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firms: An 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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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能够推动产业变革并重塑竞争优势。这一过程通常由企业主导，但由于既有技术路径、基础设施以及在位企业（incumbent）商业模式周围形成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与锁定效应（lock-in），研究活动往往被引向高污染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能够推动产业变革并重塑竞争优势。这一过程通常由企业主导，但由于既有技术路径、基础设施以及在位企业（incumbent）商业模式周围形成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与锁定效应（lock-in），研究活动往往被引向高污染方向。
鉴于道路交通的社会影响，出行脱碳已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并推动了向电动汽车的转型。本文认为，电动汽车转型并非仅仅是由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而是一种由制度与企业共同塑造的协同演化型创新。
研究人员采用综合性文献综述（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ILR）方法，对这一转型进行了回顾，以探讨正式制度（如监管、产业政策）、非正式制度（社会价值、社会预期）与企业战略如何随时间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可持续创新。研究识别出五个彼此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均呈现出不同的制度角色、企业战略与社会态度特征。
该研究通过提出一个具有使命导向（mission-oriented）视角的新型协同演化创新框架，对协同演化理论与创新管理，尤其是可持续性转型背景下的相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所提出的多阶段模型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实践者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用以考察随着创新扩散，制度压力如何演化为基于市场的竞争，并强调公共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有效协作如何促进可持续创新。
该文发表于《RENEWABLE》，围绕电动汽车转型这一典型可持续性转型议题，系统讨论了创新并非单纯由企业内部研发和市场竞争所驱动，而是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战略在长期互动中共同塑造的协同演化过程。研究背景在于，传统创新理论虽然强调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与产业更替的重要作用，但现实中的创新路径常常受既有技术体系、基础设施和主导企业商业模式的路径依赖所约束，进而强化高排放、高污染的发展方向。道路交通又是全球CO
2排放的重要来源，接近全球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因此交通脱碳成为全球治理、国家产业政策和社会环境诉求的共同焦点。在此背景下，电池电动汽车（battery-electric vehicle, BEV）被广泛视为道路交通脱碳的关键技术路径，但其推广并不只是单一产品的替代，而是牵涉能源、制造、基础设施、消费文化与产业政策的系统性重构。
现有研究虽已分别从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市场扩散或可持续转型等视角分析电动汽车发展，但从协同演化理论出发，对制度力量、企业战略与社会预期三者如何跨时间、跨层级、跨区域共同作用的研究仍较为不足。正是由于这一缺口，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旨在回答电动汽车转型中哪些制度、组织和社会杠杆推动了大规模可持续创新；制度与企业如何克服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以及能否据此提炼出超越汽车产业的一般性协同演化创新框架。研究最终认为，电动汽车转型是一个由宏观制度变迁、中观产业重组和微观企业能力重塑共同构成的多阶段协同演化过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仅约束企业，也在企业创新、用户采纳和市场反馈作用下不断调整；创新因此应被视为制度—企业—社会递归互动的中心性结果，而非附属产物。这一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协同演化理论从“企业适应环境”的经典解释推进到“使命导向创新”的分析框架，为可持续转型中的政策设计、产业治理与企业战略提供了更具系统性的理论工具。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综合性文献综述（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ILR）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以适应该议题跨学科、跨部门和跨国家的复杂性。检索以Scopus数据库为核心，围绕“Electric vehicle transition”与“Business management”展开，并筛选英文同行评议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初始获得6179条记录，经题名、关键词、摘要和全文筛选后，最终纳入19篇核心学术文献。同时，为增强分析的现实性与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研究还补充纳入30份政府报告、产业研究、政策文件和权威机构资料。所有材料依据宏观（制度/政策）、中观（行业/市场）、微观（企业/用户）三个层级，以及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企业战略、时间节点与关键事件等主题进行混合式演绎—归纳编码，并据此重构1970年代至2025年前后的电动汽车转型历史序列。
研究结果部分以五个阶段展开，并保留原文小标题。
5.1. Phase 1.1970 – 1983: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Shift
这一阶段的核心结论是：电动汽车转型首先不是由企业技术突破开启，而是由环境污染、能源安全与社会压力驱动的制度性战略转向所启动。研究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及欧洲的环境治理起点发现，第一次“地球日”、空气污染问题上升以及1973年石油危机共同促使政府将清洁交通纳入政策议程。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的建立、《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以及日本环境厅与通商产业省（MITI）的规划，表明正式制度开始设定排放控制目标、组织早期研发项目并协调政产学合作。此阶段企业仍处探索边缘，电动汽车在研发组合中的地位有限，但制度已完成问题识别、议程设定与技术路线前瞻，为后续转型奠定规范性与技术性基础。
