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 Use Policy》：De-localization of global cities: How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exacerbate regional spatial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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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PS）——作为全球城市功能的关键指示器——强化了中心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枢纽与控制能力。然而，其空间效益分布不均，往往绕过了周边中小城市。本研究探讨了中国35个达到或超过全球一体化“sufficiency”水平的城市中，APS的发展如何导致区
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PS）——作为全球城市功能的关键指示器——强化了中心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枢纽与控制能力。然而，其空间效益分布不均，往往绕过了周边中小城市。本研究探讨了中国35个达到或超过全球一体化“sufficiency”水平的城市中，APS的发展如何导致区域空间不平等。研究人员强调了去地域化（de-localization）过程的作用，即经济功能与流动日益从本地—区域语境中剥离。研究发现揭示了三个核心见解：（1）APS的增长加剧了中心—外围不平等，强化了核心全球城市的主导地位与极化效应；（2）跨区域的经济联系——约占空间差异的15%——超越传统的虹吸效应加剧不平等，凸显了城市间外部性的结构性影响；（3）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跨城物流流的增长，通过促进APS向核心城市集聚而进一步放大了差距。这一整合性视角阐释了全球城市发展重塑区域经济平衡的空间机制。研究结果为缓解城市极化、在快速全球化经济体中促进更公平的空间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前的全球化阶段，全球城市作为高端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APS）的枢纽，其战略角色日益凸显，甚至超越了传统以制造业锚定的全球城市区域。20世纪的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空间分散与生产功能国际转移驱动，促进了发展中地区快速增长。然而，近期全球经济转型转向APS的空间逻辑：全球化不再强化区域扩散，而是将经济指挥与协调功能集中于少数“超级城市”——这些全球城市在取向上是跨国的，并在领土上与其 immediate hinterlands（直接腹地）脱钩。根据全球城市区域范式，中心城市成功会产生正向溢出，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如“前店后厂”模式）。但全球城市视角更看重城市本身，这些城市深度嵌入国际网络，集聚资本、人才与创新，却往往与周边中小城市形成更弱联系，削弱其作为区域增长引擎的能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催生了珠三角等巨型城市区域；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快速扩展APS并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中国当前的不平衡发展已从沿海—内陆差距转向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的差距。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以中国35个达到GaWC（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Sufficiency级及以上的城市为样本，实证分析全球城市崛起是通过平衡区域发展还是强化空间极化来重塑区域系统。该论文发表于《Land Use Policy》，探讨土地政策与空间治理背景下的城市网络效应。
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选取中国35个GaWC 2024分类中Sufficiency级及以上城市（含28个Gamma级及以上全球城市及7个准全球城市）。对于双核区域/省份，分别分析各中心城市在其区域语境中的影响；直辖市分别纳入邻近区域系统（北京、天津归入京津冀；上海归入长三角；重庆归入成渝经济区）。因变量为区域空间不平等（Inequality），采用首位度指数（Primacy Index）：100 ×（中心城市GDP/区域GDP）÷（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平方/区域建成区面积平方）。核心自变量为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占比（EPS）：金融+商务服务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去地域化（NDL）操作为中心城市对区域外投资额/其全部城际投资额。控制变量含人均GDP（对数）、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对数）、区域内公路货运量TF（对数）。数据涵盖1992、2001、2005、2010、2015、2019年城际投资与统计年鉴数据，排除2020年疫情干扰。为处理内生性，因变量做一期滞后（t+1）。研究人员建立面板固定效应（FE）与随机效应（RE）基准回归；引入中介效应模型（NDL为中介变量）与调节效应模型（TF为调节变量，引入EPS×TF交互项）；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替换EPS度量（金融业占比EPS-1、广义生产者服务占比EPS-2、绝对就业数EPS-3）、考虑区域异质性（沿海、单中心区域）、多期滞后效应。
