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阿拉伯半岛贝氏柯克斯体：基于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的一体健康视角研究

《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Coxiella burnetii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 One Health Perspective Through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贝氏柯克斯体（Coxiella burnetii）是一种人兽共患专性胞内革兰阴性菌，对公共卫生与兽医卫生均构成显著挑战。本综述旨在通过估算疾病合并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评估阿拉伯半岛贝氏柯克斯体的一体健康负担，从而为人与动物及环境界面的防控工作提供指导。研究遵循PRISMA指南并在开放科学框架（OSF）注册，在阿拉伯语文献库、EBSCOhost、Embase、PubMed、Scopus及Web of Science中进行了全面的文献检索。共收集到320篇文献，最终纳入64篇进行分析。研究显示，贝氏柯克斯体在人类（28项研究）、家畜（51项研究）、犬（2项研究）、野生动物（3项研究）及其他样本（6项研究）中均有检出。人类血清患病率为20.3%，多数病例归因于反刍动物暴露。在家畜反刍动物中，合并血清患病率为40.7%，以沙特阿拉伯王国最高（72.2%），其次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1.1%）和伊拉克（19.5%）。存在蜱虫感染的大反刍动物血清患病率（74.0%）显著高于无蜱虫感染的个体（25.1%）。总体而言，17.9%的反刍动物样本经PCR检测呈阳性，其中生殖样本检出率最高（73.5%），其次为粪便（61.2%）和乳汁（32.3%）。Meta回归显示，患病率与国家、蜱虫感染情况及样本类型等因素存在显著关联。研究同时提示，可能存在其他未测量或情境特异性因素影响疾病动态。尽管贝氏柯克斯体在该区域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与经济意义，但目前仍存在大量认知空白。亟需构建协调的一体健康监测框架，以深入理解其在阿拉伯半岛的分布特征、传播动力学以及对人类与动物健康和生产力的综合影响。

1. 1.
   引言
   贝氏柯克斯体是一种人兽共患专性胞内革兰阴性菌，曾归类于立克次体属，现因具备真核细胞内生长能力而被划入军团菌目。该病原体存在两种形态：大细胞变体为胞内、代谢活跃且具有感染性；小细胞变体为孢子样、胞外且对环境抵抗力强。其感染性极高，仅吸入1–10个菌体即可致病。贝氏柯克斯体可感染多种脊椎动物宿主及节肢动物，尤其是蜱虫。人类感染后表现为Q热，动物感染则称为贝氏柯克斯体病，凸显其公共卫生与兽医卫生重要性。病原体的野生循环在野生动物宿主、蜱虫与环境之间维持，独立于家养牲畜，啮齿类、鸟类及蜱虫在该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蜱虫可在中肠和胃细胞中增殖贝氏柯克斯体，并通过粪便与唾液排出病原体。人与动物界面的传播主要通过吸入被动物分娩产物或粉尘污染的 aerosol 实现，垂直传播与生乳摄入也是重要途径，与牲畜密切接触的人群感染风险较高。人类Q热多呈亚临床或轻症，表现为自限性流感样综合征，约5%的病例可发展为肺炎、肝炎或慢性感染等严重后果。动物感染多无症状，但生殖障碍（包括死胎、流产与不孕）较为常见。
   阿拉伯半岛地理景观多样，涵盖沙漠、平原、干谷与山脉，在全球石油资源、宗教遗产及外籍人口规模方面均具重要地位。畜牧业是该地区悠久的传统产业，沙特阿拉伯王国历史上曾是动物交换的核心枢纽。近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环境退化，主要源于城市化进程与过度放牧。该地区畜牧生产体系差异显著，从传统的小农户与游牧模式（混养多种物种、跨境动物流动频繁、生物安全措施薄弱）到日益增多的商业化奶牛场与家禽养殖场（集约化管理、生物安全标准较高）并存。这些特征叠加生态变化、气候压力与经济驱动因素，促进了该地区传染病的出现与再流行。
