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Medicine》：Neurosurgical management of spinal tuberculosis and associated patient outcomes in Africa: a scop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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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脊柱结核又称波特定病（Pott’s disease），是最常见的骨骼结核类型之一，占肌肉骨骼结核的约50%。若未得到规范治疗，可导致脊柱畸形与神经系统损害。目前多药抗结核治疗（multidrug anti-tubercular therapy）仍是脊柱结
背景：脊柱结核又称波特定病（Pott’s disease），是最常见的骨骼结核类型之一，占肌肉骨骼结核的约50%。若未得到规范治疗，可导致脊柱畸形与神经系统损害。目前多药抗结核治疗（multidrug anti-tubercular therapy）仍是脊柱结核的核心治疗方案，但对于存在严重脊柱畸形或神经压迫的患者，需联合神经外科干预。
方法：本研究共纳入27篇报道非洲不同国家脊柱结核神经外科管理策略的文献，系统提取并分析了所采用的手术入路与治疗效果数据。
结果：研究显示手术主要应用于合并脊柱畸形或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病变的患者。前路减压联合后路固定是主流术式，部分病例采用联合入路及其他神经外科技术。治疗的成功率在部分地区受到诊断延迟与手术资源不足的限制。
结论：神经外科治疗在非洲脊柱结核的综合管理中具有重要价值，患者可从中获得显著获益。但就诊延迟与手术设施短缺仍是制约手术实施、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
1 引言
脊柱结核（spinal tuberculosis, TB）即波特定病，是最常见的骨骼（骨关节）结核类型，占肌肉骨骼结核病例的50%（范围50–70%）。该病由结核分枝杆菌经血液从肺部或淋巴结播散至椎骨松质所致，可累及椎体旁软组织、硬膜外间隙及椎间盘，胸腰段椎体最常受累。由于起病隐匿，确诊常存在延迟，历史数据显示从症状出现到明确诊断的平均间隔为1年7个月。临床表现包括脊柱僵硬、背痛、棘突压痛及截瘫，严重病例可出现脊柱缺损（后凸畸形与驼背形成）及脊髓或神经根受压导致的神经功能缺损。研究表明脊柱结核患者发生永久性残疾的风险更高，尤其在干预延迟或医疗可及性差的情况下。结核病曾是20世纪初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社会经济水平提升使其死亡率显著下降，但近期证据显示其仍是非洲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在营养不良与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负担尤为突出。脊柱结核占所有结核病例的1–2%，约占骨关节结核的一半，致残负担沉重：椎体塌陷常导致后凸畸形，神经功能缺损（含截瘫）在不同队列中的发生率为20–75%，凸显了快速诊断与规范管理的紧迫性。多药抗结核治疗（antitubercular treatment, ATT）是单纯与复杂脊柱结核的基础方案。神经外科干预可为疾病早期诊断与预后评估提供依据，同时通过手术操作、药物与康复手段逆转神经功能缺损，改善神经状态并预防长期残疾。在非洲地区，就诊延迟与诊断基础设施不足普遍存在，仅约18%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但永久性残疾发生率仍接近20%，病死率达2%。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非洲背景下脊柱结核的神经外科干预策略及相关患者结局。
2 方法学