研究结果
5.1 中国跨区域城市网络
APS扩张逐步将中国城市嵌入全球城市网络，同时伴随高服务集聚城市的去地域化。约2010年起，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首要驱动力，2015年服务业占GDP超50%，2023年达54.5%。GaWC排名中，中国Alpha级城市达6个，Beta级17个，全球前120中占23席，较2000年代初显著提升。然而，全球一体化与高服务集聚并存去地域化：以北京为例，2019年服务业占其经济83.5%，但其京津冀区域内投资不足全国总投资2%，与对上海等远距离城市的联系相当，显示与直接腹地经济纽带弱化。2019年中国城际投资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为锚点的“菱形”结构，京沪深间跨区域投资达2.77万亿元（较1992增427倍），占全国总投资69.33%；省内城市间投资降至省际投资的5.4%（1992年约15%）。这表明中国城市系统自20世纪末从区域导向转向超区域网络，高铁等基础设施支撑了这一网络。
5.2 基线分析
以EPS为自变量的回归显示，中心城市高端服务占比提升显著正向影响区域空间不平等（FE：0.815；RE：0.732），即APS集聚强化区域核心城市主导，扩大中心—外围差距。以NDL（区域外投资占比）为自变量时，系数显著为负（FE：-21.21；RE：-18.15），加入控制后仍负向显著（FE：-7.977；RE：-7.491），意味着中心城市对外投资比例越高，其在区域内首位度越强，区域不平等越深。这与传统“集聚阴影”（agglomeration shadow）假设不同：后者认为核心城市通过经济联系溢出惠及周边，但本研究表明，在省域/城市群尺度，更强的跨区域联系主要强化极化。外部联结与不平衡发展之间存在尺度依赖性。
5.3 中介效应
以NDL为中介变量，Sobel-Goodman检验显示部分中介效应显著：APS不仅直接提升区域首位度，也通过促进中心城市区域外投资（去地域化）间接加剧不平等，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约14.2%。两条路径为：①产业专业化（APS扩张）直接驱动城市增长，通过资源竞争挤压周边（Au and Henderson, 2006）；②去地域化：服务输出（资本、信息、知识）无形且空间流体化，可低成本远程传输，使服务主导城市更依赖全球/国家网络节点而非近程腹地（Li et al., 2024）。当城市嵌入超区域网络，其从全球/国家网络获取的回报超过本地联系，优先连接外部主要节点，减少向周边溢出，并将收益规模放大至更大空间 sphere，共同加深区域不平等。在中国情境中，约15%的产业结构驱动的区域差距源自中心城市与边缘区脱钩。
5.4 调节效应
以区域内公路货运量（TF）为调节变量，EPS×TF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交通流增强APS对空间极化的影响。交通改善主要提升中心城市与邻近区域间要素流动性，但不改变流向方向，因此强化既有极化或溢出趋势，而非逆转。这解释了为何高铁发展对某些走廊城市利好，却对另一些负面。
5.5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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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解释变量：分别以金融业占比（EPS-1）、广义生产者服务占比（EPS-2）、APS绝对就业数（EPS-3）替代EPS，核心自变量仍显著正向影响不平等，与主分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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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异质性：单中心区域中EPS对中心城市首位度正向效应更强（1.304*），沿海区域效应相对较弱（0.310），但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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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期滞后：在基线一期滞后基础上扩展，EPS系数不仅保持一致，且随滞后延长增大，说明APS结构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具长期持续性。
APS与中国城市层级中的扩张动态
