdoba和Midgley（2006）提出了一个基于批判性思维的视角，以帮助根据问题和情境选择方法；Kandjani等人（2013）引入了一个包含十一个变量的概念框架来比较ISP方法；Vavpoti?（2012）进行了一项研究，为IS业务寻找ISDM，并指出方法的选择往往仅基于试图推广自己方法的咨询公司的建议；Jayaratna（1994）提出了一个方法评估框架，认为方法的有效应用取决于三个变量；Avison和Fitzgerald（2006a）提供了一份包含七个变量的列表，用于比较ISD中的方法；Yaghini等人（2009）提出了一个基于方法六个关键特征的框架；To Kautz等人（2004）认为团队经验在不同项目中应用不同方法时起着重要作用；Avison和Fitzgerald（2006b）从历史角度研究了ISD中的方法选择，发现有六个变量影响方法选择；Avison和Taylor（1997）的研究发现有些方法更适合不同的情况，并且还确定了四个额外的变量；Lagstedt和Dahlberg（2018b）确定了八个影响方法选择的变量；Lagstedt和Dahlberg（2018a）进行了一项研究以评估方法选择，并确定了十八个变量；Burns和Dennis（1985）提出了一种基于项目和环境变量来选择软件方法的权变方法；Ahimbisibwe等人（2015）提出软件开发项目的最佳方法选择应基于关键成功因素（CSF），总共涉及二十一个变量；Helingo等人（2017）使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最合适的方法，并考虑了十三个变量；Redlarski（2018）提出了一个包含IT项目四个基本变量的模型；Vinekar等人（2006）认为系统开发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七个变量；Cockburn（2000）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变量的客观框架来选择软件开发方法，但也确定了四个可能影响方法选择的额外变量；Vijayasarathy和Butler（2016）的研究发现了与组织、项目或团队相关的七个影响因素；Harb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最合适的软件开发方法取决于四个变量；Griffin和Brandyberry（2008）的研究表明使用特定的软件开发方法与多个相互关联的决定变量有关。所有这些研究都对我们的模型构建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全面标准化变量的名称并为它们提供描述（在之前的文献中，作者通常只识别变量而不进行定义或解释）。

新模型将变量分为五个主要类别：项目、团队、组织、方法和环境。许多其他研究仅将变量分为两到三个类别（Burns和Dennis 1985；Lagstedt和Dahlberg 2018a；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有些研究没有进行分类（Al-Aboud 2011；Avison和Taylor 1997；Cerpa和Verner 1998；Pita等人2008；Vinekar等人2006），还有一些研究将变量分为五个以上类别（Helingo等人2017）。虽然以往关于IS方法选择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某一类IS活动，例如ISP（Al-Aboud 2011；Cerpa和Verner 1998）、ISD（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Yaghini等人2009）或SE（Ahimbisibwe等人2015；Helingo等人2017），但我们旨在提出一个可以应用于后续具体案例的通用模型。所提出的模型提供了相关变量的全面概述，有望增强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对这一复杂任务的理解。它为研究人员提出新方法提供了指导，也为决策者在组织中选择IS方法时提供了指导，明确了方法选择决策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这些指导有助于实践者识别并选择适合IS项目的方法，同时考虑项目、团队、组织和环境因素。此外，该模型还可以作为基于这些变量选择特定方法的检查清单。仔细考虑IS方法选择过程对于提高项目成功率至关重要（Dahlberg和Lagstedt 2021），而且不同的项目需要不同的IS方法（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这突显了在选择特定方法时考虑相关变量的重要性（Sithambaram等人2021），以便做出有根据的决策。本文认为，为项目选择方法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选择IS方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Cockburn 2000；Griffin和Brandyberry 2008；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Sheffield和Lemétayer 2013；Sithambaram等人2021；Vijayasarathy和Butler 2016），需要仔细考虑各种变量。

现有文献在大多数情况下（Al-Aboud 2011；Avison和Fitzgerald 2006b；Lagstedt和Dahlberg 2018b；Vinekar等人2006）仅讨论了少数影响方法选择的变量，而没有提供支持决策的模型。在其他情况下，支持方法选择的模型往往过于狭隘；例如，Yaghini等人（2009）和Kandjani等人（2013）的研究仅基于方法特征提出了框架，Burns和Dennis（1985）提出了一种基于项目不确定性和项目复杂性的方法选择方法，Redlarski（2018）提出了一个与项目特征相关的四个变量的模型。尽管如此，这些研究都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丰富了研究结果。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像所有研究一样，我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没有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或IS活动类别，而是旨在得出更普遍的结果。然而，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根据IS活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ISP、ISD等）。本研究存在地理局限性，因为焦点小组的参与者仅来自两个国家（葡萄牙和巴西）；尽管如此，所使用的资料来自世界各地，且许多参与者有在跨国公司或国外工作的经验。未来的工作应该从多个国家收集数据，结合不同的观点。焦点小组会议包括了十位专家，这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性，因为其他参与者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为了缓解这一局限性，专家样本具有丰富的互补背景。在研究文献中，与SE领域相比，ISP和ISD领域在新方法提出和方法选择的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停滞，这为未来的工作提供了机会。我们提出了一个包含大量变量的模型；然而，专注于这些变量可能会使选择IS方法变得困难。当然，根据具体情况，不是所有变量都会以相同的方式或程度发挥作用，变量的重要性也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了解所有变量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实践者正确评估选项并合理化决策，从而提高项目相关方的信心和信任。未来的工作还可以通过实证测试该模型，评估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并根据情境变量识别关键模式（例如项目重点、组织规模、可用资源、行业等）。基于所提出的模型，开发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决策支持系统（DSS）将非常有趣，该系统能够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建议方法。此外，回答以下问题也很重要：“对于一个具有特定特征的项目，有哪些方法存在，有哪些证据表明这些方法会带来良好的结果？”总体而言，所提出的模型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并帮助研究人员和实践者获得宝贵的见解，以改进IS方法设计和选择的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过程，从而降低仅基于市场趋势或外部因素选择方法的风险。

**结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调查了影响IS方法选择的变量。研究结果是一个新的IS模型，包括五个主要类别：项目特征、团队特征、组织特征、方法特征和环境特征。本文提供了一组在方法定义和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变量，可以作为实践者在方法选择时的指导。研究表明，为项目设计和选择方法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和谨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