哮喘女性不孕症——哮喘也存在于子宫吗？

《Respiratory Medicine》：Infertility in women with asthma – does asthma also exist in the uterus?

　　

已有研究报告哮喘女性备孕时间延长、需要更多生育治疗以及流产率增加。然而，子宫内炎症细胞是否对该群体的生育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尚不清楚。研究人员探讨了接受生育治疗的哮喘女性与非哮喘女性相比，子宫内膜中炎症细胞是否增多。本项探索性观察研究纳入30名接受生育治疗的女性（哮喘与非哮喘各15名，1:1比例）。哮喘通过症状和阳性支气管激发试验定义。参与者完成问卷、分数呼出一氧化氮（FeNO）测量、血液采样、肺功能检查（spirometry）、乙酰甲胆碱激发试验（methacholine challenge）、诱导痰检查（induced sputum）、子宫2/3D超声检查，并在接近排卵期时进行子宫内膜活检。子宫内膜活检结果显示，哮喘女性与非哮喘女性在炎症细胞类型上无显著差异。哮喘女性气道反应性、特应性（atopy）、免疫球蛋白E（IgE）和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计数较高（符合预期），但生育史和治疗特征相似。在浆细胞（plasma cells）/mm²（中位数（IQR）0.15（0.14–0.65）vs. 0.33（0.21–0.92），ns）、肥大细胞（mast cells）/mm²（中位数（IQR）2.99（1.31–3.47）vs. 3.72（3.25–9.57），ns）以及CD3⁺或CD20⁺淋巴细胞（lymphocytes）或嗜酸性粒细胞方面均未观察到差异。跨组织的生物标志物分析（biomarker analysis）经多重检验校正后，未显示与哮喘存在显著关联。本项探索性研究发现，在不孕症女性中，哮喘与非哮喘组的子宫内膜炎症细胞无差异证据。然而，小样本量限制了统计效力，不能排除II型错误（Type II error）。

**论文解读：哮喘女性不孕症——子宫内膜炎症机制的探索**

**研究背景与目的**
不孕症与哮喘的关联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关注。既往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哮喘女性备孕时间延长、需要更多生育治疗辅助，且流产率升高。然而，连接这两种疾病的潜在生物学机制尚不明确。子宫内膜作为生殖过程中的关键组织，其微环境异常（尤其是慢性炎症）可能影响胚胎着床。慢性子宫内膜炎（CE，一种以浆细胞浸润为特征的局部炎症状态）被认为与反复种植失败相关，但其在哮喘女性中的角色尚未被探索。基于此，来自哥本哈根大学医院Hvidovre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探索性观察研究，旨在比较接受生育治疗的哮喘女性与非哮喘女性子宫内膜中炎症细胞组成和厚度，以验证哮喘是否通过子宫内炎症途径影响生育。该研究发表在《Respiratory Medicine》。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Hvidovre的公共生育诊所招募30名女性（哮喘与非哮喘各15名，1:1比例），最终28名纳入分析。哮喘诊断通过症状和阳性支气管激发试验（乙酰甲胆碱或甘露醇）确认，所有参与者均接受肺功能检测（spirometry）、分数呼出一氧化氮（FeNO）测量、诱导痰检查及特应性皮肤测试。子宫评估包括2D/3D超声检查（测量子宫内膜厚度和优势卵泡大小），并在接近排卵期时行子宫内膜活检。活检组织经苏木精-伊红（HE）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MUM1（标记浆细胞）、肥大细胞类胰蛋白酶（标记肥大细胞）、CD3（标记T淋巴细胞）和CD20（标记B淋巴细胞）。细胞计数由病理学家在数字病理切片上手动或使用QuPath软件完成。慢性子宫内膜炎定义为≥5个浆细胞/mm²。此外，血浆、痰和子宫内膜组织中的47种炎症生物标志物通过MesoScale Discovery（MSD）V-plex试剂盒定量。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生物标志物关联分析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并经Benjamini-Hochberg（BH）校正。

**研究结果**

**1. 人口学与临床特征**
基线数据表明，哮喘组与非哮喘组在年龄、体重指数（BMI）及不孕症诊断分布（如不明原因不孕、男性因素不孕等）上无显著差异。然而，哮喘女性更易出现特应性（阳性过敏皮肤测试比例70% vs. 13%，p=0.006），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中位数0.17×10⁹/L vs. 0.07×10⁹/L，p=0.020）及总免疫球蛋白E（IgE）水平（中位数62 IU/L vs. 15 IU/L，p=0.018）显著高于对照组。既往流产次数及既往胚胎移植周期数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2. 肺功能特征**
肺功能参数中，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₁）占预计值百分比和FEV₁/FVC比值在两组间相当。但哮喘女性FeNO水平显著升高（中位数17 ppb vs. 11 ppb，p=0.034），且对乙酰甲胆碱的反应性剂量比（response dose ratio）更高（p<0.001）。痰液细胞分类计数（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柱状上皮细胞）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3. 子宫内膜特征**
子宫内膜活检结果显示，哮喘组与非哮喘组在浆细胞密度（中位数0.15 vs. 0.33个/mm²，p=0.269）、肥大细胞密度（中位数2.99 vs. 3.72个/mm²，p=0.118）、CD3⁺淋巴细胞（p=0.273）、CD20⁺淋巴细胞（p=0.299）及嗜酸性粒细胞（p=0.637）方面均无显著差异。采用≥5个浆细胞/mm²阈值定义的慢性子宫内膜炎发生率在两组间也无差异（0% vs. 13%，p=0.484）。此外，子宫内膜厚度（中位数6.9 mm vs. 7.7 mm，p=0.433）和优势卵泡大小（p=0.982）在两组间相似，所有参与者的3D超声显示子宫形态正常。

**4. 哮喘与跨组织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关联**
通过线性模型分析血浆、痰和子宫内膜组织中的47种生物标志物（共141个关联测试），发现部分标志物（如血浆中的Eotaxin-3和IP-10、痰中的Tie-2、子宫内膜中的IL-17A/F）虽在名义上显示出与哮喘的关联，但经多重检验校正（BH方法）后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此外，引入哮喘状态与组织类型的交互项后，模型拟合仅略有改善（p=0.066），提示哮喘对不同组织的影响可能相似，但证据不充分。

**讨论与结论**
本探索性研究未能在接受生育治疗的女性中证实哮喘与子宫内膜炎症细胞（浆细胞、肥大细胞、淋巴细胞等）存在显著关联，也未发现慢性子宫内膜炎的患病率差异。然而，研究观察到哮喘组在多个指标上存在一致但非显著的下降趋势，这可能受小样本量限制而难以排除II型错误（即漏检真实差异）。当前慢性子宫内膜炎的定义缺乏统一标准（争议阈值为单个或5个浆细胞/高倍视野），这增加了跨研究比较的难度。研究选择不孕症女性作为对照，旨在控制生育状态这一混杂因素，但可能限制了向健康生育人群的推广性。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与既往报告（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哮喘女性子宫内膜分泌液中降低）不一致，提示VEGF的作用可能更为微妙或依赖特定背景。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总之，哮喘影响生育的潜在机制仍不清楚。然而，本研究为哮喘女性不孕症中炎症作用的持续讨论提供了数据。尽管这项探索性研究发现哮喘与非哮喘女性子宫内膜炎症标志物无显著差异，但鉴于有限的样本量，不能排除II型错误。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阐明哮喘相关炎症是否影响生育结局。