本范围综述遵循Arksey和O’Malley提出的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并严格参照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扩展版范围综述首选报告条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extension for Scoping Reviews, PRISMA-ScR）指南完成报告。研究目标为概述非洲地区脊柱结核的神经外科管理方案及对应患者结局。检索策略覆盖PubMed与AJOL数据库，检索时限截至2025年10月，检索词包含“脊柱结核”“波特定病”“脊柱减压”“脊柱手术”“治疗结局”“手术结局”等关键词与MeSH术语，同时通过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追溯灰色文献。文献筛选由3名研究者独立完成，分歧通过与第4名研究者讨论解决，严格遵循预设的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为：在非洲临床场景中开展的研究；涉及脊柱结核患者的管理；报告脊柱结核的神经外科或手术管理方案；至少报告一类患者结局（神经功能、功能状态、手术相关、并发症或病死率）；以英语发表。排除标准为：非英语发表的研究；综述、社论、学位论文与会议出版物；在非洲以外临床场景开展的研究；仅涉及非脊柱结核（如肺结核）的研究；仅采用药物（非手术）管理脊柱结核的研究；未报告与研究相关的患者结局的研究。数据提取由4名研究者独立完成，同时对提取数据进行定性合成，识别与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相关的趋势与主题。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采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 JBI）针对不同研究设计的 critical appraisal checklists 进行评估。整体而言，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为中等至高等，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27项研究中13项为高质量，11项为中等质量，3项为低质量。高质量研究多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具备明确定义的患者人群、清晰的手术干预描述及规范的结局报告（含神经功能恢复与行走状态）。中等质量研究普遍缺乏完整的随访数据或混杂变量详细描述，低质量研究主要为单病例报告，方法学稳健性有限。共性方法学局限包括回顾性设计、结局测量异质性及长期随访失访。多数研究一致报告神经外科干预后神经与功能结局良好，支持本综述的总体结论。
3 结果
3.1 检索结果概览
数据库初检共获得1150篇文献，经题目与摘要去重及初筛后，排除340篇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去除623篇重复文献，剩余187篇进入全文筛选，最终27篇文献纳入定性合成。
3.2 神经外科干预策略
3.2.1 手术技术
脊柱结核的神经外科手术选择需结合解剖部位（如颈椎结核采用颈椎椎体切除术）、疾病严重程度与机构资源条件。前路手术适用于颈椎与胸椎结核，因病灶多位于前柱，可有效实现减压与稳定。南非回顾性研究显示，接受颈椎结核减压的患者术后3个月内均实现完全神经功能恢复，但术后并发症包括医源性脑脊液漏、肺栓塞、神经功能恶化与伤口感染。颈椎前路减压联合自体腓骨或髂骨植骨融合可实现93%的植骨融合率与显著的神经功能改善（Frankel分级正向转移），但并发症包括全颈椎强直与食管损伤。该术式同样适用于胸椎与胸腰椎结核，南非研究显示经胸腔前路减压联合前路内固定后，29例患者中有23例在末次随访时可独立行走。但部分技术的结局一致性欠佳：塞内加尔研究采用Hogson根治性前路减压的27例患者中仅7例末次随访时可行走，仍需更多回顾性研究明确该技术是否会增加迟发性截瘫风险。针对上颈椎等特殊部位也有改良技术报道，如颈椎椎体切除联合骨融合术，但存在螺钉位置不良、植入物移位与感染等并发症。后路手术以椎板切除术与内固定为核心，是非洲地区最常用的波特定病术式，适用于胸椎结核、儿童椎板切除与青少年椎板切除联合骨融合。