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to implementing an onlin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cancer survivors in a community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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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应青少年与年轻成年（AYA，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癌症幸存者的心理需求，研究人员开发并评估了一项具有理论基础的在线干预，用于教授适应性应对技能，以促进早期幸存期的心理韧性：‘Recapture Life’。本项定性研究旨在评
为回应青少年与年轻成年（AYA，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癌症幸存者的心理需求，研究人员开发并评估了一项具有理论基础的在线干预，用于教授适应性应对技能，以促进早期幸存期的心理韧性：‘Recapture Life’。本项定性研究旨在评估将最初在学术环境中开发的 Recapture Life 实施到社区组织中的过程。
本研究历时 2017–2022 年。研究人员在实施前（T0）访谈了 18 名社区工作人员，并在实施后（T1）对其中 9 人再次访谈。研究完成了一项采用 Proctor 实施模型（Proctor model for implementation）的定性数据过程评估。访谈资料采用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进行分析，并映射至 4 个关键领域：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采纳（adoption）、适切性（appropriateness）和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主要促进因素包括实施前为工作人员提供的培训、社区组织的支持、组织内部文化，以及大学/医院与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主要障碍因素包括工作人员流动和参与者招募。T0 时提及的大多数（但并非全部）潜在障碍与促进因素在 T1 时得到了证实。COVID-19 疫情同时被视为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此外，该类别无法完全纳入 Proctor 框架，因为其横跨所有结局维度。
研究人员识别出若干对支持 AYA 癌症干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的过程。本研究强调，在社区及非营利环境中，由技术娴熟且训练充分的心理社会工作人员在线提供心理项目具有可行潜力。
本研究已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临床试验注册中心（Australian New Zealand Clinical Trials Registry，ACTRN126240013995830）完成注册，为回顾性注册。
该文发表于《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聚焦于青少年与年轻成年（AYA，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癌症幸存者治疗后心理支持模式的实施转化问题。癌症幸存者在完成治疗后，往往仍面临重返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的困难，而 AYA 人群又处于心理发展与社会角色建构的关键阶段，癌症相关压力与青春后期、成年早期本身的发育脆弱性交织，使其心理困扰更复杂，也更难通过常规医疗随访得到充分应对。既往研究显示，研究团队已开发出一项以认知行为治疗（CBT，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为核心的在线团体干预项目 Recapture Life，用于教授适应性应对技能并提升早期幸存期的心理韧性。该项目此前已在学术/医院情境中显示出临床安全性、可接受性、可行性以及对同伴支持、应对策略习得和癌症相关问题缓解的积极价值。然而，澳大利亚儿科/AYA 肿瘤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不足，且不同医院在治疗后可提供的心理服务种类与持续时间差异明显，使该模式难以在医院系统中广泛推广。因此，将这一在线心理干预转移至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由具备心理社会服务能力的工作人员实施，成为改善 AYA 幸存期照护可及性的重要现实路径。基于此，研究人员围绕“在社区场景中实施该项目会遇到哪些障碍与促进因素”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与澳大利亚 3 家社区癌症支持组织合作，分别为 Canteen、Cancer Council New South Wales（CCNSW）和 Country Hope。这些机构均具有为 AYA 癌症患者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及在线/远程服务的基础能力。Recapture Life 由社区组织内部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实施，并与各机构既有服务并行提供。干预形式保持不变，包括连续 6 周、每周 1 次、每次 90 min 的在线团体课程，以及末次团体课程后 6 周进行的 1 次个体强化随访。研究对象为年龄 13–39 岁、已完成根治性治疗的幸存者。研究在实施前后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 Proctor 实施框架对资料进行演绎性内容分析和主题映射，重点考察可接受性、采纳、适切性和可持续性 4 个维度；样本来源为参与实施项目的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共 T0 访谈 18 人，T1 访谈 9 人。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呈现了实施前预期的障碍与促进因素。
