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作为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及其在风险分层中的应用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Systemic inflammation response index 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unfavorable prognosi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isk strat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5月20日 来源: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3.2

编辑推荐:

  背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是一种破坏性的脑血管疾病,具有高死亡率和长期残疾率。早期风险分层对于指导个体化治疗至关重要。全身性炎症在aSAH后的继发性脑损伤中起着关键作用。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是一种结合了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

  
背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是一种破坏性的脑血管疾病,具有高死亡率和长期残疾率。早期风险分层对于指导个体化治疗至关重要。全身性炎症在aSAH后的继发性脑损伤中起着关键作用。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是一种结合了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的新型炎症标志物,已在多种疾病中显示出预后价值,但其在aSAH中的长期预后作用仍不清楚。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aSAH患者入院时SIRI与12个月不良功能预后(改良Rankin量表[mRS] ≥ 3)之间的关联,验证其独立的预后价值,并构建一个具有临床实用性的预测列线图(Nomogram)。 方法: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021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收治的258例aSAH患者。患者被分为良好预后组(mRS 0–2,n=158)和不良预后组(mRS ≥ 3,n=100)。收集了基线特征、影像学指标(包括改良Fisher量表)、实验室参数和治疗数据。研究人员使用强制进入法的多元逻辑回归来识别独立的预后因素。应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来探索SIRI与预后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构建了一个预测列线图,并使用时间验证(训练队列 n=170;验证队列 n=88)进行验证。使用区分度、校准度和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模型性能。 结果:不良预后组的SIRI显著更高(P < 0.001)。多变量分析证实,SIRI(OR = 1.20, 95% CI: 1.08–1.34, P = 0.001)、年龄、高血压、GCS评分 ≤ 8、改良Fisher量表和治疗方式是独立的预后因素。RCS分析显示了非线性关系(非线性 P = 0.020),在SIRI = 4.36处有一个清晰的阈值;高于此临界值时,不良预后的风险急剧上升。列线图显示出出色的区分度(训练集AUC = 0.881;验证集AUC = 0.919)和令人满意的校准。决策曲线分析证实了良好的临床实用性。 结论:入院时SIRI是aSAH患者12个月不良功能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阈值4.36可有效识别高风险患者。整合了SIRI的列线图在训练和时间验证队列中均提供了准确且个体化的预后预测。这一经过验证的工具为支持临床风险分层和个性化决策提供了有力证据。
本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聚焦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的早期预后评估难题。aSAH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脑血管急症,全球约占脑血管事件的5–10%,其急性期死亡率高达35–40%,且近半数幸存者会遗留中重度神经功能障碍。目前临床常用的预后评估工具(如Hunt–Hess分级、Glasgow昏迷量表GCS、改良Fisher量表等)主要依赖疾病严重度、影像特征及基础合并症,忽略了系统性炎症这一驱动继发性脑损伤及长期功能恢复的核心病理生理环节。系统性炎症在aSAH动脉瘤破裂后被迅速激活,中性粒细胞与单核细胞浸润脑损伤部位释放炎性介质加重血脑屏障损伤与脑血管痉挛,同时淋巴细胞抑制破坏免疫稳态与神经修复,这种炎症失调直接影响功能结局。既往虽已有研究证实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计算方式为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在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及多种肿瘤中的预后价值,但其在aSAH中针对长期(12个月)功能预后的作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及临床实用化风险分层工具尚缺乏充分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明确入院SIRI对aSAH患者12个月不良预后(改良Rankin量表mRS ≥ 3)的独立预测价值,探索其非线性关系并确定风险阈值,进一步构建并验证整合SIRI的可视化列线图(Nomogram)以用于临床个体化风险分层。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回顾性纳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1年1月至2024年12月收治的258例aSAH患者,按12个月mRS评分分为良好预后组(mRS 0–2,n=158)与不良预后组(mRS ≥ 3,n=100);收集人口学、合并症、生命体征、临床严重度评分(GCS、Hunt–Hess分级)、影像指标(动脉瘤最大直径、载瘤动脉分布、改良Fisher量表)、实验室参数(血常规、凝血、生化)及治疗方式进行协变量调整;使用强制进入法多元逻辑回归识别独立预后因素,通过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SIRI与预后的非线性关系并以Youden指数确定最佳截断值(4.36);按入院时间划分为训练队列(2021–2023年,n=170)与时间验证队列(2024年,n=88),构建整合6项独立预测因子(年龄、高血压、GCS ≤ 8、改良Fisher量表、SIRI、治疗方式)的预后列线图,并从区分度(ROC曲线下面积AUC)、校准度(校准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及临床净获益(决策曲线分析DCA)三方面验证模型性能。