   贝氏柯克斯体自1968年起已在阿拉伯半岛被检出，最初见于人类，随后在动物与环境样本中陆续发现。多项分子与血清学研究已在家养及野生反刍动物、食肉动物及环境来源中鉴定出该病原体。然而，现有研究多为横断面设计，缺乏对患病率与危险因素的系统整合，导致该地区人与动物环境中贝氏柯克斯体病的负担仍不明确。本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旨在整合阿拉伯半岛贝氏柯克斯体相关证据，估算合并患病率并识别相关危险因素，为区域疾病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2. 2.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严格遵循PRISMA指南，并在开放科学框架预注册研究方案，以确保透明报告、方法学严谨性及证据合成的可重复性。数据检索覆盖阿拉伯语文献库、EBSCOhost、Embase、PubMed、Scopus与Web of Science六个数据库，检索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不设发表时间限制。检索词围绕贝氏柯克斯体与阿拉伯半岛国家展开，限定在标题、摘要与关键词字段。检索记录导入EndNote去重后，在Rayyan平台依据预设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筛选。纳入标准包括阿拉伯半岛范围内开展的横断面研究、纵向研究、患病率调查、病例报告及风险分析；排除综述、会议论文、书籍章节、实验研究、非贝氏柯克斯体相关研究、区域外研究及非英阿语言文献。全文获取优先通过EndNote、PubMed与ResearchGate完成，缺失文献由卡塔尔国家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补充，并手动追溯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以避免遗漏。
   数据提取涵盖采样时间、国家、动物特征（物种、类型、性别、年龄、蜱虫感染状态、生殖障碍史）、样本类型（全血、血清、生殖道样本、乳汁）、采样季节等关键变量。研究偏倚风险与质量采用Munn等人修订的患病率研究关键评估工具进行评价，包含10个条目以评估混杂偏倚、选择偏倚及测量/分析偏倚，每个条目评为“是”“否”“不清楚”或“不适用”。质量评分计算为“是”条目数占“是”“否”“不清楚”条目数的比例，分值范围为0–100，据此将研究分为低质量（<40）、中等质量（≥40且<70）与高质量（≥70）。
   数据分析在RStudio中进行，反刍动物按大反刍动物（牛、骆驼）、小反刍动物（绵羊、山羊）与圈养野生反刍动物分组以评估危险因素。通过地图展示贝氏柯克斯体病地理分布，标注血清学或PCR阳性宿主物种及各国研究数量。合并患病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算，分别统计血清学阳性动物的合并血清患病率（EPSP）与PCR阳性动物的合并分子患病率（EPMP），并计算95%置信区间与p值。研究间异质性通过卡方检验与I²统计量评估，Tau平方（τ²）检验用于估计效应量的研究间方差。研究权重依据样本量分配，结果以森林图展示，漏斗图用于评估潜在发表偏倚。针对Meta分析中异质性显著的分组进一步开展Meta回归，采用对数转换后的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量化选定因素对总体异质性的贡献，识别患病率显著预测因子，并探索其他可能影响疾病分布的未测量或情境因素。
3.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共纳入64篇已发表文献，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针对阿联酋骆驼的研究。按5年间隔分析发表趋势可见研究产出稳步增长。多数研究采用免疫学检测方法（52篇，81.25%），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占比最高（28篇，43.75%）。动物研究中，小反刍动物为主要关注对象，绵羊与山羊各对应12项研究（18.75%）。6项研究（9.37%）涉及土壤、粉尘、糖蜜、蜱虫及啮齿类等环境来源。大多数研究（55篇，82.09%）采集血液样本。质量评估显示，41篇（93.18%）为高质量，3篇（6.81%）为中等质量，无低质量研究。Meta分析提示研究间异质性极高，I²值超过90%，p值<0.01，漏斗图显示患病率估计值分布不对称，提示存在潜在发表偏倚。
   3.2 阿拉伯半岛疾病分布
   地理分布上，伊拉克（18篇，28.13%）与沙特阿拉伯王国（15篇，23.44%）的研究数量最多，科威特、卡塔尔、阿曼与也门的数据有限，巴林无相关发表记录。人类Q热病例见于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曼与也门。动物感染广泛分布于各国家畜反刍动物（牛、绵羊、山羊、骆驼）。犬感染见于伊拉克，啮齿类在沙特阿拉伯检出阳性。圈养野生反刍动物感染见于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提示宿主范围较广。蜱虫阳性样本见于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环境样本污染在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亦有报道。
   3.3 人类Q热
   疑似人群合并血清患病率为20.3%，其中沙特阿拉伯（33.4%）与伊拉克（14.9%）较高。按国家或性别分层分析未显示显著差异。临床特征与潜在危险因素因报告不一致难以定量汇总，多数病例表现为呼吸道症状，部分为不明原因发热与心内膜炎。许多患者存在绵羊、山羊、牛或骆驼接触史，部分有蜱虫叮咬史、生乳或未熟肉类摄入史、农村居住史及粉尘暴露史。
