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Pioneering a Hybrid Decentralized Clinical Trial in South Korea: Assessing Feasibility, Data Integrity, and Participant Per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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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去中心化要素的临床试验（DCTs）可通过减少频繁现场访视的需求来提高可及性与便利性；然而，相关实证证据仍然有限。在一项Ⅰ期药代动力学（PK）药物-药物相互作用（DDI）研究中，研究人员同步设置了一个额外的研究臂并引入去中心化要素，以相较于传统现场流程评估其
具有去中心化要素的临床试验（DCTs）可通过减少频繁现场访视的需求来提高可及性与便利性；然而，相关实证证据仍然有限。在一项Ⅰ期药代动力学（PK）药物-药物相互作用（DDI）研究中，研究人员同步设置了一个额外的研究臂并引入去中心化要素，以相较于传统现场流程评估其可行性、数据完整性及参与者感知。在这项开放标签、混合式DCT中，20名健康成人按1:1比例随机分配至DCT组或传统组。在现场研究阶段（第1周期与第3周期）之间，于按组别区分实施的第2周期进行为期5天的帕罗西汀给药。该期间内，DCT组参与者在可穿戴给药监测与远程不良事件（AE）报告支持下自行服用帕罗西汀，而传统组参与者则接受现场给药和AE报告。研究完成时通过问卷调查评估参与者负担。在第2周期中，DCT组实现100%给药依从性，而传统组有1名参与者漏服现场剂量。可穿戴设备记录显示缺失数据率为2%，且与纸质日志具有高度一致性（平均差值0.24 min）。两组AE发生率相近，提示远程报告维持了AE检出敏感性。参与者认为基于应用程序/网页的方法负担最小，其后依次为纸质记录、可穿戴设备和现场访视。电子AE报告与纸质AE报告的负担评分在组间和组内均无显著差异。该研究作为大韩民国最早报道的DCT之一，证明了结合可穿戴监测和远程AE报告的去中心化自我给药具有可行性与可靠性。这些发现支持混合式DCT有潜力成为较传统方法更高效且更具参与者友好性的替代方案。
该论文发表于《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聚焦韩国语境下混合式去中心化临床试验（decentralized clinical trial，DCT）的早期实证评估。研究背景在于，DCT借助远程医疗、移动应用、可穿戴设备和电子化数据采集等手段，有望减少现场访视频率、提升受试者可及性与便利性，并缓解传统以研究中心为核心的执行模式所带来的时间、交通与组织负担。尤其在COVID-19疫情之后，临床试验在受试者招募、随访、监测和连续性维持方面暴露出对现场流程的高度依赖，进一步推动了去中心化要素的应用需求。然而，尽管相关方法学讨论日益增多，真正基于药物临床试验场景、能够直接比较去中心化流程与传统现场流程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限。韩国既往对DCT的采用相对谨慎，监管框架长期偏向现场实施模式，因此在本国法律与伦理要求下，去中心化要素能否兼顾操作可行性、数据可靠性与受试者体验，仍缺乏来自真实试验执行的证据。基于此，研究人员在一项以文拉法辛与帕罗西汀药物-药物相互作用（DDI）及药代动力学（PK）为主目标的Ⅰ期临床研究中，并行设置混合式DCT组与传统组，专门评估去中心化要素的可行性、数据完整性、参与者负担及总体可接受性。
就关键技术方法而言，研究纳入来自首尔国立大学医院、东国大学一山医院和CHA盆唐医疗中心3个临床试验中心的20名健康成人，按1:1随机分配至DCT组与传统组。试验为开放标签、三周期、双组设计，第2周期作为组间差异实施阶段：DCT组居家自服帕罗西汀，使用可穿戴给药监测设备记录服药，并通过基于区块链的METORY平台进行电子知情同意、远程不良事件与合并用药报告；传统组则每日到中心现场给药并由研究者记录安全性信息。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Fisher确切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Wilcoxon符号秩检验及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并辅以问卷调查和定性主题归纳。
在研究结果部分，作者围绕多个小节系统呈现了DCT要素的表现。
3.1 参与者特征
研究共筛查70名志愿者，最终20名入组并完成随机分配，每组各10名，且全部完成试验，无脱落。被排除者中绝大多数因CYP2D6基因型不符合药代动力学主研究目标而未纳入。受试者以男性为主，年龄20至47岁，且大多既往有临床试验参与经验。该结果说明本研究样本在试验依从性和数字化流程理解方面具有一定基础，也为后续比较两种研究模式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人群前提。
