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适应性政策管理气候风险：来自中国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Climate-Adaptive City Pilot Policy, CACP)的证据

《Climate Risk Management》：Managing climate risks through adapta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s climate-adaptive city pilots

　　

管理气候风险已成为快速城市化经济体面临的核心挑战，然而关于大规模适应政策有效性的实证证据仍较有限。本研究以中国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政策（Climate-Adaptive City Pilot Policy, CACP）这一全国性政策干预为评估对象，考察适应导向型治理如何影响城市气候风险管理能力。基于2010—2022年中国26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员构建了熵加权的城市生态韧性（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UER）指数——用以表征城市缓冲、调整及从气候诱发风险中恢复的程度，并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设计评估政策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推行该试点方案能显著提升城市治理气候风险的能力。政策效应在城市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反映出经济结构、地理条件和治理能力方面的差异。机制分析表明，观测到的改善可能通过多条相互关联的传导路径实现，包括经济转型、能源转型、强化环境治理及生态资产价值提升。这些路径共同降低了城市暴露于气候相关环境风险的程度，同时提高了适应与恢复能力。综上，研究结果表明气候适应政策可作为有效的风险治理工具，产生增强韧性的协同效益。本研究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适应导向型城市治理如何支撑气候风险管理提供了具有政策参考价值的证据。

《Managing climate risks through adapta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s climate-adaptive city pilots》论文解读

本文发表于《Climate Risk Management》，研究背景在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城市日益频繁地遭遇突发性气候冲击与缓发性环境压力，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气象与水相关灾害已占全球记录灾害近半数，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经济损耗。城市作为全球逾三分之二人口聚居地与超四分之三GDP贡献源，既是气候脆弱性放大器也是治理响应者，提升城市生态韧性（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UER，指城市生态系统在外部冲击与环境风险下维持结构完整性与功能稳定性，并吸收、适应及从中恢复的能力）成为城市气候风险管理的核心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适应措施或局部案例，关于大规模适应性政策干预能否转化为可度量的UER提升——即对城市气候风险管理能力的实质影响——尚缺乏系统性大样本实证证据。中国自2017年起实施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政策（Climate-Adaptive City Pilot, CACP），首批28个城市通过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升级与公众参与降低气候灾害风险，为评估适应导向治理对UER的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场景。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以填补知识缺口，最终证实CACP能显著提升试点城市UER，并通过多路径机制与异质性分析揭示其作用边界与传导渠道，对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气候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为开展本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构建平衡面板数据集，涵盖2010—2022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依据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框架选取14项指标（人均水资源量、建成区绿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地率、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粉尘排放量、人均工业NO_x排放量、年均PM_2.5浓度、工业SO₂去除量、工业粉尘去除量、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采用熵权法计算城市生态韧性（UER）综合指数；以CACP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设定处理组（首批28个试点城市）与对照组，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识别政策净效应；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500次随机模拟）、排除同期其他环境政策干扰（碳交易试点CETP、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NBDPZ、新能源示范城市NEDC、海绵城市SCP）、PSM-DID匹配及替换UER权重（等权重EW-UER与主成分分析PCA-UER）等多重稳健性检验；采用明代驿站密度与时间虚拟变量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进行2SLS估计处理内生性；按城市规模、资源禀赋、中心城市属性、坡度、降水量、环保重点城市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组开展异质性回归；选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基于SBM模型含非期望产出）、能源消费结构（Energy，城市新能源渗透度，由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耗反推）、环境规制强度（LnPenalty，地方环保行政处罚案件数的对数）及生态产品价值（Value，动态因子评估模型估算）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回归与Bootstrap法（1000次聚类自助抽样）检验作用机制。

基准回归（Benchmark Regression）

研究人员以UER为被解释变量，逐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Inc_urb）、人口密度（Popden）、第二产业占比（Indus）、财政压力（Ingov，财政收支比的自然对数）、绿色技术创新（Greinv，绿色专利申请量）、对外开放度（Open，实际利用外资额）、年均降水量（Inwater）与平均气温（Intemp）等控制变量及城市、年份双向固定效应进行DID估计。结果显示treat_i×post_t交互项系数β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约0.230），表明CACP试点城市的UER相较非试点城市获得显著提升，验证假设H1：推进CACP有望改善UER。

