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防灾准备（disaster preparedness）：将日常准备（everyday preparedness）与国内旅行期间的准备（preparedness during domestic travel）相联系

《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Disaster risk reduction for travelers: Linking everyday preparedness to preparedness during domestic travel

　　

摘要：以往关于旅游与灾害的研究主要关注危机管理、灾害对旅游需求的影响、旅行者的风险感知、信息寻求行为以及疏散决策。相比之下，旅行者自身的灾害准备（disaster preparedness）受到的关注有限。本研究以日本国内旅行者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其在既往旅行中实际采取的灾害准备措施、对未来旅行的灾害准备意识、日常灾害准备（disaster preparedness in daily life）以及在异地发生地震时的行为意识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旅行期间的灾害准备总体水平较低。具体而言，确认避难场所、准备应急物资、安装灾害准备应用程序（apps）、确认与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以及购买保险等措施均实施不足。与之相对，对未来旅行的灾害准备意识略高于既往实际行动。此外，日常准备活动，尤其是保持灾害准备应用程序（apps）就绪以及参加防灾演练（disaster drills），与既往旅行中采取的多种准备措施存在强关联。 furthermore，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属于旅行期间几乎未采取灾害准备措施的一类群体。这些发现表明旅行相关准备中存在意图与行动的差距，并提示目的地准备（destination preparedness）可由常规信息实践和日常防灾（disaster preparedness）习惯予以支撑。结果表明，旅游景点的灾害风险削减（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t tourist sites）不仅应包括接收方（receiving side）的准备体系，还应努力提升旅行者的准备意识以及对日常防灾实践的行为支持。

本文发表在《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灾害科学进展），研究背景方面，尽管全球旅游业持续扩张，但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会同时损害旅游供需，影响游客到达量与旅行体验，从而改变旅游流，因此旅游目的地的防灾（disaster prevention）与灾害风险削减（disaster risk reduction，DRR）不应仅被视为灾后恢复重建问题，而是涵盖平时准备、响应与恢复的持续性管理挑战。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旅游危机管理、灾害对旅游需求的影响、旅行者风险感知、信息寻求行为与疏散决策，而对旅行者自身灾害准备（disaster preparedness）的关注十分有限。旅游目的地的制度性准备与信息提供固然重要，但其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目的地侧体系，还高度依赖旅行者的风险感知、决策与行为，且旅游研究中存在计划行为与实际行为不一致、风险感知悖论等现象，旅行场景下同样可能出现准备意图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由于旅行者面临异地环境陌生、交通受限、同行者构成多样等条件，其准备行为具有特殊性，而目前尚缺乏基于同一数据集对国内过夜旅行者的既往旅行灾害准备措施、未来旅行准备意识、日常防灾（disaster preparedness）习惯以及异地地震行为意识进行整合考察的研究，因此研究人员以日本国内有过近一年内过夜国内旅行经历的居民为对象开展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以明确旅行者特征与旅行防灾意识的关系、日常防灾与旅行期间准备（preparedness during travel）的关系以及旅行防灾的类型学（typology），从而为地方政府和旅游相关企业在风险沟通、信息共享、疏散支持与应急避难方面提供实证依据。研究意义在于揭示了旅行防灾准备水平总体偏低且存在意图—行为差距，证明日常防灾习惯（如使用灾害准备应用程序（apps）、参加防灾演练（disaster drills））可迁移至旅行场景，提出目的地DRR应同时强化旅行者自身准备行为与日常防灾文化嵌入，而不仅限于目的地侧制度建设。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采用几个主要关键技术方法：研究设计为基于在线问卷的截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样本筛选自日本五大城市（东京23区、大阪市、名古屋市、札幌市、福冈市）居民，先通过筛查调查（screening survey）从10?000名20～60岁男女中识别出过去一年内有过国内过夜旅行的受访者，最终纳入300人，按性别（男150、女150）与年龄组（20代、30代、40代、50代、60代各60人）等额分配以避免稀疏单元格并支持描述性与组间比较；主要调查变量包括既往旅行灾害准备措施（Q1，5项）、过往旅行目的地灾害发生可能性感知（Q2，7类灾害）、未来旅行防灾准备意识（Q3，9项）、南海海槽地震发生时间看法（Q4）、居住地灾害可能性感知（Q5，7类）、日常居住区防灾措施（Q6，8项）、居住地异地地震时行为意识（Q7，8项），均采用5点量表；统计方法涵盖卡方检验与残差分析以考察受访者属性与旅行防灾意识的关系，数量化理论II类（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I，即分类数据的判别分析）用于将日常准备与异地地震行为意识等作为解释变量、既往旅行各准备措施二分类化为因变量以识别强关联因素，非层次聚类分析（non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分别对既往旅行准备（5项指标）与未来旅行准备意识（9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后聚为五类并借助单因素方差分析验证聚类差异显著性。