塞内加尔研究显示52例接受该术式的患者中34例术后可行走，并发症包括残余运动功能丧失。椎板减压还可联合椎间孔切开、支撑植骨等技术，肯尼亚研究显示三分之二的患者术后恢复行走能力。单纯后路手术采用皮质骨同种异体移植物与后路内固定可实现显著的后凸畸形矫正（南非研究记录矫正率达71.6%），并发症包括一过性神经功能缺损、手术部位感染与移植物移位。颈椎与胸腰椎结核可采用后路椎板切除融合术（pedicle screw, rod/rod and lateral mass screws, PCLF），患者均可获得神经功能改善。前后路联合手术多用于严重不稳或畸形病例，通常为分期手术。尼日利亚病例报告显示，不稳定结核性四肢瘫患者经咽后间隙脓肿引流、C3–C4椎体切除钛网融合、C3–C6后路内固定的三期手术后实现完全神经功能恢复，但该术式的并发症包括植入物相关问题、神经功能缺损与伤口感染。肋横突切除术是后路的改良术式，适用于胸椎，通过切除横突与肋骨内侧部分，经神经根间隙抵达前柱，可在不切开胸膜的情况下完成病灶清创与前路减压，南非研究显示80%的患者术后6个月可行走，但该术式在资源有限环境中面临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缺失的挑战，无实时脊髓功能反馈时严重畸形矫正的医源性神经损伤风险较高。中位胸骨切开术用于上胸椎结核的前路减压与植骨固定，加纳病例报告显示患者术后肌力改善，术前神经功能异常明显恢复。椎体成形术属于微创术式，但在非洲应用较少，科特迪瓦病例报告显示患者在术后1个月出现急性脊髓压迫综合征与截瘫。
3.2.2 术中挑战
资源有限国家的脊柱手术需平衡多重因素，术中挑战突出。首先是患者就诊时疾病已处于进展期，常合并不可逆神经功能缺损，塞内加尔研究显示79.2%的脊柱结核患者入院时已出现神经并发症，早期影像学可及性差与专科诊疗资源匮乏是疾病延误的主要原因，该国5家神经外科中心的数据显示超过59%的患者存在神经功能缺损，与影像资源不足、手术器械短缺及手术室空间紧张直接相关。儿童患者也存在类似延误，许多患儿虽存在神经功能受损，却被误诊为仅需药物治疗，感染性疾病的表现掩盖了脊髓压迫征象，导致手术窗口期被错过。延迟减压的后果严重，有研究明确指出不应将手术推迟至脊髓缺血坏死、Frankel A级阶段。早期干预联合植骨与抗结核治疗可提高融合率并矫正后凸畸形，且不增加额外风险。但基础设施限制会直接影响手术质量，塞内加尔255例大样本队列中仅39例接受手术，且因植入物短缺，所有手术仅为椎板切除而无后路内固定。虽然后路术式在胸腰椎疾病中最常用，但椎体广泛破坏所需的复杂前路或环周手术因技术难度与资源需求高，应用严重不足。诊断不明确也是术中决策难点，多灶性脊柱结核需与转移瘤、淋巴瘤、布鲁氏菌病或组织胞浆菌病等鉴别，术前明确诊断不足可能导致椎体成形术等操作加速疾病播散。解剖结构复杂性也会增加术中风险，颈胸交界区（C7–T2）因骨骼与血管遮挡显露困难，加纳病例采用中位胸骨切开完成前路减压融合，需精细牵拉大血管与气管食管复合体，体现了复杂前路手术的解剖规划要求。整体来看，就诊延迟、诊断能力不足、手术设备短缺与解剖复杂性共同构成了非洲脊柱结核手术的系统性障碍，除术者技能外，早诊早治、影像可及性与器械完备性是改善结局的核心要素。
3.2.3 疾病负担、手术能力与医疗成本分析
纳入研究一致显示非洲脊柱结核患者就诊时疾病负担沉重，常表现为神经功能缺损、疼痛、畸形、行走受限与转诊延迟，多数患者已出现截瘫、后凸畸形、驼背、脊柱不稳、膀胱功能障碍、脊髓病或四肢瘫。南非前瞻性队列中仅25%的患者术前可行走，术后这一比例升至85%；另一项南非研究中25/29的患者术前无法行走。塞内加尔队列中神经功能缺损是主要就诊原因，仅少数患者最终接受手术，儿童研究也显示大量患儿未及时接受手术。手术能力限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手术可及性与疾病负担不匹配，塞内加尔255例患者中仅少数接受手术，肯尼亚129例患者中仅33例接受手术；二是可开展术式受机构资源约束，后路减压（尤其是否联合固定）最为常见，技术要求更高的前路、环周手术与畸形矫正仅能在少数中心开展；三是基础设施短板普遍，包括影像资源不足导致手术评估延迟、植入物短缺导致仅能完成减压而无法稳定、手术室空间与围术期支持不足。成本数据在纳入研究中极度匮乏，无研究提供直接的手术费用、住院费用、植入物费用、康复费用或灾难性医疗支出比较，也无不同术式的成本效益分析。间接经济负担指标普遍存在，包括长程随访需求、分期手术、翻修手术、植入物相关并发症、长期残疾、延长抗结核治疗与康复周期，提示脊柱结核的经济负担沉重，但现有证据对此严重报告不足。总体而言，非洲脊柱结核神经外科实践呈现三大特征：患者多就诊于疾病晚期、手术决策高度依赖本地手术能力、医疗成本是重要的未被充分报告的维度。