研究结果如下:
研究人群的基线特征:共纳入258例aSAH患者,总体平均年龄为59.67±11.99岁,女性占65.5%。不良预后组患者年龄更大、高血压患病率更高、动脉瘤最大直径更大,且GCS ≤ 8、Hunt–Hess > 2及改良Fisher量表分级更高(均P < 0.05)。实验室参数显示不良预后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及炎症指数(NLR、PLR、SII、SIRI)显著升高,淋巴细胞计数及LMR显著降低(均P < 0.05)。治疗方式中保守治疗比例更高、血管内治疗比例更低,载瘤动脉分布也存在差异(P = 0.046)。住院并发症方面,不良预后组延迟性脑缺血(DCI)、脑血管痉挛及颅内再出血发生率显著更高(P < 0.05),两组脑积水发生率无差异。训练队列与验证队列基线特征均衡,保证后续建模与验证可靠性。
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研究人员将7项预设变量强制纳入多元模型,糖尿病无统计学意义故未纳入最终列线图。最终6项独立预测因子为:年龄(OR=1.06, 95%CI:1.02–1.10, P=0.003)、高血压(OR=2.41, 95%CI:1.05–5.72, P=0.041)、GCS ≤ 8(OR=4.22, 95%CI:1.43–13.51, P=0.011)、改良Fisher量表(整体P=0.015,mFS 4 vs mFS 1:OR=25.05, 95%CI:3.47–180.57, P=0.001)、SIRI(OR=1.20, 95%CI:1.08–1.34, P=0.001)、治疗方式(整体P=0.010,血管内治疗 vs 保守治疗:OR=0.17, 95%CI:0.04–0.61, P=0.009)。所有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 < 5,无严重多重共线性。
aSAH患者SIRI与不良预后的关联:连续调整混杂因素后,SIRI仍为12个月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未调整模型OR=1.19, 95%CI:1.10–1.29, P<0.001;调整性别与糖尿病后OR=1.19, 95%CI:1.10–1.29, P<0.001;进一步调整血红蛋白、APTT、白蛋白后OR=1.19, 95%CI:1.10–1.29, P<0.001)。RCS分析证实非线性关系(非线性P=0.020),最佳截断值为4.36;SIRI ≤ 4.36时不良预后风险缓慢上升,SIRI > 4.36时风险急剧升高。
预测模型构建与列线图可视化:研究人员基于6项独立预测因子构建预后列线图,可通过赋值打分、总分映射的方式计算个体化12个月不良预后概率。例如75岁、无高血压、GCS > 8、改良Fisher 2级、SIRI 4.54、行血管内治疗的患者,总分为57分,对应约30%的不良预后概率。
模型性能评估与验证:列线图在训练队列AUC为0.881(95%CI:0.83–0.93),时间验证队列AUC为0.919(95%CI:0.86–0.98),区分度优秀;SIRI单独作为预测因子在训练队列AUC为0.735,验证队列AUC为0.811,优于其余单一变量。校准曲线显示预测与观测概率一致性良好,训练队列平均绝对误差MAE=0.029、验证队列MAE=0.052,Hosmer–Lemeshow检验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DCA分析显示在临床相关阈值概率5–50%范围内,列线图净获益高于“全治疗”“不治疗”策略及单一预后指标(GCS、改良Fisher量表等),临床实用性良好。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aSAH不良预后主要源于继发性脑损伤,系统性炎症是核心环节——动脉瘤破裂后血液分解产物激活免疫,中性粒细胞与单核细胞介导炎性损伤,淋巴细胞抑制削弱抗炎修复,炎症失衡驱动不良结局,因此炎症标志物具预后价值。SIRI相较于单一细胞计数或部分比值(如NLR、PLR),整合了促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与抗炎(淋巴细胞)细胞动态平衡,且单核细胞为出血后脑内浸润巨噬细胞前体,更贴合aSAH病理生理,较含血小板的SII更具针对性。SIRI还具备客观(常规血常规计算无观察者偏倚)、可及、低成本、可动态监测、无创等临床优势。此外,入院高SIRI不仅反映原发脑损伤炎症状态,还可能作为延迟性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等二级并发症的上游标志物,高SIRI的高炎症状态可能间接通过增加并发症风险影响长期预后。研究也存在局限: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缺乏外部队列验证限制外推性;仅检测入院单次SIRI,无法反映动态炎症轨迹(早期0–3天与迟发4–14天炎症意义不同),且采血时间中位9.6小时存在波动;未测量慢性抗炎药使用、吸烟等未测混杂因素;未明确SIRI与继发性脑损伤的特异性分子机制。未来需开展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动态SIRI监测研究、机制探索及靶向炎症的干预试验,还可联合其他生物标志物或影像特征优化风险分层。
结论部分翻译:入院时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12个月不良功能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SIRI > 4.36的阈值可有效识别高风险个体,高于该值时预后不良概率急剧上升。整合SIRI的列线图结合了炎症状态与关键临床、影像预测因子,在训练队列与时间验证队列中均表现出出色的区分度与校准度。这一经验证工具可实现准确、个体化的风险分层,为aSAH患者的临床风险分层与个性化决策提供有力证据。
相关新闻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 搜索
  • 国际
  • 国内
  • 人物
  • 产业
  • 热点
  • 科普

热点排行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