研究结果如下：

3.1. Questionnaire survey（问卷调查结果）：通过对Q1～Q7的描述统计得出，既往旅行灾害准备（Q1）所有指标均值均低于3（5点量表中点），多数受访者选“完全没做”“不太做”，其中购买保险与准备应急物资数值尤其低；过往旅行目的地灾害可能性感知（Q2）中地震、海啸常被评为“有可能”“ probable”，火山与冰雪灾害多评为“无可能”“低可能”；未来旅行防灾准备意识（Q3）均值也都低于3，应急物资准备与“目的地地方政府防灾措施”意识相对更低，且与对应Q1五项指标配对t检验与Mann?Whitney U检验均显示未来意识显著高于既往实际（p＜0.001）；南海海槽地震发生时间看法（Q4）最多选“6～10年内”；居住地灾害可能性感知（Q5）地震与风水害评分较高；日常居住区防灾（Q6）中确认避难路线、应急物资准备、定期check与家具固定等均值超3；异地地震行为意识（Q7）除“被困时发信号方法”均值低于3外其余均超3。

3.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 while traveling（受访者特征与旅行防灾意识的关系）：卡方检验显示日常防灾（Q6）所有八项与Q1（既往旅行准备）五项及Q3（未来旅行准备意识）九项均显著相关（p＜0.001）；残差分析表明Q6答“完全没做”者倾向于Q1答“完全没做”、Q3答“完全没做”。南海海槽地震时间看法（Q4）与Q1部分项（确认联系方式、下载apps、买保险）及Q3部分项（确认避难路线、应急物资、住宿设施防灾、手机可用）显著相关。性别与Q1多项显著相关：女性更常在“确认避难路线”“应急物资”“确认联系方式”“下载apps”答“不太/完全没做”，但“购买保险”女性更常答“彻底做”；年龄仅与Q1“确认避难路线”显著（p＜0.05）。

3.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ster preparedness during travel and disaster preparedness in daily life（旅行期间准备与日常准备的关系）：通过数量化理论II类对各Q1二分类因变量分析可知，“确认避难路线与场所”强关联（range≥0.5）于日常“确认避难路线”（range 0.5280）、日常“参加防灾演练（disaster drills）”（0.7364）、异地地震时“被困发信号方法”（0.6895）及性别；“准备应急物资”强关联于日常“参加防灾演练”（0.7598）、异地地震时“确保出口”（0.9477）、“被困发信号方法”（0.5533）、“电梯内应对”（0.5169）及性别；“确认与家人朋友联系方式”强关联于日常“确认联系方式”（0.5313）、“下载灾害准备apps”（0.6111）、异地地震时“疏散走楼梯”（0.6127）；“下载灾害准备apps”强关联于日常“下载apps”（0.7806）、“参加防灾演练”（0.6176）、异地地震时“远离可能倒塌混凝土墙等”（0.6667）及性别；“购买保险”强关联于日常“下载apps”（0.5514）、“购买地震保险”（0.5397）、“参加防灾演练”（0.7827）、异地地震时“被困发信号方法”（0.6798）；性别效应表现为女性在旅行准备各措施上更易归于“未采取措施”类。各模型正确分类率介于72.00%～77.33%。

