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nvironment》：Navigating the space between prefigur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 mixed-method study of subjective success in a grassroots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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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草根倡议如何定义成功？本研究对64个隶属于“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 TT）运动的瑞典团体进行了调查，以考察其在相互竞争的社会运动逻辑背景下如何理解并体验成功。研究采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s）的关键知情人设计（key-i
摘要：草根倡议如何定义成功？本研究对64个隶属于“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 TT）运动的瑞典团体进行了调查，以考察其在相互竞争的社会运动逻辑背景下如何理解并体验成功。研究采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s）的关键知情人设计（key-informant design），结合了对开放式回答的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与对团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受访者阐述了成功的三个主题——社会变革、群体构成以及群体动力。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成功并非静态结果，而是在预示性（prefigurative）目标与传统目标之间持续协商的过程。尽管信任、包容以及群体关系质量等内部关切被频繁强调，这些团体同时也追求可见性、协作以及有形的社会影响，显示出运动逻辑的广泛混合化（hybridisation）。同样，定量分析显示，那些保持定期会议、高参与度并处理广泛转型主题的团体，其自我报告的成功程度更高。值得注意的是，诸如非营利注册或指导委员会等正式化的传统指标，与感知成功并无关联，这表明这些团体相较于制度化扩张，更重视忠实于自身愿景与有机增长。此外，协作仅在地方合作伙伴能够接纳该运动的特定文化时，才会预测更高的成功，这说明，对团体独特贡献的认可对于避免边缘化至关重要。研究得出结论：瑞典TT运动中的成功，最恰当的理解方式，是对内部预示性伦理与外部影响之间摩擦的持续性管理。
本文发表于《Local Environment》，聚焦瑞典“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 TT）运动中的草根环境行动者如何理解“成功”这一核心问题。研究背景在于，草根环境运动常被视为对不可持续现状的创新性替代方案，但不同运动对成功的理解并不一致。传统社会运动逻辑通常将成功界定为目标达成、组织存续、规模扩张、制度影响或政策改变；而预示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指在当下实践未来社会关系的政治取向）则更强调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强调在现实生活中预先实践包容、共治、互助与可持续的价值。TT运动长期处于这两种逻辑之间：一方面，其强调地方自给、社区韧性、共同学习和“活出替代性未来”；另一方面，其又难以回避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合作，以追求更可见、更持久的社会影响。正因如此，既有研究虽已指出TT运动兼具预示性与传统取向，但对于参与者自身如何主观界定成功，以及两种逻辑如何在实践中并存、摩擦与协商，仍缺乏系统经验研究。研究人员因此以瑞典TT运动为对象展开调查，试图从参与者视角揭示草根运动成功观的内在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人员围绕瑞典TT运动的地方团体展开实证研究，核心问题包括：这些团体是以单一逻辑还是混合逻辑来定义成功；哪些团体特征与更高的主观成功感相关；以及在高度制度化、低冲突但环保治理成熟的瑞典语境中，草根团体如何处理保持自主性与争取外部影响之间的张力。研究结果表明，瑞典TT团体对成功的理解呈现明显的多维性，主要集中于“社会变革”“群体构成”“群体动力”三大主题。