3.3 患者结局
3.3.1 神经功能恢复
神经功能缺损是脊柱结核的核心表现，手术的核心目标为减压与稳定以改善功能。多数研究显示术后神经功能显著改善，程度受术前严重程度、手术时机与技术影响。南非前瞻性研究中85%的患者术后可行走，较术前的25%大幅提升；塞内加尔29例系列中79%的患者术后可独立活动，多数从卧床状态恢复日常生活能力；南非儿童队列中65%的患者恢复行走能力，但15%因进行性畸形出现行走能力下降。单中心与小样本研究也显示良好效果：尼日利亚年轻成人不稳定结核性四肢瘫患者经360°内固定减压后完全恢复；塞内加尔113例儿童非创伤性脊髓压迫病例中，大部分在即使晚诊的情况下经彻底清创联合后路手术实现运动与感觉完全恢复；南非18例成人经前路经胸腔手术后全部实现完全恢复，美国脊柱损伤协会（ASIA）评分与生活质量均改善；肯尼亚微创脊柱手术系列显示神经功能快速改善，同时出血量与住院时间减少。部分混合严重程度队列以部分恢复为主：南非43例患者经肋横突切除或前路减压后33%实现部分改善，肌力与括约肌功能提升；喀麦隆系列术后Frankel分级从A–C提升至D–E，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从95.4%降至8%；仅行后路椎板切除（无内固定）的塞内加尔病例中步行恢复率最高可达90%，与硬膜外肉芽肿解除直接相关。但仍有部分患者结局不佳：南非儿童长期随访中9%出现神经功能倒退；东非167例胸腰椎手术系列中仅28例出现神经功能改善；肯尼亚129例系列中71%的患者6个月内获得显著临床获益，但重症患者仍存在持续缺损。延迟手术与共病是导致预后不良的主要因素，未手术组的运动功能缺损与疼痛发生率更高。
3.3.2 并发症
脊柱结核手术并发症发生率超过半数研究有所报告，以感染、植入物失败与死亡最常见，但部分术式也可实现零并发症。感染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浅部与深部伤口感染，南非前柱重建队列中并发症发生率为10%，经加用抗葡萄球菌药物后治愈；塞内加尔与肯尼亚研究报道后路与经胸腔前路术后可出现手术伤口脓毒症，但深部感染罕见且多无需额外干预；加纳strutt植骨系列中脓毒症发生率极低。植入物相关问题是第二大并发症类型，包括 cage 移位、螺钉位置不良，南非研究中早期 cage 移位曾导致Frankel分级从D短暂降至B，经再次手术最终实现完全恢复；后路手术中也可见移植物移位，部分伴随肋骨损伤或神经瘤导致的神经病理性疼痛。死亡在5项研究中被提及，每队列死亡2–5例，多与肺部机会性感染、院内感染、HIV共病、粟粒性结核或围术期失血相关，而非手术直接导致，且非手术组病死率更高。神经相关并发症包括一过性神经功能恶化、医源性脑脊液漏（多因胸椎神经根损伤）、新发截瘫，在前后路联合手术中更常见。血管事件以肺栓塞为主，与术前制动、深静脉血栓形成相关，在南非与科特迪瓦队列中均有报告。其他孤立并发症包括食管损伤（后遗症轻微）、压疮、椎体成形术后急性减压综合征。值得注意的是，加纳中位胸骨切开、南非肋横突切除、摩洛哥椎体切除、塞内加尔椎板切除、喀麦隆开胸腹联合入路均未报告并发症。儿童队列的高失访率（南非研究显示5年失访率达84%）也限制了并发症的全面评估。
3.3.3 长期随访
长期随访对评估融合、复发与功能维持至关重要，但非洲地区因患者返乡、医疗体系碎片化，失访率普遍较高。随访时长差异较大，最短30天，最长18年，多数为12–24个月。短期随访（≤6个月）可捕捉早期模式，如术后30天神经功能未完全恢复、清创术后3–6个月症状缓解。中期随访（6–24个月）可验证疗效的持久性，南非队列显示术后12个月神经功能完全恢复且可独立生活，植骨融合率在8–27个月时达93–94%，前路内固定术后12–18个月可获得影像学融合。更长随访（>24个月）显示疗效可持续，加纳后凸畸形患者经halo重力牵引胸廓成形术后4–5年仍可维持畸形矫正，颈椎系列中4年无神经功能缺损残留。但远期问题也逐步显现：43%的颈椎病例出现邻近节段退变，儿童患者可出现近端交界性后凸需再次手术。定期评估（如每3个月行血沉与影像学检查）可使依从性好的患者疼痛减轻并获得融合，但部分因康复依从性差出现复发。高失访率仍是主要障碍，东非与南非儿童系列中84%的失访率使得复发风险难以准确评估。总体而言，神经功能恢复总体良好，并发症负担为轻中度，但长期随访体系亟待完善以提升结局稳定性。