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Checks）

平行趋势检验通过事件研究法设定政策前后各年份虚拟变量（基期为政策前一年k=-1），发现政策前各期δ_k系数不显著且无系统性趋势，政策后δ_k持续显著为正，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安慰剂检验随机赋予城市试点身份并重复500次回归，伪DID系数围绕零呈正态分布且多数p>0.1，排除偶然因素干扰。剔除受碳交易试点（CETP）、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NBDPZ）、新能源示范城市（NEDC）及海绵城市（Sponge City Pilot, SCP）影响的样本后，DID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同期其他环境政策未混淆CACP效应。采用最近邻匹配的PSM-DID估计结果与原DID一致。将UER替换为等权重指数（EW-UER）和主成分分析提取指数（PCA-UER）重新估计，DID系数分别为0.227与0.241且均显著；滞后一期UER及剔除2020—2022年新冠疫情影响样本后结论不变。上述检验共同佐证基准结果可靠。

内生性分析（Endogeneity Analysis）

考虑到试点城市选择可能存在非随机性及反向因果，研究人员以"明代驿站密度×政策后时间虚拟变量（Station×Time）"为CACP参与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第一阶段F统计量远超弱工具变量临界值，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拒绝不可识别原假设，证明工具变量相关性与外生性条件合理。第二阶段CACP系数仍为显著正值（0.209，p<0.01），与基准DID方向一致，缓解了对遗漏变量偏误的担忧。

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ity Analysis）

分组回归显示：CACP对UER的提升效应在中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资源型城市、非中心城市、中高坡度地区（按坡度四分位数划分）、中低降水地区（按年降水量四分位数划分）及非环保重点城市中显著，而在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500万）、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低坡度地区、高降水地区及环保重点城市中效应不显著或较弱。这说明政策吸收能力受城市规模结构、资源依赖程度、地形水文约束及既有环境治理基础调节，适应政策效果存在明显的情境依赖性。

机制分析（Mechanism Analysis）

分别以GTFP、Energy（新能源渗透率）、LnPenalty（环境行政处罚数的对数）、Value（生态产品价值）为被解释变量做DID估计，结果显示CACP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高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比、增加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反映环境监管执法强化），并对生态产品价值有边际正向影响（p<0.1），初步支持假设H2：CACP通过经济转型、能源转型、环境治理强化及生态价值实现四条路径提升UER。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1000次聚类再抽样，偏差校正加速BCa置信区间）显示四条间接效应的95%CI均包含零，未达正式中介显著性，研究人员将其解释为传导渠道的方向性佐证而非确定性因果分解，并指出四机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反馈关系。

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第一，CACP对UER的正向效应凸显政策协调在气候风险管理中的关键作用，适应政策超越传统污染减排而强调风险预防、系统灵活性与恢复力，反映城市应对及从气候相关生态风险中恢复的能力增强。第二，识别出的传导机制表明城市气候风险管理具多维性——经济重构与能源转型降低长期暴露度，强化环境治理与生态资产化提升适应与恢复力，四者交互而非独立运作，碎片化管理难获持久收益。第三，异质性效应强调气候风险管理具情境依赖性，灵活产业结构与适度环境约束地区受益更明显，大型及中心城市或因既有发展路径锁定效应致边际回报递减，警示不宜照搬统一政策模板而需因地制宜。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首先，CACP的实施显著增强城市气候风险管理能力；试点城市UER较非试点城市有明显提升，证实气候适应政策可有效强化城市应对、吸收及从气候相关生态风险中恢复的能力，证明政策驱动型气候适应不仅是象征性治理举措，更能产生实质性风险管理绩效改善。其次，CACP的风险管理效应通过多条相互强化的路径运行——经济重构、能源转型、强化环境治理及生态资产价值化均为 plausible传导渠道，政策通过重塑生产结构、降低能源相关环境风险及改善风险治理制度能力发挥协同影响，凸显气候风险管理的系统性与集成政策设计的重要性。第三，CACP影响呈现显著空间与结构异质性——在非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资源依赖型城市及较低降水或中等坡度地区效应更突出，因这类区域适应干预面临的结构约束较少且边际风险管理回报更高；反之在大型中心城市、资源丰富地区及高降水或平坦地形区域效应较弱，受既有发展模式与环境压力限制。综上，CACP不仅可作为降低气候风险的工具，也可催化更广泛的结构转型，对能源转型、生态治理及风险导向型城市发展有重要启示。政策层面建议：以试点—扩散机制有序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系统总结最佳实践并促进跨区域转移；气候风险管理策略应结合本地经济、地理与制度特征量身定制；重点夯实气候风险评估与预警系统、可持续低碳产业升级、能效提升技术及生态基础设施投资等结构性基础，将气候风险治理目标嵌入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以形成协同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