3.2 用药记录
3.2.1 两组间服药依从性比较
在第2周期共50次帕罗西汀给药中，DCT组实现100%依从性，无漏服；传统组则因1名受试者未能按时到场而出现1次漏服，非依从率为2%。这一结果表明，在适当监管下，居家自我给药并未削弱执行质量，反而在特定场景中避免了现场访视所致的漏服风险。
3.2.2 自我给药记录中的缺失与给药时间差异
DCT组10名受试者中有1人因未携带设备导致1次可穿戴设备记录缺失，但纸质日志完整记录了全部50次给药。对其余49次同时具有设备记录和纸质记录的给药时间进行比较后，平均差异仅0.24 min，说明两种记录方式高度一致。所有给药均未超过方案允许的±60 min偏差范围。该结果支持可穿戴设备监测在居家服药场景中的时间记录准确性，同时也提示并行纸质记录在早期DCT实践中可作为保障数据完整性的补充措施。
3.3 不良事件报告
3.3.1 总体及组间AE发生率比较
整个研究期间，DCT组有3名受试者发生5例AE，传统组有8名受试者发生16例AE，所有AE均为轻度，且均恢复或缓解，无后遗症。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心电图未见临床显著异常，部分受试者出现一过性血压升高，但无需干预即恢复。若仅分析第2周期新发AE，DCT组1名受试者发生2例AE，传统组2名受试者发生3例AE，组间在发生人数与事件数上均无统计学差异。该结果说明，在本研究条件下，远程AE报告并未降低安全性信号捕获能力。
3.3.2 DCT组自报记录与研究者收集记录的一致性
研究人员将DCT组在METORY平台上的自报AE与第3周期住院时研究者复核所得记录进行交叉验证。除1名受试者将AE发生时间晚报3天外，其余事件均一致，且全程无人报告合并用药。该结果提示，电子远程自报在事件识别与内容记录方面总体可靠，但事件起始时间等细节仍需依靠后续核验和更实时的监测机制加以强化。
3.4 参与者感知
3.4.1 用药记录负担
受试者对不同记录方式的负担进行1至10分评分后发现，网页/应用程序自报在两组中均获得最低负担评分，而通过门诊访视由研究者记录则被认为负担最高。组间不同方法的负担评分均无显著差异。进一步转换为个体内排序后，网页/应用程序方式在几乎所有参与者中均被列为最优先、负担最低的方法，而现场研究者记录最不受偏好。该发现说明，数字化自报方式在受试者体验层面具有明确优势。
3.4.2 AE报告的负担与预期记录质量
在AE报告方面，电子报告与纸质报告的负担评分在组间与组内均无显著差异，尽管电子方式平均分略低。对于预期记录质量，电子与纸质方式也未呈现统计学差异，但电子方式平均分略高。由此可见，在短期Ⅰ期试验中，电子AE报告至少可达到与传统纸质方式相当的主观可接受性与质量预期。
3.5 探索性分析
在第1和第3周期，两组均采用传统现场给药，文拉法辛与帕罗西汀给药均达100%依从，说明现场流程在受控住院或门诊管理下同样具有高执行度。所有受试者均来自首都圈地区，两组到研究中心的通勤时间相近，因此本研究尚不足以充分评估DCT改善地理可及性的潜在优势。相关性分析仅提供方向性信息：在全部受试者中，通勤时间与网页/应用程序及可穿戴设备的用药记录负担评分呈负相关趋势；在传统组中，通勤时间与为确认依从性而进行现场药代采血的负担呈正相关趋势。定性反馈方面，DCT组部分受试者提到智能手表连接Wi-Fi特殊字符受限、设备加载不稳定等技术问题，但整体上更强调减少往返、提升舒适度与灵活性等优点。也有受试者建议加强远程服药影像核验，以进一步提升给药确认的严谨性。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不是停留于DCT理念讨论，而是在韩国当前监管框架下，通过真实药物临床试验验证了混合式DCT路径的实际可执行性。研究显示，可穿戴设备支持下的自我给药具有很高依从性，远程AE报告保持了与现场方式相当的检出敏感性，而去中心化要素并未增加脱落风险。研究同时总结了若干关键经验：其一，早期混合式实施策略中，同时保留纸质记录有助于增强数据可靠性；其二，研究专用标准化设备适用于需要传感器一致性的监测任务，而电子知情同意和AE报告则可借助受试者个人手机以提高便利性；其三，开展DCT不仅依赖技术可行性，也高度依赖监管合规准备，包括对设备使用、远程安全监测、数据保护与知情同意文件说明的充分论证。作者也明确了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受试者主要为熟悉数字技术的健康年轻成年人、研究时间较短、招募地理范围有限以及缺少研究者端问卷反馈。因此，研究结论主要适用于短期、低风险、可自我给药的早期临床药理研究场景。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为一种混合式DCT方法在健康志愿者参与的短期Ⅰ期临床药理学研究中，用于自我给药和远程AE报告的可行性、操作可靠性及参与者感知提供了证据。未来仍需在更长期的DCT要素、更多样化的研究设计及更广泛的人群中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更广泛地确立其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