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ance 5.0、数字金融包容性（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与碳足迹：基于多国面板门槛模型（Threshold Models）的证据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Finance 5.0,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Carbon Footprint: Evidence From a Multi-Country Panel Using Threshold Models

　　

本研究在多国面板框架下考察数字金融（Digital Finance，DF）与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FI）对碳排放的影响，丰富将数字化转型与环境可持续性相联系的新兴Finance 5.0文献。研究人员使用540个国家–年度观测值，综合采用线性与非线性计量经济学方法，包括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PSTR）、共同相关效应（Common Correlated Effects，CCE）、增广均值组（Augmented Mean Group，AMG）以及工具变量广义矩法（Instrumental-Variabl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IV–GMM）估计量。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区制依赖的关系。在数字渗透水平较低时，数字金融会增加排放；一旦超过关键数字化门槛，则显著降低排放，证实“先促进、后抑制”的动态特征。相比之下，金融包容性对碳排放呈现正向且稳健的影响，在消费驱动机制占主导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分组AMG估计进一步表明，数字金融在发达经济体中比在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更强的减排效应，反映出基础设施、监管能力与可再生能源采纳方面的差异。使用IV–GMM、CCE–MG以及基于 bootstrap的门槛验证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主要发现的稳定性。政策含义在于：数字金融体系只有在具备充足数字基础设施、绿色金融框架和制度成熟度支持时才会带来环境效益。研究强调需要采用序列化策略，将数字化与气候导向的金融监管相整合，以确保金融包容性与FinTech发展有助于低碳转型。

该研究论文发表于《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研究背景方面，数字银行与金融科技（FinTech）快速扩张重塑了全球金融格局，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Digital Finance，DF）与环境关系的证据存在混合结论，且多数研究依赖线性设定或固定效应估计量，无法捕捉数字化中的门槛效应，同时缺乏在多国异质性与数字化成熟度差异背景下系统考察FinTech采纳、数字金融包容性（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DFI）与数字化门槛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碳排放的研究。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多国面板研究，样本包含30个国家（17个发达经济体、13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05–2022年间的540个国家–年度观测值，数据来源于Our World in Data（OWID）、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全球金融指数（Global Findex）、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准入调查（IMF Financial Access Survey，FAS）、国际电信联盟（ITU）ICT指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公开数据库；研究人员构建了复合数字金融（DF）指数（整合数字支付使用、数字账户所有权、FinTech采纳强度）与金融包容性（FI）指数（整合账户所有权、数字支付采纳、信贷可及性），以人均CO₂排放量（吨）为基线被解释变量，并辅以CO₂强度（CO₂/GDP）做稳健性检验；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贸易开放度、电力中可再生能源占比、ICT基础设施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如下：研究人员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识别非线性与数字化门槛，通过LM与F检验判定线性 versus 平滑转换行为并估计转换参数（γ）与门槛值（c），以DF同时作为回归量与转换变量；为处理多国数据中由全球冲击引起的横截面依赖（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使用共同相关效应（CCE）估计量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与自变量的横截面均值以吸收共同因子；为应对跨国异质性与横截面依赖，采用增广均值组（AMG）估计量获取各国长程系数后再平均，并引入横截面均值作为共同动态过程的代理；为缓解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广义矩法（IV–GMM），以滞后DF、ICT基础设施指数、监管质量测度作为DF的工具变量，并进行Hansen J检验、AR(2)检验与弱工具变量诊断；此外开展bootstrap（500次）门槛稳定性检验、交互项模型（FI×DF）以检验调节效应、中介式回归以检验绿色创新的中介渠道，并使用替代DF/FI代理变量、替代国家分组标准（收入分区、排放水平分区、地区分区）、替代被解释变量（CO₂强度）等进行多维稳健性分析。

研究结果如下：

5.1 非线性PSTR门槛结果：研究人员通过线性检验（LM＝14.72，p＜0.01）拒绝线性原假设，确认DF与碳排放间存在非线性平滑转换关系；PSTR估计得出低数字化区制（DF＜0.41）下DF系数为＋0.113（p＝0.008），即DF增加排放；高数字化区制（DF≥0.41）下DF系数为－0.221（p＝0.000），即DF显著降低排放；转换参数γ＝7.436，转换函数呈S型平滑过渡；结论为DF的环境效应呈“先促进、后抑制”特征，门槛值DF≈0.41对应数字化成熟度临界水平（约40%人口常规使用数字账户或服务），超过该门槛后效率提升、去物质化、绿色配置等机制占优。

