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FoMO(错失恐惧)与网络跟踪: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与phubbing(手机冷落)的中介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FoMO and cyberstalking in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and phubbing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09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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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近年来日益普遍且具多重负面影响的网络跟踪(cyberstalking)行为,目前研究仍相对有限。本研究旨在分析成人个体中,被抛弃与自控不足两种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以及手机冷落(phubbing)在错失恐惧

  
引言:近年来日益普遍且具多重负面影响的网络跟踪(cyberstalking)行为,目前研究仍相对有限。本研究旨在分析成人个体中,被抛弃与自控不足两种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以及手机冷落(phubbing)在错失恐惧(FoMO)与网络跟踪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研究对象为540名18–48岁成人(女性71.1%,男性28.9%)。研究人员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与PROCESS Macro Model 80回归分析,探讨网络跟踪、FoMO、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及手机冷落之间的关系。 结果:各研究变量间均存在显著关联。结果显示,被抛弃与自控不足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以及手机冷落,在FoMO与网络跟踪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讨论:这些发现提示,被抛弃图式可能通过反映依恋相关脆弱性的理论通路与FoMO相关的网络跟踪相关联;而自控不足图式可能反映与FoMO相关数字行为中自我调控相关的维度。在模型中纳入手机冷落进一步表明,FoMO相关的注意与关系失调可能与监控导向的在线行为相联系。据此,这些发现可为未来考察FoMO相关数字行为中依恋相关图式敏感性、自我调控过程及正念技术使用的研究提供理论视角。
论文解读:《成人FoMO与网络跟踪: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与phubbing的中介作用》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社交媒体与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网络跟踪(cyberstalking)——即通过电子通信反复监控、骚扰或侵入他人数字空间的行为——已成为重要的社会与心理健康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亲密伴侣网络跟踪、人格特质(如暗黑四合一 Machiavellianism、自恋、心理变态、施虐)及人口学性别差异,但对网络跟踪背后的认知-情感结构与日常数字行为模式的整合解释仍较有限。
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 FoMO)被定义为对他人的社会性奖赏体验的担忧,以及持续与他人保持联系的渴望。已有少量研究发现FoMO与网络跟踪呈正向关联,但二者间的中介机制尚不清楚。与此同时,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EMSs)作为发展性认知框架,可能影响个体如何在数字环境中解读人际威胁与排斥;而手机冷落(phubbing)——在面对面互动中将注意力转向移动设备——则既是数字习惯,也隐含人际疏离与注意失调。本研究将这些认知图式与行为模式整合进一个序列中介模型,以探讨FoMO影响网络跟踪的潜在路径,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
二、关键研究方法概括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定量设计,方便抽样招募540名18–48岁土耳其成人(女性384人,男性156人;已婚155人,单身385人),要求每日上网且至少有1个社交媒体账号。测量工具包括:Cyberstalking Scale(网络跟踪量表,10题单维)、FoMO Scale(错失恐惧量表,10题单原版及Gokler等2016年土版)、Generic Scale of Phubbing(通用手机冷落量表,15题四子维度取总分)、Young Schema Scale Short Version-3(杨氏图式量表短版-3,取被抛弃与自控不足两子维度各5题)。数据分析先进行正态性、多重共线性与回归假设检验(Durbin–Watson、Tolerance、VIF),再以Hayes的PROCESS宏Model 80进行并行+序列多重中介分析,采用5000次Bootstrap抽样与95%置信区间判断间接效应显著性,并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每日上网时长、常用社媒平台为协变量做敏感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1. 1.
    描述统计与相关
    各变量偏度、峰度均在±1.5内,满足近似正态。网络跟踪与FoMO(r=0.36)、被抛弃(r=0.35)、自控不足(r=0.25)、手机冷落(r=0.37)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容忍度>0.10,VIF<10,Durbin–Watson=1.72,无多重共线性与残差自相关问题。Harman单因子首因子解释23.53%方差,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2. 2.
    中介模型结果
    以FoMO为自变量X,网络跟踪为因变量Y,被抛弃(M1)、自控不足(M2)为并行中介,手机冷落(M3)为序列下游中介的Model 80显示:
    • 总效应β=0.31,直接效应β=0.14,总间接效应β=0.17,模型解释Y的22%方差。
    • 直接路径FoMO→网络跟踪显著(β=0.31, SE=0.04, p<0.001),支持H1。
    • 并行间接路径:
    • FoMO→被抛弃→网络跟踪(β=0.07, 95%CI[0.037,0.117])显著,支持H2;
    • FoMO→自控不足→网络跟踪(β=0.02, 95%CI[0.004,0.051])显著,支持H3;
    • FoMO→手机冷落→网络跟踪(β=0.06, 95%CI[0.036,0.118])显著,支持H4。
    • 序列间接路径:
    • FoMO→被抛弃→手机冷落→网络跟踪(β=0.01, 95%CI[0.005,0.025])显著,支持H5;
    • FoMO→自控不足→手机冷落→网络跟踪(β=0.01, 95%CI[0.003,0.014])显著,支持H6。
      效应量上,被抛弃与手机冷落的并行及序列路径相对更突出,自控不足相关路径较小但仍在置信区间外零。
控制协变量后结果基本一致:总间接效应B=0.14(95%CI[0.096,0.189]),各特定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含零。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总结
研究人员指出,FoMO不仅通过直接焦虑推动监控导向的在线行为,还通过发展性认知图式与数字习惯间接起作用。被抛弃图式反映了依恋相关的人际威胁敏感,可能使高FoMO个体更倾向通过反复查看他人线上动态来缓解被排除感,部分转化为网络跟踪;自控不足图式则关联冲动调节困难与高刺激数字环境中的过度参与,同样可能维持在线监控行为。手机冷落在此既是一种注意转移与人际背景化行为,也是将社交不满重新导向数字控制的中介机制:高FoMO者在面对面关系中易感不满足,更多通过设备监控他人,形成“现实疏离—线上监控”循环。
序列路径意味着早期图式可塑造日常phubbing倾向,而phubbing进一步衔接至网络跟踪,提供一个并行的并行+序列解释框架。与既有侧重人格特质或单一平台使用的视角相比,本研究整合了发展认知(EMSs)与微社交行为(phubbing),为FoMO相关数字行为提供了更立体的理论透视。
局限方面,样本为土耳其较年轻成人、每日上网者,泛化需谨慎;横断面设计仅支持统计关联而非因果时序;自陈量表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仅选取两个EMS子维度,模型未解释全部方差;不同人口学组的测量不变性未检。未来可拓展多年龄、跨文化样本,结合纵向与实验设计,纳入更多图式与其他数字习惯变量,并探索基于图式疗法与正念的干预方向。
综上,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成人中,FoMO既直接预测网络跟踪,又通过被抛弃与自控不足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以及手机冷落间接预测;被抛弃/自控不足还可经由手机冷落形成序列间接路径。这表明,理解网络跟踪等负性数字行为时,除技术使用模式外,亦应关注发展性认知脆弱与面对面—在线的注意分配失衡。该研究为后续从依恋相关图式敏感性、自我调控及正念技术使用角度切入FoMO数字行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证参照,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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