研究人员将因变量替换为中心城市占区域建成区面积份额（Pri_Land），发现控制时空固定效应后，EPS显著提升中心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0.0354***），即APS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重要性上升，也驱动物理城市扩张。2005–2021年中国中心城市建成区、人口、GDP区域占比的箱线图显示：建成区扩张通常快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但过去二十年间中心城市建成区占比未大幅上升，而经济与人口占比快速上升。这可能源于户籍与城市规模上限等政策约束中心城市过度物理扩张，以及中小城市自身快速土地城镇化。
讨论总结
本研究在全局城市发展背景下审视本地城市系统的空间不平等，核心聚焦APS扩张的空间非均衡影响。结果表明：APS增长助力区域核心城市融入全球经济网络，但收益不沿城市系统均质分布；相反，APS在核心城市集聚巩固其经济主导，对周边城市溢出微弱，最终强化中心—外围差距。除既有研究关注的虹吸效应外，去地域化是关键机制：核心城市嵌入全球经济网络伴随区内经济联系相对弱化，体现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即全球与跨区域联结超越本地嵌入，而非绝对脱离，从关系上加剧城市空间不平等，与中国城市系统的用地与城市化特征高度兼容。此机制不同于新经济地理的集聚阴影（强调空间邻近与运输成本），而是核心城市APS导向的产业结构变迁与超区域网络深度嵌入，削弱其与邻接城市系统的经济连通，构成区域差距深化的核心驱动力。中介分析量化：全球城市APS发展不仅未实现收益扩散，还抑制边缘中小城市增长，约15%的总效应通过去地域化间接作用。
政策上，大型核心城市与中小城市需差异化土地与空间策略：中小城市避免盲目土地扩张与过度土地城市化，在核心城市竞争挤压下实施审慎紧凑规划；全球大城市需优化外延圈层扩张模式，通过混合用地与配套优化提升用地效率与建成区紧凑度，结合人口趋势采用差异化郊区治理；国家国土空间规划配额体系应随人口与经济空间重组动态调整，匹配城市发展现实，为中国层级化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城市化提供优化思路（Huang and Du, 2018; Gu et al., 2019; Yu et al., 2022）。
结论部分翻译
本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系统考察中国中心城市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PS）集聚的空间不平等效应。基线回归表明，区域核心城市金融与商务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不平等具有显著稳健的正向影响。控制社会经济协变量后，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均给出1%水平上显著的正系数，证实更高APS集聚强化中心城市经济主导并扩大城市系统内中心—外围差距。更换APS度量后核心发现保持一致，验证基线结果可靠性。进一步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APS驱动的极化在单中心区域更明显，沿海区域相对温和；多期滞后模型确认APS空间效应的时间持续性，服务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平等放大影响随时间渐强。
本研究识别并量化了城市去地域化在APS—空间不平等关系中的显著中介作用。面板回归显示，中心城市APS集聚显著促进区域外投资联结，进而加剧区域非均衡发展。Sobel-Goodman检验确认显著部分中介效应，约15%的APS集聚对空间不平等的总影响通过去地域化机制间接实现。具体而言，中心城市全球网络嵌入弱化区内经济纽带，产生关系性空间重构。与传统经济地理的集聚阴影局部溢出逻辑不同，APS驱动的服务业重构使核心城市优先连接超区域及全球经济节点，抑制边缘城市增长，构成持续区域差距的关键结构性来源。
以道路货运表征的区域交通连通性被验证为放大APS引致空间极化的正向调节因子。APS集聚与区域交通流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城际连通性改善并未如常规假设那样缓解区域差距；相反，增强的要素流动性进一步巩固APS导向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强化区域城市系统内既有非均衡发展轨迹。这一实证结果暗示，交通基础设施扩张强化而非抵消核心城市服务集聚的极化效应，是塑造中国层级化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条件因素。
扩展分析进一步确认APS发展对中国层级化城市系统物理扩张模式的显著影响。面板回归显示，中心城市APS增长显著提升其占区域建成区面积的比例，表明服务业集聚既驱动核心城市经济首位度，也驱动物理城市扩张。时序趋势显示，中心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快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率，反映APS发展驱动快速物理城市重构。尽管核心城市绝对土地扩张更快，但其区域相对土地占比在研究期内保持稳定，而人口与经济占比大幅上升，揭示中国演进中城市系统土地、人口与经济空间再分配间的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