成功既包括提高公众意识、推动地方转型和形成外部可见性，也包括吸引合适成员、形成有机增长，还包括建立信任、包容、共同体感和良好内部关系。研究进一步指出，预示性逻辑与传统逻辑并非简单对立，而是经常以混合化方式同时存在：内部的愉悦、信任和凝聚力不仅是价值目标本身，也构成实现外部影响的基础；而明确目标、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安排也可能反过来保护群体免于冲突、挪用或偏离。定量分析还显示，定期召开会议、会议参与人数较多、涉及的转型主题更广的团体，其自评成功程度更高；相反，是否完成非营利注册、是否设有指导委员会、是否具有更长存续时间等正式化指标，并不能显著预测成功感。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草根环境运动中的“成功”从单纯产出导向指标，拓展为包含主观性、关系性与伦理性的复合概念，强调评价地方可持续性倡议时不能仅依赖可量化成果，也应重视参与者对共同体、关系质量和行动真实性的理解。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关键知情人设计，以瑞典TT运动关联团体为样本来源。研究通过整理历史网站、Facebook页面管理员、邻近团体及媒体资料建立样本框，对89个团体发出联系，最终64个团体完成调查，回应率为71.9%。问卷为半结构式，包含封闭问题、评论框和开放问题。开放式回答依据Braun和 Clarke的六阶段主题分析法进行归纳编码；定量部分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Pearson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Fisher精确检验（Fisher’s Exact test），并报告秩二列相关（rank-biserial correlation）与Cramer’s V，以分析自我报告成功与团体特征之间的关联。
以下为研究结果的主体解读。
Characteristics of Swedish transition town groups
研究首先描述了瑞典TT团体的基本特征。在64个受访团体中，46.9%在调查时仍为活跃状态，53.1%为被动状态；这里的活跃主要指仍定期聚会，被动则指已停止聚会。各团体常同时关注多个转型主题，覆盖园艺、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强调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设计理念）、能源、教育、多样性与社会正义、内在转型（inner transition）、健康、住房、经济、交通、地方政府、手工艺及高效群体建设等。园艺、朴门永续设计、能源和教育是最常见主题，反映了TT运动通过本地生产、技能学习和社区韧性来减少化石燃料依赖的核心目标。团体的地域分布以城市为主，其次为城镇、农村和村庄。组织形式方面，仅29.7%的团体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其余多自我界定为非正式团体、网络、倡议或联盟。约三分之二团体定期召开会议，多为线下形式；多数团体设有指导小组，但其成员几乎不领取报酬。成员年龄主要集中于30至65岁。与此同时，不少团体承认内部曾出现冲突，并有较高比例与公民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企业、媒体、大学等外部主体发生协作。整体而言，瑞典TT团体在议题范围、组织化程度和外部联系方面都呈现较大差异。
Multi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s of success
在成功理解的主题分析中，研究识别出三个核心主题。其一为“社会变革”。许多受访者将成功理解为推动地方社会发生某种具体变化，例如开展集市、社区种植、课程、修理活动或增强公众意识。这一主题表面上更接近传统逻辑，因为它涉及结果、可见性和社会影响；但受访者常将这种变革扎根于地方、愉悦和共同实践之中，体现出预示性特征。部分受访者同时质疑过于过程化的路径是否足以形成长期、可见的成果，因此强调团体应能“长久存在并展示结果”。其二为“群体构成”。受访者认为成功依赖于找到关键参与者、吸引热情成员、突破环保活动者的同温层并实现有机增长。这说明成功不仅在于人数扩张，更在于招募能够维持共同方向、扩大社会触达范围的成员。其三为“群体动力”。不少受访者强调，成功意味着让每个人都被看见和被听见，建立信任、归属感、共同体意识以及“朝同一方向努力”的氛围。这一主题最直接体现预示性伦理，即群体内部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一部分。