5.2. Phase 2.1983 – 1997: Institutional Push for Firm's innovation
这一阶段表明，制度推力开始直接塑造企业创新能力，并通过试验项目和公众沟通促进社会学习。研究发现，日本修订电动车发展计划、美国能源部（US DOE）项目以及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于1990年提出零排放汽车（zero emission vehicle, ZEV）强制要求，使制度压力明显增强。政府不再只是提出愿景，而是通过配额目标、示范项目、补贴和公众教育推动企业投入真实世界测试。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EV1等项目虽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但帮助企业识别续航焦虑、基础设施不足与产品设计局限。与此同时，日本的灵活创新路径催生了混合动力技术，并于1997年推出丰田普锐斯（Toyota Prius），证明在充电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时，过渡性技术可以提高主流市场接受度。研究据此认为，这一时期最关键的机制在于制度施压、企业试验与社会反馈之间的双向学习。
5.3. Phase 3.1997–2015: innovation driven market competition emerges
这一阶段的主要发现是：在气候治理国际化和企业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市场竞争开始形成，制度压力则从刚性命令逐渐转向更灵活的支持性安排。研究以《京都议定书》为起点，指出国家气候战略开始将电动汽车纳入减排工具箱。混合动力汽车商业成功提升了消费者对车辆电动化的认知，并推动其他制造商进入竞争。与此同时，加州ZEV强制要求因技术和成本障碍而被推迟，监管重心转向积分、激励与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和欧盟也更多采用税收优惠、研发支持和自愿性减排机制。研究特别强调，Tesla的进入及其Roadster、Model S等产品证明电动汽车可以兼具性能、吸引力与竞争力，连同日产Leaf、GM Volt等车型一道，推动BEV从试验品走向特定细分市场可行产品。由此，企业不再只是被动响应制度，而开始通过游说激励政策、争取监管积分和基础设施投资反向塑造制度环境。该阶段以Dieselgate为转折，公众舆论和监管方向再次显著收紧，推动行业进一步转向电动化。
5.4. Phase 4.2015 – 2020: BEV upscaling, Firms Business Model shift
这一阶段显示，随着《巴黎协定》及柴油排放丑闻后监管再校准，BEV进入规模化扩张，企业开始进行系统性的商业模式重构。研究表明，多个国家提出更严格的CO
2目标、零排放城区与燃油车禁售时间表，促使主流整车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EMs）宣布专用BEV平台与全面电动化战略。电池技术进步、成本下降和供应链扩张提升了产品可行性，同时促使企业重新定义价值主张、重组供应链、开发适合更高BEV占比的商业模式。研究将此概括为寻找“创新三位一体”，即客户适配性、技术可行性与盈利性商业模式的统一。该阶段还发现，用户采纳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充电基础设施不足，因此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电池供应链本地化成为制度支持重点。中国在此阶段推出新能源汽车（new energy vehicle, NEV）战略和强制要求，迅速改变全球产业结构。研究据此认为，这一时期制度与企业已在使命导向创新体系中形成更深度耦合，公共目标与产业竞争目标趋于合流。
5.5. Phase 5.2020 –: sector transformation drives institutional policy change
这一阶段的结论是，随着部分领先市场进入主流普及阶段，以及中国重塑全球电动汽车与动力电池产业版图，产业结构变化反过来推动制度政策的再调整。研究显示，挪威等市场中BEV新车销量占比已超过50%甚至接近80%，说明电动汽车已跨越早期采用者阶段；但在部分国家，混合动力技术仍承担过渡功能。更重要的是，中国借助国家战略、制造能力扩张、技术支持和本土市场规模，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与出口国，并在电池价值链上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引发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欧盟《绿色协议产业计划》等回应性政策，表明制度目标已从单纯减排扩展至技术主权、经济安全、再工业化与本国产业保护。研究据此指出，企业如今不仅适应制度压力，也通过全球竞争、游说和产业布局对制度形成更强反作用，协同演化进入带有地缘政治特征的新阶段。
在讨论部分，论文提出了新的“协同演化创新框架”（Co-evolutionary Innovation Framework）。这一框架以创新为中心变量，强调宏观（社会/制度）、中观（产业）、微观（组织/用户）三个层级之间的递归反馈。与既有协同演化模型相比，该框架的突出创新在于：其一，在宏观层面明确区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强调两者之间的反身性影响；其二，将用户采纳与扩散动力学纳入内生反馈机制；其三，将跨区域与地缘政治反馈回路纳入分析，以体现当代可持续转型的全球竞争和使命导向属性。宏观层面上，社会对环境退化与能源安全的担忧转化为政治优先序变化，并进一步固化为排放标准、补贴和研发资助等政策工具；中观层面上，汽车产业据此重构研发、供应链和商业模式，专用平台、垂直整合、电池生态和跨行业联盟成为关键特征；微观层面上，企业为了满足监管与市场新要求，不断重塑能力基础、研发方向和组织边界，而用户使用体验、采纳行为与市场反馈又反过来影响企业战略和政策校准。论文强调，这种由宏观到微观、再由微观反馈至宏观的双向运动，说明创新本质上是协同演化的涌现结果。
论文结论部分可概括为：本研究运用综合性文献综述（ILR）方法，从协同演化理论视角考察了电动汽车转型，重点分析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创新战略如何随时间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系统性技术变革。研究识别出电动汽车转型的五个阶段，揭示了制度、企业与社会之间不断变化的影响模式、相互适应关系与协同一致性。研究在Rodrigues和Child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使命导向特征的新型协同演化创新框架，将创新置于制度—企业关系的中心，并在宏观层面更清晰地区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多阶段模型表明，随着创新扩散，制度压力会逐渐演化为市场竞争，这为理解技术采纳和产业转型的动态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工具。跨区域比较进一步说明，不同政治结构、制度发展水平和社会价值将塑造不同的创新路径，而全球反馈回路又会传播政策学习与竞争压力。总体而言，电动汽车转型不是单纯的技术替代，而是企业与制度共同回应紧迫社会需求的协同演化过程；该研究既扩展了协同演化理论在大规模跨国创新系统中的适用性，也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实践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