3.3.4 合并HIV感染的脊柱结核
HIV感染者中结核是常见的机会性感染，可能升高脊柱手术部位感染风险。研究显示脊柱结核患者中HIV阳性率可达76%，共病会加速疾病进展，增加耐多药结核（multidrug-resistant TB, MDR-TB）与广泛耐药结核（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TB, XDR-TB）风险。多项队列研究显示HIV阳性与阴性患者的临床与影像学表现无统计学差异，仅椎体破坏程度在HIV阳性患者中更重。非洲地区关于共病患者术后结局的比较研究十分稀缺，印度14例脊柱手术队列（含5例脊柱结核）显示除1例外其余均达到Odom标准下的良好神经功能恢复，ART服药状态对结局无显著影响。但骨折择期手术研究显示HIV阳性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更高。CD4+T淋巴细胞计数、血红蛋白与白蛋白水平是预测术后并发症的统计学指标，发生并发症患者的平均CD4计数为234±53，无并发症者为363±130。共病管理的另一难点是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与利福平的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利福平是CYP450酶诱导剂，可显著降低多种抗病毒药物的血浆浓度。为维持病毒抑制，指南推荐联用时调整ART剂量：多替拉韦（Dolutegravir）需增至50 mg每日两次，依非韦伦（Efavirenz）可能需增至800 mg每日一次。
4 讨论
脊柱结核仍是非洲地区导致严重神经功能损害的重要原因，患者多因脊髓压迫、不稳或重度畸形晚诊，需联合抗结核与手术治疗。神经外科干预可有效恢复功能并矫正畸形，但结局与并发症率在不同报告中差异较大，反映了就诊时机、共病（尤其是HIV）、诊断能力与手术资源可及性的异质性。非洲系列研究总体显示手术获益明确，多数患者术后行走能力与神经功能改善，但效应值差异显著：南非前瞻性研究显示及时手术可使行走率从术前的25%升至85%，而塞内加尔大样本数据报告的转化率明显更低，体现了资源匮乏环境下的真实世界差异。术式选择需依据病灶解剖分布、椎体破坏程度、压迫部位与本地资源及经验决定。前柱病变（巨大椎前/旁脓肿、椎体塌陷、颈椎/胸椎病灶）首选前路减压联合椎体切除与椎间重建，可实现彻底清创与前柱稳定，部分系列中植骨融合率与神经改善率较高。后路椎板切除适用于后方结构或硬膜外肉芽肿压迫，在资源受限环境下是最易开展的选择。分期前后路联合手术仅用于严重不稳、多节段破坏或重度后凸畸形，但技术复杂度高、植入物相关风险更大。肋横突切除与中位胸骨切开分别是侧方与上胸段病变的有效特殊入路。椎体成形/后凸成形术虽有个案报道，但因可能掩盖或加重感染，且在脊柱结核中存在术后炎性进展风险，需谨慎应用。在无植入物的资源受限中心，应优先考虑早期减压以阻止神经功能进行性下降，待条件允许后再行分期稳定。前路与后路技术在合理选择患者的前提下均可获得良好神经结局：前路经胸腔清创联合支撑植骨在成人胸椎结核中可实现高行走恢复率与融合率，后路内固定与融合可可靠稳定畸形并支持恢复。联合手术对重度畸形矫正有效，但会延长手术时间并增加植入物并发症。非洲结局异质性很大程度可由病例组合（晚诊、儿童/成人比例）、手术选择与随访完整性差异解释，而非手术技术本身的缺陷。常见并发症包括伤口感染、植入物失败/移位（需翻修）、医源性神经功能恶化（一过性或永久）及围术期死亡，多与HIV、粟粒性结核或严重营养不良等共病相关。分期手术与联合入路的植入物并发症率更高，需要完善的围术期支持（血制品、感染控制、术后监护），而这些在非洲地区分布不均。高失访率也掩盖了远期并发症（邻近节段退变、近端交界性后凸、复发）的真实发生率。早期减压始终与更好神经结局相关，若推迟至脊髓梗死/Frankel A级再手术，有意义恢复的概率将大幅下降。