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探讨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他在巴厘岛田野调查经历的公开描述与其原始田野笔记之间的显著差异。分析重点在于《深层的游戏：巴厘岛斗鸡笔记》（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的开场场景——格尔茨在文中描述了自己与村民们一起逃离警察突袭的情景，他将这一事件视为自己从被忽视的局外人转变为被接纳的当地人的转折点。通过对比克利福德和希尔德雷德·格尔茨（Hildred Geertz）此前未公开的田野笔记与公开发布的叙述，作者发现了时间线、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方面的诸多矛盾。田野笔记中并未提及格尔茨所描述的最初“疏离”阶段或随后的“欣喜接受”过程，这表明他在14年后撰写论文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幅重构。这一发现引发了关于民族志研究的权威性、田野经验与公开描述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学与文学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等重要问题。文章最后反思了格尔茨的叙述选择所带来的伦理影响及其对当代人类学写作的影响。
传记
亨克·舒尔特·诺德霍尔特（Henk Schulte Nordholt）曾任荷兰皇家东南亚与加勒比研究所（Roya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KITLV）的研究主管，现为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印度尼西亚历史名誉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权力的魔力：1650-1940年巴厘岛政治史》（The Spell of Power: A History of Balinese Politics 1650-1940，莱顿：KITLV出版社，1996年）。电子邮件：schultenordholt@kitlv.n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