   3.4 反刍动物贝氏柯克斯体病
   3.4.1 血清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反刍动物合并血清患病率为40.7%。按危险因素分层显示，沙特阿拉伯最高（72.2%），其次为阿联酋（31.1%）与伊拉克（19.5%）。大反刍动物中，蜱虫感染为显著危险因素（p<0.01），感染动物患病率（74.0%）约为未感染动物（25.1%）的三倍。骆驼中，沙特阿拉伯的血清患病率（54.8%）显著高于其他国家（21.3%，p=0.03）。
   3.4.2 分子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反刍动物样本总体PCR阳性率为17.9%，生殖样本（含阴道拭子与生殖组织）检出率最高（73.5%），其次为粪便（61.2%）与乳汁（32.3%）。
   3.4.3 Meta回归
   Meta回归显示，反刍动物血清患病率在国家层面无显著差异（QM，p=0.21），但沙特阿拉伯数值上高于伊拉克（β=2.52）。大反刍动物中，蜱虫感染与更高血清患病率显著相关（β=3.46）。骆驼血清患病率受国家因素影响显著，沙特阿拉伯高于其他国家（β=-2.29）。PCR检出率受样本类型影响：粪便（β=4.09）与生殖道样本（β=4.82）检出率显著高于全血/血浆/血清，乳汁与尿液样本则与血液无显著差异。所有模型残差异质性仍高达90%–99%，提示存在大量未测量的情境因素驱动疾病动态。
   3.4.4 其他危险因素
   血清学与PCR研究提示，多物种混养与种间密切接触、特定品种（如骆驼Magahim与Maghater、绵羊Blackhead、山羊Omani）、半游牧养殖模式、大群饲养、杂交品种及伴有生殖障碍的个体均与更高感染风险相关。
   3.5 其他动物与样本中的贝氏柯克斯体病
   圈养野生反刍动物中，阿拉伯大羚羊、沙地瞪羚、黑羚、斯氏瞪羚、多卡斯瞪羚、山瞪羚、格兰特瞪羚与小旋角羚均检出血清阳性。伊拉克犬血清阳性率为16.86%。科威特粉尘与土壤样本污染率达46.67%。卡塔尔啮齿类样本全部阴性，沙特阿拉伯阳性率为16.5%。沙特阿拉伯市售糖蜜包检出贝氏柯克斯体DNA（5.5%）。阿联酋蜱样本检出类贝氏柯克斯体内共生菌，但未检出贝氏柯克斯体特异性基因。
4. 4.
   讨论
   本研究系统展示了阿拉伯半岛人与动物及环境界面的贝氏柯克斯体病负担，病原体宿主与来源的多样性印证了其广泛分布。尽管各国研究活跃度差异可能反映科研优先级与监测政策不同，但整体发表量呈上升趋势，表明认知与科研环境正在逐步改善。
   人类合并血清患病率低于WHO东地中海区域的整体水平，亦低于伊朗与埃及，但高于南亚与澳大利亚；反刍动物血清患病率与分子患病率则均高于上述参照区域。骆驼在沙特阿拉伯的高患病率可能与其广阔的地理环境、庞大的骆驼种群、频繁的跨境贸易与种间接触有关，同时也可能受益于更强的监测与诊断能力。蜱虫作为贝氏柯克斯体野生循环的重要媒介，其感染状态与反刍动物血清患病率显著相关，与南亚研究结果一致。分子检出率在生殖样本中最高，印证了感染动物在流产或分娩期大量排出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特征。
   Meta回归结果表明，国家、蜱虫感染与样本类型尚不足以完全解释患病率变异，游牧农场生物安全薄弱、多物种混养、人畜密切接触、生乳消费及无检疫跨境动物流动等本地情境因素可能共同塑造疾病分布格局。当前对该区域一体健康传播路径的理解仍受限于研究数量不足。
   尽管贝氏柯克斯体具有明确的人兽共患潜力，但一体健康框架下的认知空白依然显著。鉴于其可感染禽类与多种哺乳动物并长期存在于环境中，防控工作需要整合人类、动物与环境部门的力量。强化监测以绘制分布图谱、评估病原体多样性并量化健康与经济负担是当前重点，但研究基础设施不足、政治与行政投入有限、部分地区局势不稳及文化壁垒均制约了相关工作的开展。解决上述挑战需要医学、兽医、环境科学、社区领袖、政策制定者、媒体与执法部门的协同合作，构建一体化防控策略。鉴于区域内文化实践相似且牲畜贸易活跃，跨国协作至关重要，海湾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等地区机构可在协调联合行动、促进研究与支持防控中发挥关键作用。
5. 5.
   结论
   贝氏柯克斯体在阿拉伯半岛的人类、动物及环境来源中广泛流行，宿主涵盖家畜、野生动物与伴侣动物，环境样本、食品及蜱虫中均有检出。人类与反刍动物血清患病率高于周边多个地区，凸显协调防控策略的必要性。除地理分布外，蜱虫感染与生殖道样本为显著危险因素。尽管该病公共卫生与经济意义明确，但认知空白仍然巨大，部分国家缺乏数据，现有信息亦不完整。亟需推行全面的一体健康监测，以厘清疾病负担、分布规律、病原体多样性及危险因素，并评估其对人类与动物健康及生产力的综合影响。加强区域合作以促进知识交流、技术能力建设和实验室资源共享，是提升防控有效性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