早期干预且常规使用内固定的队列，其独立行走恢复率显著高于晚诊且内固定应用有限的队列。非洲地区的临床实践同时面临多重约束：患者晚诊、MRI/CT等精准手术规划影像可及性差、脊柱植入物短缺、手术室时间有限、康复服务薄弱，这些系统性因素直接影响了术式选择（多倾向后路减压）与最终结局。近期多中心系列强调，即便手术技术得当，仍需系统性提升（影像可及性、植入物供应链、围术期护理）才能全面改善非洲地区的脊柱结核结局。除技术与神经恢复外，本综述还揭示了非洲脊柱结核文献反映的更广泛系统问题：疾病负担、手术能力与未被充分报告的经济负担。现有研究大多描述晚诊患者，常在神经功能恶化、畸形或严重行走受限发生后才到达三级医疗中心，提示非洲脊柱结核的负担不仅是流行病学层面的，更是功能与结构层面的，多数手术是在疾病晚期、难度更高、结局更易波动的阶段开展。手术结局与手术能力密不可分：MRI/CT、植入物、训练有素的脊柱外科医生、手术室可用性、围术期支持与随访体系，不仅决定了能否开展手术，也决定了可选择的术式。后路减压在多队列中占主导，正是这种现实的直接体现。技术要求更高的前路重建、环周稳定与重度畸形矫正仅在少数专科中心开展，提示研究间的结局差异可能与卫生系统能力差异同样相关。医疗成本数据的缺失是本领域的明确证据缺口，现有研究未提供足够的直接成本数据以支持经济学合成，但长期残疾、长疗程治疗、分期手术、翻修、植入物并发症与长期随访需求均提示经济负担沉重，未来研究需纳入住院时长、植入物支出、翻修成本、康复利用、误工时间与患者自付费用等成本变量。综上，改善非洲脊柱结核结局不仅需要优化手术技术，更需要早诊早治、加快转诊、提升影像与植入物可及性、扩大专科手术能力与完善康复随访体系的系统性投入。内固定系统的可及性是影响非洲神经外科中心脊柱结核管理的关键因素。现代脊柱稳定依赖椎弓根螺钉、棒、钢板与椎间融合器等植入物以恢复稳定性与序列，在椎体破坏导致不稳或进行性后凸畸形时尤为重要。但受基础设施、采购体系与资源可及性差异影响，植入物在非洲的分布极不均衡。评估脊柱手术能力的调查显示不同地区设备与器械可及性存在显著差异，部分三级医院可能具备基础术中影像，但先进脊柱植入物与专用手术技术仍普遍短缺，资金限制是获取与维护内固定系统的主要障碍。因此临床医生的术式选择不仅取决于病理本身，也受限于机构可用资源。在中低收入医疗体系中，脊柱植入物多依赖进口，价格昂贵，外科医生可能需要根据现有植入物调整技术，或更多依赖结构性植骨实现稳定。部分患者还可能因等待合适植入物而延迟手术，延长脊髓压迫时间，影响神经恢复。神经外科人力资源分布与机构能力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植入物可及性的区域异质性：具备脊柱单元与神经外科培训项目的中心通常拥有更好的固定系统获取渠道与器械操作经验，而小型区域医院则同时面临设备短缺与技术能力不足的挑战。尽管通过培训项目与国际协作，非洲脊柱手术能力正逐步提升，但植入物可及性不均衡的状态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5 研究空白与文献局限性
现有文献以单中心回顾性系列为主，结局定义与随访时长异质性高，无法进行合并推断。未来亟需采用标准化测量指标（ASIA/Frankel分级、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影像学融合标准）的前瞻性多中心队列，且随访时长应≥24个月；针对资源匮乏环境，比较内固定与分期非内固定术式的成本效益分析也具有极高价值。
6 建议与结论
临床层面，所有存在进行性神经体征、脊柱不稳或重度畸形的患者应立即接受影像学检查与外科会诊，早期减压是改善神经结局最具可操作性的干预措施。术式选择应匹配病理特征：前柱病变选前路，后方压迫或以后路固定为主要稳定方式时选后路，仅严重畸形/不稳采用联合入路。系统层面建议提升转诊中心的CT/MRI可及性，建立区域植入物储备，加强围术期感染控制与血库能力，并整合物理治疗与社区随访以降低失访率。在非洲背景下，若能在疾病早期开展适配病灶特征的手术，脊柱结核外科可实现良好的活动能力恢复与畸形矫正，而早诊早治、影像与植入物可及性提升、围术期护理优化与可行的社区随访项目，将是改善结局的核心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