3.4. The typology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 while traveling（旅行防灾准备的类型学）：对既往旅行准备（Q1五项）进行非层次聚类得五类：第一类“整体高准备型”（各项均高）；第二类“自立准备型”（避难路线与应急物资高）；第三类“整体中等且投保型”（整体中等，买保险相对较高）；第四类“应急联络与信息收集型”（确认联系方式与下载apps高）；第五类“整体低准备型”（各项均低），占比60.33%。对未来旅行准备意识（Q3九项）聚类也得五类：第一类“整体高准备型”；第二类“整体中等型”（均略高于均值）；第三类“应急联络与基础设施措施型”（确认联系方式、手机可用、基础设施可用高）；第四类“整体稍低准备型”（均≤均值）；第五类“整体低准备型”；稍低与整体低两类合计占50.67%。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主要发现为旅行期间灾害准备总体偏低，各类措施未普及，未来意识略高于既往实际，日常准备水平更高；数量化分析显示日常使用灾害准备apps与参加防灾演练（disaster drills）与多项旅行准备强关联，聚类显示逾半数受访者为整体低准备型，说明目的地DRR不能仅依赖接收侧体系，还需旅行者自身准备行为。理论意义上，未来意识高于既往实际反映旅行防灾中存在意图—行为差距，符合风险感知悖论与计划行为—实际行为不一致框架；日常apps与演练的强关联表明旅行准备受常规信息实践与先前学习经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应对评估（coping appraisal））支撑，而非临时判断；且旅行准备与日常防灾习惯密切相关，应与日常防灾文化嵌入而非孤立特殊准备。实践意义上，应从单纯意识提升转向行为支持：在预订、出发前、入住、停留各接触点逐步提供避难路线、联系方式确认、apps、灾害信息；设计连接日常准备（如检查apps、确认联系方式、演练知识迁移）与旅行准备的清单与材料；目的地政府、住宿、交通、旅游企业应将旅行者视为DRR参与者而整合进区域灾害管理结构，信息提供、避难路线、应急收容需结合旅行者行为特征设计。局限性包括自评问卷可能导致回忆偏差与社会期许偏差、样本限于五大城市国内旅行者故外推需谨慎、截面设计无法确立日常→旅行准备的因果；未来需用旅行前后追踪面板、干预研究（apps引入、清单、住宿nudge、信息呈现方式）及比较灾害类型、目的地特征、同行组成、交模、国内外旅客等以深化。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考察了国内过夜旅行者既往旅行灾害准备措施实施情况、未来旅行防灾准备意识、日常居住区防灾准备以及居住地异地地震时行为意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既往旅行期间防灾准备总体偏低，确认避难路线与场所、准备应急物资、使用灾害准备apps、购买旅行保险等措施未充分落实；与之相对，未来旅行防灾准备意识略高于既往行动，日常准备水平更高，提示旅行相关准备存在明显的意图—实际行为差距。此外数量化分析揭示日常使用灾害准备apps与参加防灾演练与旅行期间多项准备措施强关联，表明旅行准备不仅形成于抵达目的地后，也受常规信息实践与日常防灾行为支撑。聚类分析显示逾半受访者属几乎未采取防灾措施组别，凸显旅行者自身准备对目的地灾害响应的重要挑战。这些发现提示旅游景点DRR应超越地方政府与旅游企业管理的目的地侧体系（信息提供、避难引导、应急收容），还需包含促使旅行者自我准备的行动。具体而言，应在预订、出发前、入住、停留各接触点以清晰、行动导向形式提供灾害准备apps、家人朋友确认方法、避难路线与场所等信息；建立连接日常准备习惯与旅行所需准备的制度也很重要。将旅行防灾准备构建为日常准备惯例的一部分，本研究为开发旅游景点实用防灾与风险削减措施提供了基础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