5.2 异质AMG估计（发达经济体 vs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研究人员将样本按IMF/世界银行分类分为两组并分别估计AMG模型；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组DF系数为－0.237，FI系数为＋0.04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组DF系数为－0.091，FI系数为＋0.127；可再生能源系数在发达组为－0.176，在发展中组为－0.092；结论为DF的减排效应在发达经济体更强，FI的增排效应在发展中经济体更突出，反映基础设施、监管能力、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差异。

5.3 稳健性检验：研究人员依次开展三类检验。（1）IV–GMM估计：以滞后DF与ICT基础设施为工具，第一阶段F统计量18.64，Hansen J（p＝0.338），AR(2)（p＝0.412），DF系数－0.152（p＝0.011），FI系数＋0.088（p＝0.019），符号与显著性保持稳定；（2）CCE–MG估计：DF平均系数－0.213（95%CI[－0.321;－0.098]），FI平均系数＋0.102（95%CI[＋0.047;＋0.156]），跨国符号一致；（3）Bootstrap门槛检验（500次）：门槛均值0.409，SD＝0.017，95%CI[0.375;0.442]，证明PSTR门槛稳定非样本依赖。此外研究人员使用CO₂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复估PSTR，低区制DF系数＋0.074（p＜0.1），高区制DF系数－0.181（p＜0.01），门槛c≈0.416，结论保持；使用替代DF/FI代理（数字支付使用、手机货币/网银、互联网用户/移动宽带、IMF FAS数字准入、主成分复合指数等）与替代国家分组（收入分区、高低排放分区、地区分区）均得到定性一致结果。

5.4 机制与假设检验（假设4与假设5）：研究人员设定包含FI×DF交互项的模型以检验DF是否弱化FI的增排效应（假设4）；结果显示各估计量（FE、CCE–MG、AMG、IV–2SLS）中FI系数为正，DF系数为负，FI×DF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如FE下－0.218，p＜0.05），说明高水平DF减弱FI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支持假设4。对于假设5（DF→绿色创新→CO₂），研究人员采用中介式序列：先回归DF对绿色创新代理（人均绿色专利、绿色R&D指数、可再生能源融资代理）为正（如基线绿色专利下0.184，p＜0.01）；再将绿色创新加入碳排放方程，其系数为负（－0.244，p＜0.05），而DF系数绝对值从－0.221降至－0.176但仍显著；替代中介结果类似，表明绿色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支持DF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与气候导向资金配置间接减排的渠道。

讨论部分总结认为：实证发现凸显DF与环境绩效间的精细关系，一致于“双通道”观点——早期数字创新伴随消费扩张、ICT能耗、电商物流等增排机制，后期则由效率提升、改进筛选、清洁技术融资等减排机制占优；Finance 5.0视角下数字中介、包容性结果与绿色治理需协同演进方能令效率与绿色创新压倒回弹消费效应。FI在大多数设定中关联更高排放，尤在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反映信贷可及推高购买力与能源密集型消费且能源系统仍偏化石；故包容性本身不自动环保，需绿色信贷标准、碳相关披露、可持续支出激励等塑造。DF减排效应在发达经济体更显著，源于更强可再生能源渗透、监管能力与数字基建；发展中经济体消费效应常优于数字化效率效应。门槛证据（DF≈0.41）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量化基准。局限含依赖国家层面聚合指标、CO₂为国家尺度、未充分捕捉碳定价与细分能源政策等；未来可结合微观数据、更丰富能源政策测度与因果设计。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文在Finance 5.0视角下考察DF与FI如何同碳排放交互；使用多国面板与非线性PSTR框架，研究人员记录DF的环境影响具区制依赖性：在低数字渗透水平下，数字化通过消费与ICT能耗足迹扩大排放；超过关键成熟度门槛后，效率增益与绿色配置机制占优并使排放下降。贡献包括：（1）概念上：将Finance 5.0定位为治理感知框架，通过竞争通道与边界条件（监管、可再生渗透、能源结构）链接DF/FI与排放；（2）方法上：以PSTR非线性和应对横截面依赖与内生性的异质估计量补充线性面板估计量，允许DF–排放关系跨区制变化；（3）实证与政策：门槛证据意味着数字化政策应与绿色配置规则、清洁能源扩容、消费者保护捆绑，以确保包容性收益转化为低碳结果。当数字中介、包容性结果与绿色治理协同演进时达成Finance 5.0；未来研究可用微观证据与更丰富能源政策测度验证机制并强化因果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