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因素提升政府绿色创新补贴的有效性？数字化转型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

《TECHNOLOGY IN SOCIETY》：What Makes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Green Innovation More Effectiv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xecutive Incentives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框架，研究人员以2010年至2024年中国A股457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府补贴（ES）对战略性绿色创新（StrGI）与实质性绿色创新（SubGI）的影响。结果显示，ES显著促进两类绿色创新，且对StrGI的促进作用更强。在技术层面，数字化转型广度增强ES对StrGI的正向关系，却削弱其对SubGI的作用；数字化转型深度对ES–StrGI关系呈倒U型调节，对ES–SubGI关系则为正向调节。在组织层面，高管股权激励正向调节ES对两类创新的影响，而高管薪酬激励仅增强ES对StrGI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ES效应在资源受限企业及环境规制较弱地区更为显著，并且ES显著推动企业从StrGI向SubGI转型。通过将制度理论嵌入TOE框架，该研究揭示了政策工具如何与技术和组织情境互动以塑造绿色创新行为。

在全球碳中和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它不仅能够通过技术突破和组织变革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还能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公共环境质量并促进广义社会福利。然而，绿色创新具有投资规模大、风险水平高、研发周期长的特征，加之信息不对称与融资约束普遍存在，导致企业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创新不确定性上升、持续投入动力不足的问题。既有关于政府补贴（ES）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其能有效缓解融资压力并降低创新风险，另一些研究则指出可能引发寻租行为或挤出效应，还有少数学者提出了非线性影响机制。这些不一致的发现可能源于将绿色创新视为同质性概念，忽视了由创新动机差异导致的异质性。为此，研究人员将绿色创新区分为战略性绿色创新（StrGI）与实质性绿色创新（SubGI）：前者以响应政策和获取外部合法性为导向，通过合规驱动或象征性举措满足制度要求，研发周期较短、技术复杂度较低；后者以提升环境绩效和核心技术能力为目标，依赖高投入、高风险的前沿研发以维持长期竞争优势。鉴于二者在资源需求、风险收益特征及对外部激励的敏感度上存在显著差异，ES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路径。此外，现有研究缺乏对ES效果的情境依赖性分析，难以系统揭示外部政策激励与内部组织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此，研究人员引入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从技术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和组织层面的高管激励机制出发，探讨ES对异质性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及其边界条件。

本研究采用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10—2024年的面板数据，样本涵盖4575家企业。研究人员通过区分StrGI与SubGI两种类型，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检验ES的直接效应，并在TOE框架下分别引入数字化转型广度（DTB）、数字化转型深度（DTD）以及高管薪酬激励（CI）和高管股权激励（EI）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采用分组分析与转型路径检验探讨资源约束与环境规制强度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ES显著促进了StrGI与SubGI，但对StrGI的促进效应更强，这与ES作为一种资源型激励更多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创新成本，从而引导企业优先选择门槛低、回收快的StrGI有关。技术层面上，DTB增强了ES对StrGI的促进作用，却削弱了其对SubGI的推动效果；DTD对ES–StrGI关系呈倒U型调节，而对ES–SubGI关系则呈现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层面上，EI对ES与两类绿色创新的关系均产生正向调节，CI则仅在ES–StrGI关系中发挥增强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ES的效果在资源受限企业与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更为显著，同时ES显著推动了企业由StrGI向SubGI的升级转型。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将制度理论嵌入TOE框架，有助于系统解释政策工具如何在不同技术与组织情境下转化为绿色创新成果。研究结论强调，ES在推动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其效果受到数字化转型特征与高管激励机制的共同制约，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中呈现显著差异。该发现不仅解释了以往文献中ES效应的不一致，也为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差异化补贴方案、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进一步表明，促进企业由象征性的StrGI向实质性的SubGI转型，是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这要求在政策设计中兼顾技术能力建设与治理结构优化，以确保补贴资源的精准投放与有效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