研究进一步指出，这三类主题往往不是彼此孤立的。超过一半受访者在定义成功时同时涉及两个或三个主题。即便只谈及某一主题，其表述也常常同时包含预示性与传统逻辑。例如，对话、边界跨越和意识提升既是互动质量，也指向外部影响；“有趣地一起行动”既提升内部凝聚，也有助于吸引新成员和提高公共可见性。研究据此认为，TT团体并不是在两种逻辑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日常实践中反复混合、调试和管理两者之间的摩擦。
Understanding subjective success: the role of goals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s
在进一步分析团体自我报告成功时，研究人员首先考察了各团体的目标设定。所有团体都提到“聚在一起”，但对聚会意义的理解有所不同。约两成多团体主要将其视为采取具体行动、开展教育、园艺、饲养、衣物交换、网络构建和合作推进转型的手段，这更接近传统逻辑。约三分之一团体则将聚会理解为建立志同道合者社区、培养信任和同志情谊的预示性目标。另有四分之一团体同时提到行动导向和共同体导向，进一步印证了混合性。
在受访者归纳成功团体最重要特征时，排名较高的是共同体精神、集体效能感、包容性氛围、成员热情，其次才是结构和效率。这一排序说明，团体更倾向于以关系质量和内部伦理来衡量自身状态，而非首先以正式组织能力或产出效率来评价自己。就总体自评而言，仅少数团体认为自己“非常成功”，约半数认为“比较成功”，整体自评水平低于既往国际研究。作者指出，这可能部分受到瑞典社会文化中“詹特法则”（Jantelagen，反对夸耀和自我优越的非正式规范）的影响，使受访者更谨慎地表达成功。
定量分析显示，几个因素与更高的主观成功感显著相关。首先，会议参与度较高的团体更可能感到成功；其次，定期举行会议的团体更可能自评较高；再次，涉及更多转型主题的团体也表现出更高成功感。这些指标并不单纯属于某一种逻辑：更高出席率和更频繁聚会既意味着形成外部影响所需的“关键规模”，又为内部关系维系、信任生产和共同学习提供了空间条件；更广泛的主题覆盖则同时扩展了社会触达与社区包容性。与此相对，若干传统制度化指标并不显著，包括团体是否仍活跃、持续时间长短、是否注册为非营利组织、是否设有指导委员会等。这说明在瑞典TT运动中，成功未必意味着组织越正式、越持久越好，许多团体更重视保持自身愿景、实践方式与有机成长节奏，而非制度扩张。类似地，是否明确宣示意识形态、所在市镇是否存在参与式民主，也未显著影响主观成功感。研究据此认为，预示性实践虽然重要，但其实际运行也可能伴随冲突、模糊和脆弱性，因此其存在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更高的成功体验。
在外部合作方面，单纯“曾经合作”并不能显著提高成功感；但若团体认为自己受到市政部门或企业的积极看待，则更可能报告较高成功。进一步检查发现，这一结果主要源于一小部分虽有合作、却感到不被积极看待的团体。由此可见，对TT团体而言，合作的关键不只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对象是否真正认可并接纳该运动的特殊文化、价值和参与式做法。若缺乏这种认可，合作反而可能加剧被边缘化感。
讨论部分指出，瑞典TT运动中的成功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混合性、关系性和过程性的成就，而不是单一的外部绩效指标。研究人员认为，内部社会基础设施——如信任、包容、集体效能和愉悦感——与外部拓展能力——如出席率、活动多样性和社会可见性——共同支撑了团体对成功的体验。传统逻辑和预示性逻辑并非彼此排斥，而是构成相互支撑的生存机制：一定程度的明确目标和结构可防止团体被冲突或“劫持”，保护其预示性完整性；而预示性实践中的快乐、共同体和参与感又成为扩大影响、招募成员和建立合作的资源。置于瑞典这一高度制度化的环保治理情境中看，团体对正式化指标的不重视，也可被视为对被国家治理体系“责任化”或吸纳的警惕，即避免在合作中失去自身方向。研究同时指出，这一发现与其他环境社会运动存在共鸣：与“去增长”（Degrowth）或环境正义运动类似，瑞典TT运动同样重视运动共同体内部关系；但其与国家互动时，也面临不损害内部伦理的挑战。
结论部分可译述为：对瑞典TT运动的研究表明，在这一语境中，混合化并非例外，而是常态；团体经常同时通过预示性与传统视角来理解成功。类似动力也可能存在于其他草根环境运动之中。这些发现与其他国家有关“社区”概念具有多样且有时含混理解的研究结果相呼应，并提示未来可开展跨国、跨时间的比较研究，以考察不同情境如何塑造两种逻辑之间的协商。更广泛地说，研究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评估框架：在传统产出指标之外，应将参与者的主观性与关系性成功理解置于中心位置。未来研究还可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进一步推进，使实践者更直接地阐明其如何在现实中处理这些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