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Ten years of a gender identity servic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Germany: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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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跨性别与性别多样化（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TGD）儿童与青少年的研究焦点包括：出生时指定女性（assigned female at birth, AFAB）青少年相较于出生时指定男性（assigned male
当前关于跨性别与性别多样化（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TGD）儿童与青少年的研究焦点包括：出生时指定女性（assigned female at birth, AFAB）青少年相较于出生时指定男性（assigned male at birth, AMAB）青少年的转诊率向专门性别认同服务机构的上升趋势，以及来访者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的变化。本研究旨在探讨两个问题：（1）AFAB（相对于AMAB）转诊比例随时间是否存在线性增加；（2）基于时间、出生时指定性别以及临床特征（如心理功能和发病年龄）识别不同的临床模式。研究评估了2013年9月至2023年9月十年间在德国一家专门性别认同服务机构（汉堡性别认同服务机构，Hamburg GIS）就诊的儿童与青少年临床样本（n?=?779）。父母和临床医生提供的横断面信息包括初诊年份、出生时指定性别、心理功能（儿童行为检查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以及性别烦躁（gender dysphoria, GD）的发病年龄（基于DSM-5标准，分为青春期前与青春期后发病）。采用逻辑回归分析检验出生时指定性别的线性时间趋势。对初诊年份、出生时指定性别和临床特征（心理功能与发病年龄）进行潜伏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以识别潜在的临床模式。尽管样本中AFAB转诊人数几乎是AMAB的四倍，但未发现AFAB儿童与青少年比例随时间显著线性增加。LCA揭示出两个不同的队列：较早队列（平均初诊年份：2016年中）和较近队列（平均初诊年份：约2021年）。这两个队列在所有人统计学和临床特征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较近队列（2021年）包含更高比例的AFAB个体、临床范围内心理问题较少，且与较早队列（2016年）相比，青春期后发病（晚发型）病例多于童年期发病（早发型）的性别烦躁病例。结论：未发现AFAB儿童与青少年比例随时间线性增加的证据。然而，识别出两个不同的临床模式——较早队列（约2016年转诊）和较近队列（约2021年转诊），二者在多种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上存在差异。需要长期研究来确定这些模式如何适应特定的临床需求。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西方国家针对跨性别与性别多样化（TGD）儿童与青少年的专门服务机构的转诊数量显著上升，同时来访者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出生时指定女性（AFAB）青少年相较于出生时指定男性（AMAB）青少年的转诊比例持续增加，但这一趋势在儿童群体中尚不明确。此外，临床特征（如心理功能和性别烦躁（GD）发病年龄）的时间变化证据存在矛盾：部分研究观察到心理问题增多，另一些则报告改善；而GD的青春期后（晚发）发病比例可能在上升。由于当前的治疗方案（如荷兰方案）主要基于早期队列研究，其适用性对近年来呈现不同特征的来访者存在争议。因此，亟需明确转诊模式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以指导安全有效的个体化治疗。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德国汉堡性别认同服务机构（Hamburg GIS）在2013年9月至2023年9月十年间就诊的儿童与青少年临床样本（n=779）进行了横断面分析。研究采用逻辑回归检验AFAB转诊比例是否存在线性时间趋势，并通过潜伏类别分析（LCA）基于初诊年份、出生时指定性别、心理功能（CBCL总分临床范围）和发病年龄（青春期前/后）识别潜在临床模式。主要结论包括：（1）未发现AFAB比例随时间显著线性增加，但样本中AFAB占约80%，远高于AMAB；（2）LCA识别出两个不同队列——较早队列（平均初诊年份约2016年）和较近队列（平均初诊年份约2021年），两者在所有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上均存在显著差异；（3）较近队列中AFAB比例更高（81% vs 76%）、心理功能临床范围比例更低（37% vs 41%）、且青春期后发病（晚发型）病例更多（62% vs 36%）。研究发表在《European Child》。
**技术方法**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横断面设计，所有参与者仅进行一次问卷调查；（2）父母报告的心理功能评估工具——儿童行为检查表（CBCL，德国版，1991年版本），计算总分T分数并定义临床范围（>90百分位，T>63）；（3）临床医生根据DSM-5标准评估GD发病年龄（青春期前早发型 vs. 青春期后晚发型）；（4）逻辑回归分析，以初诊年份为预测变量，出生时指定性别为结局变量，并控制年龄组、CBCL临床范围和发病年龄；（5）潜伏类别分析（LCA），以初诊年份、出生时指定性别、CBCL临床范围和发病年龄为分类指标，使用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熵值和Lo-Mendell-Rubin调整似然比检验（LMR-LRT）确定最优类别数；（6）额外探索性分析包括使用CBCL内化/外化量表及交叉性别常模进行敏感性分析。样本来自德国汉堡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的专门性别认同服务机构。
**研究结果**
**人口统计学与临床特征**：样本中80%为AFAB，20%为AMAB；近90%为青少年（≥11岁）；40%的CBCL总分处于临床范围；约50%为青春期前发病，43%为青春期后发病。
**性别比例随时间变化**：逻辑回归显示初诊年份与出生时指定性别无显著关联（β=0.04, p=0.301），即无线性时间趋势。但年龄组（青少年AFAB风险是儿童的8倍）和CBCL临床范围（临床范围内AFAB风险是临床范围外的1.5倍）为显著预测因子。
**潜伏类别分析**：2类模型为最佳拟合（LMR-LRT显著）。第一类（n=409，53%）为较早队列（平均初诊2016年中），第二类（n=370，47%）为较近队列（平均初诊2021年）。两组在性别比例、CBCL临床比例和发病年龄上均显著不同（p<0.001）。较近队列中AFAB比例更高（81% vs 76%）、临床范围CBCL比例更低（37% vs 41%）、青春期后发病比例更高（62% vs 36%）。额外分析（使用内化/外化量表或交叉性别常模）支持两队列差异，但较近队列内化问题临床范围比例更高。
**总结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未发现AFAB比例线性增加，可能与研究起始时间（2013年）已处于性别比例失衡阶段、国家差异（如法律、文化、社会接受度）及服务可及性因素有关。较近队列心理功能改善可能与近年来社会接受度提高有关，但内化问题增加（与COVID-19大流行及网络影响相关）值得关注。两组发病年龄差异支持了晚发型GD比例上升的假设，提示当前治疗方案（基于早发型、低共病队列）可能不适用于较近队列。研究局限性包括：LCA类别为统计构建而非自然类别、样本代表性受限（单一中心、等待列表影响）、使用父母报告及旧版CBCL。
翻译研究结论部分：本研究考察了一所德国北部儿童与青少年性别认同服务机构中AFAB转诊比例随时间线性增加的可能性，以及不同临床模式的存在。尽管未观察到性别比例的时间线性趋势，但探索性LCA揭示了较早队列与较近队列在多种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上的显著差异。需要对较近队列中TGD青少年接受不同类型性别肯定治疗的结果开展更多长期评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