Anticipated potential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before implementation (T0)：在项目真正开展前，除 1 名受访者外，其余工作人员均能同时指出潜在障碍与促进因素。预期障碍主要包括工作人员或参与者对新项目的抵触、参与者招募困难、目标人群差异、研究合作相关规则和行政要求、社区组织与大学之间的协作复杂性、实施进度缓慢、额外行政负担、工作人员熟悉项目内容所需时间、技术及网络条件要求，以及人员流动。由此可见，实施前工作人员已意识到这一干预既是内容上的新尝试，也是在线交付方式上的新挑战。相应地，预期促进因素主要包括机构管理层支持、社区组织在幸存者中的良好声誉、大学提供的培训、大学与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项目手册与方案本身的灵活性，以及每个小组由 2 名工作人员共同带领的安排。该部分表明，尚未实施时，工作人员对组织支持、培训支持与项目结构特征抱有较高期待。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experienced during implementation：在真实实施之后，大多数在 T0 提出的潜在因素在 T1 得到验证。工作人员流动和参与者招募困难是前后两个时间点均被反复提及的关键障碍；项目与社区组织服务的契合性、同伴支持机会、大学提供的培训与支持以及学术团队和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则持续被视为核心促进因素。这说明前期预判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实施现实。不过，实施后也出现了与预期不一致之处。实施前，部分工作人员担心 AYA 参与者可能更偏好面对面形式，且网络接入不稳定可能影响其参与；但实施后，这些问题并未被视为 AYA 参与者的主要障碍，反而是工作人员自身更不适应在线交付方式，尤其在使用视频平台开展团体带领方面感到不自然、难以掌控。另一个变化在于，双带领者结构在实施前后均被视为促进因素，但在实施后也暴露出不同治疗风格之间可能带来的协调困难，显示同伴协作本身兼具促进与阻碍的双重属性。此外，“关系”是两个时间点上被提及最频繁的总体性主题，既包括大学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包括组织内部管理者与一线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社区组织与幸存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结果提示，实施成败不仅取决于干预内容本身，更深受跨机构合作与组织内部互动质量影响。
Categories and outcomes：研究进一步将实施前后的主题归纳并映射到 Proctor 框架。T0 共识别出 9 个子类别，即参与（engagement）、覆盖（reach）、关系（relationships）、进展（progress）、要求（demands）、支持（support）、结构（structure）、目标（goal）和知识（knowledge），对应 Proctor 框架中的可接受性、采纳和适切性 3 个结局域。参与反映工作人员与参与者对项目的接受或抵触；覆盖涉及招募与目标人群触达；关系体现组织间合作及组织声誉；进展聚焦实施节奏、行政流程与人员稳定性；要求涉及规则、技术及内容熟悉负担；支持包含培训、资源与沟通；结构对应项目设计、手册、灵活性及在线交付模式；目标涉及同伴支持及组织收益；知识则涵盖项目内容、交付方式及既往经验。到 T1 时，除上述 9 个子类别仍然存在外，又新增了可获得性（availability）、调整（alterations）和 COVID-19 情境因素 3 个子类别。可获得性主要涉及课程时间安排及实施启动月份是否便于 AYA 参与；调整包括对项目的适应性修改与实施偏离，且这些内容更多与后续维持和可持续性相关；COVID-19 疫情则横跨所有结局维度，无法被单独纳入 Proctor 框架中某一个固定类别。该部分结果表明，实施经验会使研究人员对框架适配性产生新的认识，也提示实际实施场景中的影响因素具有跨层级、跨维度特征。
COVID-19 相关发现：疫情既是障碍也是促进因素。作为促进因素，疫情期间面对面活动受限，使 AYA 更容易接受在线支持形式，也为在线团体项目创造了需求条件；作为障碍，封锁措施导致工作人员彼此物理分离，削弱了团队协作的便利性。研究据此指出，宏观社会情境会改变干预实施的接受度与运行方式，而这种变化可能同时在参与者端和工作人员端产生不同效应。
Discussion：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了将一项原本在大学/医院环境中开发的 AYA 癌症心理干预转移到社区组织时，哪些过程因素最关键。研究人员指出，实施前后最稳定、最显著的影响因素是“关系”，包括社区组织与幸存者之间既有信任、社区组织与大学之间既往合作基础，以及组织内部工作人员之间的协作关系。良好的跨机构沟通和互信可促进项目落地，而正式研究合作中的职责分工、行政要求和程序差异则可能增加复杂性并延缓实施。研究还显示，充分培训、持续督导、机构管理支持以及支持性组织文化，是社区实施心理肿瘤学项目的重要保障。这与既往心理肿瘤实施研究中“组织层面障碍多于个体层面障碍”的认识一致。另一方面，AYA 参与者招募困难始终是主要挑战，提示即便干预本身具有价值，若缺乏稳定有效的转介和触达路径，项目覆盖面仍受限制。研究人员据此认为，未来实施研究需要进一步优化招募路径，并持续开展快速循环评估与调整，以提升社区环境中的实施质量。
Limitations：作者指出，虽然实施前 19 名受邀工作人员中有 18 人参与访谈，但实施后仅 9 人可再次参与，主要原因是人员流动和请假。实施节奏缓慢也导致两次访谈间隔较长，增加了连续性缺失的风险。因此，时间点之间观察到的差异，未必完全代表个体观点变化，也可能部分源于参与访谈人员构成不同。该限制提示，社区环境中的人力稳定性本身就是实施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因素。
Conclusions：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凸显了在社区及非营利场景中，由技术熟练且受过充分训练的心理社会工作人员通过数字化方式提供心理项目的潜力。与学术环境类似，AYA 人群招募仍是关键挑战，而在社区场景中，工作人员流动又构成额外障碍。研究识别出若干对干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的过程，包括为工作人员提供全面培训、加强学术团队与社区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以及在组织内部培育对新项目的支持性文化。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强调，在社区及非营利环境中，由具备专业技能且训练充分的心理社会工作人员通过数字化方式提供心理项目具有可行潜力。与学术环境相似，AYA 人群中的参与者招募仍然是一个关键挑战，而工作人员流动则成为社区环境中的额外障碍。研究识别出若干对支持干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的过程，包括提供全面的工作人员培训、强化学术机构与社区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以及在组织内部营造对新项目的支持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